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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通常认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更是如此。如果谈到当下史学界对不平等问题愈来愈多的关注，似应追溯到二0一四年九月由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乔·古尔迪（Jo Guldi）和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时任系主任的戴维·阿米蒂奇（DavidAITnitage）共同撰写的《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作为一份旨在史学界引爆更多讨论的批判性小册子，该书第三章率先激情四射地提出历史学家应关注气候变化，不平等，社会、国家乃至全球治理——这三个影响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大问题。结尾则效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称：“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你们会赢得一个世界，现在还为时不晚！”
该书问世之后，引发了众多争议和不少批评。原因在于两位作者尖刻地批评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史学日益“内敛化”（inward turn），矛头直指当下注重研究个体行为、个别事件的细枝末节的史学主流，得罪了不少热衷于“新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最具负面性的批评，是二0一五年四月号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刊登了由西北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德波拉·柯恩（Deborah Cohen）和剑桥大学现代文化史教授、时任英国皇家历史协会主席的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共同撰写的书评。该文用词犀利，虽不乏“欺骗”（deceptive）、“不负责任”（irresponsible）、“过热”（overheated）、“幻想”（fantasy）、“盲目”（blind）等，对这三个议题却没有丝毫驳难和指责。
鉴于此，我们或可放心地对上述三个议题做些学术史梳理。先就治理而言，这在中国是从《春秋》《左传》始，在西方则从希腊罗马之后，就已形成的政治史、经济史乃至军事战争史的一个叙事传统，它重点关注如官制、疆域、律令、武备、外交、田亩、贸易等，只不过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史学转向了关注话语、想象和意念的新文化史研究而稍显冷落。再就气候而言，自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于一九六二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之后，环境生态恶化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焦虑。重点研究气候和生态变化的环境史学，先在美国，后在世界各地迅速兴起而成为显学。概言之，这两个议题在史学界可谓大家众多、成果颇丰。
相比之下，不平等问题此前没有被太多学者予以关注，也没有多少专门著述问世。这是因为自“二战”结束以后，学术界深受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的影响，相信在贫穷国家，经济增长扩大贫富差距;在富裕国家，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这个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认为随着近代工业化、城市化展开之后，不平等会扩大;再随着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也会得到相应增长。换句话说，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经济增长的这块蛋糕做大，社会自然会趋向平等。
一项颠覆性的论述，是法国新锐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于二0一三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该书同样也引起了中文世界的极大关注。皮凯蒂直接挑战了西蒙·库兹涅茨的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和科技，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财富正愈来愈集中在极少数经济精英的手中。再至二0一八年，由皮凯蒂等人主持、众多全球经济学家参与的《世界不平等报告二0一八》出炉，称当下百分之一的富豪，掌握了世界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七。简言之，这些年里经济增长的蛋糕，几乎没有一个发达经济体实行了较为公平的分配。中产阶级大量减少，财富向少数人迅速集中，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中都被充分证实。
紧随该书出版之后，《历史学宣言》在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正面推介。毕竟，与众多经济学家不同，皮凯蒂在研究方法上没有太多采自经济学原理、法则和定律;而是跨学科地援借了历史学家的方法。可能受其鼓舞，二0一六年当选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在以《不平等：历史学与学科方法》为题的就职演说中，号召历史学家应当对该议题高度关注，并声称如果有效利用历史大数据，就可以更深入地展开这项历史研究。
