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1年,杨培英(字粲三,1887年-1962年)在内外压力下,终于暂且放下了“保持聚兴诚银行为纯粹之商业银行”的幻想,同意申请公私合营。同年1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根据聚行的申请,报请总行批准后,聚行实现了公私合营。那天杨粲三特意穿上以前常穿的深灰色长衫,独自来到聚兴诚银行大楼,走过空荡荡的楼道,来到董事长办公室,坐在曾经属于自己的太师椅上,不禁老泪纵横……
创立于1915年的聚兴诚银行是一个家族企业,主要创始人为杨焕斗(字文光)和他的两个儿子杨培贤(字希仲)、杨粲三。杨文光原先在重庆经营商号和钱庄,在1898年四川大足余栋臣起义和1911年辛亥革命两次商业恐慌中,杨文光父子以对时局的准确判断,囤积居奇,大获其利,资本迅速膨胀。
1904年,杨文光专门拨出资本,为长子杨培德(字寿宇)开设聚兴成商号,让其放手经营,同年,三子杨粲三被派往上海开拓业务。1905年,次子杨希仲赴日留学。1907年,杨文光宣布退休,不再负责杨氏商业组织的具体运营,1908年,杨寿宇病逝,22岁的杨粲三从上海赶回,执掌聚兴成商号,并改其名为聚兴诚。
1910年,杨希仲从日本岩仓大学铁道交通专业毕业后,转赴美国学习商科。1913年,杨希仲回国,他不但带回了一些书籍和现代企业的运营理论,还带回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开办银行。开办银行的想法杨希仲在日本时就产生了,他决心“步三井株式会社后尘,集家族之人力财力,创办银行,再次第向外发展,建立杨氏家族的远大事业”。三井集团这种以银行为网络核心联接数十、甚至数百家企业的联盟组织,是日本大型企业的典型运作模式。这种巨无霸企业给很多回国以后从事工商业的清国留学生以极大震撼。杨粲三后来回忆道:“(杨希仲)家书一月数至,皆详述三井之演进擘划,条陈报告,设虑周详,先父接阅,私心甚喜。”当时的重庆既是一个重要的水陆码头,也是西南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工商业非常繁荣,也需要一个为商业服务的银行。在杨希仲的影响下,杨粲三对拥有三井那样的企业也十分向往。
在杨希仲兄弟二人的鼓动下,杨文光第一次离开四川,与侄子杨与九乘外国轮船沿江而下,到汉口、上海考察,外面的世界令杨文光耳目一新,坚定了创办银行的信心。杨家父子先后拜会了地方实力派四川都督胡文澜和北京政府财政部长李斯浩等人,取得了官方的支持,1913年3月16日,聚兴诚银行开业,杨文光任银行最高权力机关—事务委员会主席,杨希仲任总经理,杨粲三任协理,是年,杨希仲32岁,杨粲三28岁。
银行开办初期,时值民国初建,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南京政府先后颁发了一些鼓励兴办实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法令,加上当时四川军阀混战的规模较小,重庆市面出现了暂时的繁荣,贸易额大增。聚兴诚银行的实际管理者杨粲三采用“翻码头”、“赚平水”、“做关头”等方式大获其利。翻码头即由直汇改为转汇以赚取高额汇费的一种方式,如从重庆直汇上海,每千元收汇费八十元,重庆汇汉口每千元收汇费三十元,汉口汇上海每千元汇费仅五元,其中差价达四十五元。所谓“赚平水”,就是利用各地使用的银圆、银锭成色和重量各异,“严”进“宽”出。而“做关头”,就是买卖期货的方式,赌申汇汇率的涨跌。在杨粲三的部署下,聚行的汇兑业务飞快发展,在1915年～1916年聚行的第一届决算中,汇水收益高达一百八十多万元。
随着业务的发展,聚行的资金不足,杨氏兄弟开始重视储蓄业务,但最初只从事大额定存,从拉军阀储蓄军饷,并大肆宣传开始,逐渐吸引机关、厂矿、学校、商店的前来储蓄。1919年后,聚行的大额定存来源不济,存款总额逐年下降,而银行所需营运资金却不断增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聚行不得不开办小额业务。在一系列的宣传炒作下,聚行改变了人们“窖藏金银”的做法,1919年,聚行的小额储蓄总额仅五万多元,1920年后,便开始成百倍增长。
