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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可夫斯基（1932—1986）。我的俄罗斯的精神父兄。“创造自己内在世界”的电影导演。额头、脸颊上的深纹路。上唇边上的黑胡须。坚硬如小片密林的黑色胡须，透露不愿示人的内心黑夜？他的眼睛，虽阅尽人事，却顽强清澈，当然坚毅。塔可夫斯基，和我的烧陶工人身份的父亲同一年出生。1986年，当我从无锡师范学校毕业进入苏州大学读书时，他因为肺癌，病逝于巴黎。
《安德烈·卢布列夫》，15世纪俄罗斯圣像画家，刻画了主人公外在折磨与内在挣扎，表现的是迷失、堕落、觉悟。《飞向太空》，穷究宇宙本体、自然疆域和存在之源，通过荒原表现孤绝、浩瀚之飘浮感，充满终极关怀。《镜子》，是一部自传，“重现我所挚爱与熟识的人的生活”。这究竟是内心的镜子，还是世界的镜子？《潜行者》，奋力却沉默潜行，在心灵密室，在暗夜红尘。《乡愁》，是复杂神秘的电影喻体。通过对记忆、梦幻的描述，表现对灵魂知音的苦觅。《牺牲》，反映的是人，在最终的毁灭之前，所表露出来的恐惧、希望、牺牲精神与救赎。有评论称：“塔可夫斯基一生孤高，性情内倾执拗，活在彼时苏联，心中郁卒，可想而知。即使后来移居西方，他亦如鹤立，绝不屈从无孔不入的物质主义与庸俗风潮。”
塔可夫斯基，仿佛置身于苍茫的宇宙之中，神情忧郁地注视着地球这颗蓝色星球，注视着活于其上的人类这个物种的玄奥内心与不可知未來。
对19世纪的前辈陀思妥耶夫斯基，塔可夫斯基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他想拍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认为“把小说搬上银幕没有意义”。他心中的影片是这样的：“我们要拍的是这人本身。有关他的品格，他的上帝，他的恶魔，还有他的作品。”
于是，这一位俄罗斯导演要求自己：“目前我必须读书，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其他关于他的著作，还有俄国哲学——索洛维约夫、列昂捷夫、别尔嘉耶夫。”
“我现在必须开始尽量收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资料。”“有个绰号‘河马’的人是卖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包括日记在内，要250卢布。我一定要买。”
塔可夫斯基想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在和外在的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着两支蜡烛的光线读书。他不喜欢灯。他工作的时候抽很多烟，有时也喝浓茶。从史塔雷亚-鲁斯亚开始（卡拉马佐夫一家所在的市镇原型），他就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他最喜欢的颜色——海浪的颜色。他常常让他的女主人公穿这种颜色的衣服。”
“我开始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异常缄默与充满学究气。”
1970年4月24日，塔可夫斯基在距离莫斯科300公里的米亚诺耶，买了一所房子。
“这是我们想要的房子。”有了安身的房子，他似乎拥有了无限底气：“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他们要是不给我事做，我就待在乡下喂猪养鹅，照看我的菜地，让那帮人见鬼去！”
“现在我要多挣钱，这样到秋天就能把房子弄好。”
这位伟大的以探索人类精神领域为专长、为使命的电影导演，同时也和我们一样，是烟火凡人。
他为新买的房子，列出了17项需要做的事情：
1.重葺房顶。
2.重铺所有地板。
3.给窗户再装个框。
4.给房子及屋顶铺设砖瓦。
5.砌蒸汽取暖的火炉。
6.修补走廊裂缝。
7.在房子周围设栅栏。
8.地窖。
9.去掉天花上的胶合板。
10.房间之间开道门。
11.走廊上装火炉。
12.在菜园建浴室。
13.建厕所。
14.安装从河边至房舍输水用的（电动）水泵（要是冬天不结冰）。
15.淋浴设备。
16.栽种花木。
17.油漆地板、走廊墙壁以及房梁。
塔可夫斯基的这则日记有趣——
“昨天我喝醉了，把胡子也剃掉了。我今早才反应过来。我所有证件照都留胡子。还得留起来。”
不过，塔可夫斯基的酒量极其一般。“他们请我和拉丽莎喝‘一小杯’，那一小杯结果不得了。翌日我整整一天不舒服。不过，这至少说明我喝不了酒。”
在繁杂的工作之余，塔可夫斯基坚持见缝插针进行阅读。他的阅读，都是高品位的文学、哲学阅读。日记之中，处处可见他专注于书、沉浸于书的阅读身影。
