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医

　　莆田人做医疗，我叔叔他们是最老的一代。
　　他们最早就是跑江湖卖艺，卖跌打损伤膏药。晚上到村里，点一个电灯，变魔术、打拳、耍猴子，引全村的人都来看，然后卖膏药。
　　1979年，我15岁，父亲去世，我就也跟着叔叔们出来做。一个亲叔叔，一个堂叔。那时候他们已经拿到了卫生工作者协会的证件，开始在旅馆里治疗皮肤病。拿到这个证件很难，全莆田也只有十个八个。但它只在当地有效，我们要跑到外地去，就必须有外地卫生机构的许可。有的地方批了，就合法，不批的地方，就不合法，但是不可能你不批我就不做，不批我也照样做，在电线杆上做广告。当时中国正在变革时期，这么做确实有不合法的因素，但时间不是很长。
　　1979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是最苦的。我们全国都走遍了，最南的地方跑到海南岛，最北的地方跑到哈尔滨、木兰、佳木斯、齐齐哈尔。少的时候五六个人，多的话有十几个，都是家族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兄弟、堂兄弟。坐火车，我们三个人一个座位，一个人在上面睡，两个人铺几张报纸，趴在座位下面睡。到一个地方，住旅馆，贴电线杆。政府不抓，做一年两年也有，政府抓，几天就被赶走了也有。治皮肤病的药膏，是在公立医院配的。我们也会跟新华书店里治皮肤病的书学，都比较规矩，3克就是3克，2克就是2克，但为了见效会多放一点。
　　一般我们都住在车站对面，因为那里人流量最大，有很多来看病的。那时候刘永好正在卖饲料，我们曾经跟他的经销商住在同一个旅馆里。我们包了一间房给人家看病，他包一间房卖饲料。
　　那时候一年能赚几千块钱。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年能赚几千块钱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我是这个行业里第一个做电视广告的人。八几年，还是租旅馆、贴电线杆的时候，我就做了电视广告。当时做电视广告、广播电台广告，就有了好像代表政府一样的公信力，这个道理傻瓜都知道。但贴电线杆只是自己刷刷写写，没有多少本钱，做电视成本高啊。我觉得你投的越多回报不就越多吗？公信力不就越高吗？但拿这个钱去做这个广告，要有勇气。当初也不便宜，我一天能赚多少钱？早期在旅馆里几十块钱、一百多块钱一天就不得了了，一下子拿几百块、上千块做电视广告，到底这个钱能不能收回来？那我就有这个胆量，敢去做电视广告。
　　第一个电视广告是在连云港电视台做的，电视连续剧的插播，一千多块钱，相当于当时我十几天的收入。到处贴电线杆，累得半死，一天也来不了几个人，稀稀拉拉的，做了电视广告，人就排队了，看不完了。电视连续剧在最关键的时候停下来，播广告，就不得了了。
　　我第一个去冒这个险，尝到了甜头。真正我们赚钱还得靠广告。莆田医疗能活到今天，更多的还是靠商业炒作，靠媒体。因此媒体也可爱又可恨，因为好的也是媒体说的，不好也是媒体说的。