聚兴诚银行虽说是杨文光父子创办的,但它是整个杨氏家族的企业,除了杨希仲和杨粲三担任总经理和协理外,杨文光其他儿子和侄子也在聚兴诚银行拥有股份并担任重要职务,如分行经理等。
1921年,聚兴诚银行发生吃派垫、亏折、倒账等事件,业务陷入困境,此时与杨粲三积怨甚深的汉口分行经理杨陪光(字仲晖)见聚行内部危机四伏,觉得担任无限责任股东风险过大,便拉上亲兄弟天津分行经理杨陪芳(字芷芬)及杨陪昌(字炽卿)、杨陪文(字建章)要求退出无限责任股。此四人与杨文华系叔侄关系。1922年,四人退出聚行后,全力经营宏裕银号和裕源银号,与聚行竞争,一方面散布聚行将要垮掉的言论,一方面以聚行的名义向同行拆借资金。尽管如此,终因资金和管理水平不足,宏裕银号逐年亏损至1929年陷入绝境,以杨仲晖服生鸦片自杀告终。
堂兄弟之间的争端,似乎杨仲晖要负主要责任,而亲兄弟之争以及杨希仲之死,杨粲三则难辞其咎。总经理杨希仲留学美国,为人豁达民主,很讨人喜欢,但缺乏运营管理的实际经验,协理杨粲三有魄力,善经营,但刚愎自用,不能容人,加上二人对聚兴诚银行战略目标截然不同,所以矛盾难以调和也就不足为奇了。1917年,杨粲三以协理的身份到各地巡视,擅自调整人事,改动经营方针,根本不和杨希仲等人商量。对于从总部发往各地的公函,稍有不满意的地方,便任意删改。杨文光、杨希仲对此非常气愤,以至于向各地发出专门通告。杨文光生前,杨家便已经拥有银行、商号、外贸和航运四个部门,具备了家族财团的雏形。日本报纸曾以《出现于中国西部的三井式家族银行》为题,做了专题报道。杨希仲有一个“三井”梦,并不想把业务仅仅局限在银行上,在当时,四川的对外贸易前景诱人,事实上重庆另一个“富二代”古耕虞,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出口大王。但杨粲三认为先做好银行,再考虑其他。
1919年,杨粲三负气扔下总行的摊子,待在哈尔滨分行不归。失去制约的杨希仲在总行开始了他的管理改革,他聘用了一些大学生,并一反杨粲三专制的管理方式,实行民主化的管理。但结果事与愿违,大学生不熟悉业务,不会打算盘,不会辨银子成色,甚至不会数银圆,而民主的结果,反而是散漫无序。面对聚行的混乱,杨希仲有些不知所措,同年7月,杨文光病危,杨粲三要挟,要不到权,便不回重庆收拾残局,达到目的后,杨粲三回到重庆,9月,杨文光去世。之后,杨粲三更加独断专行,尤其是聚行总管理处从重庆迁至汉口后,通过架空杨希仲的办法,杨粲三一步步夺得总经理的实权。杨希仲无奈,只好全力投入聚行外贸部的经营并且很快有了起色,但杨粲三以杨仲晖等人退出、北京分行吃呆帐导致资金困难为由,向外贸部索还历年积欠聚行的资金。1924年,杨希仲受不了业务受阻的内外压力、兄弟倾轧以致资金链的断裂,故而服食鸦片自杀。杨希仲之死,一时流言飞走,杨氏所经营的银行、外贸部、航业部和诚记商号均陷入困境,杨氏家族财团分崩离析,风雨飘摇。
杨家自啄同类的惨剧于杨粲三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他对事务有极强的控制欲,又自命不凡,这往往使弟兄们感到难堪和羞辱。1927年,杨粲三亲弟杨培善(字乃庆)病死,他生活放荡,自暴自弃,仅吃喝嫖赌就花去二十七万两银子,他负责经营的诚记商号随之停业。
不过,杨粲三并不汲取教训,后来又发生了与同父异母弟弟杨培荣(字季谦)之争。杨季谦和杨希仲一样曾留学美国,思想开放,作风民主,为人宽厚,脾气温和,在聚行上下很有人缘。杨希仲死后,杨粲三先自兼外贸部经理,后任杨季谦为经理,但将外贸部由原来与银行平行的关系变为置于银行管辖之下,处处制约。杨季谦见杨粲三拿他做傀儡,心生不满。1926年,杨季谦不顾杨粲三的反对,支持副经理李锐抛售桐油,获得了巨额利润。之前杨粲三出于赌气,曾公开扬言:如果赚了钱,就按全部盈余的20%发给职工当红利。但真的赚了钱,他又舍不得了,他坚持要先扣除20万元弥补历年亏损,然后从剩余中提20%作红利。他不但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反而对杨季谦不听自己指令大为不满,进而对杨季谦更加压制、排挤。李锐在讲理不成反遭杨粲三侮辱后,带了十多个骨干出走,自建公司,最终于1936年将聚兴诚外贸部彻底挤垮。