“又读托马斯·曼。他是天才！《魂断威尼斯》令人惊叹！虽然情节荒唐。”
“读冯尼古特《儿童改革运动》。没错，他是个和平主义者，一个好人，下笔有神。”
读中国老子。
读日本的《徒然草》。（“不能拿两支箭。第二支箭对准目标，第一支箭就会用心不专。不要患得患失，每次只应考虑一支箭。”他抄录《徒然草》的句子。）
读芥川龙之介的小说。
读列夫·托尔斯泰。
“我现在要上床读黑塞的《玻璃珠游戏》。这本书我找了很久，今天终于到手。”一周以后，他说，“真是好书。”
“刚读了扎米亚金的《我们》。无力而做作……不知为什么，这本小书令人厌恶。”
“读托马斯·曼的杰作《约瑟兄弟》。”
“又在读《白痴》，不容易拍。剧本很难写。”
他抄录19世纪俄国思想家斯特拉霍夫的话：“作家不听命也不受制于任何人，他们只听从自己的心灵与良知。”
“我在读萧伯纳。”
“一定要重读《魔山》。”
“在读关于蒲宁的回忆录。这是多么悲哀、纯粹的俄罗斯故事。”
“我又开始重读《浮士德博士》。”
“重读卡夫卡的《变形记》。不知怎么，我没感觉。” “在读黑塞，真美！”
“霍夫曼、黑塞与布尔加乔夫何其相似。他们有如赤子——纯洁，虔信，经受磨难，不为名声所毁，严谨，天真，热烈而崇高。”
某一天的日记中，提到的三本书：《灵魂学》、《灵魂不灭》、《印度哲学》。
“我偶然读到普里什文的《日记》，写于30年代。他很机智。他谈电影很精彩。”
读亨利·梭罗《瓦尔登湖》。
读蒙田。引用蒙田的话：“哲学的神秘与诗歌的奇思妙想，两者何其相似乃尔。”
“一本迷人的书完全吸引了我（从英文翻译过来）——伍士彭斯基《寻找奇迹》。”
“重读黑塞。我和他何其相通。”
塔可夫斯基批评比他小一岁的著名诗人叶夫图申科：“我读了《新世界》上叶夫图申科的《喀山大学》。多么糟糕的东西，差得令人吃惊。庸俗的先锋派。无疑，这个西伯利亚人从前更有才气。他现在还剩下什么？‘香槟酒中的菠萝’，还有傲慢的微笑。”
“我觉得我与蒲宁亲如兄弟。”
读爱因斯坦。引用爱因斯塔的话：“科学在物质世界发现得越多，我们就面临更多只能由信念来解答的结论。”
……
——高质量的、持续不懈的阅读，成就了一位杰出的电影导演，成就了一位杰出的艺术家。
什么是人活着最可贵的东西？塔可夫斯基说：“人活着所需甚少，工作起来自由自在才是可贵的。”
这是塔可夫斯基的人生信念：
“不愿追求灵魂伟大的人没有价值，就像田鼠与狐狸一样无足轻重。”
“当人们考虑‘面包’而且只考虑‘面包’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卑微、可怜与脆弱啊。他们意识不到，这样考虑只能走向死亡。”
为什么需要哲学？
为什么需要艺术？
塔可夫斯基回答——
哲学，可以解释一切，乃至生活意义。
艺术，可以不朽。
“我绝不能肯定人死后什么都没有，就像聪明人向我们保证的那样，只有虚空，只有无梦的长眠。”
塔可夫斯基的这个观点，跟托尔斯泰相似。
托尔斯泰认为：“死亡就是毁坏那个存放我们灵魂的器皿。不应当把这个器皿与盛放其中的东西混为一谈。”
塔可夫斯基的创造激情时如泉涌。在1970年9月7日的日记中，他一口气列出了如下“可能会拍的电影”：
《卡戈尔》（博曼的审判）
《物理学者与独裁者》（多种版本）
《带塔楼的房子》
《回声》
《逃兵》
《约瑟兄弟》
《玛特约娜的房子》（索尔仁尼琴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
《晴朗的日子》
《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圣女贞德，一九七〇》
《鼠疫》（加缪著）
……
在1970年9月12日的日记中，他郑重地对自己说：“我不会仅仅为了钱去拍电影。”
塔可夫斯基的父亲亚森尼·塔可夫斯基，是著名诗人，母亲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是优秀演员。他的父母在他幼小时即离异。不过双亲均参与过他的电影：母亲直接作为演员出演；父亲则以他的诗歌，为儿子杰出的电影增加内涵。
塔可夫斯基与其父母的关系，“有点磨人，复杂，不好说”。
他在日记中吐露：
“我很久没见父亲了。没见他的时间越长，去见他我就越是沮丧与忧心忡忡。显然，我对父母的感情很复杂。跟他们在一起，我不觉得自己是大人。我也不觉得他们把我当大人看。我们的关系有点磨人，复杂，不好说……我很爱他们，但跟他们在一起，我从来都不自在，或者他们也是。他们虽然爱我，但我觉得他们对我也有顾虑。”
“不置可否很难交谈。这是谁的错？他们的错，抑或我的错。某种意义上，是大家的错。”
“去日本之前，我还是得去看父亲。我们的关系像这样，他也痛苦，我明白这一点。我只是不知道，要是我来打破僵局，事情会怎样发展。这实在很难。也许我应该写封信？但一封信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随后见面，大家都会装着没有写信这件事……我们彼此相爱，却又羞羞答答，害怕对方。不知为什么，要是换成陌生人，我反而觉得容易得多……”
