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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立克的学术贡献中,1937年出版的《管理科学论文集》(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是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正是这本著作,使人们把古立克和厄威克看作管理过程学派的第二代传人。
这本论文集包含了11篇论文。其中包括:古立克本人的《组织理论笔记》(Notes on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和《科学、价值观与公共行政》(Science, Value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英国管理学家厄威克的《作为一个技术问题的组织》(Organization as a Technical Problem)和《行政职能》(The Function of Administration)、时任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的穆尼(James D. Mooney)撰写的《组织原则》(The 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法国管理大师法约尔的《国家管理理论》(The Administrative Theory in the State)、家族公司总裁丹尼森(Henry S. Dennison)的《政治科学工程发展的需求》(The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Engineering)、哈佛大学的亨德森、怀特海和梅奥(L. J. Henderson, T. N. Whitehead and Elton Mayo)撰写的《社会环境的效应》(The Effects of Social Environment)、女学者福莱特(Mary Parker Follett)的《控制过程》(The Process of Control),还有约翰·李(John Lee)的《功能实现的两面性》(The Pros and Cons of Functionalization)、格兰库纳斯(V. A. Graicunas)的《组织中的关系》(Relationship in Organization)。
前面已经说过,古立克并不看重著述,但是,他在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工作中,深感管理学理论著作的散乱和缺乏。尽管当时已经有了不少管理方面的论著和大量文章,但是,有些很有影响、很有水准的文章却没有出版和发行,不仅迫切需要它们的读者难以寻找,就是古立克手下的学者也无法查阅。于是,古立克便下决心编辑这样一本论文集,以方便研究者和学习者。这本论文集的入选原则是,凡能够在图书馆方便查找得到的著作,哪怕十分权威十分有影响也不收录。例如,在管理学界影响极为广泛深远的泰罗以及科学管理团队的大量著述,以及公共行政学早期人人皆知的经典文献,因为能够很方便地找到它们,所以统统不在收录之列。正如古立克在前言中说的那样,“这些论文里不包括出自F. A. 克利夫兰、查尔斯·比耶德和A. E. 巴克这些名人的著作中的任何论述;也不包括W. F. 威洛比、伦纳德·怀特、马歇尔·迪莫克和约翰·高斯的任何文字,因为他们近期都出版过行政领域的专著或者论文,感兴趣的人们都可以方便地获得。”
但是,古立克并不是借用那些生僻而名不见经传的学者来显示自己的高深,他不是那种躲在书斋考订佶屈聱牙学问的人,他所收录的文章,没有公开发行只是前提,更重要的是必须在组织管理方面具有真知灼见。因此,当时在美国备受冷落的女学者福莱特,进入了他的法眼;立陶宛血统的管理咨询师格兰库纳斯,如果没有古立克的重视,他关于组织关系与控制幅度的论证,恐怕只能湮没在浩如烟海的管理文献中;即便名声如雷贯耳的法约尔,他的《国家管理理论》,也是通过这一论文集才首次被译为英文介绍给美国人。最有代表性的,是家族企业家丹尼森。他虽然是丹尼森公司的总经理,但却对社会公益和工人心理十分重视,他最早提出了以“思想一致”组建工作团队的组织结构改革思路,最早实行工人参股和利润分享制度,最早提出了新型商业伦理的建设原理,所以,丹尼森的思想不仅在管理学上,而且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上都有独到的贡献。按照雷恩在《管理思想史》中的说法,丹尼森提前10年预见到后来行为主义者的观点。至于被德鲁克誉为“管理学先知”的福莱特,更是在50年以后才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从论文集的选择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严重弱视导致阅读速度非常慢的古立克,其学术眼光实际是很犀利的。而厄威克在管理思想归纳、梳理和品鉴方面的贡献,使其成为古立克的合作伙伴和共同主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本论文集的著作权人,是在没有任何版税和酬劳的情况下同意其作品被收录的。也许,在古立克的内心深处,编辑这本论文集,是在寻求不为任何金钱目的而探索学术真谛的同道。