1927年,杨季谦被任命为汉口分行经理,但杨粲三却安插亲信学徒去当襄理,以抓业务为由,架空经理。1930年,总行迁渝,汉口分行升格为华中区的管辖行,地位和职权均在其他分行之上,但杨粲三又安排一亲信学徒当副经理以牵制之,还不断发出《通知》,指责汉口分行“遇事推诿,未克尽管辖行之责”。为了把他挤出聚行,杨粲三于是又推荐他到聚行投资的中国植物油料厂任商股董事兼协理。杨季谦愤然辞职。杨粲三对此更感恼怒,就一直未安排杨季谦职位。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杨季谦处处受挤压,长期的积怨已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1945年,借“暗账风潮”,杨季谦与职工和股东联合起来,把杨粲三从坐了21年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宝座上拉了下来,杨粲三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 杨粲三常常傲慢地说:“赵孟子所贵,赵孟能贱之”。不管是谁,一旦得罪他,就会被排斥以至开除;一旦得其所宠,就会平步青云。他能育人、识人、用人,但却不能容人。后来任聚行兼职董事的张茂芹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在任万县分行经理时,曾被军阀杨森硬逼派垫两万元。杨粲三怪张茂芹抗垫不力,撤去其经理职务,后来还是杨森等人出面担保还款,才免于处分。
他对钱财的看法是“财聚人聚,财散人散”,并实行所谓“饥兵”政策。因此,他往往不讲信用,自食其言。抗战期间的重庆,物价上涨,投机风行,为了生活,私下经商的人很多。杨粲三既禁止行员私自经商,又不愿增加薪水,于是从股东股息和职工红酬中集资50万元,筹建“永聚公司”,按股分红,并聘请任望南任经理。任望南不负重托,利用他自己在军、政界的关系,经营黄金、粮油、棉纱、布匹等,获得丰厚利润。由于物价飞涨,职工生计困难,便联名要求杨粲三将永聚公司部分盈余分给大家,以度难关。但杨粲三看着已装进口袋的钱又舍不得掏出来,拒绝了职工的分红要求。董事会的表决结果,使杨粲三大失面子,被迫做出“可借薪3个月,于来年行员奖励金中扣还”,后又被迫实行“按生活指数来调整行员薪金”的办法,以平息职工的不满。一年后,他不惜以8万元赠与任望南,解除其总处协理职务。接着他又解散了“永聚公司”,并断然废止了每月调整薪金一次的办法,改为半年调整一次。两年后,他又干脆冻结行员薪金,不再增加。
1927年,在共产党领导下,各地工人运动兴起,聚行各分支行处也发生多起员工有组织要求扬氏家族改善待遇的斗争。汉口当时是国民革命的中心,杨粲三慑于武汉政府的威力,答应改善汉口分行员工待遇,但对重庆、宜昌、万县、成都等分支行要享受同样的待遇的请求则断然拒绝。他对宜昌分行的员工采取严厉措施,企图杀一儆百,以停业相威胁,并亲自到宜昌办理停业事宜,态度十分强硬。宜昌总工会便把他扣押在总工会办事处,并用纸糊了一顶高帽子给他戴上,上面写着:“打倒杨粲三”,又押着他去游街。最后他不得不答应工会提出的要求。事后,杨粲三耿耿于怀,将4月7日定为“四·七之变”。
1949年,国民政府金融崩溃使聚兴诚银行几近倒闭。建国后,由于国家逐步实行公有制,银行首当其冲,内外交困的聚兴诚银行不得不接受了公私合营,合营后,见银行业务有了起色,杨粲三又开始四处活动,甚至去北京拜访沈钧儒、郭沫若、廖承志等人,希望国家能把聚兴诚银行还给杨家,成为一个“纯粹的私立银行”,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由于他总觉得存在一线希望,所以他几乎没有公开提过意见,反而常说党的好话,这也就避免了成为右派。杨粲三一生自奉甚检,却不懂得和人合作,也不阿附政治势力,但其行事思维的确有些乖张。职工卢澜康的伯父死了,要请假回去帮忙办丧事,杨粲三竟然不准假,说:“你伯父死了,与你有啥关系?”而聚行在人力资源上没有出大问题,某种意义上,得益在杨粲三年轻的时候曾经亲自培训过一期学徒,这些人被称为“幺二三”朋友,他们大多成了聚行的业务骨干。
