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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通知“2010年底前搬迁、否则停产”，现在似乎再无下文
2011年4月初，河北钢铁集团石家庄钢铁公司（下称“石钢公司”）厂区烟雾缭绕。袅袅白烟之下，这个曾对外宣称要迁址的企业正按部就班地生产。
2010年3月，中信泰富因为当地政府“2010年底前搬迁、否则停产”的一纸命令，而退出石钢公司。
石钢公司副总经理严国安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搬迁问题会有计划、逐步实施，可能需要20年。”
“（石钢公司）不搬迁了。”河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特聘研究员、河北钢铁集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宋继军则明确表示。
石钢不搬了?
石钢公司成立于1957年，现已发展成为年产200万吨铁、260万吨钢、260万吨材的特钢企业。
2005年，中信泰富代替香港嘉鑫控股介入石钢公司重组，成为河北省国资委的重点引资对象。
彼时，正值河北省政府主导的国资改制高潮：一年内实现省内国有资产的改制计划——国有资产比例从71%降至40%以下，涉及近4000亿元国有资产。
据知情者回忆，时任石钢公司董事长的阎胜科多次往返香港、内地谈判，河北方面由一位副省长专门挂帅，负责推动中信泰富注资石钢公司。
2006年6月，新石钢公司挂牌。中信泰富持有石钢公司65%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这对于中信泰富意义非凡——中信泰富决策层早已做出“强化特钢”的战略，石钢公司将助其完成中国内地由南至北三点布局的市场格局：另外两个支点是兴澄特钢和大冶特钢。
然而，中信泰富入主石钢公司后，很快又出现变数。
2010年3月22日，中信泰富公告与河北省国资公司签订有关框架协议，将所持有的石钢公司股权全数转让给河北省国资公司。
随后，按照河北省政府的规划，河北钢铁集团很快完成对石钢公司的接管。
而在此前的2010年1月，中信泰富特钢部门负责人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还说，“没有撤资计划，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强化特钢战略”。
其中变故，是河北省政府“2010年底前搬迁、否则停产”的通知。
知情者介绍，2008年1月，时任中信泰富主席的荣智健到石钢公司考察投资事宜，此间拜会了河北省主要领导，会晤中荣智健获悉河北省政府对石钢公司的限迁令：“2010年12月31日前，整企搬迁，不搬走就停产，坚决关掉”。
彼时，河北省政府正在主导“三年大变样”计划。污染企业撤离市区，也是整体规划的一部分。
石钢公司内部人士说：中信泰富收购石钢公司期间，并未谈及任何搬迁；这一变故令荣智健感到不爽。
所谓搬迁，成本无异于重建。
不久后，石钢公司不断受到河北省政府、省环保部门的突击检查，历次检查中相关人员称石钢公司的出铁方式为“三流、四流水平”，称石钢公司的改造工作为“麻袋上绣花”。
鉴于搬迁期限已近，中信泰富停止了对石钢公司原有的投资计划，转而设计搬迁方案。
据时任石钢公司总经理的张银华介绍，当时石钢曾提出四套方案并上报中信泰富。中信泰富决策层认可搬迁黄骅港的长期方案，并上报河北省政府审批。
前述知情者表示，中信泰富自认为搬迁黄骅港的方案，符合河北方面的整体规划，便事先考察了黄骅港钢铁基地，并计划购买6000亩填海造田地建设特钢基地。
河北方面对于中信泰富的申请方案迟迟未予回复。
张银华一度为此焦虑不已，但“无力决策，无权干涉，只能焦急等待”。
河北方面是否想利用搬迁问题，收回石钢控股权？这逐渐成为张银华及中信泰富高层的疑问。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张银华说：“首钢已经在曹妃甸钢铁基地布局，河北方面目前只有黄骅港还可以获得主动权。显而易见，他们不会放过这次搬迁机会收复石钢公司。”
中信泰富在上报申请方案后，河北省发改委随即提出，黄骅港特钢基地的建设必须以河北钢铁集团为主体。
张银华当时预测双方会有一场剧烈博弈，“也许中信泰富绝不放手，也许河北钢铁志在必得。”
中信泰富最后退出。
时过境迁后，中信泰富特钢部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无意评论石钢公司事宜。
环保标兵
收编石钢公司前后，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王义芳多次公开表示，石钢公司将搬迁至黄骅港。
河北钢铁行业一位知情人士说，石钢公司对河北钢铁集团最大的吸引力不是补充特钢产品，而是布局沿海钢铁基地的机会。
中信泰富退出后，河北省对于石钢公司的搬迁态度逐渐模糊。
石钢公司也迅速开展相应工作。石钢公司总经理王立平在2010年4月份开始成立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和指挥部，并部署厂区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声称“力争用6个月时间让石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全新的形象展现在省会面前。”
一个关于石钢公司的综合治理计划逐渐代替了此前的搬迁规划——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为此下发了《关于石钢公司近期节能减排综合治理方案的批复》。
该方案要求石钢公司在2010年7月底前完成厂区沿和平路一侧和厂区南区的初步治理、绿化、美化、亮化以及厂区设施规整和整洁工作，12月底前全部完成厂区综合环境治理工程，并进行高炉环保节能改造。