院中院

　　从旅馆走到公立医院去承包科室，我是第一个。

　　游医走江湖，有江湖的一套规矩，就是师傅带徒弟。1985、86年，我就开始跑到公立医院去做。我们在莆田注册公司，以公司的名义跟医院里签科室承包合同。
　　从贴电线杆到公立医院，就是从不合法到合法，这个我比别人先走一步。在旅馆里做，一抓不就不合法吗？我跟公立医院合作，就不存在合法不合法——用公立医院的牌子、公立医院的医生，所有的检查设备、化验设备都是公立医院的，我只是承包嘛，不是我老板来看病。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放，在变革，什么都要改革开放，国家也没有规定说医院里不能承包科室。
　　我们最早也是承包皮肤科的比较多。因为皮肤科不动手术，一般都是药膏药水涂一涂，要么吃点药，也不需要其它科室辅助，也不需要其它设备。而且皮肤科在公立医院里本身是很小的科，不赚钱，那不就是一个负担吗？而我承包这个科室，固定每年给医院多少钱，科室的医生也给我，医院里不发薪，我来付薪水，我是老板嘛。
　　这个医院的医生如果不够水平，我就高价聘请其它地方退休的知名医生过来。我们找报社做广告，采访什么什么有名的专家，宣传什么设备先进，打出去公立医院的牌子，可想而知，对老百姓有公信力，都跑到公立医院来看病了。
　　哪个新闻媒体广告效果比较好，我们就加大力度投，如果不好就取消掉。因为每个病人来我们会问他一下怎么知道我们的，一个月一统计，就很明了了。做任何事情，要善于去总结，你一总结不就出来了吗？傻瓜都稀里糊涂做，自己的钱花出去，都不明白死在哪里不是傻瓜吗？聪明的人钱花出去会达到效果，效果从哪来？从数据来，就这么简单。
　　因为有这样的商业操作，只要医院里能给我们莆田人承包的，我们都敢承包。承包费一年几十万，也有上百万的，不一定，一个月一付。
　　跟公立医院合作，搞好关系，不就了解医院了嘛。我们发现公立医院买不起设备，买不起CT、彩超。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也很穷，比如一个地区有五六家大的医疗机构，不可能五六家都买CT，只能给一两家，大多数都没有。我们跟院长关系比较好，他也希望买这台设备，打报告要钱，结果政府没有钱，而我有钱，买了这台CT，就这样合作起来，跟医院分红。开始是订8年合同，前面4年二八分成，后面4年是四六，我占多它占少。过了8年，这台设备就送给医院了。
　　大概1990年左右，就干脆投设备比较多了，前面是承包科室比较多。我自己还跟中科院联合开发过激光机，治疗前列腺肥大的，代替手术。我出钱中科院出技术，然后一部分卖到外面，一部分我拿到全国各地医院去投资。

　　卖这个设备也很赚钱。本钱加上工钱，投资大概三五万，在市场里可以卖到二十几万，大家分成，太暴利了。我们内部买大概10万、8万，我出钱开发的，肯定要便宜一点。
　　后来投资的设备种类就多了，有检查的，有治疗的，根据医院的需要。不同的设备，不同的合作分红方法。
　　投设备为什么成功呢？打个比方讲，我在10家公立医院投资了彩超，每家医院都只是给自己的病人做。我们这些经营的人脑子比较好，到其它小医院，跟那些医生和专家搞好关系，你介绍一个人到我这边做彩超，我给你5块钱。你在这儿上班一天才10块钱，介绍一个人5块钱，何乐而不为呢，这个设备又这么先进这么好？就变成我一台设备投了很多家医院。原来三四年才能收回本钱，我通过其它医院的介绍一年不就收回本钱了？这台设备卖给公立医院比如200万，我不要回扣，他120万就卖给我。等到医院看到我收回200万，我已经赚80万了。
　　1990年我去北京，打拼了3年，1993年我就买了凌志400，大哥大一部3万多块钱，BP机4千多块钱。开着车在长安街，派头觉得很好。我的身家当时大概有1千万左右。我在首都呆了10年，这是发展最快的时候，到1999年，我在全国已经有几百家合作的公立医院。

詹国团谈“综合还是专科”
　　综合性医院投资比较大，难度也比较大。做医疗应该投资专科，投资不是很大，成功也比较快。一个综合性医院找一个好的专家就能够成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的新安国际后面还有专科——里面几个做得最好的科室拿出来成立专科医院，变成有综合有专科。

　　当初我把总部放在北京，那是政治大于经济。我在全国做生意，各地的院长来北京开会，我好接待嘛。然后北京的中国中医研究院，301医院，不是在全国很有名吗，我们在北京搞关系，把这些专家请下去，进行商业运作。1999年以后，都市场化了，商业的中心已经移到上海，在首都没有什么优势，因此我把北京交给我弟弟看管，把总部搬到上海，同时我在香港设立了海外总部。
　　香港这个机构是免税的，可以通过它抵税。在香港注册公司到国内投资，我也是第一个。我做了大家看着好，都跑到香港注册什么国际公司（《创业家》按：现在流行的注册地是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应该讲，到今天为止，我一直引领着整个行业的发展。因此这么多搞医的人，对我都很尊重。

