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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评永宣佛像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时期宫廷制作了大量精美的藏传佛像，赏赐西藏来朝贡的各派宗教领袖，以永乐时期造像为主，少量是宣德佛像。以其汉藏合璧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受到文物收藏界的推重。永宣佛在佛像拍卖场屡拔头筹，稳据高端。大家对永宣佛像似乎都很熟悉，了如指掌，说起来头头是道。其实恰恰相反，由于文献的缺失，考古学的依据难寻，我们对永宣佛像的了解远远不够，云遮雾罩，至今我们连它的产地还找不到确定答案，北京乎?南京乎?永宣佛像在明清朝时是何地位?古人是怎么说的?问题多多，答案难寻，让人头太。
笔者偶然间在故宫博物院1928年编印的《掌故丛编》第二辑上看到了康熙皇帝评价永乐佛像的一段话，大喜过望，康熙说：
乌丝藏旧佛中最重者莫过利嘛，利嘛之原出中国。永乐年件宫中所遣者为弟(第)一。又乌丝藏仿其形象炼英铜体追者，亦是利嘛，颇为可爱，如今甚少。近世叉仿利嘛而十不及一。尔秦间所进乃汉人所造，非乌丝藏旧物。念尔久在大内，将乌丝藏仿遣利嘛无量寿佛一尊赐去，亦可以为母祝寿可也。
康熙的话词义明晰，只需小注。明代至清初都称西藏为“乌丝(斯)藏”，西藏称铸造佛像的铜合金“利玛”(li-ma)，意为“响铜”，代表造佛的各种铜合金。以及不同地区所造的各类铜佛像。康熙这段话传达给我们不少重要信息，可知永乐宫廷所造佛像确实名不虚传，位居第一，当时就是西藏佛像中最贵重者。明代西藏就仿造永乐佛，作得不错，康熙时已很少了。康熙时期又开始有仿作，但质量差，十不及一了，汉人工匠也仿造。康熙对“永乐佛像”“西藏仿永乐佛像”“汉人仿永乐佛像”三者，鉴别清楚，令人佩服。
康熙的看法和我们今天对永乐佛像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给我们的认识提供了档案证据，可知明清以来民间对永乐佛像就很看重了，从明到清西藏与内地都有仿作。如何仿，康熙说。
“仿其形象炼其铜体”，仿造铜的质地和形象，核心就是佛像样式。如清人工布查布在《造像量度经》引中，把佛像精炼的概括为“汉式”“梵式”。在古代，一种佛像样式的确立过程漫长，佛像样子一旦确立，为太众所认可，造佛工匠祖述相传，流传延续的时间就会很长。从这一方面看“永宣佛像样式”具有典型性。“样式”其实比“风格”更能确实地说明不同佛像的特点。永宣佛像艺术特点鲜明，就体现在它的造型样式上，细部设计精准，样式统一。“永宣佛像样式”，实际是明中晚期至清前期佛像的流行式样。流传时间长久，地域广泛，不仅在中原内地，也传播到藏区，对明清两代藏汉佛像艺术发展影响深远，难怪连日理万机的康熙帝都知晓明晰。
永乐宣德佛像，繁盛期只有三十年，表面看起来像一场大戏，轰轰烈烈一番就悄然谢幕了，其实不然，永乐宣德佛像作为一种流行的宫廷佛像艺术样式，传播到藏区民间，深受欢迎，得到很高评价。
16世纪噶举派僧人白玛噶波(1527～1592)著《利玛佛像鉴赏》一文。对西藏、中原内地、印度、尼泊尔等地的金铜佛像作了评述。白玛噶波把金铜佛像按铜的质地，艺术风格、产地、时代。分成多种利玛佛像，代表造佛的各种铜合金，以及不同地区所造的各类铜佛像。就造像材质与风格对藏传铜佛作了分类说明。白玛噶保高度评价永乐宣德佛像：
汉地新佛像(明代)浇铸洁净，镀金优美，肌肉丰满，衣褶精美，面部略扁平，眼睛细长。宝座前后铸有互为连接的双层莲花，上下两层略微向外分伸，上下层排列有均匀精细的珍珠。宝座连接牢固，上饰交杵金刚，涂有涂料。另一类为形体较小，无朱砂交杵金刚和文字的敬事佛像，质地系易识辨之汉地黄铜和淡色黄铜。
永宣佛像输入藏区，称之为“永乐利玛”，深受欢迎，成为模仿的样本。
来乌群巴是十五世纪中期西藏拉萨地区的著名工匠，扎雅指出来乌群巴利玛佛像：“镀金的铸像与明永乐利玛像极为相似，造型美观。盘起的双腿自然放松，双排的莲花环绕法座形成一个莲花团，两排莲花之间的联接处嵌入较深，花瓣脉络清晰。”故宫保存四尊来乌群巴题记佛像，特点与文献记载相符，与永宣佛像有相似之处，如宝冠、莲座的样式，长裙起伏自然的衣纹刻画，吸收了永乐、宣德佛像的若干因素。
图一是故宫藏来乌群巴造四臂观音菩萨像，红铜镏金，高19厘米，面相庄严，眉目之间传达出一种忧郁感，表现了观音悲悯众生的情怀。吸收了汉地佛教造像手法，工艺精美。像上栓黄条；
