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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普通农民，家住河北省肃宁县万里乡卫家庄村。今天在这里我是想说一说，我女儿卫丽娜患病在北京住院时遇到的救命恩人——孙茂芳。我的这些话一直积压在心头想说出来，感谢各级领导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
事情要从前年6月说起。我13岁的女儿卫丽娜因患依赖型糖尿病，并发双侧腮下化脓性淋巴结炎，颌下肿得像两个核桃，孩子疼得直哭，高烧不退，处于昏迷状态，非常危险，住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内分泌科。我的孩子从小患病，四处求医，光医疗费就花去了8万多元，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我媳妇急得双目快要失明，我自己也得了心脏病。这次孩子住院，需要大量使用比较贵重的抗生素，欠下医院7000多元的住院费。我和孩子她妈陪床，住不起招待所，也租不起床，只好在水泥地板上铺个垫子盖个大衣过夜，一天也舍不得吃上一顿饱饭。我们天天趴在床边，看着药瓶子里的液体一滴一滴流进孩子的血管里，我们的心里难过极了。丽娜是个懂事的孩子，她稍稍清醒后，苦苦央求我们带她回家，她说得了这样的病很难好，家里困难，就别在她身上浪费钱了，省下钱给妹妹交学费。孩子是我们身上的骨肉，是活生生的正在成长的生命，我们怎能忍心把她带回家呢？带回家那就等于是把孩子推向了绝路！我们不答应女儿要求，她就几次悄悄拔掉输液管拒绝再扎进去。我们望着病中的孩子，度日如年，心如刀割。
一天下午，我一连几个晚上没睡好觉，实在坚持不住，就躺在病房的水泥地板上睡着了。我媳妇趴在床边守着孩子，也累得快垮了。这时，一个身材不高但精神头很好的大爷来了，轻轻推醒了我，问长问短，我就把情况如实告诉了他。他听后安慰我们说：“别着急，我们一起想想办法，你们可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他看我又累又困的样子，又说：“我在你们隔壁的病房住，到我那去。”说着就拉我到他病房去，我在他床边上坐下，他说：“你太困了，就在这睡一会儿吧。”我连说不行不行，可是，当时已实在支撑不住，眼睛发直，头脑发昏，浑身有气无力，不由自主头一歪就躺那睡着了。
等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睡在这位大爷的床上，非常过意不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他是总医院原来的副政委，名叫孙茂芳，是有名的“京城活雷锋”。我一想到他是领导，住的是干部病房，我是又脏又穷的农民，怎么能有资格住他的床，心里就非常羞愧。几次找他道歉，说我不该睡你的床，他总是说：“我也是农民出身，从小和父亲、兄弟星一张床长大，我能住你怎么就不能住？”说实话，那次睡觉是我多年来睡得最香的一次，因为我睡在了一个好人的床上，一个党员干部的床上，一个活雷锋的床上。
当天快吃晚饭的时候，大爷提着饭盒来了，他给小丽娜送来了好吃的饭菜，还有煮好的鸡蛋，并从身上掏出300元钱给孩子治病。
真是太幸运了，我们全家在这危难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大好人！此后，他经常到床前给孩子送来水果、鸡蛋、牛奶和其他营养品。当他知道孩子躺在床上久了，心里着急，就送来了收音机给孩子解闷；当他了解到我们不知城里一天到晚的时间变化，就给我们送来了手表；当他看到我们穿着破烂的衣服，就亲自到街上给我们每人买了两件新衣服。他从细微处为我们着想，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随着医疗费用越积越多，我们很发愁。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总是劝我们：“别着急，解放军一定会帮助你们！”为此，他发动孩子所住的分泌科帮我们想办法，科里人人都给我们送了东西，有的送吃的，有的送穿的，有的送过一次，过几天又送来一次。孩子治病所需要的检查，属于科里做的免费，其中有几项需要三、四百元，他们都没有收钱。使用胰岛素泵，一天费用需120元，用了7天，他们也一分钱没有收。用药上，他们尽可能用有效的药，花最少的钱，千方百计为我们既节省钱又保证疗效。科里的每一名同志待我们都非常好，处处都给我们很大的关照。
