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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政府公共职能强化的背景下,从人类自身发展的角度重新理解体育公共服务的历史使命,无疑对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内容与服务特性有更准确的把握。文明的发展将人类身体的文化性发挥到极致的同时,也导致人类身体自然性的无助与退化,而体育运动作为身体运动的特殊形式,是人类阻止肉身自然性退化的艺术结晶和科学成果,为了不让人类的身体在文明进程中退化,为了积极应对现代文明病带给人类的巨大威胁,体育公共服务应承担起救赎与养护人类自然身体的历史使命,切实保障每个公民的身体养护之需,在提供与公众身体养护密切相关的有形产品中,加强国民体育强身观的引领与培养。
关 键 词:体育文化;体育公共服务;身体退化;身体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1-0024-05
远古时代,人类主要靠自己的体力和身体技能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那时人类最受重视的是体力与身体表达的技能。而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知识经济带来的信息化、自动化与机械化却使得人类体力的价值几近于零。文明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严重失衡,这是我们追求文明时万万没有想到的,它不仅造成生存环境的异化,还导致人类身体的弱化。人类运用发达的智力筑起的物质社会,犹如温室般使人类失去了自然环境的磨练,人类在与自然疏远的过程中,身体的运动能力受到限制与弱化,甚至退化。“运动不足”、“肌肉饥饿”等导致的现代文明病严重影响人体健康,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为了应对现代文明病带给人类的巨大威胁,各国政府加快推动体育公共服务以干预全民健康,努力创造使公民形成和保持体育生活方式的社会和体育环境。与此同时,理论界也掀起一股探索体育领域公共服务的热潮,但现有成果大多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将之囊括到服务型政府职能内部予以讨论,而鲜有从人类自身发展的角度去重新理解体育公共服务的历史使命与基本要求,即对体育公共服务缺少形而上的哲学关怀,这无疑阉割了体育公共服务具有的多重价值和人类学意义,从而无法对其供给内容与服务特性进行有效研究。
1 身体的自然性在文明进程中退化
作为人最本原、最真实的存在——身体,首先是各器官相互协调共同构成的有机生命体。在这一点上,身体的自然性与动物的躯体是无差别的。它们具有相同的本能,即生存与繁衍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使生命得以存活、延续。
身体是有生命的,因此时间是有限的;身体是由器官构成的,而器官的机能是有限的。虽然我因这身体成为有限性的在者,但所幸的是身体的器官结构与机能在相应的自然条件下是非专门化和未确定性的。这种非专门化和未确定性没有给身体的活动与能力的发展设置最后限定,身体也因此不是停留在某种既成的因素所限制的范围之内,而是处于发展之中[1]。相比之下,动物的机体器官的结构和机能被自然界定型而具有专门化的效力和范围,这就是动物的本能,动物通过遗传把本能代代相传,动物因此无需意志与创造。同样是运动,对动物而言只是消极适应自然的本能行为,而对于人,如英国的叔本华研究者詹纳维[2]所言:“我身体的运动则是我意志的表现。”意志成为身体的内在规定性,也正是意志使身体的自然性超越于动物,成为人高于和优于动物的“类本质”和“类特性”[3]之所在。
卢梭[4]指出,人类真正恐惧的东西有3样,那就是幼弱、衰老和疾病。前两种人与动物一样共同面临,都有幼弱与衰老现象,谁也无法抗拒。但是人类的疾病与动物的疾病就不完全相同,“人类的不幸大部分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同时也证明,如果我们能够始终保持自然给我们安排的简朴、单纯、孤独的生活方式,我们几乎能够完全免去这些不幸。”动物每天都在奔波,它们每天都要通过各式各样的运动,努力从自然界中获取能量,它们没有退化,与日俱增的反而是它们的凶悍与力量。相反,只有人类才有进步中的退化与现代文明病这样的苦恼,在与自然疏远的过程中,受损失最大的就是能运动的人,好在人类选择了另一种补救措施,体育运动作为一种阻止退化的力量诞生了。“正是这样,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最大的盛会,那就是无人不知的体育盛会——奥林匹克运动会。文明的人类历史中再也没有比这种返朴归真回到动物状态的体育游戏更有魅力”[5]。享受着空调、汽车、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成果的人类,却时时不满自己的处境。他们徒步来到海边,跑进森林,攀上高峰,他们更喜欢在山林中舒筋活络,像动物一样或跑或跳。告别野蛮的人类,总要在文明的空闲中继续着自己的原始天性,恢复他们逐渐失去的身体能力。
