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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将流行于三国至中唐时期的一种盘口、细颈、垂腹或鼓腹、平底或圈足的器物定名为“唾壶”或“唾盂”，认为其功能主要是承接唾液、痰、漱口水，并逐渐演变成了渣斗。唾壶这一名称似已成为共识，然而仔细分析，却存在多处疑点。
笔者在对此类器物资料进行整理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其就是文献上记载的“唾壶”。西汉早期汝阴侯夏侯灶墓葬中出土了2件漆器，底部烙印“女阴侯唾器六年女阴库？工延造”和“女阴”等铭文，但漆“唾器”呈大碗形，与此类器物在器形上差异较大。
深入观察和分析此類器物的造型特点及发展演变规律，不难发现其与唾壶的功能之间存在着矛盾。
首先，此类器物的造型设计不合适作唾壶。盘口内的孔直径较小，不方便漱口水进入，而唾入有粘性的唾液或痰则更为困难，很容易粘滞在盘口，这样既不卫生也有碍观瞻，清理起来也极为不便。浙江省博物馆展出的一件定名为“东晋德清窑黑釉唾壶”的器物，颈部上宽下窄，呈倒梯形，颈与腹的连接处几乎为直角，即便使用工具，也无法清理到腹部内壁，唯有注入清水后用力摇动壶体，采用荡涮的方法才能倾出秽物，而对于粘性较强的痰，这种方式未必能清洗干净，所以用此类器物作唾壶，既不好用，也不好洗。
其次，此类器物的演变规律与唾壶的功能不相符。此类器物从西晋始有，至中唐消失，总的变化趋势是盘口由大变小，口沿由矮变高、由垂直变外撇，颈部由粗变细，特别是盘口中心的孔径越来越小。假设其为唾壶，早期的设计缺陷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不实用，这种器形演变与实际功用背道而驰的现象不符合器物发展规律。
张东先生早已考证出此类器物并未演变成渣斗，笔者也同意这一观点，但既然与渣斗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它演变成了何种器物呢？或者说它的代替品是什么呢？在人们漱口和吐痰的习惯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而“唾壶”却无故的消失了，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
或为酒器
因此，该器物可能不是唾壶，文献中记载的唾壶另有他物。那么它是什么？又有什么功用呢？虽然在文献记载中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但通过深度分析有关考古发掘报告，再结合壁画资料和器形研究，还是能梳理出一些线索，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考古发掘报告将此类器物称为唾壶、唾盂、渣斗、盂、盘口壶和壶等不同名称，为便于论述，这里统一称其为盘口鼓腹壶。笔者收集梳理了30座出土此器物的墓葬资料，可将与盘口鼓腹壶相关的随葬品按功能划分为八类：
A.盛酒或盛装其他液体的器具：盘口壶、鸡首壶、罐、瓶等
B.饮酒器：耳杯、杯、盏、高足杯和小碗等
C.食器：碗、盘等
D.盥器：洗
E.香具：熏炉、博山炉
F.灯具：烛台、灯
G.盛装物品的器具：钵、盒等
H.其他：鐎斗、虎子等
经对比可知，盘口鼓腹壶与A类同出一墓的有23例、与B类有14例、与C类有13例、与D类有2例、与E类有4例、与F类有4例、与G类有11例、与H类有4例，值得注意的是，与A、B类同时出土的也多达11例，说明它与酒器的关系相对密切。
在墓葬中，盘口鼓腹壶出土位置的附近多出土有盘口壶、鸡首壶、瓶、罐、盏、碗、钵等。南京富贵山六朝墓地M4出土了2件青黄釉盘口鼓腹壶，分别位于墓室尽头的东、西两端，东侧的盘口鼓腹壶附近有一个黛板和数个鸡首壶，西侧亦然，并多了青釉碗钵。山西寿阳北齐库狄迴洛墓内的一件鎏金铜质盘口鼓腹壶附近依次是铜碗、铜细颈瓶、铜流瓶、铜三足器、铜烛台、铜鐎和铜高足杯。咸阳隋代元威夫妇墓内，盘口鼓腹壶放置在靠墓主头部的棺外，附近器物有双耳罐、白瓷碗、白瓷杯、白瓷钵和黑漆瓶。这样的位置关系体现出盘口鼓腹壶与酒具应该有着密切联系，或为一类，亦或是一组。