几天后，中国政法大学邀请孙大爷去做学雷锋报告，报告中，他把我们全家的情况作了介绍，呼吁大家伸出援助的手，来挽救我女儿的生命。大学生们很有同情心，报告会一结束，他们就自发捐了6280元钱。当我们在病房里接到这么大的一笔救命钱时，三个人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们的心情，我们俩口子跪在地上哭成一团，在心底里呼喊：共产党好！解放军好！大学生好！你们都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下，小丽娜的病终于好转了。出院前，我们专门制作了“救命恩人”的锦旗，请孙大爷转送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听他讲，大学生们接过锦旗，很快在校园里掀起了“寻雷锋精神，唤时代新风”的热潮。
在孩子出院那天，孙大爷又给我们送来了钱、衣服和食品，并给了我们一张写有地址、家庭电话和手机号码的联系卡，嘱咐我们有困难时随时和他联系。对他的一片热心和诚心，我无法表达心底的感激，临走时我一步一回头地看着他，任泪水顺着腮帮往下流。
回家后，孙大爷时刻惦记着我们，不断打电话问孩子病情怎么样，问生活怎么样，每月还给寄来100元钱，一直寄到现在，加起来总共给了我们2200元钱了。我们农民一年的收入也就千把块钱，他给的这些钱不仅是救我女儿命的钱，也是救我们全家的钱。我知道，在北京靠工资生活他自己也很不容易，他穿的衣服很朴素，听人说在家中是省吃俭用，可他给了我们这么多的钱。我反复嘱咐女儿，病好了、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学习，为社会多做贡献，不辜负孙大爷对我们的帮助，永远不能忘记解放军的恩情。
半年后，我带孩子到军区总医院复查，孙大爷让我们吃住都在他的家里。我们在他家洗澡，换上他特地为我们准备的新衣服。当他知道我们没去过天安门广场，就专门腾出时间陪我们去看看，并到王府井游览，和我们一起照相。在王府井药店，他又拿出150元钱为我的女儿买药，第二天走时，他再一次给了我500元钱。
2002年6月17日，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孙大爷利用“学雷锋万里行”到我们省会石家庄的机会，带着几名学雷锋的朋友专门绕道肃宁来家中看望我们。我家是个穷家，一家4口人挤在一间狭窄的土坯房内，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到处堆放着药瓶和药包，有很浓的刺鼻药味……看着我家的情况，孙大爷他们都落泪了，我也只有叹息……
这次，他给我们送来了一大包衣服和孩子学习的用具，又拿出300元钱。我们全家一次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村里的人听说孙大爷来了，就好像见到了当年的老八路一样，一个个都围了上来，要亲眼看一看这位北京来的“活雷锋”，表现出对孙大爷无比的尊敬和爱戴。我们乡政府的领导，也被孙大爷高尚的道德情操所感动，减免了我家的6种税费，孩子所在的学校也免去了她们姐俩的学费。
今年1月9日，小丽娜因误服了药昏迷不醒，送到县医院抢救，效果不好，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找了个电话给孙大爷打了过去，他听后要我赶快把孩子送到北京抢救。我们拉着昏迷的孩子来到总医院，孙大爷已经等在门口，床位已联系好，住院手续也办了，孩子一到就开始抢救。在抢救孩子的过程中，他一直陪在孩子身旁，至到病情稳定才离开。这次孩子住院，孙大爷还是把我们安排到他家里住。我怕弄脏他家的被褥，坚持不睡床而睡沙发。他却对我说：“既然来了，你就不要把我当外人。”这些话充分反映了孙大爷有着怎样伟大的品质。过去我们老百姓经常说，军队和人民，鱼水一家亲，他和我们不只是一家亲，完全是一家人、血肉情啊！在孙大爷的关心下，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孩子的病终于好转了，他用真情使我的孩子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孙大爷帮助影响下，我共得到资助两万多元。