西方文化中的“身体”指个体性肉身,他们热衷身体锻炼,尊崇肉身的自然性,在身体锻炼中注重体力、体能、体质,强调力量和速度,肯定生命的活力、充沛的体能与不避苦的勇敢品质。相比较之下,中国文化对身体的自然性不够重视,关注的是在你、我、他交互关系中的“文化身体”。中国之身体“修”的是“身心”的个体和谐、“上下”的人际关系和谐、与“天地”的自然关系和谐[6]。可见,中国“修身养性”、“肉身成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身体的文化性而扼杀了自然性。
2 体育运动是摆脱异化、回归自然的身体行为
体育运动是人类根据生活和生产的实际需要,运用身体活动来改善与促进自身的身心发展的一种特殊实践活动。毛泽东[7]65在《体育之研究》中对体育运动作了科学的诠释:“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体魄来自锻炼,锻炼必需体育。体育运动作为身体运动的特殊形式,是人类摆脱异化回归自然身体的行为。体育运动让身体在主动和被动中接受着力量与意志的磨练,“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7]69,使身体在获得功能性的改善过程中增进健康、形成各种身体技能、改善精神世界、培养意志力量,使得人类的身体更加适应生存的需要。体育之所以具有哲学的研究价值,简单地讲,就是体育是一种防止人种退化和机能衰竭的活动[8]。体育运动依靠身体的自然性获得存在意义,但并不表示体育运动是灵肉对立的物质化躯体改造活动。 2.1 体育运动促进身体感觉的全面且充分发展
人类身体的知觉系统,有持续不断接收来自外部世界和自身内部环境的感觉输入的需求,当感觉信息输入持续减少时,系统反应与功能也会随之减弱。人类在体育运动中,各类感官均有可能获得最充分地刺激和感受。这些刺激和感受正是人类身体的本能需求,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体育运动还涉及到人的价值、能力、情感、道德、审美,只有在体育运动中,身体才可能成为全方位展示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各种维度的一个平台。为此,体育被赋予所有教育方法中最原始、最基本与最重要的方法,是一种最具美学意义的身体教育。
2.2 体育运动摆脱文明对身体意志的腐蚀
体育运动除了促进身体经验的丰富与对各种感觉机能的充分滋养外,还具有培养身体的意志力量。在古希腊文化中,希腊人重视体育运动更多是为了培养公民坚韧不拔的品格和忍受巨大痛苦的能力。亚里士多德[9]曾说:“一个人避开肉体快乐为快乐,这就是节制,而沉湎于享乐的人就是放纵。一个人在危险面前坚定不移,保持快乐至少并不惧怕,这就是勇敢,如若痛苦不堪,就是怯懦。”在先哲亚里士多德看来,勇敢是排序第一的品质,因为勇敢的意义在于能经受痛苦,经受痛苦比回避快乐要困难得多,而体育则是培养勇敢的最好教育。从希腊到罗马,勇敢品质与尚武精神一脉相承,体育运动与勇敢在民族无意识中融为一体,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所缺少的东西。
文明的发展进入了现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人类身体自然性所具有的生理极限与意志极限,而竞技运动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当人们对一个被突破的极限感到喜悦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这个极限在将来不会继续存在,而恰恰相反,这个特例到来之时进行庆祝反而进一步强调了这个极限的存在。这也是人们看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取得优胜的时候,会无比兴奋和激动的原因之一”[10]。
体育运动是人类身体的基本需求,而身体运动的需求,不仅是人正常生存的基本需要,更是满足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前提条件乃至表现形式。促进身体的参与、丰富身体的经验、培养身体的意志,在未来,体育运动将更加体现人类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关怀。
3 体育公共服务是对全民身体的养护