遭遇“十一五”末“节能减排风暴”后的石钢公司，开始成为节能环保标兵。
今年1月，在环保部的检查活动中，王立平如此介绍石钢公司：“‘十一五’期间，石钢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2008、2009年圆满完成省政府考核的节能减排任务。”
检查组认为，石钢公司高度重视环保工作，整个环保系统设施运行稳定，达到设计指标。
石钢公司一位中层管理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石钢公司“至少三年内没有搬迁的困扰”。河北钢铁集团综合处工作人员也说，“一直没有得到要搬迁的消息”。
河北省国资委规划发展处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原来有这个搬迁规划，关键是不能实施”。
“目前情况不允许，因为钢铁行情不好、石钢情况也不大好，企业搬不起；所以能通过改造的就进行改造，只把污染严重的部分先搬出去。”这位负责人认为，“国资委是代表省政府对国资进行监督管理，但拿不出这么多资金”。
不可忽视的代价
中信泰富以12.81亿元“迎娶”石钢公司之时，无人想到这场婚恋会如此迅速曲终人散。
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副会长宋继军说，作为钢铁大省进行区域整合、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符合河北省的特殊情况。
前述接近河北省政府决策层的河北省钢铁行业人士甚至认为，“当时就不应该引进中信泰富。”
但这位钢铁行业人士也承认，中信泰富入主石钢公司之后并无撤资计划，也曾积极进行过配合搬迁的规划，“但河北方面志在必得。”
石钢事件并非孤例：在提高钢铁行业集中度的大潮中，河北、山东、山西等大批地方政府积极运作，不断出现省属大型钢铁集团。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一位经济学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地方区域钢铁整合之中，钢铁行业集中度得到“表面上的提高”，“但此轮钢铁集中度的提高，以政府权力对民营资本、市场机制的冲击为代价，影响不可忽视”。
北京科技大学杜立辉、北京师范大学徐熙淼在《美日韩三国钢铁产业集中度的演示及启示》中分析，产业集中的方式离不开现有的市场结构格局，产业集中的道路选择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美日韩都已建立了完善的资本市场和良好的投融资环境，而我国在这些方面还存在不足。
杜立辉与徐熙淼都认为，中国实现钢铁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培育市场经济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基础，减少行政干预。
2011年4月初，河北钢铁集团石家庄钢铁公司（下称“石钢公司”）厂区烟雾缭绕。袅袅白烟之下，这个曾对外宣称要迁址的企业正按部就班地生产。
2010年3月，中信泰富因为当地政府“2010年底前搬迁、否则停产”的一纸命令，而退出石钢公司。
石钢公司副总经理严国安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搬迁问题会有计划、逐步实施，可能需要20年。”
“（石钢公司）不搬迁了。”河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特聘研究员、河北钢铁集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宋继军则明确表示。
石钢不搬了?
石钢公司成立于1957年，现已发展成为年产200万吨铁、260万吨钢、260万吨材的特钢企业。
2005年，中信泰富代替香港嘉鑫控股介入石钢公司重组，成为河北省国资委的重点引资对象。
彼时，正值河北省政府主导的国资改制高潮：一年内实现省内国有资产的改制计划——国有资产比例从71%降至40%以下，涉及近4000亿元国有资产。
据知情者回忆，时任石钢公司董事长的阎胜科多次往返香港、内地谈判，河北方面由一位副省长专门挂帅，负责推动中信泰富注资石钢公司。
2006年6月，新石钢公司挂牌。中信泰富持有石钢公司65%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这对于中信泰富意义非凡——中信泰富决策层早已做出“强化特钢”的战略，石钢公司将助其完成中国内地由南至北三点布局的市场格局：另外两个支点是兴澄特钢和大冶特钢。
然而，中信泰富入主石钢公司后，很快又出现变数。
2010年3月22日，中信泰富公告与河北省国资公司签订有关框架协议，将所持有的石钢公司股权全数转让给河北省国资公司。
随后，按照河北省政府的规划，河北钢铁集团很快完成对石钢公司的接管。
而在此前的2010年1月，中信泰富特钢部门负责人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还说，“没有撤资计划，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强化特钢战略”。
其中变故，是河北省政府“2010年底前搬迁、否则停产”的通知。
知情者介绍，2008年1月，时任中信泰富主席的荣智健到石钢公司考察投资事宜，此间拜会了河北省主要领导，会晤中荣智健获悉河北省政府对石钢公司的限迁令：“2010年12月31日前，整企搬迁，不搬走就停产，坚决关掉”。
彼时，河北省政府正在主导“三年大变样”计划。污染企业撤离市区，也是整体规划的一部分。
石钢公司内部人士说：中信泰富收购石钢公司期间，并未谈及任何搬迁；这一变故令荣智健感到不爽。
所谓搬迁，成本无异于重建。
