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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批评失语症是近年来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但对批评是否失语学界聚讼纷纭。但批评理论建构的不足和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批评经验的理论建构不足尤为明显。批评长久以来和文学共生共长，但其自身所具备的理论潜力和理论增长点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批评失语的现状和原因，厘清批评经验的要点及中国经验特点，着重阐述经典化与批评建构的关系，发现批评理论中批评经验建构环节的漏洞。
【关键词】：批评失语;批评经验;批评理论构建;经典化
自顾彬提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质疑以来，有关“中国经验”的讨论成为理论批评界的热门话题。支持者认为，“中国经验”的提出是为了抵抗来势凶猛的全球化的一大策略，“是文学创作与批评向本土与传统文化回归的信号”。也有学者从批评经验本体出发，认为它是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必然状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表述，是中国文学文化自信并自立于世界的表现”。同时，也有学者对“中国经验”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化所呈现的“现代性”是从“西方译介”而来的现代性。这种观点不仅否定了中国经验本身，而且完全否定现代化进程中文学、批评的一切发展成果，在思维方式转换、价值取向上也否定了批评经验构建过程中的一切努力：创造者在创作中持有的民族化和现代化相结合的立场，批评经验在反映民族的现实问题、传达民族的真实情感的价值论。更甚，这样一种观点还可能将思维引向另外一个窄巷：极易走向偏执的民族主义立场。
第一，厘清中国经验和传统经验的关系。在民族主义极端情绪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化陷入到一种‘文化身份’的恐慌之中，‘西方文化’以及与有密切联系的‘现代文化’都无形中成为禁忌，唯有‘传统’才是唯一‘清白’的‘中国’标签。”因而，在很多情况下“传统经验”被置换为“中国经验”甚至被其替代。显然，我们不能否认和割弃历史发展长河中的馈赠，必然的“中国文学批评是中国批评家依据自身的需要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去追求一定价值标准的结果。”这即是中国式的经验。反观学者中的否定意见，他们大多以西方经验作为参照物而否定中国具有西式的经验。的确，与西方理性逻辑性强不同，东方重感性的以诗论诗确实会引起理解上的困惑。尽管如此，在持否定意见者的脑海中与西方经验相对必然已有一个或许还混沌不清的中国经验的模子，这难道不是自成一格的中国经验吗？那么，作为我们母语的汉语能不能言说或者准确言说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一些学者认为，汉语在和西语的对抗中，逐渐向西语的逻辑理性靠拢，已经无法言说我们的生存样式和诗意形式。诚然，“善”的书写是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必要，“毒药”式的书写难道不是经验的书写？自德里达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善”的偏执书写才在书写人类经验的历史上渐渐淡化。我们认为，人类是符号的动物。自人类从环境中独立出来之时就已经在书写言说。从婴儿吸吮乳汁开始人类已经在施行评价，更不用说文人书写情感、评史论诗以及史吏撰写历史，无论何种语言、话语系统、何种表达方式，是偏向理性或是感性，无一不在书写人类的经验。我们通过符号去解读经验、书写经验。德里达认为，就是因为符号的所指不断地向能指滑动，意义永远不是自我完成的。他用“延异”这一概念表明，符号间的差异使其自发、不受控地延续下去，生成新的意义。从而，书写经验也就可以视为一种不断涂抹或刻画“痕迹”的过程。我们不必纠结于汉语丧失书写感性经验的问题，逻辑上讲，社会和人类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过程，只有在普适性强的理论下人类才得以繁衍延续——语言书写人类经验必须到达理性才更具普适性。正如王先霈先生所言：“如果把批评家的艺术直觉作为思维活动的起点，那么，它一开始就具有向理性提升的动势，而思维又并不以理论观念为终点，深刻的理论洞见总是要回到深刻精细的艺术直觉上去。”
第二，分析批评经验建构存在的问题。如前所述，我们为失语症状找到了批评经验缺失的解答。但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不等于问题尘埃落定。在批评经验的实际建构中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思维认知的局限和存在的问题。其一，认知上的偏颇导致批评经验在指导实践时无法对症下药，不达患处。我们尽管认识到批评经验和批评的经验的相对性和相异性，但不能否认，认知上仍旧存在混淆的情况而导致实际操作中二者混为一谈的情况时有发生。其二，批评经验研究的敞开面悬而未决，现实中各种各样的文学经验无时不刻不在发生，二者之间出现的时间差导致批评经验在具体指导实践中后劲不足，疲软无力，常常遭到诟病。一方面，批评经验有着向理论上升的潜力和劲头，试图将自身整合为能够阐释古今中外活动的知识储备，却又很难跟上文学经验鲜活的发展步调。