“体育公共服务”产生于一定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有其特定的理念与内涵。首先,政府是服务型的而不是统治型的,政府愿意且有能力提供体育公共服务;其次,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在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中一直占主导地位,而享有体育公共服务权利且具有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的全体社会公民均是体育公共服务的对象[11];第三,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以需求为导向,其供给目标是满足人们对公共体育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的需求;第四,体育公共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为公众提供优质、差异化但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以保证公众的体育权益[12]。随着公共服务理論的完善,我们对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主客体、供给目标与价值取向的认识逐渐明晰,但是与其它的公共服务相比,体育公共服务应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内容,需要满足公众哪方面的需求,是强健身体,还是娱乐活动,或是休闲放松,还存有一定的误区。
3.1 体育公共服务提供的是“身体养护”的服务
把公众的身体纳入到公共事务的范畴,要求人们尊重身体、养护身体。这意味着身体意识的一种理性觉醒。在《理想国》中,柏拉图[13]对只以健康长寿为目的的身体、追求锦标主义的身体进行了批判。因为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为了发挥有节制的勇敢,有道德的力量,依靠身体某方面的特长并不现实,必须具备各个方面和谐的卓越性。具备各个方面和谐的卓越性,即万能的身体,不分时代、不分国家、不限定于某个特定行为,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
由于国民体育健身观念淡薄,体育运动未能进入到多数人的休闲生活。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多数居民首选的休闲方式并不是体育运动,而是看电视、电影,阅读书报,玩棋牌麻将等;我国青少年学生的余暇生活方式也不是体育运动,而是上网聊天及游戏、听音乐学唱歌、看电视。国人自古以来对体育心存偏见,在重文轻武、重智轻体的传统文化背景中,仓促移植了西方体育运动的技术形态,却忽视最为尊崇的文化精神,轻视体育运动对人的身体自然性的救赎与发展,无视体育运动对人的自然生命改造过程中的精神超越作用,从而偏离了体育运动是一种对自然生命尊重与超越的本原认识。
基于对问题的深刻反思,我国政府在实施新一周期的《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中,明确将“城乡居民体育健身意识和科学健身素养普遍增强”作为新计划的首要目标提出。“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体育自觉不可”[7]64。要培养国民的体育健身意识,政府除了提供健身路径、现代化体育场馆设施等“有形”服务外,还需要更具影响力的“无形”服务加以引导。如何充实与提升我国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的影响力,创建出能够引领国民健康生活方式的新型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是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人类对自然身体的救赎与解放决定了体育公共服务的性质与方向,政府是否在提供公众身体养护所需要,就构成了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目标与服务内容。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所提供一切物化或非物化的服务,均是为满足公众的身体运动需求、强壮公众的身体力量、丰富公众的身体经验和维护公众的身体养护权益。也就是说,第一,体育公共服务提供的是强身健体的服务,而不是一般的休闲或娱乐的服务,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应以公众的“身体养护”利益为导向,强调公众的“身体养护”权利;第二,资源的分配重心集中在全体公民而非体育爱好者的身体运动需求上,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身体养护”之需;第三,服务的供给内容不管是物质产品的提供,还是非物质产品的提供,都必须与公众的“身体养护”密切相关。
3.2 使“养护身体”的体育强身观深入人心