不久后，石钢公司不断受到河北省政府、省环保部门的突击检查，历次检查中相关人员称石钢公司的出铁方式为“三流、四流水平”，称石钢公司的改造工作为“麻袋上绣花”。
鉴于搬迁期限已近，中信泰富停止了对石钢公司原有的投资计划，转而设计搬迁方案。
据时任石钢公司总经理的张银华介绍，当时石钢曾提出四套方案并上报中信泰富。中信泰富决策层认可搬迁黄骅港的长期方案，并上报河北省政府审批。
前述知情者表示，中信泰富自认为搬迁黄骅港的方案，符合河北方面的整体规划，便事先考察了黄骅港钢铁基地，并计划购买6000亩填海造田地建设特钢基地。
河北方面对于中信泰富的申请方案迟迟未予回复。
张银华一度为此焦虑不已，但“无力决策，无权干涉，只能焦急等待”。
河北方面是否想利用搬迁问题，收回石钢控股权？这逐渐成为张银华及中信泰富高层的疑问。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张银华说：“首钢已经在曹妃甸钢铁基地布局，河北方面目前只有黄骅港还可以获得主动权。显而易见，他们不会放过这次搬迁机会收复石钢公司。”
中信泰富在上报申请方案后，河北省发改委随即提出，黄骅港特钢基地的建设必须以河北钢铁集团为主体。
张银华当时预测双方会有一场剧烈博弈，“也许中信泰富绝不放手，也许河北钢铁志在必得。”
中信泰富最后退出。
时过境迁后，中信泰富特钢部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无意评论石钢公司事宜。
环保标兵
收编石钢公司前后，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王义芳多次公开表示，石钢公司将搬迁至黄骅港。
河北钢铁行业一位知情人士说，石钢公司对河北钢铁集团最大的吸引力不是补充特钢产品，而是布局沿海钢铁基地的机会。
中信泰富退出后，河北省对于石钢公司的搬迁态度逐渐模糊。
石钢公司也迅速开展相应工作。石钢公司总经理王立平在2010年4月份开始成立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和指挥部，并部署厂区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声称“力争用6个月时间让石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全新的形象展现在省会面前。”
一个关于石钢公司的综合治理计划逐渐代替了此前的搬迁规划——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为此下发了《关于石钢公司近期节能减排综合治理方案的批复》。
该方案要求石钢公司在2010年7月底前完成厂区沿和平路一侧和厂区南区的初步治理、绿化、美化、亮化以及厂区设施规整和整洁工作，12月底前全部完成厂区综合环境治理工程，并进行高炉环保节能改造。
遭遇“十一五”末“节能减排风暴”后的石钢公司，开始成为节能环保标兵。
今年1月，在环保部的检查活动中，王立平如此介绍石钢公司：“‘十一五’期间，石钢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2008、2009年圆满完成省政府考核的节能减排任务。”
检查组认为，石钢公司高度重视环保工作，整个环保系统设施运行稳定，达到设计指标。
石钢公司一位中层管理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石钢公司“至少三年内没有搬迁的困扰”。河北钢铁集团综合处工作人员也说，“一直没有得到要搬迁的消息”。
河北省国资委规划发展处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原来有这个搬迁规划，关键是不能实施”。
“目前情况不允许，因为钢铁行情不好、石钢情况也不大好，企业搬不起；所以能通过改造的就进行改造，只把污染严重的部分先搬出去。”这位负责人认为，“国资委是代表省政府对国资进行监督管理，但拿不出这么多资金”。
不可忽视的代价
中信泰富以12.81亿元“迎娶”石钢公司之时，无人想到这场婚恋会如此迅速曲终人散。
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副会长宋继军说，作为钢铁大省进行区域整合、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符合河北省的特殊情况。
前述接近河北省政府决策层的河北省钢铁行业人士甚至认为，“当时就不应该引进中信泰富。”
但这位钢铁行业人士也承认，中信泰富入主石钢公司之后并无撤资计划，也曾积极进行过配合搬迁的规划，“但河北方面志在必得。”
石钢事件并非孤例：在提高钢铁行业集中度的大潮中，河北、山东、山西等大批地方政府积极运作，不断出现省属大型钢铁集团。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一位经济学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地方区域钢铁整合之中，钢铁行业集中度得到“表面上的提高”，“但此轮钢铁集中度的提高，以政府权力对民营资本、市场机制的冲击为代价，影响不可忽视”。
北京科技大学杜立辉、北京师范大学徐熙淼在《美日韩三国钢铁产业集中度的演示及启示》中分析，产业集中的方式离不开现有的市场结构格局，产业集中的道路选择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美日韩都已建立了完善的资本市场和良好的投融资环境，而我国在这些方面还存在不足。
杜立辉与徐熙淼都认为，中国实现钢铁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培育市场经济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基础，减少行政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