另一方面批评经验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时苦于找不到可以借鉴评判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批评经验作为前理论，在其评价文学本职工作中，实质上是处于部分“失职”状态，批评经验具备的前理论潜力并未得到施展。可以说，批评经验的共时构建的“失职”造成了中国话语体系本身的“失语”。其三，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话语体系的“失语”是因为批评经验在历史传承和现实建构中存在“失语”。如前所述，批评经验是一个同时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双重意义的概念。所谓时间性，是指批评经验的历史纵深度。批评经验是一个建构的过程，由对经典的传承和解读不断塑造、复制和强化自身。同时，社会政治文化直接进入批评经验的构成，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政治、种族、性别等都纳入其中，也就意味着这些因素及其构成的整体不再作为批评经验一个远处的背景来看待。在这种构建观的驱使下，批评经验在流动性和稳定性之间寻找适当的比例尺度和维度。对于批评经验而言不仅获得新的理论视角，打开了研究视野的同时也获得了理论生长点。对批评经验本质的界说，也正是在这种多成份混合，多种维度并存的时空中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予以提炼。
第三，批评经验的建构与文学经典及其经典化过程共生共长。我们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捩在于从批评经验本体意义出发，批评检验的建构首先取决于对批评经验本身的认识，厘清批评经验构建的路径和方法，在批评经验的建构中逾越局限，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同构批评经验。一方面，经典化过程依靠批评的参与。经典何以成为经典？或者说，经典形成的过程由哪些因素在推波助澜？诚然，文学经典的内涵必然具有其实在本体独立意义，经典本身所具有的真、善、美是其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得以流传的本体规定性，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对经典的本体意义作了解释，他认为：“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至道者，无时间性即是其存在的历史方式。我们认为，至道者以克服时间的阻隔和空间的束缚为其内在趋势和本质必然，经典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资源状况，但经典并不具备自明性。伽达默尔所认为的经典“意指自身并解释自身”，经典所孕育的真善美并不能自明其意。如果以其至道为经典自立的本质原因，那么，围绕经典所做的再解读和再阐释则是经典自立的根本要求。我们认为，文学经典化过程必然要经历不断被接受、传播、评价。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经典的形成不是直线式的推进，而是不断反复、更迭的动态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社会权利、阶级意识等等外部因素的参与而带来的选择性和排他性，经典的形成该过程当然是历史合力的共同作用。但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文学内部对经典形成的推力。这意味着经典已不再是一个名词性概念，而是一个动词性概念。经典的经典化动态过程只有依靠批评和评论，经典之道才能成为至道。文学经典是一种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典范形态，因此围绕它而进行价值评判通常是文学批评界争执的焦点。我们研究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值得关注的主要不是文学经典的性质和特征等内部要素，而是应该追问：何以以“这些”经典作为批评对象，对于这些“经典”的批评反映了什么样的批评理念，批评经验是如何在阐释经典的过程中积淀的，以及批评理论是如何通过批评经验建构起来的。另一方面，批评经验的历史性、空间性与经典的时空构成相契合。如前所述，批评经验是一个囊括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概念，其建构的方式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历时性方面，作为熔炼批评理论的原料之一的批评经验很大一部分是在对经典“文本”的解读过程中不断生成的。从文本接受的角度看，任何评价都具有主体性，通过具体的文学评论，纵向的文学研究、文学史写作等方式进行经典文本的阐释和评价，个人主体的评价方式、价值取向通过历史的选择，经历不断的反复和更迭融汇到一个民族对经典的文化记忆中，构成集体记忆，并在不断确认经典的过程中，有选择有目标地复制、强化和巩固自身，在体认经典规范下制造新经典，从而更进一步确认了经典的实质规定。其二是共时性方面，据考，“经”始见于周代铜器，金文里作经、径、径等。《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进一步解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可见，从词源谱系来说，经所讲的是空间的充溢和扩张。