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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小说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小说界革命”的重要理论文章，引起了当时文学界巨大的反响。本文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基础，探讨文中所体现出的梁启超先生关于小说的见解。
【关键词】：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小说观
1902年，梁启超先生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引起了文学界的巨大反响，此文被视为近代“小说界革命”的重要理论，在文中，梁启超先生阐述了小说的地位、功用等问题，对后来的文学小说创作产生了深遠的影响。
一、小说的地位与功用
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开篇便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小说向来处于边缘地带，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即使从“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经明清的发展，近代小说也并不能称得上是大势，尤其与世界文学中小说的浪潮相比，中国小说似乎仍旧在起步阶段。在这里，梁启超先生将小说放置在了社会意识形态多种形式的主导地位，从小说与社会的人联系的角度，赋予小说文体上的独立性和社会政治的功用性。小说的改革与国民、道德、宗教、政治、风俗等等息息相关，甚至是改革的第一步，小说的地位被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小说也有了许多附加的社会功能，对小说的改革成为社会改良的前提。
小说的改革不仅与“作新民”，与新的意识形态相关，小说还具有毁灭的效用。国人迷信风水，阻止修建铁路和开矿，为争坟墓而械斗杀人，为祭祀耗材耗力，也是因为小说；奴颜婢膝、寡廉鲜耻、名节扫地是因为小说；背信弃义、沉迷权术、机关算尽是因为小说；轻薄无行、沉溺声色、消磨意志也是因为小说。可见，小说有蛊惑人心之用，只不过，这蛊惑人心的小说乃是旧小说，是古典英雄将相、才子佳人一类。正是因为有旧小说的惑人毒民，可以摧毁道德体系，所以足以看出小说可以影响人的思想，人的意志，所以，对小说进行改革刻不容缓。摒弃旧小说，创作新小说，让新小说给人民的思想产生好的影响。小说承载着新的意识形态，是宣传新思想的一大工具。梁启超先生认为，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起到了启蒙性的作用，并且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往往在依靠文学进行文化宣传的过程中，也逐渐影响到了我国的“政治革命”。
梁启超先生把小说当作是政治启蒙拯救国民的工具，其出发点就是拯救陷入混沌和僵化的国人，改造他们的国民性，唤起他们精神上的觉醒，使之拥有自由、自尊、合群、冒险等新人格。显然，这种“文学救国”论并不以维护帝王统治为目的，而是借助文学启发民智，通过民众的变化复兴中华民族。梁启超的思想中有“道德救国”的观点，梁启超先生将小说地位提高的同时，也赋予了其功用价值，即小说是“道德救国”的工具，梁启超的文学观是功利主义的，他抬高小说的地位和他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是分不开的，然而，如果说他一味注重小说的功利主义而忽视了小说的审美价值，也是有失公允的，梁启超在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时，也没有回避小说的审美作用，而是对其做了相关阐释，这在“熏、近、刺、提”说中便有体现。
二、“熏、浸、刺、提”说
小说何以有如此大的力量，能够承载意识形态，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首先，这与小说的流传度有关，即梁启超先生所说的“独嗜小说”，小说有如此大的魅力，与其“浅而易解”和“乐而多趣”有关，然而这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浅显易懂的文字很多，对于饱学之士来说，文字的渊古与平易似乎分别不大；小说中，以赏心乐事为目的的不少，但这些往往不为人们重视，最受欢迎的反而是读起来沉重悲伤的悲剧故事，因此，这两种解释可以说是“未足”。接着，梁启超先生又做出了解释，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人们可以通过阅读小说得到现实中得不到的满足，通过阅读小说，间接接触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其二，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有奇迹般的共通之处，从小说中可以得到精神的给养，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其次，梁启超先生从审美接受的视角提出小说支配人有四种力：熏、浸、刺、提。“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楞伽经》所谓‘迷智为识，转识成智’者，皆恃此力。” 人在阅读一本小说时，不知不觉间会进入到小说之中，“眼识为之迷漾”，“脑筋为之摇飏”，“神经为之营注”，并且每日都在改变一二，日渐为小说所熏染，小说中的境界，也就成了“种子”，在读者脑海中生根发芽，小说便拥有了“操纵众生”的力量。