创立于1915年的聚兴诚银行是一个家族企业,主要创始人为杨焕斗(字文光)和他的两个儿子杨培贤(字希仲)、杨粲三。杨文光原先在重庆经营商号和钱庄,在1898年四川大足余栋臣起义和1911年辛亥革命两次商业恐慌中,杨文光父子以对时局的准确判断,囤积居奇,大获其利,资本迅速膨胀。
1904年,杨文光专门拨出资本,为长子杨培德(字寿宇)开设聚兴成商号,让其放手经营,同年,三子杨粲三被派往上海开拓业务。1905年,次子杨希仲赴日留学。1907年,杨文光宣布退休,不再负责杨氏商业组织的具体运营,1908年,杨寿宇病逝,22岁的杨粲三从上海赶回,执掌聚兴成商号,并改其名为聚兴诚。
1910年,杨希仲从日本岩仓大学铁道交通专业毕业后,转赴美国学习商科。1913年,杨希仲回国,他不但带回了一些书籍和现代企业的运营理论,还带回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开办银行。开办银行的想法杨希仲在日本时就产生了,他决心“步三井株式会社后尘,集家族之人力财力,创办银行,再次第向外发展,建立杨氏家族的远大事业”。三井集团这种以银行为网络核心联接数十、甚至数百家企业的联盟组织,是日本大型企业的典型运作模式。这种巨无霸企业给很多回国以后从事工商业的清国留学生以极大震撼。杨粲三后来回忆道:“(杨希仲)家书一月数至,皆详述三井之演进擘划,条陈报告,设虑周详,先父接阅,私心甚喜。”当时的重庆既是一个重要的水陆码头,也是西南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工商业非常繁荣,也需要一个为商业服务的银行。在杨希仲的影响下,杨粲三对拥有三井那样的企业也十分向往。
在杨希仲兄弟二人的鼓动下,杨文光第一次离开四川,与侄子杨与九乘外国轮船沿江而下,到汉口、上海考察,外面的世界令杨文光耳目一新,坚定了创办银行的信心。杨家父子先后拜会了地方实力派四川都督胡文澜和北京政府财政部长李斯浩等人,取得了官方的支持,1913年3月16日,聚兴诚银行开业,杨文光任银行最高权力机关—事务委员会主席,杨希仲任总经理,杨粲三任协理,是年,杨希仲32岁,杨粲三28岁。
银行开办初期,时值民国初建,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南京政府先后颁发了一些鼓励兴办实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法令,加上当时四川军阀混战的规模较小,重庆市面出现了暂时的繁荣,贸易额大增。聚兴诚银行的实际管理者杨粲三采用“翻码头”、“赚平水”、“做关头”等方式大获其利。翻码头即由直汇改为转汇以赚取高额汇费的一种方式,如从重庆直汇上海,每千元收汇费八十元,重庆汇汉口每千元收汇费三十元,汉口汇上海每千元汇费仅五元,其中差价达四十五元。所谓“赚平水”,就是利用各地使用的银圆、银锭成色和重量各异,“严”进“宽”出。而“做关头”,就是买卖期货的方式,赌申汇汇率的涨跌。在杨粲三的部署下,聚行的汇兑业务飞快发展,在1915年～1916年聚行的第一届决算中,汇水收益高达一百八十多万元。
随着业务的发展,聚行的资金不足,杨氏兄弟开始重视储蓄业务,但最初只从事大额定存,从拉军阀储蓄军饷,并大肆宣传开始,逐渐吸引机关、厂矿、学校、商店的前来储蓄。1919年后,聚行的大额定存来源不济,存款总额逐年下降,而银行所需营运资金却不断增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聚行不得不开办小额业务。在一系列的宣传炒作下,聚行改变了人们“窖藏金银”的做法,1919年,聚行的小额储蓄总额仅五万多元,1920年后,便开始成百倍增长。
聚兴诚银行虽说是杨文光父子创办的,但它是整个杨氏家族的企业,除了杨希仲和杨粲三担任总经理和协理外,杨文光其他儿子和侄子也在聚兴诚银行拥有股份并担任重要职务,如分行经理等。