大利益流崇干琍玛四臂观音菩萨，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收嘎尔丹西勒图罗藏丹巴………
“流崇干”是藏文音译，意为“来乌群的”，即“来乌群巴琍玛佛像”，此像是具有可靠记录的“来乌群巴琍玛佛像”，极为珍贵。
由此可见永宣佛像已成为明代藏区的一种流行佛像样式，藏区工匠依宫廷原像仿造，一直到明晚期，甚至到清代中期。图二是故宫收藏的一尊清代西藏佛像，但在莲座上清晰的刻写“大明宣德年施”，显然是清代仿刻，不仅是造型，刻款也成为模仿的对象。图三故宫西藏明代佛像绿度母像，显然模仿永宣佛像。可见康熙帝所言不虚。
永宣佛像的标准器
永宣佛像存世有几百尊，并非风毛麟角，但作为永宣佛像的标尺文物并不多，因为它是传世文物，流传无序，来源不清。这是先天的不足，可参考的信息太少，为鉴定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常见的小型佛像是明朝皇帝赏赐西藏宗教领袖的宫廷礼品。佛像的主要功能是庙堂供奉，庙堂的大型佛像才是代表作。研究佛像年代产地离不开供奉佛像的相关寺院，但世事沧桑，今天明代寺院大多灰飞烟灭了。
青海乐都瞿坛寺是与永宣佛像有关的保存最完好的明代寺院，为研究永宣佛像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为奖励三罗喇嘛招抚罕东诸卫有功，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廷在青海乐都县敕建瞿坛寺，永乐、宣德时期继续扩建完成。寺院殿宇宏伟，全部为明代官式建筑，故有“小故宫”之称。最有代表陛的三座太殿，即瞿县寺殿(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宝光殿(建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和隆国殿(又称后殿，建于明宣德二年，1427年)，都是在明太租、明成祖、明宣宗的亲自过问和支持下，专派太监负责建造完成的，是青海著名的汉藏佛教艺术合壁的藏传佛教寺院。(图四)
图五是瞿坛寺观音立像，青海省博物馆藏品。通高146厘米，带座通高220厘米，是瞿坛寺的珍贵文物。观音像双腿直立仰覆蓬座，身体略侧扭。高卷发髻，头戴华丽宝冠，束发冠带翻卷，大圆耳垱。浑圆面形，长眉秀目小口，鼻梁挺括，神情温婉慈祥。胸前垂饰华丽的项链璎珞，细密均匀，层叠交错。下着双层长裙，裙褶曲复自然，有轻柔的织物波动感，裙面亦垂饰精美的璎珞。长帛绕身飘垂身侧，身后两条短飘带钩 挂在腰带两边。双手各牵莲花长茎，左花枝条婀娜多姿，造型别致，为永乐佛像所特有。身材比例合度，形体线条圆润流畅，生动刻画出观音菩萨慈悲悯人雍容大度的仪态。铸造鎏金工艺精湛，金色纯正亮丽，造型生动华美。它是现存刻有年款、体积最高大的永乐铜像，为来源准确的永乐佛像艺术典型代表作，堪称国宝。莲座前沿刻“大明永乐年施”汉藏梵三种文字款识(图六)。
瞿坛寺内有永乐十六年御制金佛像碑(图七)，永乐帝阐明他为民祈福造佛的功德和佛像制作过程中佛现神通的过程：
主宰天下愍念苍生弘体慈悲，发欢喜心铸金为佛像，利益群品。初命工作范，久而不成，一日工匠退食，阒然无人，模忽自成，莫不惊异赞叹以为稀有，谓诸佛菩萨显应示现神通，遂一铸而成。
这通御制金佛像碑是有蓑永乐佛像所述佛像模具自成的神话可以不论，但它证明了这尊瞿坛佛像产自宫廷，时间在永乐十六年前后。瞿坛寺内原供奉有全堂的永宣铜佛，可惜1958年时都炼了铜了。据青海的朋友说，与此观音大小一样的铜像就有八尊，八大菩萨一堂，只有这尊大观音侥幸躲过了劫难，此像是一位老先生冒死保藏下来的。在当时的极“左”高压之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想起仍叫人肃然起敬。
观察永宣佛像，虽有着统一的样式，但仍能明显看出细小的差别，说明永宣像不是出自一个作坊，不同作坊，不同时间、批次，不同匠师总会有差异，但由于资料的缺失，永宣佛像的准确产地至今还确定不了，个别佛像的特殊样式也属正常。
如图八、图九故宫宣德阿閦佛像，通高28.5厘米，底宽19.5厘米，发结螺髻，发髻顶部饰宝珠，戴五叶宝冠，佩大耳铛。其独特的宝冠佛造型，与常见的菩萨装不动佛迥然不同，在流传的永宣金铜佛像中极少见。身着袒右袈裟，袈裟衣缘浮雕缠枝莲纹花边，以联珠线划分田相格，每格内雕莲花。永宣佛装像，袈裟样式通常为光素面，雕自然起伏的褶皱，此像袈裟雕刻之精致华美，在永宣佛像中是特例。左手结禅定印，腹部袈裟中心高浮雕立金刚杵，远观似托于掌心，虚实相间，别具匠心。右手结触地印，全跏趺坐。座前沿刻铭“大明宣德年施”。此种样式佛像在瞿坛寺壁画中可以看到，图十为瞿坛寺隆国殿内一佛二菩萨壁画，隆国殿建筑在永乐十六年宝光殿建成后开始修建，完成于宣德二年。宣德阿閦佛像与壁画对比，除去姿态、手印不同外，宝冠、袈裟样式相同，说明宣德时期在壁画铜像上出现有宝冠佛这种形象，当时是一种流行式样。