经典自身不具备的自明性通过选本、释本、文学评价等方式传承。现代，经典借助技术的力量通过批评文论集、选集、全集的等出版的方式大范围内扩张。同时，文学教育、作家的誕辰或逝世的纪念纳入制度化体系等等方式使经典的建构获得了社会权利的保障。文学经典经典化的过程借助社会制度、社会权利融入社会生活，沉淀出一种潜在的批评经验，形成一种无形的批评观念，传达一种无形的力量。不仅如此，不像文学体验那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些无意识积累起来的批评经验是体验的直接经验也是经理性逻辑思维的总结升华，能够作为信息在个体之间传递。长期处于某种无意识的批评观念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认同这种批评观念，并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遵循批评经验制定的规则，从而使批评经验在更大范围内被确定下来。
综上所述，正如童庆炳认为的文学经典构建有赖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第一，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第二，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第三，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第四，发现人;第五，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变动;第六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其中，前二项属于文学作品的内部要素，这里蕴含“自律”，后两项属于文学作品的外部要素，这里蕴含“他律”，第三项“读者”和第四项“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着，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构建都是不可能的”。诚然，批评经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经验的成熟与发展，但要想批评话语不至于失语，甚至是独立而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必须依靠批评经验本身的理论潜力。
参考文献：
[1]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167.
[2][俄]别林斯基.关于批评的讲话[M].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575.
[3]陈洪，沈立言.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J].文学评论，1997（3）.
[4]陶东风.“后”学与民族主义的融构[J].河北学刊，1996（6）.
[5]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J].文学评论，1996（6）.
【关键词】：批评失语;批评经验;批评理论构建;经典化
自顾彬提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质疑以来，有关“中国经验”的讨论成为理论批评界的热门话题。支持者认为，“中国经验”的提出是为了抵抗来势凶猛的全球化的一大策略，“是文学创作与批评向本土与传统文化回归的信号”。也有学者从批评经验本体出发，认为它是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必然状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表述，是中国文学文化自信并自立于世界的表现”。同时，也有学者对“中国经验”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化所呈现的“现代性”是从“西方译介”而来的现代性。这种观点不仅否定了中国经验本身，而且完全否定现代化进程中文学、批评的一切发展成果，在思维方式转换、价值取向上也否定了批评经验构建过程中的一切努力：创造者在创作中持有的民族化和现代化相结合的立场，批评经验在反映民族的现实问题、传达民族的真实情感的价值论。更甚，这样一种观点还可能将思维引向另外一个窄巷：极易走向偏执的民族主义立场。
第一，厘清中国经验和传统经验的关系。在民族主义极端情绪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化陷入到一种‘文化身份’的恐慌之中，‘西方文化’以及与有密切联系的‘现代文化’都无形中成为禁忌，唯有‘传统’才是唯一‘清白’的‘中国’标签。”因而，在很多情况下“传统经验”被置换为“中国经验”甚至被其替代。显然，我们不能否认和割弃历史发展长河中的馈赠，必然的“中国文学批评是中国批评家依据自身的需要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去追求一定价值标准的结果。”这即是中国式的经验。反观学者中的否定意见，他们大多以西方经验作为参照物而否定中国具有西式的经验。的确，与西方理性逻辑性强不同，东方重感性的以诗论诗确实会引起理解上的困惑。尽管如此，在持否定意见者的脑海中与西方经验相对必然已有一个或许还混沌不清的中国经验的模子，这难道不是自成一格的中国经验吗？那么，作为我们母语的汉语能不能言说或者准确言说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一些学者认为，汉语在和西语的对抗中，逐渐向西语的逻辑理性靠拢，已经无法言说我们的生存样式和诗意形式。