“养护身体”具有基本水平与最高水平两层涵义。运动是生命之源,运动是身体的本能需求,身体养护就其基本水平而言,意味着要满足公众基本的身体运动需求。体育运动作为身体运动的特殊形式,是人类阻止肉身自然性退化的艺术结晶和科学成果,是身体养护的坦途。从这一意义上说,体育公共服务就是要满足公众的基本体育运动需求,做到“低水平、广覆盖”。关于这点,已有学者建议政府今后工作重点应由“评先进”转到“补后进”,由“树榜样”转向“扶弱势”,以协调各区域体育公共服务的相对均衡提供[14]。 在满足公众身体基本运动需求、促进公众身体机能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养护身体”就其更高水平而言,还意味着对公众身体的感觉经验的丰富与发展,即对公众身体之美育。体育运动对身体的美育,“不仅关注身体在运动中的外在形式或表现之美,而且关注运动状态和身体机能的改善,从而致力于改善人们对运动状态和感受的意识”[15],以增进我们的感觉经验并丰富我们的生活,使得“我们可以像分享我们的心灵一样,分享我们的身体和身体愉快”[16]。因此,对公众身体感觉与经验的尊重与发展,意味着体育公共服务应为公众提供全面且充分的体育运动。
养护身体不仅关乎个人的生命健康诉求与和谐发展,还关乎整个国民素质乃至人类这一物种的生存能力。政府与体育部门必须结合不同人群特点,以提供体育设施为基础,以体育组织建设为龙头,以体育规划制定和活动组织为引领,大力促进全民养护身体活动的开展。即政府有责任利用媒体的强大力量,加大对全民健身目标与意义的宣传教育,将“养护人类之自然身体”、“不让身体之本能在文明进程中退化”的体育强身观以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渗透到不同人群中,将体育强身意识深植人心。对于青少年学生,政府有责任强制学校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1小时体育活动,并且教育学生不能单从兴趣来选择体育项目,而要勇于选择能磨练自己意志的体育项目并督促其长期坚持。对于广大农民,体育主管部门有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力量开展各类体育运动。体育主管部门有责任组织免费健身指导服务,体育指导员有责任加大传统体育如民间体育、民族体育与民俗体育的宣传和开发,有责任讲解养护身体的体育思想和锻炼方法,给予健身者较全面的指导;公共体育设施有责任向公众免费开放。每个公民有责任将健身意识渗透到关爱家人、强壮国民素质之中,把热爱生活、关爱生命的热情转化为积极投身于全民健身的活动中去。
3.3 提供与公众身体养护密切相关的产品
提供体育器材、体育活动场所、体育经费等是体育公共服务的核心,基础设施决定体育公共服务的规模、种类及其活动的开展。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与体育部门实施的全民健身路径工程、雪炭工程、景观工程等,不断加大了对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但是居民对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满意度仍然不高。由于一方面产品提供总体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以至闲置浪费的现象比比皆是,导致公众的基本体育需求得不到满足,供需矛盾依旧突出。
如果是基于满足公众的基本身体活动需求,需要的则不是造价昂贵的现代化体育场馆与设备,而是可以让学生安全且充分跑跳攀爬的校园体育乐园;可以让市民步行或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安全路径与便捷措施;可以让锻炼人群方便健身的体育场地;可以让人们自由嬉戏攀爬体验各种身体感受的拓展空间……而在健身内容的选择上,无须拘泥于西方的体育项目。中国传统体育蕴含着合理的养生理念、适宜强度的有氧运动,审美化的动作招式,加之对器材场地依赖较少,对体育健身普及程度的提升和全民身心健康的促进是显著的,也是无法取代的。
如果是基于对公众身体的感觉经验的尊重与发展,政府所提供的体育公共设施或开展的活动,是否有利于公众获得丰富的身体感受,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由于身体的感觉经验是丰富且不断追求新鲜的感觉,决定了人们对体育设施与活动内容有着多样的要求。Tangen[17]的研究指出:不同的体育设施对使用人的体育行为有着重要的暗示效应:一方面已有的社会期望以形狀、标记、设备的形式物化在体育设施中,决定了个体在众多的选择中可以选择什么,如体育场馆开放的时间,对体育行为起着调节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当个体观察到体育设施中的社会期望,会在意识层面和身体层面激起反应,形成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感觉,以及是否使用这个体育设施的决定,而这种反应是基于多年的一手或二手经验。因此,Tangen认为当物化于体育设施内的暗含期望和平常人的体育能力的间隙越大时,意味着只有小部分人才有能力满足这些体育设施的期望,而大多数人只能放弃。