汉藏交融的美学设计
中国佛教雕塑艺术到唐代达到高峰，如敦煌石窟彩塑、龙门石窟石雕佛像。宋以后随着佛教的衰落，汉地佛教雕塑艺术也逐渐衰落，元以后几乎乏善可陈了。而随着藏传佛教的东传，为中原汉传佛教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诞生了以汉藏艺术结合为特征的居庸关云台、杭州飞来峰石雕佛像等佳构。永乐佛像艺术正好接续了这一汉藏交融的艺术潮流。
永乐佛像慈祥和美，雍容大度，装饰华丽但自然适度，毫不显累赘。虽有造像量度的束缚，其造型设计之美，达到元以来的佛教造像艺术的巅峰。它的雕塑母题是西藏的，严格遵循藏传佛教佛教图像的规范，但在艺术表现上又与西藏原型不同。
如忿怒神像，西藏作品着力表现的是凶恶丑陋恐怖，而永宣像同一身份神像给观众的感觉则是威而不凶，降低了它的恐怖感。如图十一故宫永乐大黑天像，通高21厘米，底宽15.5厘米。此像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尊永乐铸铁涂金像，裸露的肌肉是铁的黑色，以应大黑天神颜色。宝冠、璎珞、飘带、莲座等处局部涂金，色彩对比鲜明。据研究金属的专业人士告知，铁上是鎏不了金的，经检测，大黑天金层不含汞，证明不是鎏金，但效果与鎏金一样。是何方法贴的金，还有待研究。此神三日圆睁，须眉立起，怒目而视。头戴五骷髅冠，发髻正中坐阿弥陀佛，左手托噶巴拉碗，右手持银制钺刀。胸前挂人首项蔓、珠宝璎珞，长蛇装饰。两短腿作蹲踞姿势，踏仰卧神。全身披挂华丽繁密的璎珞珠饰，长帛绕身翻卷，动感强烈，装饰繁缛华丽，雕刻精细入微，形象怒而不凶，憨态可掬。座面刻款：“大明永乐年施”。
永宣佛像中度母一类女神，女性特征也不明显。图十二故宫永乐绿度母像，通高25.6厘米，底宽16.3厘米。图十三尊胜佛母像，通高19.8厘米，底宽12.6厘米，与丰乳细腰的西藏度母像差异较大，显示了儒家思想影响下汉地佛教艺术审美的特点。永乐绿度母像，莲花座正中台面上阴刻“大明宣德年献”铭文，与常见的“大明宣德年施”款识，含义大有不同，值得深入探讨。
永宣佛像审美主体是汉族的，如方正的面相、衣裙自然起伏的衣褶、华丽的璎珞、飘逸的帛带，其发髻。帽冠、头饰、珠宝配饰、璎珞、披帛、莲座，每一细部都设计精准，样式统一，高度程式化，是我们鉴定永乐宣德佛像的依据。永宣佛像把汉藏艺术因素巧妙结合，水乳交融，形成它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雍容而不失秀逸，浑厚之中又温文娴雅。
冠绝明清的精湛工艺
精湛的工艺是永宣佛像的突出特点。金属造像是佛像雕塑艺术中工艺最复杂的，集合了塑模、铸造，錾刻，打磨，镶嵌、染色十几道工序。据清代宫廷档案记录，制造一尊铜镏金吉祥天母像需各类工匠达十二种之多：1、大器匠、2、锉刮匠、3、合对匠、4、收搂匠、5、胎基匠、6、錾花匠、7、攒焊匠、8、磨匠、9、镀金匠、10、洋金匠、11、画匠、12、拨蜡匠，可见造像工艺之复杂。明宫廷造佛档案未见，明清相续造佛工艺相差不会很大。永宣佛像铸造錾刻精细，每一缕发丝、每一粒圆珠都一丝不苟。镀金层厚光泽亮丽，工艺之精微缜密无可挑剔，在明清金铜佛造像中无出其右者，确实是明清佛像中的珍品。
从图十四这尊吉祥天母像可见一斑。吉祥天母叉称吉祥天女，藏密护法女神之首。因骑骡子，亦俗称“骡子天王”，象征她可以在天上、地上、地下三界遍走飞行。火焰形发髻，佩五骷髅冠，怒目圆睁，凶神恶煞，张开的大口伸出细细的长舌，舌为一具捆住双手的尸体形象。胸前右手托盛血的噶布拉碗，左手握金刚索绳。后两臂，右臂高举宝剑，左臂举戟，两种兵器相交于头顶。跨骑骡背上，两脚腕戴脚环锁链，一张人皮绑扎在骡背上。摩羯面佛母手牵缰绳站在骡子头下。骡子脚下刻出翻卷的波浪，波浪中刻漂浮的人头，表示她在血海中奔走。周围一圈起伏的山峦，雕刻精细入微，令人叫绝。莲座前立面刻“大明永乐年施”楷书小字，由左至右书写。封底完好，底盖刻交杵图案。这是一尊珍稀的明永乐宫廷佛像，民间收藏，西藏博物馆收藏有同样一尊。
永宣佛像的尺度与款识
金铜佛像因材质贵重，历来是战乱时期盗抢的对象，大佛像尤其难逃劫 难，今天我们可见到的永乐佛像多为十几。二十多厘米的小佛，使得我们对它的艺术成就估计不足，以至许多朋友认为永宣佛都是小像，大的都靠不住。汉字刻款“大明永乐(宣德)年施”在莲座前面，由左向右书写小字，是永宣佛像的主要特征。