是的，塔可夫斯基是诗人的儿子，也是诗性和哲学电影的导演。经常，他会在尘世间埋首的众生中独自抬头仰望：
“今天深夜我仰望天空见到群星。我觉得仿佛第一次看到。”
“我很震撼。”
“群星给我异乎寻常的印象。”
塔可夫斯基关注人类，关注精神，关注文化。他内心有大的担当。电影，只是他所选择的用以担当的具体手段和方式。
他认定：“没了文化，社会自然走向疯狂。这一切如何收场，只有天晓得。无知从未如此盛行。对精神的拒斥，只能造就怪物。”
“秉持崇高品德，要比庸庸碌碌艰难得多。”塔可夫斯基自我选择的，正是这样一条“艰难”之路。
1970年11月12日，塔可夫斯基說：“我戒烟了。”
伟大艺术家的日常生活的一面。写到儿子，可以感受作为父亲的塔可夫斯基的温暖内心：
“安德鲁什卡在长大。他是个惹人爱的小男孩，很好玩，很开心。只是他的块头还不够大。从明天开始，拉丽莎想给他补点麦片和果汁。”
“安德鲁什卡今天三个月大了。真是可爱的小男孩。他流口水流得很厉害，开始调皮捣蛋了。”
“安德鲁什卡真可爱，不像婴儿，更像天使。”
“安德鲁什卡闹肚子。牙也有问题，或者就是牙。他甚至变轻了，可怜的小家伙。”
“安德鲁什卡不舒服——牙和肚子。他好些了。他太可爱了，怎么也看不厌。” 塔可夫斯基又写到他的诗人父亲：
“父亲心脏病发作。他坚决不进医院——总之他对医院有看法，他不想看医生。他就是要守着自己的动脉瘤！”
“我想他签了另一本书的合同——要是没这个，他现在根本活不了。好极了。我真希望他现在多写点诗。只是——愿上帝保佑他身体健康。”
在1972年虚岁41岁的时候，塔可夫斯基已经拥有如此自觉的自信：
“我说，我的工作有关维持苏联电影的水准。”
“我一定要为新年买一个烛台，或是买点玻璃用品——买漂亮的，我在一家商店见到了。我要放松一下，什么都不做，然后想一想怎么拍《候车室》。”——刚刚说好“我要放松一下，什么都不做”，然而，紧接着又是“想一想怎么拍《候车室》”。这就是艺术家的宿命。
塔可夫斯基也会打架。“我去电影大厦，跟瓦夏·利瓦诺夫干了一架。他在喝酒，我在喝酒，我俩拳来脚往，弄得现在谁也出不了门。他第二天打电话来道歉。肯定是他先动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父亲对儿子电影的肯定，让塔可夫斯基内心喜悦：“父亲不把《飞向太空》看作一部电影，而是等同于文学，因为影片有着内在的、属于作者的节奏，没有陈词滥调，细节很丰富，每一个细节都有特殊的叙事功能。”
“我所考虑的，就是把债还清，换套公寓，重修房子。”
“乡下的事情还没好。墙要全部重砌。《飞向太空》到手的钱，甚至不够我清债。”
“现在很值得考虑从中亚的电影厂那里赚点钱，要是我想把债还清——一共八千卢布。我现在甚至后悔，不肯为改编自艾特玛托夫小说的短片做艺术指导。那毕竟是一份固定月收入。下次我不会这么傻。”
——艺术家具体的生活琐事。
因为电影，塔可夫斯基有机会游走世界。一位艺术家对各地的观感——
瑞士：“瑞士非常清洁，维护有方，很适合厌倦了熙熙攘攘的人……”
巴黎：“巴黎很美。感觉很自由，没人需要你，你也不需要谁。”
罗马：“罗马不可抗拒。一座了不起的城市。如果在别的城市，你见到的只是树木那样的一圈圈年轮，在罗马，却是一圈圈数十年甚至数十个纪元的年轮。”
柏林：“柏林给我印象很糟。这个城市很恐怖。”
东京：“东京是令人惊叹的城市。没一根工厂烟囱，没一幢房子雷同。从建筑角度看，这当然很先进。”
塔可夫斯基抄录的前人一段话，或可从中看出他自己的大略旅行观念：“他对自然、史迹、艺术品不是特别有兴趣，可能最杰出的除外。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于人，他关注人的天性与特征，可能还有街头世态。有一次他激动地告诉我，他很讨厌那种靠着指南手册游览名胜的俗套。”
塔可夫斯基内心是安宁的。为什么？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艺术，“每当艺术家创造出完美无缺的东西，他就掌握了终极真理”。
他不说，但他心里非常清楚：他正在并且肯定能够创造出“完美无缺的东西”。
对电视的态度，塔可夫斯基旗帜鲜明：“我不把电视包括在内，因为那不是艺术。”
塔可夫斯基正式的处女影片，是31岁拍竣的《伊万的童年》。该片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获得第23届威尼斯影展最高荣誉——“圣马克金狮大奖”（包括最佳演员、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三项大奖）。然而，苏联当局斥此影片为“搞神秘主义”，是“在西方腐朽的、反人民的唯美主义面前卑躬屈膝，迎合资产阶级口味，轻视苏联人民健康观点的文艺作品”，把塔可夫斯基说成是“向西方献媚的资产阶级代言人”。