从上述研究中我们得到如下启示:体育公共的设施与健身活动不需太专业化的技能水平,否则会让缺乏这一技能的人们感到无助并放弃;体育公共设施与健身活动应考虑能否让身体感官更多参与,而不是局限在部分运动器官上;体育公共的设施提倡一物多用,这种多用指能够提供多种运动方法,从而有利于产生丰富的身体经验。对此,政府应组织体育科研人员,根据城市居民与不同地区农民的生活条件,开发研制一些功能、造价、应用范围符合实际身体运动需要的大众体育健身器材和科学实用的健身方法。最后,学校体育的学习经历也会影响大众体育的参与程度,体育公共服务如何与学校体育有机联系也是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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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体育文化;体育公共服务;身体退化;身体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1-0024-05
远古时代,人类主要靠自己的体力和身体技能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那时人类最受重视的是体力与身体表达的技能。而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知识经济带来的信息化、自动化与机械化却使得人类体力的价值几近于零。文明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严重失衡,这是我们追求文明时万万没有想到的,它不仅造成生存环境的异化,还导致人类身体的弱化。人类运用发达的智力筑起的物质社会,犹如温室般使人类失去了自然环境的磨练,人类在与自然疏远的过程中,身体的运动能力受到限制与弱化,甚至退化。“运动不足”、“肌肉饥饿”等导致的现代文明病严重影响人体健康,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为了应对现代文明病带给人类的巨大威胁,各国政府加快推动体育公共服务以干预全民健康,努力创造使公民形成和保持体育生活方式的社会和体育环境。与此同时,理论界也掀起一股探索体育领域公共服务的热潮,但现有成果大多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将之囊括到服务型政府职能内部予以讨论,而鲜有从人类自身发展的角度去重新理解体育公共服务的历史使命与基本要求,即对体育公共服务缺少形而上的哲学关怀,这无疑阉割了体育公共服务具有的多重价值和人类学意义,从而无法对其供给内容与服务特性进行有效研究。
1 身体的自然性在文明进程中退化
作为人最本原、最真实的存在——身体,首先是各器官相互协调共同构成的有机生命体。在这一点上,身体的自然性与动物的躯体是无差别的。它们具有相同的本能,即生存与繁衍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使生命得以存活、延续。
身体是有生命的,因此时间是有限的;身体是由器官构成的,而器官的机能是有限的。虽然我因这身体成为有限性的在者,但所幸的是身体的器官结构与机能在相应的自然条件下是非专门化和未确定性的。这种非专门化和未确定性没有给身体的活动与能力的发展设置最后限定,身体也因此不是停留在某种既成的因素所限制的范围之内,而是处于发展之中[1]。相比之下,动物的机体器官的结构和机能被自然界定型而具有专门化的效力和范围,这就是动物的本能,动物通过遗传把本能代代相传,动物因此无需意志与创造。同样是运动,对动物而言只是消极适应自然的本能行为,而对于人,如英国的叔本华研究者詹纳维[2]所言:“我身体的运动则是我意志的表现。”意志成为身体的内在规定性,也正是意志使身体的自然性超越于动物,成为人高于和优于动物的“类本质”和“类特性”[3]之所在。
卢梭[4]指出,人类真正恐惧的东西有3样,那就是幼弱、衰老和疾病。前两种人与动物一样共同面临,都有幼弱与衰老现象,谁也无法抗拒。但是人类的疾病与动物的疾病就不完全相同,“人类的不幸大部分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同时也证明,如果我们能够始终保持自然给我们安排的简朴、单纯、孤独的生活方式,我们几乎能够完全免去这些不幸。”动物每天都在奔波,它们每天都要通过各式各样的运动,努力从自然界中获取能量,它们没有退化,与日俱增的反而是它们的凶悍与力量。相反,只有人类才有进步中的退化与现代文明病这样的苦恼,在与自然疏远的过程中,受损失最大的就是能运动的人,好在人类选择了另一种补救措施,体育运动作为一种阻止退化的力量诞生了。“正是这样,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最大的盛会,那就是无人不知的体育盛会——奥林匹克运动会。文明的人类历史中再也没有比这种返朴归真回到动物状态的体育游戏更有魅力”[5]。享受着空调、汽车、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成果的人类,却时时不满自己的处境。他们徒步来到海边,跑进森林,攀上高峰,他们更喜欢在山林中舒筋活络,像动物一样或跑或跳。告别野蛮的人类,总要在文明的空闲中继续着自己的原始天性,恢复他们逐渐失去的身体能力。
西方文化中的“身体”指个体性肉身,他们热衷身体锻炼,尊崇肉身的自然性,在身体锻炼中注重体力、体能、体质,强调力量和速度,肯定生命的活力、充沛的体能与不避苦的勇敢品质。相比较之下,中国文化对身体的自然性不够重视,关注的是在你、我、他交互关系中的“文化身体”。中国之身体“修”的是“身心”的个体和谐、“上下”的人际关系和谐、与“天地”的自然关系和谐[6]。可见,中国“修身养性”、“肉身成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身体的文化性而扼杀了自然性。