现存多见的永宣宫廷佛像确实是20厘米左右高的小像，多是皇帝亲赐礼品，得到赐物者视为拱璧，世代珍藏，所以能较多保存下来。而供于庙堂的大像，难以躲过一次次灾难，保存下来不易，其研究价随更高。因此我们对永乐宣德佛像的认识不能局限在十几二十厘米的小佛像上，永宣佛像款识也有多种。
永乐帝气魄宏大，倡导编修《永乐大典》。铸造了世界钟王“永乐大钟”，高6.75米，重46.5吨，上面铸有23万字(汉文22万字，梵文4245字)。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派郑和率领27000多1人，百余艘战舰七下西洋，历时28年，航程万余里，创造了世界航海一大奇迹。
从佛教文化层面看，他热衷建寺刻经，对藏传佛教兴趣浓厚，礼敬西藏高僧，开明代历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之端。永乐八年前后在藏区以外首刻藏文版《甘珠尔》大藏经108函，即著名的永乐版《藏文大藏经》，为现存最早的刻本《藏文大藏经》。
从永乐帝对藏传佛教崇信态度及个性看，要造佛也绝不会只造小佛，走精致一路，可以肯定永乐时期宫廷造过不少大佛像，例如前述原瞿昙寺观音立像。再如图十五是北京雍和宫密宗殿内大威德铜鎏金像，高285厘米，重达6吨有余，佛像满涂紫红色防锈漆，漆皮脱离处可见明亮的金光。虽未见款识，造型具有典型的永乐佛像特征。
大威德金刚是藏传佛像中最复杂，制作难度最大的佛像，明清大威德金刚造型有明显不同。图十六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清代大威德金刚铜像，供奉在故宫梵宗楼二楼上，高175厘米，座宽14D厘米。此像九首三十四臂十六足，胸前没有拥抱佛母，为独雄大威德金刚。身躯伟硕，主面为牛首，其左右各三面，顶上两面，除最上文殊菩萨面相慈祥，余皆怒目獠牙，狰狞可怖。诸臂于身后扇形展开，手中执法器。其复杂造型，为藏传佛教造像象征主义的典型。梵宗楼建成于乾隆三十三年，此像是乾隆年间宫廷铸造的。
与雍和宫大威德金刚对比，可以清楚看出明清造型的差异。雍和宫大威德金刚气魄更雄伟生动，无疑是现存体量最大的永乐铜佛。它不是雍和宫旧藏，是从北京其他寺中移来的，原存何处已无考了。《帝京景物略》中，刘侗、于褒正就曾详细描述了万历年间北京西域双林寺供奉的太威德金刚、喜金刚形像。说明明代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影响已十分普遍，北京寺院中保存着众多大型藏传佛像，明朝大众对藏传佛像也并不陌生。
民间收藏中也能见到较大体量的永宣佛像。如大家耳熟能详的2006年香港苏富比拍卖的永乐释迦牟尼佛像，全高72.5厘米。图十七大黑天像，商58.2厘米，是一尊民间收藏的大尺寸宣德宫廷佛像作品。莲座正面由左至右阴刻“太明宣德年施”楷书字款。字体端正刻写清晰，原封底完好，底盖阴刻金刚交杵图形，交杵部位鎏金，是难得的珍品。
款识是鉴定佛像的重要着眼点，永乐佛像的款识十分复杂，从汉字的写法上几乎找不出规律，究竟哪一种写法最真实难以确定。原因不难理解，永宣像不是一地一批作品，刻款者也非一人，再加上后期的民间仿刻，情况多变，有待深入研究。
我这里抛砖引玉，先说说由右向左书写大字刻款。图十八、十九永乐大持金刚像，青海民间收藏，高38厘米。大持金刚亦名金刚萨堙、持金刚、金刚勇识菩萨等，传为大乘密宗佛法的直接传授者，在密宗诸派中享有崇高的神性地位。此像头戴五叶冠，细眉朗目，容貌慈和气度庄严。上身袒露饰璎珞环钏，全跏趺坐，腰部收束，下着长裙。双手交胸前，手中持金刚铃、金刚杵。此像铜质色泽苍古莹润，雕刻线条规整，尺度准确铸造精良。最特殊的是莲座前刻大字款，双钩右行“大明永乐年施”，字体规正有力(图二十)，与常见的左书阴刻小字迥然不同。古代汉字是竖行由右向左写，需横写时也是右书，至于永宣佛款为什么多为左书，大家猜测是为了适应藏文的书写习惯，不无道理。但右书的大字款，它更符合古汉字书写习惯，启发我们应予重视。翟坛寺中就可找到证明，如图二十一是瞿坛寺钟楼悬挂的大钟，上面分明就刻着大字“大明宣德年施”铸款，由右向左书。
永宣佛像多有不刻款识作品，如图二十二宣德观音像，通高37.4厘米，民间收藏。虽无款识，其面部的精细刻画，生动表达出宣德观音法相的慈悲庄严，那种神韵是晚期仿品难以企及的。