他的第二部长片《安德烈·卢布列夫》，一拍完就遭禁演，等待五年后才获得解禁。
“不被理解的一生”。这是塔可夫斯基内心最大的隐痛。他常常莫名地被闲置，不让工作。“我想工作，比什么都想。工作！一位意大利新闻界称为天才的导演竟然失业，真是荒唐与可耻。”
“坦白说，我觉得那些爬上高位的庸人讨厌我。庸人终究受不了艺术家。我们的老板无一例外都是庸人。”
即使可以正常发行的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也往往故意被安排在档次不高的影院首映。“老板们觉得我的电影不足以进最好的影院。他们就这么坏。”
塔可夫斯基的内心，倔强而高傲：
“我决不求他们关照，我也不参加首映。”
“是时候明白没人需要你了。要开始应对。你必须超越它。我毕竟是塔可夫斯基。世上只有一个塔可夫斯基，不像格拉西莫夫之流，他们数不胜数……我的工作是拍电影，不是搅和到那些所谓艺术家的扰攘之中。”
我无比相信塔可夫斯基的这种感觉，这是一种真正艺术家的直觉感受：
“最近我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今天尤其强烈，我完全沉浸在其中。我开始觉得，我已准备好拍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1973年3月23日）
《安德烈·卢布列夫》剧本的失而复得，确实奇异而“不可思议”。这是上天对这位天才艺术家的特别照顾？
“我正好想到我是怎么丢失《安德烈·卢布列夫》剧本的（当时我没草稿）。我把它丢在高尔基大街拐角（‘国民’对面）的一辆出租車里。出租车开走了。我很痛苦，去喝醉了。一个小时后，我从‘国民’出来，去全苏戏剧协会。又过了两个小时，当我再走到丢剧本的那个拐角，一辆出租车停下来（违反交通规则），司机从窗口把我的手稿递给我。不可思议。”
“电影已堕落成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主要是因为，所谓的电影人把电影与他们的内心世界分割开来。在他们看来，电影是赚钱的惬意方法，是获得赞赏的一条途径。”
塔可夫斯基决不允许电影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分割。他的电影，是“雕刻时光”，是内心情感、内心哲学的倾诉形式。
“我的目标是把电影置于别的艺术形式之列。要让它等同于音乐、诗歌、散文等形式。”
他的电影观念是如此鲜明、迥异于流俗： “人一生都晓得，自己迟早会死，但他不知何时。为了活得轻松，他把死亡交给将来某个未定时刻。”（1985年12月15日）
“我今天一天都在医院。他们切开头上的肿瘤，取了一小片来化验。医生说化验结果很糟，对肿瘤无能为力。”（1985年12月16日）
“昨天（每周三）我做了化疗（第三次）。我感觉很糟。我甚至不想起床，连坐起来都不想。”“日本人也在筹集救助资金，但他们觉得无法理解，这么有名的导演，怎么会这么穷。”（1986年12月5日）
“一天都在床上，根本起不来。小腹和背都痛。还有神经。我的脚动不了……我很虚弱。我要死了？还有一种可能：住院，让萨塞诊所给我治疗的医生来看。”（1986年12月15日。最后一则日记的片段。）
塔可夫斯基拍完《潜行者》后，就离开苏联，去了意大利。他的最后两部影片《乡愁》和《牺牲》，都是在国外所拍。《乡愁》在意大利，《牺牲》在瑞典。塔可夫斯基离开苏联后，他的儿子便被限制离境。直到1986年塔可夫斯基去世前几周，他的儿子才被允许出国。
1985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塔可夫斯基有给儿子的“献辞”：
“给我的儿子安德鲁什卡，你生来无辜受苦，仿佛你是大人。”
“只有爱可以抗拒世界毁灭……还有美。我相信只有爱可以拯救世界。没有它，一切都将失去。已经是这样了。”
塔可夫斯基的所有电影作品：
1956年，《今天不离去》。在苏联电影学院时就读的短片习作。
1960年，《压路机与小提琴》。苏联电影学院的毕业作品。
1962年，《伊万的童年》。1961—1962年摄制，1962年发行。
1966—1971年，《安德烈·卢布列夫》。1964—1966年摄制，1966年首映，1971年发行。
1972年，《飞向太空》。1969—1972年攝制，1972年发行。
1974年，《镜子》。1973—1974年摄制，1974年发行。
1979年，《潜行者》。1979年发行。
1983年，《乡愁》。1981—1983年摄制，1983年发行。
1986年，《牺牲》。同年12月下旬，塔可夫斯基逝世于巴黎。
塔可夫斯基的生肖、身高、鞋码：
属猴。1932年出生。
身高，1.68米。“今天和莫斯科的安德鲁什卡通话。他现在1.68米——跟我一样高！”
鞋码，42码。“他穿43码，我才42。”