诚然，“善”的书写是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必要，“毒药”式的书写难道不是经验的书写？自德里达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善”的偏执书写才在书写人类经验的历史上渐渐淡化。我们认为，人类是符号的动物。自人类从环境中独立出来之时就已经在书写言说。从婴儿吸吮乳汁开始人类已经在施行评价，更不用说文人书写情感、评史论诗以及史吏撰写历史，无论何种语言、话语系统、何种表达方式，是偏向理性或是感性，无一不在书写人类的经验。我们通过符号去解读经验、书写经验。德里达认为，就是因为符号的所指不断地向能指滑动，意义永远不是自我完成的。他用“延异”这一概念表明，符号间的差异使其自发、不受控地延续下去，生成新的意义。从而，书写经验也就可以视为一种不断涂抹或刻画“痕迹”的过程。我们不必纠结于汉语丧失书写感性经验的问题，逻辑上讲，社会和人类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过程，只有在普适性强的理论下人类才得以繁衍延续——语言书写人类经验必须到达理性才更具普适性。正如王先霈先生所言：“如果把批评家的艺术直觉作为思维活动的起点，那么，它一开始就具有向理性提升的动势，而思维又并不以理论观念为终点，深刻的理论洞见总是要回到深刻精细的艺术直觉上去。”
第二，分析批评经验建构存在的问题。如前所述，我们为失语症状找到了批评经验缺失的解答。但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不等于问题尘埃落定。在批评经验的实际建构中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思维认知的局限和存在的问题。其一，认知上的偏颇导致批评经验在指导实践时无法对症下药，不达患处。我们尽管认识到批评经验和批评的经验的相对性和相异性，但不能否认，认知上仍旧存在混淆的情况而导致实际操作中二者混为一谈的情况时有发生。其二，批评经验研究的敞开面悬而未决，现实中各种各样的文学经验无时不刻不在发生，二者之间出现的时间差导致批评经验在具体指导实践中后劲不足，疲软无力，常常遭到诟病。一方面，批评经验有着向理论上升的潜力和劲头，试图将自身整合为能够阐释古今中外活动的知识储备，却又很难跟上文学经验鲜活的发展步调。另一方面批评经验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时苦于找不到可以借鉴评判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批评经验作为前理论，在其评价文学本职工作中，实质上是处于部分“失职”状态，批评经验具备的前理论潜力并未得到施展。可以说，批评经验的共时构建的“失职”造成了中国话语体系本身的“失语”。其三，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话语体系的“失语”是因为批评经验在历史传承和现实建构中存在“失语”。如前所述，批评经验是一个同时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双重意义的概念。所谓时间性，是指批评经验的历史纵深度。批评经验是一个建构的过程，由对经典的传承和解读不断塑造、复制和强化自身。同时，社会政治文化直接进入批评经验的构成，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政治、种族、性别等都纳入其中，也就意味着这些因素及其构成的整体不再作为批评经验一个远处的背景来看待。在这种构建观的驱使下，批评经验在流动性和稳定性之间寻找适当的比例尺度和维度。对于批评经验而言不仅获得新的理论视角，打开了研究视野的同时也获得了理论生长点。对批评经验本质的界说，也正是在这种多成份混合，多种维度并存的时空中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予以提炼。
第三，批评经验的建构与文学经典及其经典化过程共生共长。我们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捩在于从批评经验本体意义出发，批评检验的建构首先取决于对批评经验本身的认识，厘清批评经验构建的路径和方法，在批评经验的建构中逾越局限，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同构批评经验。一方面，经典化过程依靠批评的参与。经典何以成为经典？或者说，经典形成的过程由哪些因素在推波助澜？诚然，文学经典的内涵必然具有其实在本体独立意义，经典本身所具有的真、善、美是其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得以流传的本体规定性，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对经典的本体意义作了解释，他认为：“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至道者，无时间性即是其存在的历史方式。我们认为，至道者以克服时间的阻隔和空间的束缚为其内在趋势和本质必然，经典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资源状况，但经典并不具备自明性。伽达默尔所认为的经典“意指自身并解释自身”，经典所孕育的真善美并不能自明其意。如果以其至道为经典自立的本质原因，那么，围绕经典所做的再解读和再阐释则是经典自立的根本要求。我们认为，文学经典化过程必然要经历不断被接受、传播、评价。