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中秋，漫步浸润于暖阳的大学校园，我因独特的一片风景吸引而驻足。
　　园子里的长椅上，倚坐着谈笑风生的一对外国夫妇。令我意外的是他们的身边，一位周岁上下的小男孩一次次立足未稳摔倒，又一次次撅着屁股扶栏爬起。而夫妇却只给予眼神上的示意和语言上的鼓励，而毫不在意孩子的委屈与执拗。
　　我开始回溯自己的孩童时代，乃至联想一般人蹒跚学步的情景。如若此刻园子里是中国家庭的夫妇与孩子，最正常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及时起身，并且轻言细语安慰，无限爱意地抱起小家伙，顺带还可能拍一下椅子，出言责怪这毫无灵性的物件。
　　是强调独立，还是温柔安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育儿理念又是如何产生的？我不禁想一探这情景背后的究竟。
　　从社会发展特点来追溯思想的肇始，育儿理念的不同便是文化不同，归根到底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不同。说到特定文化环境，我们从熟知的社会制度特点可以一窥端倪。
　　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它强调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实质是个人与他人财产的独立。因此就算是血亲，只要涉及到私人领域个人成长，就必须止步。在这里没有中国伦理上跨越一切的亲情纽带；西方的爱是现实的，是有条件的。没有不靠自己就被扶起来安慰的孩子，也没有无条件就伸出去扶你的那双手。
　　在中国，这个前有公社后谈集体的社会主义环境下，中国人往往会将个体与社会他人紧密联系，产生深深的依赖。这么看，孩子小时靠父母扶持，成长时有好友支持，年迈有儿女承欢的景象自然也不少见。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满腔情怀，愿批判专制、救赎大众后离家出走的人才一定会少吧？中国社会会如何看待这样置子女于不顾，弃发妻而不相守的只因个人情怀行事的人呢？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方各自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文化环境不同从而又使得教育理念不同这一道理。那么在中西方各自环境下，过分地要求独立或是过分地温柔以待的弊端想必十分明显了。
　　在西方这个现实社会，摔倒数次无人扶起的幼童终于明白了一个残酷的道理，那便是：我的弱小不会被无条件的同情。于是，我明白了他人的怜悯是有价的，他们之所以不同情我，是因为我还不够“值钱”，但我终会有强大的一日，那日，我会更改我身上的价位用功利的眼光去衡量周边的一切。什么美国民主政治，金钱而已；什么你我他，行走的商品而已。
　　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又是另一种说法。处处温柔以待的孩子，时时借他人之手站立的孩子，学会了依赖，他们贪恋温柔。若是生在富贵之家，这种过分的温柔便似毒品点滴吸食他的干劲；若是生在贫苦之家，外部满足自己的能力实在太弱，自已却又因这该死的温柔不敢对自己更狠一点。从而错过了学习的大好时机。又能如何呢？浑浑噩噩终其一生罢了。
　　兩条路似乎都成了前后相接的“死扣”，那该怎么办呢？西方有梭伦谈中和，中有圣贤论中庸，我们不妨结合起来看。孩子小时，给予他恰到好处的温柔，第一次摔倒时给他安慰与鼓励。随着他摔倒次数的递增，这样的温柔递减。我们要告诉他：这种温柔可以适时依靠却不可贪恋，人可以现实却不可过分功利。
　　同样一张长椅，演绎着两种不同的育儿理念，是如秋天一样清风作伴，还是如秋意一样寒露渐浓，脚下踏着最好的回应——赏秋而不悲秋，恰似你的温柔。
　　[作者通联：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高三（7）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