在俄罗斯，这样的身材，可能偏于瘦小。但时光流动，带走所有人肉身的躯壳，凭借强劲充沛的精神性内在，这个人类中叫做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成员，又早已成为世所共信的一个思想和艺术的巨人。
《安德烈·卢布列夫》，15世纪俄罗斯圣像画家，刻画了主人公外在折磨与内在挣扎，表现的是迷失、堕落、觉悟。《飞向太空》，穷究宇宙本体、自然疆域和存在之源，通过荒原表现孤绝、浩瀚之飘浮感，充满终极关怀。《镜子》，是一部自传，“重现我所挚爱与熟识的人的生活”。这究竟是内心的镜子，还是世界的镜子？《潜行者》，奋力却沉默潜行，在心灵密室，在暗夜红尘。《乡愁》，是复杂神秘的电影喻体。通过对记忆、梦幻的描述，表现对灵魂知音的苦觅。《牺牲》，反映的是人，在最终的毁灭之前，所表露出来的恐惧、希望、牺牲精神与救赎。有评论称：“塔可夫斯基一生孤高，性情内倾执拗，活在彼时苏联，心中郁卒，可想而知。即使后来移居西方，他亦如鹤立，绝不屈从无孔不入的物质主义与庸俗风潮。”
塔可夫斯基，仿佛置身于苍茫的宇宙之中，神情忧郁地注视着地球这颗蓝色星球，注视着活于其上的人类这个物种的玄奥内心与不可知未來。
对19世纪的前辈陀思妥耶夫斯基，塔可夫斯基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他想拍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认为“把小说搬上银幕没有意义”。他心中的影片是这样的：“我们要拍的是这人本身。有关他的品格，他的上帝，他的恶魔，还有他的作品。”
于是，这一位俄罗斯导演要求自己：“目前我必须读书，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其他关于他的著作，还有俄国哲学——索洛维约夫、列昂捷夫、别尔嘉耶夫。”
“我现在必须开始尽量收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资料。”“有个绰号‘河马’的人是卖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包括日记在内，要250卢布。我一定要买。”
塔可夫斯基想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在和外在的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着两支蜡烛的光线读书。他不喜欢灯。他工作的时候抽很多烟，有时也喝浓茶。从史塔雷亚-鲁斯亚开始（卡拉马佐夫一家所在的市镇原型），他就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他最喜欢的颜色——海浪的颜色。他常常让他的女主人公穿这种颜色的衣服。”
“我开始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异常缄默与充满学究气。”
1970年4月24日，塔可夫斯基在距离莫斯科300公里的米亚诺耶，买了一所房子。
“这是我们想要的房子。”有了安身的房子，他似乎拥有了无限底气：“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他们要是不给我事做，我就待在乡下喂猪养鹅，照看我的菜地，让那帮人见鬼去！”
“现在我要多挣钱，这样到秋天就能把房子弄好。”
这位伟大的以探索人类精神领域为专长、为使命的电影导演，同时也和我们一样，是烟火凡人。
他为新买的房子，列出了17项需要做的事情：
1.重葺房顶。
2.重铺所有地板。
3.给窗户再装个框。
4.给房子及屋顶铺设砖瓦。
5.砌蒸汽取暖的火炉。
6.修补走廊裂缝。
7.在房子周围设栅栏。
8.地窖。
9.去掉天花上的胶合板。
10.房间之间开道门。
11.走廊上装火炉。
12.在菜园建浴室。
13.建厕所。
14.安装从河边至房舍输水用的（电动）水泵（要是冬天不结冰）。
15.淋浴设备。
16.栽种花木。
17.油漆地板、走廊墙壁以及房梁。
塔可夫斯基的这则日记有趣——
“昨天我喝醉了，把胡子也剃掉了。我今早才反应过来。我所有证件照都留胡子。还得留起来。”
不过，塔可夫斯基的酒量极其一般。“他们请我和拉丽莎喝‘一小杯’，那一小杯结果不得了。翌日我整整一天不舒服。不过，这至少说明我喝不了酒。”
在繁杂的工作之余，塔可夫斯基坚持见缝插针进行阅读。他的阅读，都是高品位的文学、哲学阅读。日记之中，处处可见他专注于书、沉浸于书的阅读身影。
“又读托马斯·曼。他是天才！《魂断威尼斯》令人惊叹！虽然情节荒唐。”
“读冯尼古特《儿童改革运动》。没错，他是个和平主义者，一个好人，下笔有神。”
读中国老子。
读日本的《徒然草》。（“不能拿两支箭。第二支箭对准目标，第一支箭就会用心不专。不要患得患失，每次只应考虑一支箭。”他抄录《徒然草》的句子。）