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经典的形成不是直线式的推进，而是不断反复、更迭的动态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社会权利、阶级意识等等外部因素的参与而带来的选择性和排他性，经典的形成该过程当然是历史合力的共同作用。但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文学内部对经典形成的推力。这意味着经典已不再是一个名词性概念，而是一个动词性概念。经典的经典化动态过程只有依靠批评和评论，经典之道才能成为至道。文学经典是一种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典范形态，因此围绕它而进行价值评判通常是文学批评界争执的焦点。我们研究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值得关注的主要不是文学经典的性质和特征等内部要素，而是应该追问：何以以“这些”经典作为批评对象，对于这些“经典”的批评反映了什么样的批评理念，批评经验是如何在阐释经典的过程中积淀的，以及批评理论是如何通过批评经验建构起来的。另一方面，批评经验的历史性、空间性与经典的时空构成相契合。如前所述，批评经验是一个囊括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概念，其建构的方式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历时性方面，作为熔炼批评理论的原料之一的批评经验很大一部分是在对经典“文本”的解读过程中不断生成的。从文本接受的角度看，任何评价都具有主体性，通过具体的文学评论，纵向的文学研究、文学史写作等方式进行经典文本的阐释和评价，个人主体的评价方式、价值取向通过历史的选择，经历不断的反复和更迭融汇到一个民族对经典的文化记忆中，构成集体记忆，并在不断确认经典的过程中，有选择有目标地复制、强化和巩固自身，在体认经典规范下制造新经典，从而更进一步确认了经典的实质规定。其二是共时性方面，据考，“经”始见于周代铜器，金文里作经、径、径等。《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进一步解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可见，从词源谱系来说，经所讲的是空间的充溢和扩张。经典自身不具备的自明性通过选本、释本、文学评价等方式传承。现代，经典借助技术的力量通过批评文论集、选集、全集的等出版的方式大范围内扩张。同时，文学教育、作家的誕辰或逝世的纪念纳入制度化体系等等方式使经典的建构获得了社会权利的保障。文学经典经典化的过程借助社会制度、社会权利融入社会生活，沉淀出一种潜在的批评经验，形成一种无形的批评观念，传达一种无形的力量。不仅如此，不像文学体验那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些无意识积累起来的批评经验是体验的直接经验也是经理性逻辑思维的总结升华，能够作为信息在个体之间传递。长期处于某种无意识的批评观念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认同这种批评观念，并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遵循批评经验制定的规则，从而使批评经验在更大范围内被确定下来。
综上所述，正如童庆炳认为的文学经典构建有赖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第一，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第二，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第三，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第四，发现人;第五，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变动;第六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其中，前二项属于文学作品的内部要素，这里蕴含“自律”，后两项属于文学作品的外部要素，这里蕴含“他律”，第三项“读者”和第四项“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着，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构建都是不可能的”。诚然，批评经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经验的成熟与发展，但要想批评话语不至于失语，甚至是独立而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必须依靠批评经验本身的理论潜力。
参考文献：
[1]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167.
[2][俄]别林斯基.关于批评的讲话[M].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575.
[3]陈洪，沈立言.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J].文学评论，1997（3）.
[4]陶东风.“后”学与民族主义的融构[J].河北学刊，1996（6）.
[5]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J].文学评论，1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