“熏”是在空间上而言，而“浸”则是在时间上而言，“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往往一段时间都会沉浸在小说中，比如读《红楼梦》便沉浸在恋和悲中，读《水浒传》，便沉浸在痛快和愤怒中，小说愈佳、卷帙愈繁、事实愈多，浸人的力量就愈大，能够使读者长时间沉浸于阅读的小说之中。
“刺”是刺激之义，“熏”和“浸”都是缓慢地移人，读者可沉浸于小说的氛围中，可能自己并没有察觉到，而“刺”却是突然的力量，读者完全可以察觉到，阅读时心情本来是愉快的，读到黛玉之死，突然泪流满面，本来是平和的；读到武松大闹飞云浦，读到林冲雪天三限，突然怒发冲冠，均是因为突然受了刺激，且感受力越强的人，受到的刺激越快，力度越强。
“熏”、“浸”、“刺”三者都是从外向内的力，而“提”却是从内向外的，其实是将自己想象为书中人物，进入到故事中去，读《红楼梦》时，以为自己是贾宝玉，读《水浒传》，以为自己是鲁智深。这四种力，倘若作者能得一二，必定能写出经典，不仅限于小说，甚至政客也可凭此组织政党，因此梁启超感叹，“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
“熏、浸、刺、提”说，借助佛学语言，论述小说的力量，实际也是将读者置于中心位置，从读者接受角度乃至心理学角度做出的解读。
此外，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把小说分为两类：“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通常认为，“理想派与“写实派”小说的区分，其实已经有了文体内分类的意识，大致上与西方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划分相近。与前文所述对小说文体与审美特征的体味，借助佛学语言对小说移情感人四种力量的描述，都是独具匠心，精细深刻的理论贡献。
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将文学与救国相连，抬高小说地位的同时，赋予其功用价值，同时，在文中有贬斥中国古典小说的论述，有失偏颇。但是，如果将其放在时代背景之下，我们便不难理解，小说之所以如此重要，我们之所以需要新小说，很大原因是因为社会迫切需要改良，而通过小说界革命，或许能够给国民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给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焕发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陈书良编，梁启超文选 [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2]关爱和，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J]，中国社会科学，2006（5）
【关键词】：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小说观
1902年，梁启超先生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引起了文学界的巨大反响，此文被视为近代“小说界革命”的重要理论，在文中，梁启超先生阐述了小说的地位、功用等问题，对后来的文学小说创作产生了深遠的影响。
一、小说的地位与功用
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开篇便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小说向来处于边缘地带，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即使从“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经明清的发展，近代小说也并不能称得上是大势，尤其与世界文学中小说的浪潮相比，中国小说似乎仍旧在起步阶段。在这里，梁启超先生将小说放置在了社会意识形态多种形式的主导地位，从小说与社会的人联系的角度，赋予小说文体上的独立性和社会政治的功用性。小说的改革与国民、道德、宗教、政治、风俗等等息息相关，甚至是改革的第一步，小说的地位被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小说也有了许多附加的社会功能，对小说的改革成为社会改良的前提。
小说的改革不仅与“作新民”，与新的意识形态相关，小说还具有毁灭的效用。国人迷信风水，阻止修建铁路和开矿，为争坟墓而械斗杀人，为祭祀耗材耗力，也是因为小说；奴颜婢膝、寡廉鲜耻、名节扫地是因为小说；背信弃义、沉迷权术、机关算尽是因为小说；轻薄无行、沉溺声色、消磨意志也是因为小说。可见，小说有蛊惑人心之用，只不过，这蛊惑人心的小说乃是旧小说，是古典英雄将相、才子佳人一类。正是因为有旧小说的惑人毒民，可以摧毁道德体系，所以足以看出小说可以影响人的思想，人的意志，所以，对小说进行改革刻不容缓。摒弃旧小说，创作新小说，让新小说给人民的思想产生好的影响。小说承载着新的意识形态，是宣传新思想的一大工具。梁启超先生认为，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起到了启蒙性的作用，并且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往往在依靠文学进行文化宣传的过程中，也逐渐影响到了我国的“政治革命”。