永宣佛刻款的也有多种方式：1、汉字款，2、汉藏梵三体款，3、藏汉文两体文字款。4、藏文款。反映了永宣佛像的产地、用途的多样性。有些永宣佛像是出自明宫廷作坊，除去赏赐个人外，也有明帝直接赐与藏区寺庙的，或藏区寺庙在内地造佛作坊定做的。按一般规律。与宫廷有关的佛像刻款一定是字体规整，字体不规范、刻写粗劣的，大都是同期或晚期的仿宫廷永宣像。作为一种深受欢迎的佛像样式，不可能只是皇家宫廷造像作坊垄断，民间一定也有大量制作，只是工艺的水平不同。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时期宫廷制作了大量精美的藏传佛像，赏赐西藏来朝贡的各派宗教领袖，以永乐时期造像为主，少量是宣德佛像。以其汉藏合璧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受到文物收藏界的推重。永宣佛在佛像拍卖场屡拔头筹，稳据高端。大家对永宣佛像似乎都很熟悉，了如指掌，说起来头头是道。其实恰恰相反，由于文献的缺失，考古学的依据难寻，我们对永宣佛像的了解远远不够，云遮雾罩，至今我们连它的产地还找不到确定答案，北京乎?南京乎?永宣佛像在明清朝时是何地位?古人是怎么说的?问题多多，答案难寻，让人头太。
笔者偶然间在故宫博物院1928年编印的《掌故丛编》第二辑上看到了康熙皇帝评价永乐佛像的一段话，大喜过望，康熙说：
乌丝藏旧佛中最重者莫过利嘛，利嘛之原出中国。永乐年件宫中所遣者为弟(第)一。又乌丝藏仿其形象炼英铜体追者，亦是利嘛，颇为可爱，如今甚少。近世叉仿利嘛而十不及一。尔秦间所进乃汉人所造，非乌丝藏旧物。念尔久在大内，将乌丝藏仿遣利嘛无量寿佛一尊赐去，亦可以为母祝寿可也。
康熙的话词义明晰，只需小注。明代至清初都称西藏为“乌丝(斯)藏”，西藏称铸造佛像的铜合金“利玛”(li-ma)，意为“响铜”，代表造佛的各种铜合金。以及不同地区所造的各类铜佛像。康熙这段话传达给我们不少重要信息，可知永乐宫廷所造佛像确实名不虚传，位居第一，当时就是西藏佛像中最贵重者。明代西藏就仿造永乐佛，作得不错，康熙时已很少了。康熙时期又开始有仿作，但质量差，十不及一了，汉人工匠也仿造。康熙对“永乐佛像”“西藏仿永乐佛像”“汉人仿永乐佛像”三者，鉴别清楚，令人佩服。
康熙的看法和我们今天对永乐佛像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给我们的认识提供了档案证据，可知明清以来民间对永乐佛像就很看重了，从明到清西藏与内地都有仿作。如何仿，康熙说。
“仿其形象炼其铜体”，仿造铜的质地和形象，核心就是佛像样式。如清人工布查布在《造像量度经》引中，把佛像精炼的概括为“汉式”“梵式”。在古代，一种佛像样式的确立过程漫长，佛像样子一旦确立，为太众所认可，造佛工匠祖述相传，流传延续的时间就会很长。从这一方面看“永宣佛像样式”具有典型性。“样式”其实比“风格”更能确实地说明不同佛像的特点。永宣佛像艺术特点鲜明，就体现在它的造型样式上，细部设计精准，样式统一。“永宣佛像样式”，实际是明中晚期至清前期佛像的流行式样。流传时间长久，地域广泛，不仅在中原内地，也传播到藏区，对明清两代藏汉佛像艺术发展影响深远，难怪连日理万机的康熙帝都知晓明晰。
永乐宣德佛像，繁盛期只有三十年，表面看起来像一场大戏，轰轰烈烈一番就悄然谢幕了，其实不然，永乐宣德佛像作为一种流行的宫廷佛像艺术样式，传播到藏区民间，深受欢迎，得到很高评价。
16世纪噶举派僧人白玛噶波(1527～1592)著《利玛佛像鉴赏》一文。对西藏、中原内地、印度、尼泊尔等地的金铜佛像作了评述。白玛噶波把金铜佛像按铜的质地，艺术风格、产地、时代。分成多种利玛佛像，代表造佛的各种铜合金，以及不同地区所造的各类铜佛像。就造像材质与风格对藏传铜佛作了分类说明。白玛噶保高度评价永乐宣德佛像：
汉地新佛像(明代)浇铸洁净，镀金优美，肌肉丰满，衣褶精美，面部略扁平，眼睛细长。宝座前后铸有互为连接的双层莲花，上下两层略微向外分伸，上下层排列有均匀精细的珍珠。宝座连接牢固，上饰交杵金刚，涂有涂料。另一类为形体较小，无朱砂交杵金刚和文字的敬事佛像，质地系易识辨之汉地黄铜和淡色黄铜。
永宣佛像输入藏区，称之为“永乐利玛”，深受欢迎，成为模仿的样本。
来乌群巴是十五世纪中期西藏拉萨地区的著名工匠，扎雅指出来乌群巴利玛佛像：“镀金的铸像与明永乐利玛像极为相似，造型美观。盘起的双腿自然放松，双排的莲花环绕法座形成一个莲花团，两排莲花之间的联接处嵌入较深，花瓣脉络清晰。”故宫保存四尊来乌群巴题记佛像，特点与文献记载相符，与永宣佛像有相似之处，如宝冠、莲座的样式，长裙起伏自然的衣纹刻画，吸收了永乐、宣德佛像的若干因素。
图一是故宫藏来乌群巴造四臂观音菩萨像，红铜镏金，高19厘米，面相庄严，眉目之间传达出一种忧郁感，表现了观音悲悯众生的情怀。吸收了汉地佛教造像手法，工艺精美。像上栓黄条；
大利益流崇干琍玛四臂观音菩萨，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收嘎尔丹西勒图罗藏丹巴………
“流崇干”是藏文音译，意为“来乌群的”，即“来乌群巴琍玛佛像”，此像是具有可靠记录的“来乌群巴琍玛佛像”，极为珍贵。