2 体育运动是摆脱异化、回归自然的身体行为
体育运动是人类根据生活和生产的实际需要,运用身体活动来改善与促进自身的身心发展的一种特殊实践活动。毛泽东[7]65在《体育之研究》中对体育运动作了科学的诠释:“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体魄来自锻炼,锻炼必需体育。体育运动作为身体运动的特殊形式,是人类摆脱异化回归自然身体的行为。体育运动让身体在主动和被动中接受着力量与意志的磨练,“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7]69,使身体在获得功能性的改善过程中增进健康、形成各种身体技能、改善精神世界、培养意志力量,使得人类的身体更加适应生存的需要。体育之所以具有哲学的研究价值,简单地讲,就是体育是一种防止人种退化和机能衰竭的活动[8]。体育运动依靠身体的自然性获得存在意义,但并不表示体育运动是灵肉对立的物质化躯体改造活动。 2.1 体育运动促进身体感觉的全面且充分发展
人类身体的知觉系统,有持续不断接收来自外部世界和自身内部环境的感觉输入的需求,当感觉信息输入持续减少时,系统反应与功能也会随之减弱。人类在体育运动中,各类感官均有可能获得最充分地刺激和感受。这些刺激和感受正是人类身体的本能需求,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体育运动还涉及到人的价值、能力、情感、道德、审美,只有在体育运动中,身体才可能成为全方位展示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各种维度的一个平台。为此,体育被赋予所有教育方法中最原始、最基本与最重要的方法,是一种最具美学意义的身体教育。
2.2 体育运动摆脱文明对身体意志的腐蚀
体育运动除了促进身体经验的丰富与对各种感觉机能的充分滋养外,还具有培养身体的意志力量。在古希腊文化中,希腊人重视体育运动更多是为了培养公民坚韧不拔的品格和忍受巨大痛苦的能力。亚里士多德[9]曾说:“一个人避开肉体快乐为快乐,这就是节制,而沉湎于享乐的人就是放纵。一个人在危险面前坚定不移,保持快乐至少并不惧怕,这就是勇敢,如若痛苦不堪,就是怯懦。”在先哲亚里士多德看来,勇敢是排序第一的品质,因为勇敢的意义在于能经受痛苦,经受痛苦比回避快乐要困难得多,而体育则是培养勇敢的最好教育。从希腊到罗马,勇敢品质与尚武精神一脉相承,体育运动与勇敢在民族无意识中融为一体,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所缺少的东西。
文明的发展进入了现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人类身体自然性所具有的生理极限与意志极限,而竞技运动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当人们对一个被突破的极限感到喜悦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这个极限在将来不会继续存在,而恰恰相反,这个特例到来之时进行庆祝反而进一步强调了这个极限的存在。这也是人们看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取得优胜的时候,会无比兴奋和激动的原因之一”[10]。
体育运动是人类身体的基本需求,而身体运动的需求,不仅是人正常生存的基本需要,更是满足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前提条件乃至表现形式。促进身体的参与、丰富身体的经验、培养身体的意志,在未来,体育运动将更加体现人类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关怀。
3 体育公共服务是对全民身体的养护
“体育公共服务”产生于一定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有其特定的理念与内涵。首先,政府是服务型的而不是统治型的,政府愿意且有能力提供体育公共服务;其次,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在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中一直占主导地位,而享有体育公共服务权利且具有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的全体社会公民均是体育公共服务的对象[11];第三,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以需求为导向,其供给目标是满足人们对公共体育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的需求;第四,体育公共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为公众提供优质、差异化但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以保证公众的体育权益[12]。随着公共服务理論的完善,我们对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主客体、供给目标与价值取向的认识逐渐明晰,但是与其它的公共服务相比,体育公共服务应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内容,需要满足公众哪方面的需求,是强健身体,还是娱乐活动,或是休闲放松,还存有一定的误区。