读芥川龙之介的小说。
读列夫·托尔斯泰。
“我现在要上床读黑塞的《玻璃珠游戏》。这本书我找了很久，今天终于到手。”一周以后，他说，“真是好书。”
“刚读了扎米亚金的《我们》。无力而做作……不知为什么，这本小书令人厌恶。”
“读托马斯·曼的杰作《约瑟兄弟》。”
“又在读《白痴》，不容易拍。剧本很难写。”
他抄录19世纪俄国思想家斯特拉霍夫的话：“作家不听命也不受制于任何人，他们只听从自己的心灵与良知。”
“我在读萧伯纳。”
“一定要重读《魔山》。”
“在读关于蒲宁的回忆录。这是多么悲哀、纯粹的俄罗斯故事。”
“我又开始重读《浮士德博士》。”
“重读卡夫卡的《变形记》。不知怎么，我没感觉。” “在读黑塞，真美！”
“霍夫曼、黑塞与布尔加乔夫何其相似。他们有如赤子——纯洁，虔信，经受磨难，不为名声所毁，严谨，天真，热烈而崇高。”
某一天的日记中，提到的三本书：《灵魂学》、《灵魂不灭》、《印度哲学》。
“我偶然读到普里什文的《日记》，写于30年代。他很机智。他谈电影很精彩。”
读亨利·梭罗《瓦尔登湖》。
读蒙田。引用蒙田的话：“哲学的神秘与诗歌的奇思妙想，两者何其相似乃尔。”
“一本迷人的书完全吸引了我（从英文翻译过来）——伍士彭斯基《寻找奇迹》。”
“重读黑塞。我和他何其相通。”
塔可夫斯基批评比他小一岁的著名诗人叶夫图申科：“我读了《新世界》上叶夫图申科的《喀山大学》。多么糟糕的东西，差得令人吃惊。庸俗的先锋派。无疑，这个西伯利亚人从前更有才气。他现在还剩下什么？‘香槟酒中的菠萝’，还有傲慢的微笑。”
“我觉得我与蒲宁亲如兄弟。”
读爱因斯坦。引用爱因斯塔的话：“科学在物质世界发现得越多，我们就面临更多只能由信念来解答的结论。”
……
——高质量的、持续不懈的阅读，成就了一位杰出的电影导演，成就了一位杰出的艺术家。
什么是人活着最可贵的东西？塔可夫斯基说：“人活着所需甚少，工作起来自由自在才是可贵的。”
这是塔可夫斯基的人生信念：
“不愿追求灵魂伟大的人没有价值，就像田鼠与狐狸一样无足轻重。”
“当人们考虑‘面包’而且只考虑‘面包’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卑微、可怜与脆弱啊。他们意识不到，这样考虑只能走向死亡。”
为什么需要哲学？
为什么需要艺术？
塔可夫斯基回答——
哲学，可以解释一切，乃至生活意义。
艺术，可以不朽。
“我绝不能肯定人死后什么都没有，就像聪明人向我们保证的那样，只有虚空，只有无梦的长眠。”
塔可夫斯基的这个观点，跟托尔斯泰相似。
托尔斯泰认为：“死亡就是毁坏那个存放我们灵魂的器皿。不应当把这个器皿与盛放其中的东西混为一谈。”
塔可夫斯基的创造激情时如泉涌。在1970年9月7日的日记中，他一口气列出了如下“可能会拍的电影”：
《卡戈尔》（博曼的审判）
《物理学者与独裁者》（多种版本）
《带塔楼的房子》
《回声》
《逃兵》
《约瑟兄弟》
《玛特约娜的房子》（索尔仁尼琴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
《晴朗的日子》
《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圣女贞德，一九七〇》
《鼠疫》（加缪著）
……
在1970年9月12日的日记中，他郑重地对自己说：“我不会仅仅为了钱去拍电影。”
塔可夫斯基的父亲亚森尼·塔可夫斯基，是著名诗人，母亲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是优秀演员。他的父母在他幼小时即离异。不过双亲均参与过他的电影：母亲直接作为演员出演；父亲则以他的诗歌，为儿子杰出的电影增加内涵。
塔可夫斯基与其父母的关系，“有点磨人，复杂，不好说”。
他在日记中吐露：
“我很久没见父亲了。没见他的时间越长，去见他我就越是沮丧与忧心忡忡。显然，我对父母的感情很复杂。跟他们在一起，我不觉得自己是大人。我也不觉得他们把我当大人看。我们的关系有点磨人，复杂，不好说……我很爱他们，但跟他们在一起，我从来都不自在，或者他们也是。他们虽然爱我，但我觉得他们对我也有顾虑。”
“不置可否很难交谈。这是谁的错？他们的错，抑或我的错。某种意义上，是大家的错。”
“去日本之前，我还是得去看父亲。我们的关系像这样，他也痛苦，我明白这一点。我只是不知道，要是我来打破僵局，事情会怎样发展。这实在很难。也许我应该写封信？但一封信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随后见面，大家都会装着没有写信这件事……我们彼此相爱，却又羞羞答答，害怕对方。不知为什么，要是换成陌生人，我反而觉得容易得多……”
是的，塔可夫斯基是诗人的儿子，也是诗性和哲学电影的导演。经常，他会在尘世间埋首的众生中独自抬头仰望：
“今天深夜我仰望天空见到群星。我觉得仿佛第一次看到。”
“我很震撼。”
“群星给我异乎寻常的印象。”
