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1935年11月1日和1939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及河内两地遇刺事件都很熟悉，但是对另外的三起刺汪未遂案，恐怕了解的就比较少了。
　　汪精卫投敌叛国，世人皆欲诛之。这里介绍的第一位刺汪义士叫戴星炳。戴是湖南湘潭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1939年11月，他在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时，遇见了分别多年的老同学、军统特工吴赓恕。二人相逢，侃谈国事，均激愤于汪伪颜事敌。言谈中，戴星炳提到汪精卫亲信陈石生曾邀其投汪一事时，吴赓恕立刻感到，这倒是一个打入汪伪内部、刺杀汪逆的难得机会，遂携戴一同往见戴笠，密议锄奸计划。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戴、吴二人到南京后，由戴笠出面，很快与陈石生联系上了。陈对戴的此行也深信不疑，并带他去见了汪精卫，汪精卫任命戴星炳为“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委员。取得了汪的信任后，戴、吴二人便定下计划，准备伺机用毒药将汪精卫毒毙。但是，戴求事心切，不断向陈石生探询汪精卫的起居作息，这就引起了陈的怀疑。于是，汪伪特工暗中进行了严密的布控。不久，戴的妻子来南京，这本是取得信任之举，不幸的是，在与陈石生之妻应酬之际，戴妻竟不慎露了口风，汪伪特工抓住破绽，穷追猛逼，问出真相，结果吴、戴双双被捕，含恨九泉。
　　1940年10月2日，又一位刺汪义士不幸事泄被捕而在雨花台遇难。这位义士叫陈定达，江苏吴县人，原是上海静安寺路(南京西路)北极电气冰箱公司总经理。他目睹山河破碎，人民涂炭，痛恨汪逆卖国求荣，决心为国锄奸。于是他不吝财帛广征线索。有一次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他发现曾任过自己保镖的一个白俄人，在汪伪特工总部“76号”供职，于是他便去做此人的工作，许以重金，晓以大义，劝他刺杀汪精卫，承诺事成后还另有重赏。可恶的是，这个白俄在拿到巨款后，竟又昧着天良，向“76号”告发了陈定达，陈很快被捕，并押往南京。汪精卫对谋刺他的人刻骨仇恨，凡以此类案情被捕者，难逃一死。但他见陈定达非政治特工人员，而是颇有名气的实业专门人才，便企图软化和收买他，使其为自己效力。他亲自出马劝降，并诱导陈说出刺汪由谁主使，陈定达大义凛然地说：“国贼人人得而诛之，何须他人指使!”汪羞怒异常，即令枪决。陈定达时年38岁。蒋介石颁发了“烈并常山”的挽额，表彰他的义举。
　　陈定达就义不到两个月，南京又发生一起刺汪事件。刺客叫黄逸光。黄是广东赤溪人，自幼侨居墨西哥。1938年，黄旅行在非洲，听到首都南京已陷的消息，便中止环游返回祖国。他常说：“大丈夫生逢国难，当杀敌报国。”早在1925年，黄逸光即与汪精卫认识，后来二人还曾合影留念，彼此关系甚笃。汪精卫叛国后，大肆网罗人才，他想到了黄逸光，于是托人给黄送去一封信，妄图拉黄下水，但黄对汪的叛国行径早已深恶痛绝，根本不为所动，并将此事报告了上级(黄当时在昆明航校任职)。军统认为这是打入南京的好机会，便吸收他加入特工，让他到南京取得汪的信任，然后伺机刺杀汪逆。黄逸光到南京后，汪精卫很高兴地委任他为伪“教育部专员”及“中央宣传部”编审。然而，时隔不久，不知哪道环节露了破绽，引起了汪精卫的怀疑，遂加强了对黄逸光的监视，但黄逸光丝毫没有察觉。这年11月19日晚，当黄逸光与军统派来的另一特工黄征夫接头时，二人先后被捕。12月17日，黄逸光殉难。临刑时题句云：“可爱的中华，我愿为你歌唱，我愿为你而死。”
　　虽然这几次刺杀未能成功，但汪精卫最终还是逃脱不了义士们的惩罚。1943年8月，汪精卫1935年遇刺时留在胸背部的子弹开始发挥作用，子弹弹头的铅毒逐渐渗入脊椎骨髓，终于在1944年11月10日结果了他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