3.1 体育公共服务提供的是“身体养护”的服务
把公众的身体纳入到公共事务的范畴,要求人们尊重身体、养护身体。这意味着身体意识的一种理性觉醒。在《理想国》中,柏拉图[13]对只以健康长寿为目的的身体、追求锦标主义的身体进行了批判。因为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为了发挥有节制的勇敢,有道德的力量,依靠身体某方面的特长并不现实,必须具备各个方面和谐的卓越性。具备各个方面和谐的卓越性,即万能的身体,不分时代、不分国家、不限定于某个特定行为,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
由于国民体育健身观念淡薄,体育运动未能进入到多数人的休闲生活。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多数居民首选的休闲方式并不是体育运动,而是看电视、电影,阅读书报,玩棋牌麻将等;我国青少年学生的余暇生活方式也不是体育运动,而是上网聊天及游戏、听音乐学唱歌、看电视。国人自古以来对体育心存偏见,在重文轻武、重智轻体的传统文化背景中,仓促移植了西方体育运动的技术形态,却忽视最为尊崇的文化精神,轻视体育运动对人的身体自然性的救赎与发展,无视体育运动对人的自然生命改造过程中的精神超越作用,从而偏离了体育运动是一种对自然生命尊重与超越的本原认识。
基于对问题的深刻反思,我国政府在实施新一周期的《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中,明确将“城乡居民体育健身意识和科学健身素养普遍增强”作为新计划的首要目标提出。“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体育自觉不可”[7]64。要培养国民的体育健身意识,政府除了提供健身路径、现代化体育场馆设施等“有形”服务外,还需要更具影响力的“无形”服务加以引导。如何充实与提升我国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的影响力,创建出能够引领国民健康生活方式的新型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是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人类对自然身体的救赎与解放决定了体育公共服务的性质与方向,政府是否在提供公众身体养护所需要,就构成了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目标与服务内容。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所提供一切物化或非物化的服务,均是为满足公众的身体运动需求、强壮公众的身体力量、丰富公众的身体经验和维护公众的身体养护权益。也就是说,第一,体育公共服务提供的是强身健体的服务,而不是一般的休闲或娱乐的服务,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应以公众的“身体养护”利益为导向,强调公众的“身体养护”权利;第二,资源的分配重心集中在全体公民而非体育爱好者的身体运动需求上,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身体养护”之需;第三,服务的供给内容不管是物质产品的提供,还是非物质产品的提供,都必须与公众的“身体养护”密切相关。
3.2 使“养护身体”的体育强身观深入人心
“养护身体”具有基本水平与最高水平两层涵义。运动是生命之源,运动是身体的本能需求,身体养护就其基本水平而言,意味着要满足公众基本的身体运动需求。体育运动作为身体运动的特殊形式,是人类阻止肉身自然性退化的艺术结晶和科学成果,是身体养护的坦途。从这一意义上说,体育公共服务就是要满足公众的基本体育运动需求,做到“低水平、广覆盖”。关于这点,已有学者建议政府今后工作重点应由“评先进”转到“补后进”,由“树榜样”转向“扶弱势”,以协调各区域体育公共服务的相对均衡提供[14]。 在满足公众身体基本运动需求、促进公众身体机能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养护身体”就其更高水平而言,还意味着对公众身体的感觉经验的丰富与发展,即对公众身体之美育。体育运动对身体的美育,“不仅关注身体在运动中的外在形式或表现之美,而且关注运动状态和身体机能的改善,从而致力于改善人们对运动状态和感受的意识”[15],以增进我们的感觉经验并丰富我们的生活,使得“我们可以像分享我们的心灵一样,分享我们的身体和身体愉快”[16]。因此,对公众身体感觉与经验的尊重与发展,意味着体育公共服务应为公众提供全面且充分的体育运动。