梁启超先生把小说当作是政治启蒙拯救国民的工具，其出发点就是拯救陷入混沌和僵化的国人，改造他们的国民性，唤起他们精神上的觉醒，使之拥有自由、自尊、合群、冒险等新人格。显然，这种“文学救国”论并不以维护帝王统治为目的，而是借助文学启发民智，通过民众的变化复兴中华民族。梁启超的思想中有“道德救国”的观点，梁启超先生将小说地位提高的同时，也赋予了其功用价值，即小说是“道德救国”的工具，梁启超的文学观是功利主义的，他抬高小说的地位和他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是分不开的，然而，如果说他一味注重小说的功利主义而忽视了小说的审美价值，也是有失公允的，梁启超在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时，也没有回避小说的审美作用，而是对其做了相关阐释，这在“熏、近、刺、提”说中便有体现。
二、“熏、浸、刺、提”说
小说何以有如此大的力量，能够承载意识形态，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首先，这与小说的流传度有关，即梁启超先生所说的“独嗜小说”，小说有如此大的魅力，与其“浅而易解”和“乐而多趣”有关，然而这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浅显易懂的文字很多，对于饱学之士来说，文字的渊古与平易似乎分别不大；小说中，以赏心乐事为目的的不少，但这些往往不为人们重视，最受欢迎的反而是读起来沉重悲伤的悲剧故事，因此，这两种解释可以说是“未足”。接着，梁启超先生又做出了解释，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人们可以通过阅读小说得到现实中得不到的满足，通过阅读小说，间接接触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其二，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有奇迹般的共通之处，从小说中可以得到精神的给养，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其次，梁启超先生从审美接受的视角提出小说支配人有四种力：熏、浸、刺、提。“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楞伽经》所谓‘迷智为识，转识成智’者，皆恃此力。” 人在阅读一本小说时，不知不觉间会进入到小说之中，“眼识为之迷漾”，“脑筋为之摇飏”，“神经为之营注”，并且每日都在改变一二，日渐为小说所熏染，小说中的境界，也就成了“种子”，在读者脑海中生根发芽，小说便拥有了“操纵众生”的力量。
“熏”是在空间上而言，而“浸”则是在时间上而言，“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往往一段时间都会沉浸在小说中，比如读《红楼梦》便沉浸在恋和悲中，读《水浒传》，便沉浸在痛快和愤怒中，小说愈佳、卷帙愈繁、事实愈多，浸人的力量就愈大，能够使读者长时间沉浸于阅读的小说之中。
“刺”是刺激之义，“熏”和“浸”都是缓慢地移人，读者可沉浸于小说的氛围中，可能自己并没有察觉到，而“刺”却是突然的力量，读者完全可以察觉到，阅读时心情本来是愉快的，读到黛玉之死，突然泪流满面，本来是平和的；读到武松大闹飞云浦，读到林冲雪天三限，突然怒发冲冠，均是因为突然受了刺激，且感受力越强的人，受到的刺激越快，力度越强。
“熏”、“浸”、“刺”三者都是从外向内的力，而“提”却是从内向外的，其实是将自己想象为书中人物，进入到故事中去，读《红楼梦》时，以为自己是贾宝玉，读《水浒传》，以为自己是鲁智深。这四种力，倘若作者能得一二，必定能写出经典，不仅限于小说，甚至政客也可凭此组织政党，因此梁启超感叹，“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
“熏、浸、刺、提”说，借助佛学语言，论述小说的力量，实际也是将读者置于中心位置，从读者接受角度乃至心理学角度做出的解读。
此外，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把小说分为两类：“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通常认为，“理想派与“写实派”小说的区分，其实已经有了文体内分类的意识，大致上与西方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划分相近。与前文所述对小说文体与审美特征的体味，借助佛学语言对小说移情感人四种力量的描述，都是独具匠心，精细深刻的理论贡献。
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将文学与救国相连，抬高小说地位的同时，赋予其功用价值，同时，在文中有贬斥中国古典小说的论述，有失偏颇。但是，如果将其放在时代背景之下，我们便不难理解，小说之所以如此重要，我们之所以需要新小说，很大原因是因为社会迫切需要改良，而通过小说界革命，或许能够给国民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给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焕发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陈书良编，梁启超文选 [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2]关爱和，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J]，中国社会科学，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