这次出院回去后，我媳妇一连几天不停地对我讲，自第一次到北京见到孙大爷那天起，他就像见到了已过世的父亲。她的父亲是一位二等残疾军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重伤，复员回村。他不仅为人正直，还常年义务照顾两位“五保户”，受到全村人的尊敬，十年前因病去世。我媳妇感到疾病使自己去了一位好父亲，可在北京又遇到一个比父亲更好的父亲。为此，她很想认孙大爷为干爹，可感到两家差距太大，孙大爷是北京的局级休干，自己是浑身是债的农民，担心提出来孙大爷不会答应，我也感到在这个时候提出此事不妥。人逢佳节倍思亲。随着羊年春节越来越近，她的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在无法控制感情的情况下，她催我给孙大爷写信提出了这个想法。没想到，孙大爷真的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年三十下午，我们家的邻居喊我去接电话，我一拿起听筒，就听到了孙大爷亲切的声音。他说信收到了，你们想认我当干爹，在新社会原本不提倡认干爹，可为了孩子的病，这个“干爹”我当了。听着他的声音，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了出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全家，整个新年全家都处于无比的兴奋中。可我们心里明白，他认下我们这门亲，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多的麻烦。孙大爷以前和我素不相识，但他给了我们无私的帮助。我们回报不了他什么，只有每时每刻向他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我们认孙茂芳干爹5年多了。他每年每月帮助，月月寄钱，上月又寄来12件衣服。为联系方便，孙茂芳又帮我们安装了一部电话（300多元），月月联系。去年春节前，为了感谢孙茂芳，我爱人特意扛了一袋红薯，做了一双布鞋送到北京，孙茂芳干爹和宝娣干妈像对待亲女儿一样，吃住在家，还带我爱人逛天安门，又到王府井去买孩子治病的药。这一天干妈、干爹又花去500多元钱。孙茂芳的慈爱使我们一家走向幸福，走向光明。
事情要从前年6月说起。我13岁的女儿卫丽娜因患依赖型糖尿病，并发双侧腮下化脓性淋巴结炎，颌下肿得像两个核桃，孩子疼得直哭，高烧不退，处于昏迷状态，非常危险，住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内分泌科。我的孩子从小患病，四处求医，光医疗费就花去了8万多元，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我媳妇急得双目快要失明，我自己也得了心脏病。这次孩子住院，需要大量使用比较贵重的抗生素，欠下医院7000多元的住院费。我和孩子她妈陪床，住不起招待所，也租不起床，只好在水泥地板上铺个垫子盖个大衣过夜，一天也舍不得吃上一顿饱饭。我们天天趴在床边，看着药瓶子里的液体一滴一滴流进孩子的血管里，我们的心里难过极了。丽娜是个懂事的孩子，她稍稍清醒后，苦苦央求我们带她回家，她说得了这样的病很难好，家里困难，就别在她身上浪费钱了，省下钱给妹妹交学费。孩子是我们身上的骨肉，是活生生的正在成长的生命，我们怎能忍心把她带回家呢？带回家那就等于是把孩子推向了绝路！我们不答应女儿要求，她就几次悄悄拔掉输液管拒绝再扎进去。我们望着病中的孩子，度日如年，心如刀割。
一天下午，我一连几个晚上没睡好觉，实在坚持不住，就躺在病房的水泥地板上睡着了。我媳妇趴在床边守着孩子，也累得快垮了。这时，一个身材不高但精神头很好的大爷来了，轻轻推醒了我，问长问短，我就把情况如实告诉了他。他听后安慰我们说：“别着急，我们一起想想办法，你们可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他看我又累又困的样子，又说：“我在你们隔壁的病房住，到我那去。”说着就拉我到他病房去，我在他床边上坐下，他说：“你太困了，就在这睡一会儿吧。”我连说不行不行，可是，当时已实在支撑不住，眼睛发直，头脑发昏，浑身有气无力，不由自主头一歪就躺那睡着了。