塔可夫斯基关注人类，关注精神，关注文化。他内心有大的担当。电影，只是他所选择的用以担当的具体手段和方式。
他认定：“没了文化，社会自然走向疯狂。这一切如何收场，只有天晓得。无知从未如此盛行。对精神的拒斥，只能造就怪物。”
“秉持崇高品德，要比庸庸碌碌艰难得多。”塔可夫斯基自我选择的，正是这样一条“艰难”之路。
1970年11月12日，塔可夫斯基說：“我戒烟了。”
伟大艺术家的日常生活的一面。写到儿子，可以感受作为父亲的塔可夫斯基的温暖内心：
“安德鲁什卡在长大。他是个惹人爱的小男孩，很好玩，很开心。只是他的块头还不够大。从明天开始，拉丽莎想给他补点麦片和果汁。”
“安德鲁什卡今天三个月大了。真是可爱的小男孩。他流口水流得很厉害，开始调皮捣蛋了。”
“安德鲁什卡真可爱，不像婴儿，更像天使。”
“安德鲁什卡闹肚子。牙也有问题，或者就是牙。他甚至变轻了，可怜的小家伙。”
“安德鲁什卡不舒服——牙和肚子。他好些了。他太可爱了，怎么也看不厌。” 塔可夫斯基又写到他的诗人父亲：
“父亲心脏病发作。他坚决不进医院——总之他对医院有看法，他不想看医生。他就是要守着自己的动脉瘤！”
“我想他签了另一本书的合同——要是没这个，他现在根本活不了。好极了。我真希望他现在多写点诗。只是——愿上帝保佑他身体健康。”
在1972年虚岁41岁的时候，塔可夫斯基已经拥有如此自觉的自信：
“我说，我的工作有关维持苏联电影的水准。”
“我一定要为新年买一个烛台，或是买点玻璃用品——买漂亮的，我在一家商店见到了。我要放松一下，什么都不做，然后想一想怎么拍《候车室》。”——刚刚说好“我要放松一下，什么都不做”，然而，紧接着又是“想一想怎么拍《候车室》”。这就是艺术家的宿命。
塔可夫斯基也会打架。“我去电影大厦，跟瓦夏·利瓦诺夫干了一架。他在喝酒，我在喝酒，我俩拳来脚往，弄得现在谁也出不了门。他第二天打电话来道歉。肯定是他先动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父亲对儿子电影的肯定，让塔可夫斯基内心喜悦：“父亲不把《飞向太空》看作一部电影，而是等同于文学，因为影片有着内在的、属于作者的节奏，没有陈词滥调，细节很丰富，每一个细节都有特殊的叙事功能。”
“我所考虑的，就是把债还清，换套公寓，重修房子。”
“乡下的事情还没好。墙要全部重砌。《飞向太空》到手的钱，甚至不够我清债。”
“现在很值得考虑从中亚的电影厂那里赚点钱，要是我想把债还清——一共八千卢布。我现在甚至后悔，不肯为改编自艾特玛托夫小说的短片做艺术指导。那毕竟是一份固定月收入。下次我不会这么傻。”
——艺术家具体的生活琐事。
因为电影，塔可夫斯基有机会游走世界。一位艺术家对各地的观感——
瑞士：“瑞士非常清洁，维护有方，很适合厌倦了熙熙攘攘的人……”
巴黎：“巴黎很美。感觉很自由，没人需要你，你也不需要谁。”
罗马：“罗马不可抗拒。一座了不起的城市。如果在别的城市，你见到的只是树木那样的一圈圈年轮，在罗马，却是一圈圈数十年甚至数十个纪元的年轮。”
柏林：“柏林给我印象很糟。这个城市很恐怖。”
东京：“东京是令人惊叹的城市。没一根工厂烟囱，没一幢房子雷同。从建筑角度看，这当然很先进。”
塔可夫斯基抄录的前人一段话，或可从中看出他自己的大略旅行观念：“他对自然、史迹、艺术品不是特别有兴趣，可能最杰出的除外。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于人，他关注人的天性与特征，可能还有街头世态。有一次他激动地告诉我，他很讨厌那种靠着指南手册游览名胜的俗套。”
塔可夫斯基内心是安宁的。为什么？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艺术，“每当艺术家创造出完美无缺的东西，他就掌握了终极真理”。
他不说，但他心里非常清楚：他正在并且肯定能够创造出“完美无缺的东西”。
对电视的态度，塔可夫斯基旗帜鲜明：“我不把电视包括在内，因为那不是艺术。”
塔可夫斯基正式的处女影片，是31岁拍竣的《伊万的童年》。该片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获得第23届威尼斯影展最高荣誉——“圣马克金狮大奖”（包括最佳演员、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三项大奖）。然而，苏联当局斥此影片为“搞神秘主义”，是“在西方腐朽的、反人民的唯美主义面前卑躬屈膝，迎合资产阶级口味，轻视苏联人民健康观点的文艺作品”，把塔可夫斯基说成是“向西方献媚的资产阶级代言人”。
他的第二部长片《安德烈·卢布列夫》，一拍完就遭禁演，等待五年后才获得解禁。
“不被理解的一生”。这是塔可夫斯基内心最大的隐痛。他常常莫名地被闲置，不让工作。“我想工作，比什么都想。工作！一位意大利新闻界称为天才的导演竟然失业，真是荒唐与可耻。”