王海：九十年代的莆系

　　口述/王海
　　1998年，我们在打一种假药。那种药在药店里买不到，不零售，只在一些医院有卖，必须在那儿就诊才给开。我们就安排人去就诊，大概派了五六个，结果都有病，性病、淋病、尿道炎什么的。
　　我们很害怕，马上找了好几家公立医院去复诊，都没问题。我们就发现了医疗诈骗问题，就开始打医院。我们开始更多地调查，在合肥、长沙、武汉、北京等五六个城市，跑了二三十家医院。自调查及向药监部门举报后，有他们的内部员工开始爆料，说这些人大部分都来自于福建莆田，什么詹氏、林氏等几个家族基本上操纵了这个行业。
　　我和中央台一起去了长沙，揭露了这个问题，并向卫生部举报。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下文进行整改，但到了地方后的落实情况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调查中我们发现，当时地方卫生部门还是以承包为主，和这些福建游医有非常密切的利益关系。卫生部和总后卫生部联合发文，表面上看起来声势浩大，基本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他们的方法很简单：通过广告，把消费者忽悠过来。还有通过医托，把在正规医院排队的人忽悠到他的科室。当时他们大多是承包科室，也有一些承包妇儿中心，妇幼医院，预防中心。
　　忽悠来以后，他把没病的看成有病，有病的过度治疗。正常的药，消费者可以去药店比价，不好骗，所以他们往往要求你使用医院的制剂，而且要求把包装什么的都留在医院，下次来的时候拿上次的单子取药。手法上这是假药，但这个假药可能是真药，比如青霉素，他可以编一个名字，换上包装，对病人进行欺诈。还有一些假医疗器械，甚至“微创手术”，就是在皮肤上拉一个口，因为本来没病，实际上也没做手术。

詹国团谈儿子
　　我最喜欢研究为人之道、为官之道、为商之道。这三道我每天都在研究。我们做生意要跟官场打交道，我们要了解当官的。
　　我教育我儿子，有两条红线不能碰，第一不能吸毒，第二不能赌博。做事要靠智慧，做个成功的商人，要先为别人着想，小男人能做大事吗？我相信我的儿子未来会超过我，他有这个遗传基因。

　　骗钱上有几个技巧。一是所谓的医导，你进了医院后就有一个人形影不离，跟导购一样，对你不停地洗脑、恐吓——你这个手术必须得做，立马签字、立马手术，要不然后果很严重——不给你独立思考和寻求亲朋好友支援的机会。同时通过医导跟病人沟通聊天，掌握病人的收入情况，看人下菜单，制定收费方案。一般一次五六百，要十次一个疗程才能好，骗个五六千。当时的收入比较低，现在就多了，骗五六万。
　　莆系越做越大，是因为我们没有常识。此外，制度设计也有问题。现在莆系一些人还是在骗，手法上没什么太大变化，只不过很多变成了私立医院；还有一些骗子出国，摇身成了外资企业，聘请一些卫生局的退休官员作为他们的顾问，帮忙疏通关系。他们也收购药厂，收购媒体，医院规模越来越大，涉及领域越来越多。当时是以治疗皮肤病、性病为主，现在凡是疑难杂症他都治。不仅仅是莆田系，甚至其他系的骗子也开始这样了。他们更加隐性化，很明显要去掉莆系这种痕迹。他们一般注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名为什么医疗公司、管理集团，还有的开始托管一些国有医院。 　　莆系这种转变，是中国特有的悲剧。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律有可能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他们应该通过提供正常的医疗服务来获取利润，而不是通过诈骗，否则他们的人生也不会得到别人的肯定。