由此可见永宣佛像已成为明代藏区的一种流行佛像样式，藏区工匠依宫廷原像仿造，一直到明晚期，甚至到清代中期。图二是故宫收藏的一尊清代西藏佛像，但在莲座上清晰的刻写“大明宣德年施”，显然是清代仿刻，不仅是造型，刻款也成为模仿的对象。图三故宫西藏明代佛像绿度母像，显然模仿永宣佛像。可见康熙帝所言不虚。
永宣佛像的标准器
永宣佛像存世有几百尊，并非风毛麟角，但作为永宣佛像的标尺文物并不多，因为它是传世文物，流传无序，来源不清。这是先天的不足，可参考的信息太少，为鉴定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常见的小型佛像是明朝皇帝赏赐西藏宗教领袖的宫廷礼品。佛像的主要功能是庙堂供奉，庙堂的大型佛像才是代表作。研究佛像年代产地离不开供奉佛像的相关寺院，但世事沧桑，今天明代寺院大多灰飞烟灭了。
青海乐都瞿坛寺是与永宣佛像有关的保存最完好的明代寺院，为研究永宣佛像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为奖励三罗喇嘛招抚罕东诸卫有功，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廷在青海乐都县敕建瞿坛寺，永乐、宣德时期继续扩建完成。寺院殿宇宏伟，全部为明代官式建筑，故有“小故宫”之称。最有代表陛的三座太殿，即瞿县寺殿(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宝光殿(建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和隆国殿(又称后殿，建于明宣德二年，1427年)，都是在明太租、明成祖、明宣宗的亲自过问和支持下，专派太监负责建造完成的，是青海著名的汉藏佛教艺术合壁的藏传佛教寺院。(图四)
图五是瞿坛寺观音立像，青海省博物馆藏品。通高146厘米，带座通高220厘米，是瞿坛寺的珍贵文物。观音像双腿直立仰覆蓬座，身体略侧扭。高卷发髻，头戴华丽宝冠，束发冠带翻卷，大圆耳垱。浑圆面形，长眉秀目小口，鼻梁挺括，神情温婉慈祥。胸前垂饰华丽的项链璎珞，细密均匀，层叠交错。下着双层长裙，裙褶曲复自然，有轻柔的织物波动感，裙面亦垂饰精美的璎珞。长帛绕身飘垂身侧，身后两条短飘带钩 挂在腰带两边。双手各牵莲花长茎，左花枝条婀娜多姿，造型别致，为永乐佛像所特有。身材比例合度，形体线条圆润流畅，生动刻画出观音菩萨慈悲悯人雍容大度的仪态。铸造鎏金工艺精湛，金色纯正亮丽，造型生动华美。它是现存刻有年款、体积最高大的永乐铜像，为来源准确的永乐佛像艺术典型代表作，堪称国宝。莲座前沿刻“大明永乐年施”汉藏梵三种文字款识(图六)。
瞿坛寺内有永乐十六年御制金佛像碑(图七)，永乐帝阐明他为民祈福造佛的功德和佛像制作过程中佛现神通的过程：
主宰天下愍念苍生弘体慈悲，发欢喜心铸金为佛像，利益群品。初命工作范，久而不成，一日工匠退食，阒然无人，模忽自成，莫不惊异赞叹以为稀有，谓诸佛菩萨显应示现神通，遂一铸而成。
这通御制金佛像碑是有蓑永乐佛像所述佛像模具自成的神话可以不论，但它证明了这尊瞿坛佛像产自宫廷，时间在永乐十六年前后。瞿坛寺内原供奉有全堂的永宣铜佛，可惜1958年时都炼了铜了。据青海的朋友说，与此观音大小一样的铜像就有八尊，八大菩萨一堂，只有这尊大观音侥幸躲过了劫难，此像是一位老先生冒死保藏下来的。在当时的极“左”高压之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想起仍叫人肃然起敬。
观察永宣佛像，虽有着统一的样式，但仍能明显看出细小的差别，说明永宣像不是出自一个作坊，不同作坊，不同时间、批次，不同匠师总会有差异，但由于资料的缺失，永宣佛像的准确产地至今还确定不了，个别佛像的特殊样式也属正常。
如图八、图九故宫宣德阿閦佛像，通高28.5厘米，底宽19.5厘米，发结螺髻，发髻顶部饰宝珠，戴五叶宝冠，佩大耳铛。其独特的宝冠佛造型，与常见的菩萨装不动佛迥然不同，在流传的永宣金铜佛像中极少见。身着袒右袈裟，袈裟衣缘浮雕缠枝莲纹花边，以联珠线划分田相格，每格内雕莲花。永宣佛装像，袈裟样式通常为光素面，雕自然起伏的褶皱，此像袈裟雕刻之精致华美，在永宣佛像中是特例。左手结禅定印，腹部袈裟中心高浮雕立金刚杵，远观似托于掌心，虚实相间，别具匠心。右手结触地印，全跏趺坐。座前沿刻铭“大明宣德年施”。此种样式佛像在瞿坛寺壁画中可以看到，图十为瞿坛寺隆国殿内一佛二菩萨壁画，隆国殿建筑在永乐十六年宝光殿建成后开始修建，完成于宣德二年。宣德阿閦佛像与壁画对比，除去姿态、手印不同外，宝冠、袈裟样式相同，说明宣德时期在壁画铜像上出现有宝冠佛这种形象，当时是一种流行式样。