“坦白说，我觉得那些爬上高位的庸人讨厌我。庸人终究受不了艺术家。我们的老板无一例外都是庸人。”
即使可以正常发行的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也往往故意被安排在档次不高的影院首映。“老板们觉得我的电影不足以进最好的影院。他们就这么坏。”
塔可夫斯基的内心，倔强而高傲：
“我决不求他们关照，我也不参加首映。”
“是时候明白没人需要你了。要开始应对。你必须超越它。我毕竟是塔可夫斯基。世上只有一个塔可夫斯基，不像格拉西莫夫之流，他们数不胜数……我的工作是拍电影，不是搅和到那些所谓艺术家的扰攘之中。”
我无比相信塔可夫斯基的这种感觉，这是一种真正艺术家的直觉感受：
“最近我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今天尤其强烈，我完全沉浸在其中。我开始觉得，我已准备好拍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1973年3月23日）
《安德烈·卢布列夫》剧本的失而复得，确实奇异而“不可思议”。这是上天对这位天才艺术家的特别照顾？
“我正好想到我是怎么丢失《安德烈·卢布列夫》剧本的（当时我没草稿）。我把它丢在高尔基大街拐角（‘国民’对面）的一辆出租車里。出租车开走了。我很痛苦，去喝醉了。一个小时后，我从‘国民’出来，去全苏戏剧协会。又过了两个小时，当我再走到丢剧本的那个拐角，一辆出租车停下来（违反交通规则），司机从窗口把我的手稿递给我。不可思议。”
“电影已堕落成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主要是因为，所谓的电影人把电影与他们的内心世界分割开来。在他们看来，电影是赚钱的惬意方法，是获得赞赏的一条途径。”
塔可夫斯基决不允许电影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分割。他的电影，是“雕刻时光”，是内心情感、内心哲学的倾诉形式。
“我的目标是把电影置于别的艺术形式之列。要让它等同于音乐、诗歌、散文等形式。”
他的电影观念是如此鲜明、迥异于流俗： “人一生都晓得，自己迟早会死，但他不知何时。为了活得轻松，他把死亡交给将来某个未定时刻。”（1985年12月15日）
“我今天一天都在医院。他们切开头上的肿瘤，取了一小片来化验。医生说化验结果很糟，对肿瘤无能为力。”（1985年12月16日）
“昨天（每周三）我做了化疗（第三次）。我感觉很糟。我甚至不想起床，连坐起来都不想。”“日本人也在筹集救助资金，但他们觉得无法理解，这么有名的导演，怎么会这么穷。”（1986年12月5日）
“一天都在床上，根本起不来。小腹和背都痛。还有神经。我的脚动不了……我很虚弱。我要死了？还有一种可能：住院，让萨塞诊所给我治疗的医生来看。”（1986年12月15日。最后一则日记的片段。）
塔可夫斯基拍完《潜行者》后，就离开苏联，去了意大利。他的最后两部影片《乡愁》和《牺牲》，都是在国外所拍。《乡愁》在意大利，《牺牲》在瑞典。塔可夫斯基离开苏联后，他的儿子便被限制离境。直到1986年塔可夫斯基去世前几周，他的儿子才被允许出国。
1985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塔可夫斯基有给儿子的“献辞”：
“给我的儿子安德鲁什卡，你生来无辜受苦，仿佛你是大人。”
“只有爱可以抗拒世界毁灭……还有美。我相信只有爱可以拯救世界。没有它，一切都将失去。已经是这样了。”
塔可夫斯基的所有电影作品：
1956年，《今天不离去》。在苏联电影学院时就读的短片习作。
1960年，《压路机与小提琴》。苏联电影学院的毕业作品。
1962年，《伊万的童年》。1961—1962年摄制，1962年发行。
1966—1971年，《安德烈·卢布列夫》。1964—1966年摄制，1966年首映，1971年发行。
1972年，《飞向太空》。1969—1972年攝制，1972年发行。
1974年，《镜子》。1973—1974年摄制，1974年发行。
1979年，《潜行者》。1979年发行。
1983年，《乡愁》。1981—1983年摄制，1983年发行。
1986年，《牺牲》。同年12月下旬，塔可夫斯基逝世于巴黎。
塔可夫斯基的生肖、身高、鞋码：
属猴。1932年出生。
身高，1.68米。“今天和莫斯科的安德鲁什卡通话。他现在1.68米——跟我一样高！”
鞋码，42码。“他穿43码，我才42。”
在俄罗斯，这样的身材，可能偏于瘦小。但时光流动，带走所有人肉身的躯壳，凭借强劲充沛的精神性内在，这个人类中叫做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成员，又早已成为世所共信的一个思想和艺术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