或能反映这项研究正蓄势待发的，是一些大学设立了相关的研究项目和课程。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近年来享誉全球史学界的《棉花帝国：全球历史》作者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自二00五年來合作主持了该校“资本主义研究”的项目，关于“恶化的不平等危机”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剑桥大学历史系则开设了“不平等：一项全球史”（Inequality：A Global History）的研究生课程。课程主持者希望能够采取全球视野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研究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历史。该课程讨论的问题，涉及历史上的财富分配和经济发展，关于平等和不平等的思想之互动，以及关于性别、种族和宗教的不平等如何演化，等等。
二0一七年，斯坦福大学古代史教授沃尔特·谢德尔（WalterScheidel）出版了一部颇引人注目的专题著述，题目是《均富利器：从石器时代到二十一世纪，不平等的暴力和历史》。如果说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是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开始，那么该书则鸟瞰了数千年的大历史。作者指出，经济或物质的不平等，缘自对超越维持生存所需“剩余”资源的掌握;早在人类狩猎采集的时代，对“剩余”资源的不均等分配就已普遍存在，只是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而没有那么严重罢了。在他看来，逮至农耕文明的出现，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更多“剩余”的出现，再以国家建立权力等级制度及不断伸展的强制性力量，致使不平等的现象愈演愈烈。
该书认为迄今为止的历史显示，要想大面积地消除贫富悬殊，只有通过他所谓“均富利器”的“四骑士”（four horsemen）——灾难性大瘟疫、大规模战争、剧变型革命和政权崩溃。简要说来就是，上个世纪风起云涌的流血政治革命，以及今天“失败国家”（failedstate）秩序崩圮之后而留下来的普遍贫穷。至于灾难性大瘟疫，如中世纪欧洲黑死病蔓延，两次世界大战，都导致了财富大幅缩水，致使社会不得不趋向平等。如果反观该书没有详细谈及的中国史，虽没有多少历史大数据作为支撑，古人却留下了太多凄苦悲凉的相关倾述。诸如“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及“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等等一一早就深深地契入我们的心髓和血脉中。 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农民战争史和农民运动史是中国史学界的重点研究项目。而同时期的英、美、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颇关注不平等和民众反抗。开创性的研究，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Hobsbawm）于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以及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匪徒》（Bandits）他率先使用了“原始叛乱”（primitive rebels）、“社会匪徒”（social bandit）这两个基本概念，生动地描述了绿林好汉、黑手党、各种农民千禧年运动、都市暴民、以宗教为凝聚力的劳工运动，以及诸如共济会和兄弟会这类反对不平等的社会抗争。一九七五年，同样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汤普森（EdwardPalmer Thompson），出版了《辉格党和猎人：黑匪法的起源》（whigs andhunters：the origins of the Black Act），讲述了十八世纪初在温莎森林区，众多面部涂黑的盗猎者与当局之间对抗和冲突的故事。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或许过于强调经典理论的指导，当年那些马克思主义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确实不同程度地拔高、美化，乃至乌托邦化了这些底层民众反抗。霍布斯鲍姆承认自己那本开创性的著作，连二手资料都未曾详尽地搜罗整理，因为“本书并不意在成为一本详尽的学术著作”（《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0一四年版，3页）。更生动的一个事例，是“二战”后日本治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也是重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东京大学教授的田中正俊，他对学生说自己熬夜撰写有关明代农民斗争的论文时，睡梦中时常听见那些农民的鼓励：“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有你了！”有趣的是，他梦中的农民们不是说中文而是法语。田中教授向来讨厌行为举止粗鲁之人，尤其无法忍受有人随地吐痰。有学生开玩笑地打趣道：“不过，邓茂七（明代农民起义的首领）那群人肯定常常随地吐痰！”
令人佩服和赞叹的，是这些虔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被剥夺者和被剥削者寄予的拳拳同情。不过，在悲天悯人的情感之上，还有作为历史学家的永恒知识理性和人道主义的普适原则，方能有效避免“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悲剧重演。尤其在当今随着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再加上跨国大资本和各国金融寡头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巨大敛财能力，几乎没有一位严肃的研究者认同社会不平等將不断得到改善的乐观说法。如果说“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么相关学术研究该如何保持冷静、中立和客观？一个可供参考的回答，是本文开始时提及《美国历史评论》刊发的对《历史学宣言》的书评。那两位批评者并不反对该书提出来的那三个大问题，而是认为历史学家不需要被领导，也不是被调派至一个战线作战的士兵。他们最为不满《历史学宣言》那种仿佛正义在身的霸气，批之日：“或许还真有些目光褊狭和轻微的独裁主义。”