等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睡在这位大爷的床上，非常过意不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他是总医院原来的副政委，名叫孙茂芳，是有名的“京城活雷锋”。我一想到他是领导，住的是干部病房，我是又脏又穷的农民，怎么能有资格住他的床，心里就非常羞愧。几次找他道歉，说我不该睡你的床，他总是说：“我也是农民出身，从小和父亲、兄弟星一张床长大，我能住你怎么就不能住？”说实话，那次睡觉是我多年来睡得最香的一次，因为我睡在了一个好人的床上，一个党员干部的床上，一个活雷锋的床上。
当天快吃晚饭的时候，大爷提着饭盒来了，他给小丽娜送来了好吃的饭菜，还有煮好的鸡蛋，并从身上掏出300元钱给孩子治病。
真是太幸运了，我们全家在这危难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大好人！此后，他经常到床前给孩子送来水果、鸡蛋、牛奶和其他营养品。当他知道孩子躺在床上久了，心里着急，就送来了收音机给孩子解闷；当他了解到我们不知城里一天到晚的时间变化，就给我们送来了手表；当他看到我们穿着破烂的衣服，就亲自到街上给我们每人买了两件新衣服。他从细微处为我们着想，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随着医疗费用越积越多，我们很发愁。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总是劝我们：“别着急，解放军一定会帮助你们！”为此，他发动孩子所住的分泌科帮我们想办法，科里人人都给我们送了东西，有的送吃的，有的送穿的，有的送过一次，过几天又送来一次。孩子治病所需要的检查，属于科里做的免费，其中有几项需要三、四百元，他们都没有收钱。使用胰岛素泵，一天费用需120元，用了7天，他们也一分钱没有收。用药上，他们尽可能用有效的药，花最少的钱，千方百计为我们既节省钱又保证疗效。科里的每一名同志待我们都非常好，处处都给我们很大的关照。
几天后，中国政法大学邀请孙大爷去做学雷锋报告，报告中，他把我们全家的情况作了介绍，呼吁大家伸出援助的手，来挽救我女儿的生命。大学生们很有同情心，报告会一结束，他们就自发捐了6280元钱。当我们在病房里接到这么大的一笔救命钱时，三个人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们的心情，我们俩口子跪在地上哭成一团，在心底里呼喊：共产党好！解放军好！大学生好！你们都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下，小丽娜的病终于好转了。出院前，我们专门制作了“救命恩人”的锦旗，请孙大爷转送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听他讲，大学生们接过锦旗，很快在校园里掀起了“寻雷锋精神，唤时代新风”的热潮。
在孩子出院那天，孙大爷又给我们送来了钱、衣服和食品，并给了我们一张写有地址、家庭电话和手机号码的联系卡，嘱咐我们有困难时随时和他联系。对他的一片热心和诚心，我无法表达心底的感激，临走时我一步一回头地看着他，任泪水顺着腮帮往下流。
回家后，孙大爷时刻惦记着我们，不断打电话问孩子病情怎么样，问生活怎么样，每月还给寄来100元钱，一直寄到现在，加起来总共给了我们2200元钱了。我们农民一年的收入也就千把块钱，他给的这些钱不仅是救我女儿命的钱，也是救我们全家的钱。我知道，在北京靠工资生活他自己也很不容易，他穿的衣服很朴素，听人说在家中是省吃俭用，可他给了我们这么多的钱。我反复嘱咐女儿，病好了、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学习，为社会多做贡献，不辜负孙大爷对我们的帮助，永远不能忘记解放军的恩情。
半年后，我带孩子到军区总医院复查，孙大爷让我们吃住都在他的家里。我们在他家洗澡，换上他特地为我们准备的新衣服。当他知道我们没去过天安门广场，就专门腾出时间陪我们去看看，并到王府井游览，和我们一起照相。在王府井药店，他又拿出150元钱为我的女儿买药，第二天走时，他再一次给了我500元钱。