去国

　　应该讲，没有王海来打击我，我也拿不到新加坡的PR（永久居留），不会去建新安国际医院。从现在来看，我应该感谢王海。
　　我们跟公立医院合作，用他们的医生，从北京、上海请更高级的专家来，给医院装装门面、打打广告，让更多的人来看病。他们就说你是假的。这个一报道出来，全国报纸都登了。有做假吗？我自己最清楚，上面登这个假、那个假，其实根本没有。你阿团一个人，这么多舆论都攻击你，你能心安理得睡得稳吗？那时候我已经完成原始积累了，当然要考虑移民。
　　第一我们为了下一代，送到国外去学习，未来国际化。其二也是保平安，如果欢迎我回来我还是回来，如果有问题我就拜拜了在国外了。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孩子。我不会跑路，到现在我不还是在国内做得好好的。
　　我最早想移去澳大利亚。我在香港有总部，就通过香港一个专业移民机构办理澳大利亚移民。后来批下来我老婆不去，因为她怕到澳洲要住“移民监”。我打听了一下，新加坡不用住“移民监”，就办了新加坡投资移民。

　　1999年到2003年，我在国外走。那时候政府就不允许在公立医院里建立院中院了，都给清除出来了，然后允许你私人办医院了。我们这帮人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赚到了第一桶金，大家就都做民营医院。我弟弟也在做，我的部下也在做，其他人也在做，我不做不代表莆田人不做。起初办一家两家，赚到钱了就再投，一直这样滚动，才变成现在这么多大中小型医院遍布全国各地。
　　但是，我在国外走，更多地看到了中国的未来。1999年，我第一次去了美国。我们只听新闻里说美国是纸老虎，去了才知道中国确实跟美国差距太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这些发达的国家我都去过，一边游山玩水，一边考察当地的公立医院、私立医院是怎么发展的，考察他们的办医政策是怎么样的。我那时候就知道我们未来的医疗肯定要跟国际接轨，中国未来的发展跟国外一样，因此我才会回来。如果当初我不去国外，只沉醉于在中国赚钱，我哪里有这个智慧？

詹国团谈院长
　　新安的成功离不开黄加庆院长，我先请黄院长把医院基础打好，然后再聘请当地的三甲医院院长。用当地院长有几个好处：当地政府能够认可，当地同行能认可，当地老百姓能认可。当地院长能骗当地人吗？得到这三个认可，新安能不好吗？我在莆田又开新安医院，那我再把黄院长请回来。他原来是莆田市卫生局局长，非常熟悉当地卫生资源，很多事，不用我出面，他自己出面不就办了吗？
　　黄加庆谈回莆田办医院
　　刚开始他们不太想在莆田做，因为人家知道你是什么出身，在外面没有这个担忧。回到本地是因为政府邀请，社会需要。他们担心老百姓的偏见，而我们是科班出身，主任医师、教授、专家，曾任公立医院院长，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老百姓对我们这种人是很信任的。所以，他就动员我回来一起创建，这也体现老板规范化医疗的一种决心。

三甲医院

　　我那时候也在考虑，我们一生应该给社会留下什么东西，给下一代留下什么东西。所以2003年，我决定回来做三级甲等医院。那年我39岁。
　　当时我们考察了东莞、深圳，还有宁波、苏州、福州、嘉兴，最后选择了嘉兴。首先是当地政府支持。是一个新的开发区，大概有三四十万人口，没有一个三级甲等医院，只有卫生院。其二我集团就在上海，比较近。其三就是区位优势。
　　新安国际医院（《创业家》按：商务部和卫生部批准的首家民营综合性国际医院。）2005年动工，2009年开业，到现在我投资不到2亿美金，大概10亿人民币。人家出过30亿人民币，我不卖。因为你建一家三级甲等医院，讲心里话，我的寿命都起码折了5年。
　　做这么大的医疗机构，我请了上千号人。我不可能开业当天去请人啊，起码提前一年半年把这些人请到，都是公立医院里我高价挖过来的。我推后半年开业，一个月工资都要几百万。钱还是小事，上千号人看不到开业的预期，人心都不稳，你做老板会不会头大？吃不好睡不好。医院开业要有很多验收，不像五星级酒店住进来不满意就不住，治病救人的地方开业可不得了。这是特殊行业，船大确实头都大。