《历史学宣言》的两位作者则在同期《美国历史评论》刊发了回应，辩称他们之所以标题于“宣言”，缘自急于济世利民之心，想用一种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和神召性，以求“让人们在黑夜中保持清醒”。然而，《美国历史评论》在刊登这组书评的“引言”中，指出《历史学宣言》的这一初衷无可厚非，并进而强调“在黑夜中保持清醒，应当是有不同方式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若有史学家为不平等而怆然动容，纵然不必像《历史学宣言》鼓吹的那样大义凛然地投入，却不妨抽些时间思考该编辑部在其“引言”最后说的那番话——“我们必须躬身自问：我们就此做什么，如何做，以及这对我们的时代意味着什么？”
该书问世之后，引发了众多争议和不少批评。原因在于两位作者尖刻地批评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史学日益“内敛化”（inward turn），矛头直指当下注重研究个体行为、个别事件的细枝末节的史学主流，得罪了不少热衷于“新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最具负面性的批评，是二0一五年四月号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刊登了由西北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德波拉·柯恩（Deborah Cohen）和剑桥大学现代文化史教授、时任英国皇家历史协会主席的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共同撰写的书评。该文用词犀利，虽不乏“欺骗”（deceptive）、“不负责任”（irresponsible）、“过热”（overheated）、“幻想”（fantasy）、“盲目”（blind）等，对这三个议题却没有丝毫驳难和指责。
鉴于此，我们或可放心地对上述三个议题做些学术史梳理。先就治理而言，这在中国是从《春秋》《左传》始，在西方则从希腊罗马之后，就已形成的政治史、经济史乃至军事战争史的一个叙事传统，它重点关注如官制、疆域、律令、武备、外交、田亩、贸易等，只不过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史学转向了关注话语、想象和意念的新文化史研究而稍显冷落。再就气候而言，自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于一九六二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之后，环境生态恶化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焦虑。重点研究气候和生态变化的环境史学，先在美国，后在世界各地迅速兴起而成为显学。概言之，这两个议题在史学界可谓大家众多、成果颇丰。
相比之下，不平等问题此前没有被太多学者予以关注，也没有多少专门著述问世。这是因为自“二战”结束以后，学术界深受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的影响，相信在贫穷国家，经济增长扩大贫富差距;在富裕国家，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这个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认为随着近代工业化、城市化展开之后，不平等会扩大;再随着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也会得到相应增长。换句话说，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经济增长的这块蛋糕做大，社会自然会趋向平等。
一项颠覆性的论述，是法国新锐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于二0一三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该书同样也引起了中文世界的极大关注。皮凯蒂直接挑战了西蒙·库兹涅茨的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和科技，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财富正愈来愈集中在极少数经济精英的手中。再至二0一八年，由皮凯蒂等人主持、众多全球经济学家参与的《世界不平等报告二0一八》出炉，称当下百分之一的富豪，掌握了世界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七。简言之，这些年里经济增长的蛋糕，几乎没有一个发达经济体实行了较为公平的分配。中产阶级大量减少，财富向少数人迅速集中，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中都被充分证实。
紧随该书出版之后，《历史学宣言》在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正面推介。毕竟，与众多经济学家不同，皮凯蒂在研究方法上没有太多采自经济学原理、法则和定律;而是跨学科地援借了历史学家的方法。可能受其鼓舞，二0一六年当选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在以《不平等：历史学与学科方法》为题的就职演说中，号召历史学家应当对该议题高度关注，并声称如果有效利用历史大数据，就可以更深入地展开这项历史研究。
或能反映这项研究正蓄势待发的，是一些大学设立了相关的研究项目和课程。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近年来享誉全球史学界的《棉花帝国：全球历史》作者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自二00五年來合作主持了该校“资本主义研究”的项目，关于“恶化的不平等危机”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剑桥大学历史系则开设了“不平等：一项全球史”（Inequality：A Global History）的研究生课程。课程主持者希望能够采取全球视野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研究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历史。该课程讨论的问题，涉及历史上的财富分配和经济发展，关于平等和不平等的思想之互动，以及关于性别、种族和宗教的不平等如何演化，等等。
