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的人在酒余饭饱之后,开始反思革命的价值和伤害的时候,当更多人在被伪真诚的《十月围城》煽乎得涕泪横流的时候,一个无法回避的血淋淋的事实就是暴力无所不在。其实何止是在革命时期这样一个极端的情况下,整部历史就是一部暴力史。大儒朱熹曾感慨:“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年-2005年)也说:“只要考察帝国如何兴起和衰败,个人威望如何确立,宗教如何分裂,财产和权力的特权如何继承和转移,思想家的权威如何增强,精英的文化享受如何建立在被剥夺者的辛劳和痛苦之上,就足以发现暴力无时不在,无所不在。”这段话出自利科《历史与真理》一书。该书是利科的现象学解释学在历史中的运用,让我所感兴趣的是书中关于暴力和非暴力主义的探讨。
　　利科首先测量了暴力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暴力如植物的根须一般深植于人的意识之中,像扩张、战斗和统治的意志、易怒的性情、克服障碍的冲动、死的本能和破坏力量,以及幸灾乐祸。利科说:“不管大街上发生骚乱,还是祖国处于危急中,我都认为这令人感到高兴和兴奋……某种粗野的东西、某种健康和不健康的东西、某种未成熟和未定型的东西、猎奇冒险和自由支配的意识、江湖义气和探险活动的向往,所有这一切都不考虑法律和权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意识的底层会重新出现在意识的最上层:这种暴行意识也是思想体系的意识,正义、法律和真理在拿起武器和带着忧郁的激情时,立即使用大写字母;语言和文化进入悲怆的热烈感情中;所有一切都已准备好对付危险和死亡;上帝本身也被作为理由,出现在誓言和带钢盔的随军牧师的言语中。”另一方面,暴力不仅仅是一些轰动性的事件,如战争和骚乱。利科认为剥削和压迫也在暴行的结构之中,他援引亨利·吉耶曼(Henri Guillemin)的统计数据:在路易-菲利普时代,工人的平均寿命是二十七岁,在里尔的工业人口中,七年间死亡20700人,出生了21000人。这些是事实不是事件,那么压迫和反抗压迫就变成了无休止的暴力循环。更让人不安的是,“暴力甚至有一条无尽头的路,因为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有些人竟要求垂死者临终时保持冷静以便尝到比死还痛苦的滋味;受折磨者应该还活着,带着受尽屈辱和意识上的创伤,在他的尊严、他的价值和他的欢乐的心中体验身体的毁灭。”
　　利科关于暴力揭示让读者感到羞耻和绝望,仿佛漂浮在无边黑暗之中,并成为黑暗的一部分。那么有没有可能改变历史肮脏不堪的宿命,摆脱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的循环?利科说:“如果历史是暴力,那么非暴力主义就是历史的内疚,就是在历史中存在的不安和历史处境中意识的希望。”他认为非暴力主义者既非肤浅的和平主义者,也非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眼里的瑜伽信奉者,非暴力主义者对历史进程存在非常隐蔽的作用—“他们拒不听从‘善意的人们只有在漫长历史结束时才能隐约地看到(非暴力主义)对一些社会准则的实际影响’;在某些有利的条件下,在特殊人物的影响下,非暴力主义可能采取一种运动、一种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方式,并具有相当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非暴力主义能有一种真正的历史突破。”平心而论,放下屠刀并不容易,拒绝杀人而被杀,大多数人难以坦然面对这种“求仁得仁”。
　　友人从印度回来,说起印度人对圣雄甘地的看法,他微觉诧异,因为在大多印度人眼里,甘地是无可指摘的圣人,尽管他成为苦行者之前有若干情妇和私生子,但他放下了欲望,变得充满慈悲和智慧。回头看利科关于暴力深藏于意识中的说法,不寒而栗,其实对欲望的放任就是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