汉藏交融的美学设计
中国佛教雕塑艺术到唐代达到高峰，如敦煌石窟彩塑、龙门石窟石雕佛像。宋以后随着佛教的衰落，汉地佛教雕塑艺术也逐渐衰落，元以后几乎乏善可陈了。而随着藏传佛教的东传，为中原汉传佛教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诞生了以汉藏艺术结合为特征的居庸关云台、杭州飞来峰石雕佛像等佳构。永乐佛像艺术正好接续了这一汉藏交融的艺术潮流。
永乐佛像慈祥和美，雍容大度，装饰华丽但自然适度，毫不显累赘。虽有造像量度的束缚，其造型设计之美，达到元以来的佛教造像艺术的巅峰。它的雕塑母题是西藏的，严格遵循藏传佛教佛教图像的规范，但在艺术表现上又与西藏原型不同。
如忿怒神像，西藏作品着力表现的是凶恶丑陋恐怖，而永宣像同一身份神像给观众的感觉则是威而不凶，降低了它的恐怖感。如图十一故宫永乐大黑天像，通高21厘米，底宽15.5厘米。此像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尊永乐铸铁涂金像，裸露的肌肉是铁的黑色，以应大黑天神颜色。宝冠、璎珞、飘带、莲座等处局部涂金，色彩对比鲜明。据研究金属的专业人士告知，铁上是鎏不了金的，经检测，大黑天金层不含汞，证明不是鎏金，但效果与鎏金一样。是何方法贴的金，还有待研究。此神三日圆睁，须眉立起，怒目而视。头戴五骷髅冠，发髻正中坐阿弥陀佛，左手托噶巴拉碗，右手持银制钺刀。胸前挂人首项蔓、珠宝璎珞，长蛇装饰。两短腿作蹲踞姿势，踏仰卧神。全身披挂华丽繁密的璎珞珠饰，长帛绕身翻卷，动感强烈，装饰繁缛华丽，雕刻精细入微，形象怒而不凶，憨态可掬。座面刻款：“大明永乐年施”。
永宣佛像中度母一类女神，女性特征也不明显。图十二故宫永乐绿度母像，通高25.6厘米，底宽16.3厘米。图十三尊胜佛母像，通高19.8厘米，底宽12.6厘米，与丰乳细腰的西藏度母像差异较大，显示了儒家思想影响下汉地佛教艺术审美的特点。永乐绿度母像，莲花座正中台面上阴刻“大明宣德年献”铭文，与常见的“大明宣德年施”款识，含义大有不同，值得深入探讨。
永宣佛像审美主体是汉族的，如方正的面相、衣裙自然起伏的衣褶、华丽的璎珞、飘逸的帛带，其发髻。帽冠、头饰、珠宝配饰、璎珞、披帛、莲座，每一细部都设计精准，样式统一，高度程式化，是我们鉴定永乐宣德佛像的依据。永宣佛像把汉藏艺术因素巧妙结合，水乳交融，形成它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雍容而不失秀逸，浑厚之中又温文娴雅。
冠绝明清的精湛工艺
精湛的工艺是永宣佛像的突出特点。金属造像是佛像雕塑艺术中工艺最复杂的，集合了塑模、铸造，錾刻，打磨，镶嵌、染色十几道工序。据清代宫廷档案记录，制造一尊铜镏金吉祥天母像需各类工匠达十二种之多：1、大器匠、2、锉刮匠、3、合对匠、4、收搂匠、5、胎基匠、6、錾花匠、7、攒焊匠、8、磨匠、9、镀金匠、10、洋金匠、11、画匠、12、拨蜡匠，可见造像工艺之复杂。明宫廷造佛档案未见，明清相续造佛工艺相差不会很大。永宣佛像铸造錾刻精细，每一缕发丝、每一粒圆珠都一丝不苟。镀金层厚光泽亮丽，工艺之精微缜密无可挑剔，在明清金铜佛造像中无出其右者，确实是明清佛像中的珍品。
从图十四这尊吉祥天母像可见一斑。吉祥天母叉称吉祥天女，藏密护法女神之首。因骑骡子，亦俗称“骡子天王”，象征她可以在天上、地上、地下三界遍走飞行。火焰形发髻，佩五骷髅冠，怒目圆睁，凶神恶煞，张开的大口伸出细细的长舌，舌为一具捆住双手的尸体形象。胸前右手托盛血的噶布拉碗，左手握金刚索绳。后两臂，右臂高举宝剑，左臂举戟，两种兵器相交于头顶。跨骑骡背上，两脚腕戴脚环锁链，一张人皮绑扎在骡背上。摩羯面佛母手牵缰绳站在骡子头下。骡子脚下刻出翻卷的波浪，波浪中刻漂浮的人头，表示她在血海中奔走。周围一圈起伏的山峦，雕刻精细入微，令人叫绝。莲座前立面刻“大明永乐年施”楷书小字，由左至右书写。封底完好，底盖刻交杵图案。这是一尊珍稀的明永乐宫廷佛像，民间收藏，西藏博物馆收藏有同样一尊。
永宣佛像的尺度与款识
金铜佛像因材质贵重，历来是战乱时期盗抢的对象，大佛像尤其难逃劫 难，今天我们可见到的永乐佛像多为十几。二十多厘米的小佛，使得我们对它的艺术成就估计不足，以至许多朋友认为永宣佛都是小像，大的都靠不住。汉字刻款“大明永乐(宣德)年施”在莲座前面，由左向右书写小字，是永宣佛像的主要特征。
现存多见的永宣宫廷佛像确实是20厘米左右高的小像，多是皇帝亲赐礼品，得到赐物者视为拱璧，世代珍藏，所以能较多保存下来。而供于庙堂的大像，难以躲过一次次灾难，保存下来不易，其研究价随更高。因此我们对永乐宣德佛像的认识不能局限在十几二十厘米的小佛像上，永宣佛像款识也有多种。