1956年，西安羊头镇李爽墓出土了25幅壁画，其中16幅保存比较完整。墓室北壁东起第四幅壁画是一位头梳双髻，上衣红衣，下穿泛绿色长裙，双手捧盘口鼓腹壶的侍女，有学者将其称为“侍女捧唾图”，若是将李爽墓室的壁画切割成独立的16幅，对每一幅做个体研究，定其为侍女捧唾图是不容易引起疑问的，但如果对壁画进行整体观察和分组研究，情况是什么样呢？首先，分析这幅壁画与周边壁画的关系。捧盘口鼓腹壶侍女的东侧，即北壁第三幅壁画，绘一侍女捧一方盘置右肩上，盘内放着四个杯子；北壁第一、二幅壁画均为女乐画。捧盘口鼓腹壶侍女的西边，即西壁第一幅壁画漫灭不清；西壁第二幅壁画，绘一侍女捧一圆盘置左肩上，盘内放六个杯子。从几位侍女的位置看，她们之间应当存在着相互补充或彼此配合的关系，唐代壁画的内容多来源于真实的生活，现实中捧盘口鼓腹壶的侍女应当是与捧盘（盘内放置杯）的侍女配合成组，共同服侍主人。除位置关系外，还应关注她们的形象特征，捧盘口鼓腹壶的侍女与西壁第二幅壁画捧圆盘侍女的双髻发型和衣裙样式完全一样，唯衣裙的颜色搭配有别（东壁第六幅壁画执团扇侍女虽然也梳双髻发型，但其裙子的上方有一系带，袖口宽大，与其他两位双髻侍女无系带，窄袖口还是有区别），说明她们的年龄、地位相似，所承担的服侍内容也是相似的，并有一定的关联。既然确认了这名侍女主要负责盘内饮酒用的杯子，那么另一名侍女就有可能负责斟酒工作，所捧的应当是酒壶。
沿着酒壶这一思路，就比较容易理解其造型特点与功用之间的关系，当用它向杯内斟酒时，一手可握住较细的颈部，另一手托底，操作便捷而且稳定，清理时只需注水荡涮，倒出晾干即可。从器形的发展演变看，其实用性有所提升，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南朝青釉印花盘口鼓腹壶和山西汾阳北关村梅渊墓出土的青釉盘口鼓腹壶均配有盖子，主要是为了确保壶里的酒免受外物的污染，隋唐时期盘口的直径变小，边缘加高并外撇，更便于放置内嵌式的壶盖。晋诗中如“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陶潜《游斜川》），盛唐时期诗如“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李白《月下独酌》）等句所说的壶，应当就是这类酒壶。中唐时期，注子或注壶开始广泛使用，盘口鼓腹壶很可能被这种更为实用的器皿所替代，迅速消失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这种盘口鼓腹壶不是承接唾液、痰和漱口水的器物，而应该是一种酒器，常与瓶、壶、罐、杯、盏等配合使用，主要的功能是用于斟酒，后被注子或注壶代替。因此，将其定名为“唾壶”实为不妥，或可名为“盘口酒壶”。
（作者为西安市文物局工作人员）
笔者在对此类器物资料进行整理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其就是文献上记载的“唾壶”。西汉早期汝阴侯夏侯灶墓葬中出土了2件漆器，底部烙印“女阴侯唾器六年女阴库？工延造”和“女阴”等铭文，但漆“唾器”呈大碗形，与此类器物在器形上差异较大。
深入观察和分析此類器物的造型特点及发展演变规律，不难发现其与唾壶的功能之间存在着矛盾。
首先，此类器物的造型设计不合适作唾壶。盘口内的孔直径较小，不方便漱口水进入，而唾入有粘性的唾液或痰则更为困难，很容易粘滞在盘口，这样既不卫生也有碍观瞻，清理起来也极为不便。浙江省博物馆展出的一件定名为“东晋德清窑黑釉唾壶”的器物，颈部上宽下窄，呈倒梯形，颈与腹的连接处几乎为直角，即便使用工具，也无法清理到腹部内壁，唯有注入清水后用力摇动壶体，采用荡涮的方法才能倾出秽物，而对于粘性较强的痰，这种方式未必能清洗干净，所以用此类器物作唾壶，既不好用，也不好洗。
其次，此类器物的演变规律与唾壶的功能不相符。此类器物从西晋始有，至中唐消失，总的变化趋势是盘口由大变小，口沿由矮变高、由垂直变外撇，颈部由粗变细，特别是盘口中心的孔径越来越小。假设其为唾壶，早期的设计缺陷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不实用，这种器形演变与实际功用背道而驰的现象不符合器物发展规律。
张东先生早已考证出此类器物并未演变成渣斗，笔者也同意这一观点，但既然与渣斗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它演变成了何种器物呢？或者说它的代替品是什么呢？在人们漱口和吐痰的习惯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而“唾壶”却无故的消失了，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
或为酒器