在这本论文集中,分量最重的,当属古立克的《组织理论笔记》。如果说,古立克在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为公共管理的实践做出了贡献,那么,真正让古立克载入管理学理论史册的,则是他这篇《组织理论笔记》。这篇文章至今依然是组织理论的经典,然而它的问世却是一个偶然。没有这种偶然,古立克是不会写出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的。当时,古立克正在编辑这本《管理科学论文集》,负责这本论文集具体编辑事务的公共行政研究所图书馆员格里尔(Miss Greer),坚持要让古立克为这本论文集写个序言,不喜著书的古立克只好答应了。在格里尔的热情督促下,于1936年盛夏的一个下午,在纽约布朗克斯维尔(Bronxville, New York)的古立克家的后院里,他要赶快完成这篇文章,天太热,古立克脱掉衬衫,坐在一棵树下,关于组织的各种想法在脑海里跳跃、翻滚,他滔滔不绝地口述,旁边坐着打字员记录,一气呵成。看来,传世之作并不一定出自精雕细琢,然而,却毫无疑问是来自厚积薄发。后来,这篇最初是打算作为序言的文章,却成为论文集的压轴稿件。仅仅以篇幅而言,这本总共195页的论文集,古立克的开场首篇就达45页。实际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后院树下口述的原始记录,其后做过修订补充。根据英文出版说明,这篇文章是1936年12月作为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备忘录准备稿,而且在1937年6月进行了修订。显然,在将这篇名作收入《管理科学论文集》之前,起码经过了两次以上的修改补充。
古立克认为,论文集中收录的这些管理学文献,说明了管理学的科学性。因为它们都是十分严谨而且对管理活动的科学本质感兴趣的学者所撰写的,这些学者独立从事研究,没有往来,不是出自一个学术共同体,互相之间基本上没有任何联系,有的甚至不知道其他同行的姓名。这同当代那种学术圈子已经形成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局面大不一样。但是,“在这些文章中,那些用来阐明理论的分析、名词术语和假设,惊人地相似和一致,这无疑是很重要的”。由此,古立克得出他的推论,管理学应该而且能够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被广泛接受的管理理论”。所以,古立克希望通过这本论文集,“能够促进对管理的分析,帮助形成标准的名词术语,鼓励他人对论文关于管理的假设提出批评,指出需要探索研究的方向”。
这本论文集出版后,一直在学界有很高的评价,凡是研究管理思想史者,都少不了要提到它。因为它确实汇集了当时最有思想、最具眼光的管理研究成果。当时影响最大的管理学著作,如泰罗、法约尔等人的作品,固然是当时的权威,但只有再加上这本论文集,才能完整地展现当时的管理学学术风貌。
论文集在出版10年后,于1947年再版,古立克又为它写了再版序言,说:“在第一版出版发行之后的10年中,我们对于管理的艺术和科学的理解又有了很多发展。显然,这本论文集仍然值得关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有思想的人们意识到,文明的发展取决于组织、协调,取决于对人类事务的负责任和有意图的管理,也就是取决于管理的科学和实践。这版论文集除了省略了某些插图的彩色部分,缩减了页面的尺寸之外,和原版相比,基本没有改动。但是我们不需为此而感到内疚,因为没有它,任何现代政府、商业、科学或者社会都将不复存在。”
时至今日,尽管管理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古立克的时代,但是,《管理科学论文集》在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并不因时光流逝而逊色。相反,它成为一个里程碑,一个学术标志,一个由科学管理时代过渡到行为科学时代的分水岭和聚合点。
这本论文集包含了11篇论文。其中包括:古立克本人的《组织理论笔记》(Notes on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和《科学、价值观与公共行政》(Science, Value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英国管理学家厄威克的《作为一个技术问题的组织》(Organization as a Technical Problem)和《行政职能》(The Function of Administration)、时任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的穆尼(James D. Mooney)撰写的《组织原则》(The 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法国管理大师法约尔的《国家管理理论》(The Administrative Theory in the State)、家族公司总裁丹尼森(Henry S. Dennison)的《政治科学工程发展的需求》(The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Engineering)、哈佛大学的亨德森、怀特海和梅奥(L. J. Henderson, T. N. Whitehead and Elton Mayo)撰写的《社会环境的效应》(The Effects of Social Environment)、女学者福莱特(Mary Parker Follett)的《控制过程》(The Process of Control),还有约翰·李(John Lee)的《功能实现的两面性》(The Pros and Cons of Functionalization)、格兰库纳斯(V. A. Graicunas)的《组织中的关系》(Relationship in Organization)。
前面已经说过,古立克并不看重著述,但是,他在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工作中,深感管理学理论著作的散乱和缺乏。尽管当时已经有了不少管理方面的论著和大量文章,但是,有些很有影响、很有水准的文章却没有出版和发行,不仅迫切需要它们的读者难以寻找,就是古立克手下的学者也无法查阅。于是,古立克便下决心编辑这样一本论文集,以方便研究者和学习者。这本论文集的入选原则是,凡能够在图书馆方便查找得到的著作,哪怕十分权威十分有影响也不收录。例如,在管理学界影响极为广泛深远的泰罗以及科学管理团队的大量著述,以及公共行政学早期人人皆知的经典文献,因为能够很方便地找到它们,所以统统不在收录之列。正如古立克在前言中说的那样,“这些论文里不包括出自F. A. 克利夫兰、查尔斯·比耶德和A. E. 巴克这些名人的著作中的任何论述;也不包括W. F. 威洛比、伦纳德·怀特、马歇尔·迪莫克和约翰·高斯的任何文字,因为他们近期都出版过行政领域的专著或者论文,感兴趣的人们都可以方便地获得。”