养护身体不仅关乎个人的生命健康诉求与和谐发展,还关乎整个国民素质乃至人类这一物种的生存能力。政府与体育部门必须结合不同人群特点,以提供体育设施为基础,以体育组织建设为龙头,以体育规划制定和活动组织为引领,大力促进全民养护身体活动的开展。即政府有责任利用媒体的强大力量,加大对全民健身目标与意义的宣传教育,将“养护人类之自然身体”、“不让身体之本能在文明进程中退化”的体育强身观以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渗透到不同人群中,将体育强身意识深植人心。对于青少年学生,政府有责任强制学校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1小时体育活动,并且教育学生不能单从兴趣来选择体育项目,而要勇于选择能磨练自己意志的体育项目并督促其长期坚持。对于广大农民,体育主管部门有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力量开展各类体育运动。体育主管部门有责任组织免费健身指导服务,体育指导员有责任加大传统体育如民间体育、民族体育与民俗体育的宣传和开发,有责任讲解养护身体的体育思想和锻炼方法,给予健身者较全面的指导;公共体育设施有责任向公众免费开放。每个公民有责任将健身意识渗透到关爱家人、强壮国民素质之中,把热爱生活、关爱生命的热情转化为积极投身于全民健身的活动中去。
3.3 提供与公众身体养护密切相关的产品
提供体育器材、体育活动场所、体育经费等是体育公共服务的核心,基础设施决定体育公共服务的规模、种类及其活动的开展。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与体育部门实施的全民健身路径工程、雪炭工程、景观工程等,不断加大了对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但是居民对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满意度仍然不高。由于一方面产品提供总体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以至闲置浪费的现象比比皆是,导致公众的基本体育需求得不到满足,供需矛盾依旧突出。
如果是基于满足公众的基本身体活动需求,需要的则不是造价昂贵的现代化体育场馆与设备,而是可以让学生安全且充分跑跳攀爬的校园体育乐园;可以让市民步行或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安全路径与便捷措施;可以让锻炼人群方便健身的体育场地;可以让人们自由嬉戏攀爬体验各种身体感受的拓展空间……而在健身内容的选择上,无须拘泥于西方的体育项目。中国传统体育蕴含着合理的养生理念、适宜强度的有氧运动,审美化的动作招式,加之对器材场地依赖较少,对体育健身普及程度的提升和全民身心健康的促进是显著的,也是无法取代的。
如果是基于对公众身体的感觉经验的尊重与发展,政府所提供的体育公共设施或开展的活动,是否有利于公众获得丰富的身体感受,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由于身体的感觉经验是丰富且不断追求新鲜的感觉,决定了人们对体育设施与活动内容有着多样的要求。Tangen[17]的研究指出:不同的体育设施对使用人的体育行为有着重要的暗示效应:一方面已有的社会期望以形狀、标记、设备的形式物化在体育设施中,决定了个体在众多的选择中可以选择什么,如体育场馆开放的时间,对体育行为起着调节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当个体观察到体育设施中的社会期望,会在意识层面和身体层面激起反应,形成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感觉,以及是否使用这个体育设施的决定,而这种反应是基于多年的一手或二手经验。因此,Tangen认为当物化于体育设施内的暗含期望和平常人的体育能力的间隙越大时,意味着只有小部分人才有能力满足这些体育设施的期望,而大多数人只能放弃。
从上述研究中我们得到如下启示:体育公共的设施与健身活动不需太专业化的技能水平,否则会让缺乏这一技能的人们感到无助并放弃;体育公共设施与健身活动应考虑能否让身体感官更多参与,而不是局限在部分运动器官上;体育公共的设施提倡一物多用,这种多用指能够提供多种运动方法,从而有利于产生丰富的身体经验。对此,政府应组织体育科研人员,根据城市居民与不同地区农民的生活条件,开发研制一些功能、造价、应用范围符合实际身体运动需要的大众体育健身器材和科学实用的健身方法。最后,学校体育的学习经历也会影响大众体育的参与程度,体育公共服务如何与学校体育有机联系也是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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