1921年,聚兴诚银行发生吃派垫、亏折、倒账等事件,业务陷入困境,此时与杨粲三积怨甚深的汉口分行经理杨陪光(字仲晖)见聚行内部危机四伏,觉得担任无限责任股东风险过大,便拉上亲兄弟天津分行经理杨陪芳(字芷芬)及杨陪昌(字炽卿)、杨陪文(字建章)要求退出无限责任股。此四人与杨文华系叔侄关系。1922年,四人退出聚行后,全力经营宏裕银号和裕源银号,与聚行竞争,一方面散布聚行将要垮掉的言论,一方面以聚行的名义向同行拆借资金。尽管如此,终因资金和管理水平不足,宏裕银号逐年亏损至1929年陷入绝境,以杨仲晖服生鸦片自杀告终。
堂兄弟之间的争端,似乎杨仲晖要负主要责任,而亲兄弟之争以及杨希仲之死,杨粲三则难辞其咎。总经理杨希仲留学美国,为人豁达民主,很讨人喜欢,但缺乏运营管理的实际经验,协理杨粲三有魄力,善经营,但刚愎自用,不能容人,加上二人对聚兴诚银行战略目标截然不同,所以矛盾难以调和也就不足为奇了。1917年,杨粲三以协理的身份到各地巡视,擅自调整人事,改动经营方针,根本不和杨希仲等人商量。对于从总部发往各地的公函,稍有不满意的地方,便任意删改。杨文光、杨希仲对此非常气愤,以至于向各地发出专门通告。杨文光生前,杨家便已经拥有银行、商号、外贸和航运四个部门,具备了家族财团的雏形。日本报纸曾以《出现于中国西部的三井式家族银行》为题,做了专题报道。杨希仲有一个“三井”梦,并不想把业务仅仅局限在银行上,在当时,四川的对外贸易前景诱人,事实上重庆另一个“富二代”古耕虞,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出口大王。但杨粲三认为先做好银行,再考虑其他。
1919年,杨粲三负气扔下总行的摊子,待在哈尔滨分行不归。失去制约的杨希仲在总行开始了他的管理改革,他聘用了一些大学生,并一反杨粲三专制的管理方式,实行民主化的管理。但结果事与愿违,大学生不熟悉业务,不会打算盘,不会辨银子成色,甚至不会数银圆,而民主的结果,反而是散漫无序。面对聚行的混乱,杨希仲有些不知所措,同年7月,杨文光病危,杨粲三要挟,要不到权,便不回重庆收拾残局,达到目的后,杨粲三回到重庆,9月,杨文光去世。之后,杨粲三更加独断专行,尤其是聚行总管理处从重庆迁至汉口后,通过架空杨希仲的办法,杨粲三一步步夺得总经理的实权。杨希仲无奈,只好全力投入聚行外贸部的经营并且很快有了起色,但杨粲三以杨仲晖等人退出、北京分行吃呆帐导致资金困难为由,向外贸部索还历年积欠聚行的资金。1924年,杨希仲受不了业务受阻的内外压力、兄弟倾轧以致资金链的断裂,故而服食鸦片自杀。杨希仲之死,一时流言飞走,杨氏所经营的银行、外贸部、航业部和诚记商号均陷入困境,杨氏家族财团分崩离析,风雨飘摇。
杨家自啄同类的惨剧于杨粲三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他对事务有极强的控制欲,又自命不凡,这往往使弟兄们感到难堪和羞辱。1927年,杨粲三亲弟杨培善(字乃庆)病死,他生活放荡,自暴自弃,仅吃喝嫖赌就花去二十七万两银子,他负责经营的诚记商号随之停业。
不过,杨粲三并不汲取教训,后来又发生了与同父异母弟弟杨培荣(字季谦)之争。杨季谦和杨希仲一样曾留学美国,思想开放,作风民主,为人宽厚,脾气温和,在聚行上下很有人缘。杨希仲死后,杨粲三先自兼外贸部经理,后任杨季谦为经理,但将外贸部由原来与银行平行的关系变为置于银行管辖之下,处处制约。杨季谦见杨粲三拿他做傀儡,心生不满。1926年,杨季谦不顾杨粲三的反对,支持副经理李锐抛售桐油,获得了巨额利润。之前杨粲三出于赌气,曾公开扬言:如果赚了钱,就按全部盈余的20%发给职工当红利。但真的赚了钱,他又舍不得了,他坚持要先扣除20万元弥补历年亏损,然后从剩余中提20%作红利。他不但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反而对杨季谦不听自己指令大为不满,进而对杨季谦更加压制、排挤。李锐在讲理不成反遭杨粲三侮辱后,带了十多个骨干出走,自建公司,最终于1936年将聚兴诚外贸部彻底挤垮。