二0一七年，斯坦福大学古代史教授沃尔特·谢德尔（WalterScheidel）出版了一部颇引人注目的专题著述，题目是《均富利器：从石器时代到二十一世纪，不平等的暴力和历史》。如果说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是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开始，那么该书则鸟瞰了数千年的大历史。作者指出，经济或物质的不平等，缘自对超越维持生存所需“剩余”资源的掌握;早在人类狩猎采集的时代，对“剩余”资源的不均等分配就已普遍存在，只是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而没有那么严重罢了。在他看来，逮至农耕文明的出现，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更多“剩余”的出现，再以国家建立权力等级制度及不断伸展的强制性力量，致使不平等的现象愈演愈烈。
该书认为迄今为止的历史显示，要想大面积地消除贫富悬殊，只有通过他所谓“均富利器”的“四骑士”（four horsemen）——灾难性大瘟疫、大规模战争、剧变型革命和政权崩溃。简要说来就是，上个世纪风起云涌的流血政治革命，以及今天“失败国家”（failedstate）秩序崩圮之后而留下来的普遍贫穷。至于灾难性大瘟疫，如中世纪欧洲黑死病蔓延，两次世界大战，都导致了财富大幅缩水，致使社会不得不趋向平等。如果反观该书没有详细谈及的中国史，虽没有多少历史大数据作为支撑，古人却留下了太多凄苦悲凉的相关倾述。诸如“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及“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等等一一早就深深地契入我们的心髓和血脉中。 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农民战争史和农民运动史是中国史学界的重点研究项目。而同时期的英、美、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颇关注不平等和民众反抗。开创性的研究，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Hobsbawm）于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以及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匪徒》（Bandits）他率先使用了“原始叛乱”（primitive rebels）、“社会匪徒”（social bandit）这两个基本概念，生动地描述了绿林好汉、黑手党、各种农民千禧年运动、都市暴民、以宗教为凝聚力的劳工运动，以及诸如共济会和兄弟会这类反对不平等的社会抗争。一九七五年，同样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汤普森（EdwardPalmer Thompson），出版了《辉格党和猎人：黑匪法的起源》（whigs andhunters：the origins of the Black Act），讲述了十八世纪初在温莎森林区，众多面部涂黑的盗猎者与当局之间对抗和冲突的故事。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或许过于强调经典理论的指导，当年那些马克思主义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确实不同程度地拔高、美化，乃至乌托邦化了这些底层民众反抗。霍布斯鲍姆承认自己那本开创性的著作，连二手资料都未曾详尽地搜罗整理，因为“本书并不意在成为一本详尽的学术著作”（《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0一四年版，3页）。更生动的一个事例，是“二战”后日本治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也是重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东京大学教授的田中正俊，他对学生说自己熬夜撰写有关明代农民斗争的论文时，睡梦中时常听见那些农民的鼓励：“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有你了！”有趣的是，他梦中的农民们不是说中文而是法语。田中教授向来讨厌行为举止粗鲁之人，尤其无法忍受有人随地吐痰。有学生开玩笑地打趣道：“不过，邓茂七（明代农民起义的首领）那群人肯定常常随地吐痰！”
令人佩服和赞叹的，是这些虔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被剥夺者和被剥削者寄予的拳拳同情。不过，在悲天悯人的情感之上，还有作为历史学家的永恒知识理性和人道主义的普适原则，方能有效避免“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悲剧重演。尤其在当今随着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再加上跨国大资本和各国金融寡头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巨大敛财能力，几乎没有一位严肃的研究者认同社会不平等將不断得到改善的乐观说法。如果说“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么相关学术研究该如何保持冷静、中立和客观？一个可供参考的回答，是本文开始时提及《美国历史评论》刊发的对《历史学宣言》的书评。那两位批评者并不反对该书提出来的那三个大问题，而是认为历史学家不需要被领导，也不是被调派至一个战线作战的士兵。他们最为不满《历史学宣言》那种仿佛正义在身的霸气，批之日：“或许还真有些目光褊狭和轻微的独裁主义。”
《历史学宣言》的两位作者则在同期《美国历史评论》刊发了回应，辩称他们之所以标题于“宣言”，缘自急于济世利民之心，想用一种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和神召性，以求“让人们在黑夜中保持清醒”。然而，《美国历史评论》在刊登这组书评的“引言”中，指出《历史学宣言》的这一初衷无可厚非，并进而强调“在黑夜中保持清醒，应当是有不同方式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若有史学家为不平等而怆然动容，纵然不必像《历史学宣言》鼓吹的那样大义凛然地投入，却不妨抽些时间思考该编辑部在其“引言”最后说的那番话——“我们必须躬身自问：我们就此做什么，如何做，以及这对我们的时代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