但是,古立克并不是借用那些生僻而名不见经传的学者来显示自己的高深,他不是那种躲在书斋考订佶屈聱牙学问的人,他所收录的文章,没有公开发行只是前提,更重要的是必须在组织管理方面具有真知灼见。因此,当时在美国备受冷落的女学者福莱特,进入了他的法眼;立陶宛血统的管理咨询师格兰库纳斯,如果没有古立克的重视,他关于组织关系与控制幅度的论证,恐怕只能湮没在浩如烟海的管理文献中;即便名声如雷贯耳的法约尔,他的《国家管理理论》,也是通过这一论文集才首次被译为英文介绍给美国人。最有代表性的,是家族企业家丹尼森。他虽然是丹尼森公司的总经理,但却对社会公益和工人心理十分重视,他最早提出了以“思想一致”组建工作团队的组织结构改革思路,最早实行工人参股和利润分享制度,最早提出了新型商业伦理的建设原理,所以,丹尼森的思想不仅在管理学上,而且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上都有独到的贡献。按照雷恩在《管理思想史》中的说法,丹尼森提前10年预见到后来行为主义者的观点。至于被德鲁克誉为“管理学先知”的福莱特,更是在50年以后才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从论文集的选择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严重弱视导致阅读速度非常慢的古立克,其学术眼光实际是很犀利的。而厄威克在管理思想归纳、梳理和品鉴方面的贡献,使其成为古立克的合作伙伴和共同主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本论文集的著作权人,是在没有任何版税和酬劳的情况下同意其作品被收录的。也许,在古立克的内心深处,编辑这本论文集,是在寻求不为任何金钱目的而探索学术真谛的同道。
在这本论文集中,分量最重的,当属古立克的《组织理论笔记》。如果说,古立克在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为公共管理的实践做出了贡献,那么,真正让古立克载入管理学理论史册的,则是他这篇《组织理论笔记》。这篇文章至今依然是组织理论的经典,然而它的问世却是一个偶然。没有这种偶然,古立克是不会写出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的。当时,古立克正在编辑这本《管理科学论文集》,负责这本论文集具体编辑事务的公共行政研究所图书馆员格里尔(Miss Greer),坚持要让古立克为这本论文集写个序言,不喜著书的古立克只好答应了。在格里尔的热情督促下,于1936年盛夏的一个下午,在纽约布朗克斯维尔(Bronxville, New York)的古立克家的后院里,他要赶快完成这篇文章,天太热,古立克脱掉衬衫,坐在一棵树下,关于组织的各种想法在脑海里跳跃、翻滚,他滔滔不绝地口述,旁边坐着打字员记录,一气呵成。看来,传世之作并不一定出自精雕细琢,然而,却毫无疑问是来自厚积薄发。后来,这篇最初是打算作为序言的文章,却成为论文集的压轴稿件。仅仅以篇幅而言,这本总共195页的论文集,古立克的开场首篇就达45页。实际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后院树下口述的原始记录,其后做过修订补充。根据英文出版说明,这篇文章是1936年12月作为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备忘录准备稿,而且在1937年6月进行了修订。显然,在将这篇名作收入《管理科学论文集》之前,起码经过了两次以上的修改补充。
古立克认为,论文集中收录的这些管理学文献,说明了管理学的科学性。因为它们都是十分严谨而且对管理活动的科学本质感兴趣的学者所撰写的,这些学者独立从事研究,没有往来,不是出自一个学术共同体,互相之间基本上没有任何联系,有的甚至不知道其他同行的姓名。这同当代那种学术圈子已经形成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局面大不一样。但是,“在这些文章中,那些用来阐明理论的分析、名词术语和假设,惊人地相似和一致,这无疑是很重要的”。由此,古立克得出他的推论,管理学应该而且能够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被广泛接受的管理理论”。所以,古立克希望通过这本论文集,“能够促进对管理的分析,帮助形成标准的名词术语,鼓励他人对论文关于管理的假设提出批评,指出需要探索研究的方向”。
这本论文集出版后,一直在学界有很高的评价,凡是研究管理思想史者,都少不了要提到它。因为它确实汇集了当时最有思想、最具眼光的管理研究成果。当时影响最大的管理学著作,如泰罗、法约尔等人的作品,固然是当时的权威,但只有再加上这本论文集,才能完整地展现当时的管理学学术风貌。
论文集在出版10年后,于1947年再版,古立克又为它写了再版序言,说:“在第一版出版发行之后的10年中,我们对于管理的艺术和科学的理解又有了很多发展。显然,这本论文集仍然值得关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有思想的人们意识到,文明的发展取决于组织、协调,取决于对人类事务的负责任和有意图的管理,也就是取决于管理的科学和实践。这版论文集除了省略了某些插图的彩色部分,缩减了页面的尺寸之外,和原版相比,基本没有改动。但是我们不需为此而感到内疚,因为没有它,任何现代政府、商业、科学或者社会都将不复存在。”
时至今日,尽管管理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古立克的时代,但是,《管理科学论文集》在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并不因时光流逝而逊色。相反,它成为一个里程碑,一个学术标志,一个由科学管理时代过渡到行为科学时代的分水岭和聚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