1927年,杨季谦被任命为汉口分行经理,但杨粲三却安插亲信学徒去当襄理,以抓业务为由,架空经理。1930年,总行迁渝,汉口分行升格为华中区的管辖行,地位和职权均在其他分行之上,但杨粲三又安排一亲信学徒当副经理以牵制之,还不断发出《通知》,指责汉口分行“遇事推诿,未克尽管辖行之责”。为了把他挤出聚行,杨粲三于是又推荐他到聚行投资的中国植物油料厂任商股董事兼协理。杨季谦愤然辞职。杨粲三对此更感恼怒,就一直未安排杨季谦职位。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杨季谦处处受挤压,长期的积怨已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1945年,借“暗账风潮”,杨季谦与职工和股东联合起来,把杨粲三从坐了21年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宝座上拉了下来,杨粲三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 杨粲三常常傲慢地说:“赵孟子所贵,赵孟能贱之”。不管是谁,一旦得罪他,就会被排斥以至开除;一旦得其所宠,就会平步青云。他能育人、识人、用人,但却不能容人。后来任聚行兼职董事的张茂芹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在任万县分行经理时,曾被军阀杨森硬逼派垫两万元。杨粲三怪张茂芹抗垫不力,撤去其经理职务,后来还是杨森等人出面担保还款,才免于处分。
他对钱财的看法是“财聚人聚,财散人散”,并实行所谓“饥兵”政策。因此,他往往不讲信用,自食其言。抗战期间的重庆,物价上涨,投机风行,为了生活,私下经商的人很多。杨粲三既禁止行员私自经商,又不愿增加薪水,于是从股东股息和职工红酬中集资50万元,筹建“永聚公司”,按股分红,并聘请任望南任经理。任望南不负重托,利用他自己在军、政界的关系,经营黄金、粮油、棉纱、布匹等,获得丰厚利润。由于物价飞涨,职工生计困难,便联名要求杨粲三将永聚公司部分盈余分给大家,以度难关。但杨粲三看着已装进口袋的钱又舍不得掏出来,拒绝了职工的分红要求。董事会的表决结果,使杨粲三大失面子,被迫做出“可借薪3个月,于来年行员奖励金中扣还”,后又被迫实行“按生活指数来调整行员薪金”的办法,以平息职工的不满。一年后,他不惜以8万元赠与任望南,解除其总处协理职务。接着他又解散了“永聚公司”,并断然废止了每月调整薪金一次的办法,改为半年调整一次。两年后,他又干脆冻结行员薪金,不再增加。
1927年,在共产党领导下,各地工人运动兴起,聚行各分支行处也发生多起员工有组织要求扬氏家族改善待遇的斗争。汉口当时是国民革命的中心,杨粲三慑于武汉政府的威力,答应改善汉口分行员工待遇,但对重庆、宜昌、万县、成都等分支行要享受同样的待遇的请求则断然拒绝。他对宜昌分行的员工采取严厉措施,企图杀一儆百,以停业相威胁,并亲自到宜昌办理停业事宜,态度十分强硬。宜昌总工会便把他扣押在总工会办事处,并用纸糊了一顶高帽子给他戴上,上面写着:“打倒杨粲三”,又押着他去游街。最后他不得不答应工会提出的要求。事后,杨粲三耿耿于怀,将4月7日定为“四·七之变”。
1949年,国民政府金融崩溃使聚兴诚银行几近倒闭。建国后,由于国家逐步实行公有制,银行首当其冲,内外交困的聚兴诚银行不得不接受了公私合营,合营后,见银行业务有了起色,杨粲三又开始四处活动,甚至去北京拜访沈钧儒、郭沫若、廖承志等人,希望国家能把聚兴诚银行还给杨家,成为一个“纯粹的私立银行”,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由于他总觉得存在一线希望,所以他几乎没有公开提过意见,反而常说党的好话,这也就避免了成为右派。杨粲三一生自奉甚检,却不懂得和人合作,也不阿附政治势力,但其行事思维的确有些乖张。职工卢澜康的伯父死了,要请假回去帮忙办丧事,杨粲三竟然不准假,说:“你伯父死了,与你有啥关系?”而聚行在人力资源上没有出大问题,某种意义上,得益在杨粲三年轻的时候曾经亲自培训过一期学徒,这些人被称为“幺二三”朋友,他们大多成了聚行的业务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