永乐帝气魄宏大，倡导编修《永乐大典》。铸造了世界钟王“永乐大钟”，高6.75米，重46.5吨，上面铸有23万字(汉文22万字，梵文4245字)。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派郑和率领27000多1人，百余艘战舰七下西洋，历时28年，航程万余里，创造了世界航海一大奇迹。
从佛教文化层面看，他热衷建寺刻经，对藏传佛教兴趣浓厚，礼敬西藏高僧，开明代历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之端。永乐八年前后在藏区以外首刻藏文版《甘珠尔》大藏经108函，即著名的永乐版《藏文大藏经》，为现存最早的刻本《藏文大藏经》。
从永乐帝对藏传佛教崇信态度及个性看，要造佛也绝不会只造小佛，走精致一路，可以肯定永乐时期宫廷造过不少大佛像，例如前述原瞿昙寺观音立像。再如图十五是北京雍和宫密宗殿内大威德铜鎏金像，高285厘米，重达6吨有余，佛像满涂紫红色防锈漆，漆皮脱离处可见明亮的金光。虽未见款识，造型具有典型的永乐佛像特征。
大威德金刚是藏传佛像中最复杂，制作难度最大的佛像，明清大威德金刚造型有明显不同。图十六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清代大威德金刚铜像，供奉在故宫梵宗楼二楼上，高175厘米，座宽14D厘米。此像九首三十四臂十六足，胸前没有拥抱佛母，为独雄大威德金刚。身躯伟硕，主面为牛首，其左右各三面，顶上两面，除最上文殊菩萨面相慈祥，余皆怒目獠牙，狰狞可怖。诸臂于身后扇形展开，手中执法器。其复杂造型，为藏传佛教造像象征主义的典型。梵宗楼建成于乾隆三十三年，此像是乾隆年间宫廷铸造的。
与雍和宫大威德金刚对比，可以清楚看出明清造型的差异。雍和宫大威德金刚气魄更雄伟生动，无疑是现存体量最大的永乐铜佛。它不是雍和宫旧藏，是从北京其他寺中移来的，原存何处已无考了。《帝京景物略》中，刘侗、于褒正就曾详细描述了万历年间北京西域双林寺供奉的太威德金刚、喜金刚形像。说明明代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影响已十分普遍，北京寺院中保存着众多大型藏传佛像，明朝大众对藏传佛像也并不陌生。
民间收藏中也能见到较大体量的永宣佛像。如大家耳熟能详的2006年香港苏富比拍卖的永乐释迦牟尼佛像，全高72.5厘米。图十七大黑天像，商58.2厘米，是一尊民间收藏的大尺寸宣德宫廷佛像作品。莲座正面由左至右阴刻“太明宣德年施”楷书字款。字体端正刻写清晰，原封底完好，底盖阴刻金刚交杵图形，交杵部位鎏金，是难得的珍品。
款识是鉴定佛像的重要着眼点，永乐佛像的款识十分复杂，从汉字的写法上几乎找不出规律，究竟哪一种写法最真实难以确定。原因不难理解，永宣像不是一地一批作品，刻款者也非一人，再加上后期的民间仿刻，情况多变，有待深入研究。
我这里抛砖引玉，先说说由右向左书写大字刻款。图十八、十九永乐大持金刚像，青海民间收藏，高38厘米。大持金刚亦名金刚萨堙、持金刚、金刚勇识菩萨等，传为大乘密宗佛法的直接传授者，在密宗诸派中享有崇高的神性地位。此像头戴五叶冠，细眉朗目，容貌慈和气度庄严。上身袒露饰璎珞环钏，全跏趺坐，腰部收束，下着长裙。双手交胸前，手中持金刚铃、金刚杵。此像铜质色泽苍古莹润，雕刻线条规整，尺度准确铸造精良。最特殊的是莲座前刻大字款，双钩右行“大明永乐年施”，字体规正有力(图二十)，与常见的左书阴刻小字迥然不同。古代汉字是竖行由右向左写，需横写时也是右书，至于永宣佛款为什么多为左书，大家猜测是为了适应藏文的书写习惯，不无道理。但右书的大字款，它更符合古汉字书写习惯，启发我们应予重视。翟坛寺中就可找到证明，如图二十一是瞿坛寺钟楼悬挂的大钟，上面分明就刻着大字“大明宣德年施”铸款，由右向左书。
永宣佛像多有不刻款识作品，如图二十二宣德观音像，通高37.4厘米，民间收藏。虽无款识，其面部的精细刻画，生动表达出宣德观音法相的慈悲庄严，那种神韵是晚期仿品难以企及的。
永宣佛刻款的也有多种方式：1、汉字款，2、汉藏梵三体款，3、藏汉文两体文字款。4、藏文款。反映了永宣佛像的产地、用途的多样性。有些永宣佛像是出自明宫廷作坊，除去赏赐个人外，也有明帝直接赐与藏区寺庙的，或藏区寺庙在内地造佛作坊定做的。按一般规律。与宫廷有关的佛像刻款一定是字体规整，字体不规范、刻写粗劣的，大都是同期或晚期的仿宫廷永宣像。作为一种深受欢迎的佛像样式，不可能只是皇家宫廷造像作坊垄断，民间一定也有大量制作，只是工艺的水平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