因此，该器物可能不是唾壶，文献中记载的唾壶另有他物。那么它是什么？又有什么功用呢？虽然在文献记载中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但通过深度分析有关考古发掘报告，再结合壁画资料和器形研究，还是能梳理出一些线索，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考古发掘报告将此类器物称为唾壶、唾盂、渣斗、盂、盘口壶和壶等不同名称，为便于论述，这里统一称其为盘口鼓腹壶。笔者收集梳理了30座出土此器物的墓葬资料，可将与盘口鼓腹壶相关的随葬品按功能划分为八类：
A.盛酒或盛装其他液体的器具：盘口壶、鸡首壶、罐、瓶等
B.饮酒器：耳杯、杯、盏、高足杯和小碗等
C.食器：碗、盘等
D.盥器：洗
E.香具：熏炉、博山炉
F.灯具：烛台、灯
G.盛装物品的器具：钵、盒等
H.其他：鐎斗、虎子等
经对比可知，盘口鼓腹壶与A类同出一墓的有23例、与B类有14例、与C类有13例、与D类有2例、与E类有4例、与F类有4例、与G类有11例、与H类有4例，值得注意的是，与A、B类同时出土的也多达11例，说明它与酒器的关系相对密切。
在墓葬中，盘口鼓腹壶出土位置的附近多出土有盘口壶、鸡首壶、瓶、罐、盏、碗、钵等。南京富贵山六朝墓地M4出土了2件青黄釉盘口鼓腹壶，分别位于墓室尽头的东、西两端，东侧的盘口鼓腹壶附近有一个黛板和数个鸡首壶，西侧亦然，并多了青釉碗钵。山西寿阳北齐库狄迴洛墓内的一件鎏金铜质盘口鼓腹壶附近依次是铜碗、铜细颈瓶、铜流瓶、铜三足器、铜烛台、铜鐎和铜高足杯。咸阳隋代元威夫妇墓内，盘口鼓腹壶放置在靠墓主头部的棺外，附近器物有双耳罐、白瓷碗、白瓷杯、白瓷钵和黑漆瓶。这样的位置关系体现出盘口鼓腹壶与酒具应该有着密切联系，或为一类，亦或是一组。
1956年，西安羊头镇李爽墓出土了25幅壁画，其中16幅保存比较完整。墓室北壁东起第四幅壁画是一位头梳双髻，上衣红衣，下穿泛绿色长裙，双手捧盘口鼓腹壶的侍女，有学者将其称为“侍女捧唾图”，若是将李爽墓室的壁画切割成独立的16幅，对每一幅做个体研究，定其为侍女捧唾图是不容易引起疑问的，但如果对壁画进行整体观察和分组研究，情况是什么样呢？首先，分析这幅壁画与周边壁画的关系。捧盘口鼓腹壶侍女的东侧，即北壁第三幅壁画，绘一侍女捧一方盘置右肩上，盘内放着四个杯子；北壁第一、二幅壁画均为女乐画。捧盘口鼓腹壶侍女的西边，即西壁第一幅壁画漫灭不清；西壁第二幅壁画，绘一侍女捧一圆盘置左肩上，盘内放六个杯子。从几位侍女的位置看，她们之间应当存在着相互补充或彼此配合的关系，唐代壁画的内容多来源于真实的生活，现实中捧盘口鼓腹壶的侍女应当是与捧盘（盘内放置杯）的侍女配合成组，共同服侍主人。除位置关系外，还应关注她们的形象特征，捧盘口鼓腹壶的侍女与西壁第二幅壁画捧圆盘侍女的双髻发型和衣裙样式完全一样，唯衣裙的颜色搭配有别（东壁第六幅壁画执团扇侍女虽然也梳双髻发型，但其裙子的上方有一系带，袖口宽大，与其他两位双髻侍女无系带，窄袖口还是有区别），说明她们的年龄、地位相似，所承担的服侍内容也是相似的，并有一定的关联。既然确认了这名侍女主要负责盘内饮酒用的杯子，那么另一名侍女就有可能负责斟酒工作，所捧的应当是酒壶。
沿着酒壶这一思路，就比较容易理解其造型特点与功用之间的关系，当用它向杯内斟酒时，一手可握住较细的颈部，另一手托底，操作便捷而且稳定，清理时只需注水荡涮，倒出晾干即可。从器形的发展演变看，其实用性有所提升，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南朝青釉印花盘口鼓腹壶和山西汾阳北关村梅渊墓出土的青釉盘口鼓腹壶均配有盖子，主要是为了确保壶里的酒免受外物的污染，隋唐时期盘口的直径变小，边缘加高并外撇，更便于放置内嵌式的壶盖。晋诗中如“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陶潜《游斜川》），盛唐时期诗如“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李白《月下独酌》）等句所说的壶，应当就是这类酒壶。中唐时期，注子或注壶开始广泛使用，盘口鼓腹壶很可能被这种更为实用的器皿所替代，迅速消失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这种盘口鼓腹壶不是承接唾液、痰和漱口水的器物，而应该是一种酒器，常与瓶、壶、罐、杯、盏等配合使用，主要的功能是用于斟酒，后被注子或注壶代替。因此，将其定名为“唾壶”实为不妥，或可名为“盘口酒壶”。
（作者为西安市文物局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