詹国团谈老板
　　做老板其实就是做几件事，选好项目，建好团队，用好人，定好制度，OK！你去打高尔夫。我天天都打高尔夫，一年最忙就是过年前后，平常很少参加具体工作。

　　当时预期是4年持平，现在的情况是2014年会达到盈亏平衡，前面大概亏了两亿多，大概要十六七年才能收回成本。这是我投资最大、最亏钱的项目。
　　那时候大家都在做专科医院，我在国外看到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最后做出来的作品也不一样。我的家人、我弟弟、我叔叔，所有我的部下，当初没有一个赞成的。事实证明，10年前我做的新安国际医院，给我们行业争了脸，不然你说莆田人都办了几千家医院，没有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我不就给莆田人争了面子吗？这就是我骄傲的地方。

詹国团谈医改
　　好的公立医院人家也不会改，不好的拿出来改。公立医院变成私立的，肯定是要甩包袱嘛，那公立医院的员工能让你甩吗？前面谈了半天，政府都同意条件了，最后公立医院里不是还要投票吗？员工不同意的话天天围着政府，政府怎么办？真正存在的问题就是医务人员不愿意改，因为改了就给老板打工，干不好该开除就开除。现在莆田人都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就是自己做，一条腿就是收公立医院，谁也不傻，有便宜的肯定会买，但不一定能买得成。

　　有这样的经历，我才在这个圈子里有这个地位，我们同行业的人，随便去问一个，没有人不知道詹国团。我为什么不接受媒体采访呢？中国人，人怕出名猪怕壮，你本来是农民，你自己给提高起来，自己不认清自己就会失败。我一直认为我是农民，先做好我自己，才能为我家人、为我周边的人做贡献。
　　我从医疗上赚到了第一桶金，我再办这么大的机构，第一我要回报社会，第二我要为自己留点什么。因为人会死啊，新安会死吗？新安永远是詹国团办的，无论谁经营都会记载着这是詹国团办的。
　　人每个时期的想法都不一样。当初我15岁、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为了填饱肚子当然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九几年我成为中国的亿万富豪，我就算有钱的人，到现在我是有事业的人，跟钱就不搭界了。我能为社会做点什么，为行业做点什么，这跟钱不搭界了。这需要突破，就要多看书，多出去走，多去跟高人打交道，充实自己。你的想法也就不一样，结果也就不一样。然后这个事业在那儿，今天不赚钱不代表明天不赚钱啊。

莆系

　　莆系医疗第一代里，我叔叔六七十岁，退休十几年了，最近几年在家里盖妈祖庙。第一代留下来能够在医疗上面做的大的，为数真的不多，包括陈金秀（西红柿集团创始人），林志忠（博爱集团创始人）。
　　卓朝阳讲的“三代”莆系其实是不对的，哪里有三代，我儿子也没有做啊？应该是两代。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第二代在规模、想法和实力上超越第一代的。卓朝阳，妇产医院搞了几家，效益是可以的，但规模不是很大，还有北京的林玉明，实际上都不可能跟陈金秀、林志忠抗衡，还没有能超越他们两个的。即便有资本进去，还是借别人的钱把事业做大，陈金秀、林志忠没有资本进来也做得很大，效益很好。这两个人在行业里还是不可撼动的。
　　莆系里也分派系。原来跟着我就是我的派系，原来跟着他就是他的派系。我在这个行业里影响这么大，是因为我的派系最大，我的部下最多。所以我参股也最多，这个也投，那个也投。但不同派系之间，我不可能把钱投给陈金秀，陈金秀也不会投给我。
　　三个人里，我跟陈金秀的派系大，林志忠的派系最少，只有他们的兄弟，没有其他人。他赚的钱也排在第三位。
　　我带出来的人很多，人名我就不讲了。中国民营医院里的老板，我不是钱最多的，但我敢讲我带的老板有钱的人最多。起初跟我出来一起做的嘛，做着做着有钱了，也自己做了。我手下的亿万富豪、千万富豪、百万富豪太多了，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不但我自己做好了，还带动身边的部下大家都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