2002年6月17日，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孙大爷利用“学雷锋万里行”到我们省会石家庄的机会，带着几名学雷锋的朋友专门绕道肃宁来家中看望我们。我家是个穷家，一家4口人挤在一间狭窄的土坯房内，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到处堆放着药瓶和药包，有很浓的刺鼻药味……看着我家的情况，孙大爷他们都落泪了，我也只有叹息……
这次，他给我们送来了一大包衣服和孩子学习的用具，又拿出300元钱。我们全家一次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村里的人听说孙大爷来了，就好像见到了当年的老八路一样，一个个都围了上来，要亲眼看一看这位北京来的“活雷锋”，表现出对孙大爷无比的尊敬和爱戴。我们乡政府的领导，也被孙大爷高尚的道德情操所感动，减免了我家的6种税费，孩子所在的学校也免去了她们姐俩的学费。
今年1月9日，小丽娜因误服了药昏迷不醒，送到县医院抢救，效果不好，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找了个电话给孙大爷打了过去，他听后要我赶快把孩子送到北京抢救。我们拉着昏迷的孩子来到总医院，孙大爷已经等在门口，床位已联系好，住院手续也办了，孩子一到就开始抢救。在抢救孩子的过程中，他一直陪在孩子身旁，至到病情稳定才离开。这次孩子住院，孙大爷还是把我们安排到他家里住。我怕弄脏他家的被褥，坚持不睡床而睡沙发。他却对我说：“既然来了，你就不要把我当外人。”这些话充分反映了孙大爷有着怎样伟大的品质。过去我们老百姓经常说，军队和人民，鱼水一家亲，他和我们不只是一家亲，完全是一家人、血肉情啊！在孙大爷的关心下，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孩子的病终于好转了，他用真情使我的孩子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孙大爷帮助影响下，我共得到资助两万多元。
这次出院回去后，我媳妇一连几天不停地对我讲，自第一次到北京见到孙大爷那天起，他就像见到了已过世的父亲。她的父亲是一位二等残疾军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重伤，复员回村。他不仅为人正直，还常年义务照顾两位“五保户”，受到全村人的尊敬，十年前因病去世。我媳妇感到疾病使自己去了一位好父亲，可在北京又遇到一个比父亲更好的父亲。为此，她很想认孙大爷为干爹，可感到两家差距太大，孙大爷是北京的局级休干，自己是浑身是债的农民，担心提出来孙大爷不会答应，我也感到在这个时候提出此事不妥。人逢佳节倍思亲。随着羊年春节越来越近，她的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在无法控制感情的情况下，她催我给孙大爷写信提出了这个想法。没想到，孙大爷真的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年三十下午，我们家的邻居喊我去接电话，我一拿起听筒，就听到了孙大爷亲切的声音。他说信收到了，你们想认我当干爹，在新社会原本不提倡认干爹，可为了孩子的病，这个“干爹”我当了。听着他的声音，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了出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全家，整个新年全家都处于无比的兴奋中。可我们心里明白，他认下我们这门亲，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多的麻烦。孙大爷以前和我素不相识，但他给了我们无私的帮助。我们回报不了他什么，只有每时每刻向他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我们认孙茂芳干爹5年多了。他每年每月帮助，月月寄钱，上月又寄来12件衣服。为联系方便，孙茂芳又帮我们安装了一部电话（300多元），月月联系。去年春节前，为了感谢孙茂芳，我爱人特意扛了一袋红薯，做了一双布鞋送到北京，孙茂芳干爹和宝娣干妈像对待亲女儿一样，吃住在家，还带我爱人逛天安门，又到王府井去买孩子治病的药。这一天干妈、干爹又花去500多元钱。孙茂芳的慈爱使我们一家走向幸福，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