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巳节在被兼并之前，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承担过“沐浴节”“游春节”和“情人节”之类的光荣使命。在我们乐于追寻传统的今天，重拾上巳节的古老片段，有益于我们从感性上去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上巳是个美丽、清秀、怀春的节日。但是，从现有文献来看，早在晋武帝司马炎的时候，学者们对于上巳节的起源就已经有所了解了。魏晋之时，上层社会流行一种风雅的上巳节游戏——“曲水流觞”。一班文人墨客，选择一处风雅静僻的所在，各自安坐于潺潺流淌的曲水岸边，然后有人把盛有美酒的杯子放入上游水中，让酒杯顺流而下，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而饮之，并赋诗一首。王羲之著名的《兰亭集序》就是这一游戏的产物。
　　据南朝吴均《续齐谐记》记载，有一次晋武帝问尚书郎挚虞：“三月三日流行‘曲水流觞’，有什么含义吗？”挚虞回答说：“汉章帝的时候，有个叫徐肇的人，生了三个女儿，结果在三月三日这天全死了，大家都认为这是怪事，于是相约到河畔盥洗，并且把酒杯放入河中，任水载去。曲水流觞就是这么来的。”晋武帝有点扫兴：“这么说来，曲水流觞就不是什么好事情。”另一个叫束皙的尚书郎接过话来说道：“挚虞小生，根本不了解这个习俗的含义。请让我来给陛下说一说：早在周公建成洛邑的时候，就曾让河水载着酒杯顺水漂流，有一首逸诗中就有‘羽觞随波流’这样的句子。另外，秦昭王在三月上巳这天，把酒杯放在河流拐道的地方，结果有一个金人从河里面出来，捧着一把水心剑，说：‘您一定能够统治西戎。’后来秦国果然称霸诸侯，于是金人出水的地方遂被立为曲水流觞之地。汉代一直沿袭这一习俗，慢慢地发展成为一种盛大的集会。”晋武帝听了很高兴，下令赐金五十斤，而把挚虞贬为阳城县令。
　　现在，让我们做点“知识考古”，看看挚虞和束皙到底谁说得更有道理。
　　“上巳”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初年，据《韩诗外传》所载：早在《诗经》时代，在溱水与洧水流域，三月水中泛着桃花的时候，众士女手执兰草，举行祓除仪式。在郑国的习俗里，三月上巳这天，人们在这两条河上招魂，以祓除不祥。所谓“祓除”，是古人一种驱灾求福的仪式，就是把那些被认为是陈旧污秽的东西从自己身边带走，使自己变得清新吉祥。祓除仪式其实是一种象征性的“大扫除”，人们一般会选择在季节变化的时间，举行一些象征性的清洗仪式，把自己身上的秽气驱逐干净。
　　再看《周礼》是怎么说的：“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孔子的弟子郑玄说：“岁时祓除仪式，就像现在三月上巳到河边一样。衅浴，指的是用香熏草药沐浴。”由此可见，祓除是与女巫有关的。还有许多文献说明，至迟到汉代的时候，上巳祓除的习俗已经漫出郑国，广为流行。所以，上巳、女人、河水三者之间有一种深深相关的联系。由此可见，挚虞的解释也许更接近祓除仪式的本质：上巳祓除的主角是女性，而不是什么周公或秦昭王。
　　再说说上巳节选日的问题。上巳原指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为什么选巳日而不选子丑寅卯日，也是众说纷纭。有说“上巳”通“除巳”“上除”，即破除之意，化凶为吉的破除之法即是祓禊；有说“巳”与“子”原为一字之异体，又通“嗣”，上巳的本意即在求子……可惜的是，谁也拿不出确凿的文献依据，所有说法都只能是猜测。
　　有人说上巳节就是“三月三”，是不是这样的呢？上巳节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些都与中国古代的历法系统有关。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实际上是一种太阳历，而中国最早使用的夏历，则是以月亮历为基础的。上巳节的名字来源于“巳日”，这是干支纪时的结果，因此，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在夏历中是个不固定的日子。自魏晋以后，大部分地区为了方便才把上巳的日期固定在三月三日，但也没有完全统一，在元代杂剧《墙头马上》就提到：“今日乃三月初八日，上巳节令。”由此可见，上巳节是一个迎接春天的日子，由于它的源头古远，反而更加增添了它传承的复杂性。
　　不过，历史所记载的上巳节，大多还是和“三月三”有关的。至于为什么会选择三月三日而不是三月四日或五日，可能与古人偏向于使用奇数的“重数”有关，如一月一日元旦，五月五日端午，七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阳。
　　到南北朝时，曲水流觞已经成为“三月三”最重要的春戏之一。《荆楚岁时记》说：“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此外，踏百草、斗百草、荡秋千、蹴鞠之戏也日益兴盛起来。沐浴着风和日丽的大好春光，人们总是会想出各种理由来认真地享受大自然的惠予。人若不通此理，无异暴殄天物。
　　要谈上巳节的传承演化，我们还不能忽视这个节日的一个有趣片段，那就是会男女活动。《周礼》中曾有一段被历代无数文人墨客征引过的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阳春三月，万物萌生，这样的时节应该顺应天时，让青年男女自由约会，甚至私奔交合也不必禁止。郑玄认为，这是“重天时，权许之也”。
　　可见，即使是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万恶的卫道士”们也敌不住春天对于人性的召唤。当世间万物逐渐苏醒的时候，人的春情也禁不住被大自然的春风催动起来。陶渊明《续搜神记》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三月三日这天，一个叫卢充的小伙子到郊外打猎，射中了一只獐，于是追着跑出很远，来到一处府舍，据说是崔少府的院宅。崔少府对卢充说：“是你过世的父亲委托我把女儿嫁给你，因此我想了个办法把你接到这里来。”卢充在崔家享受了三天鱼水之欢，崔家才派人把他送回去。四年之后，又一个三月三日，卢充正临水嬉戏，远远看见水边有一牛车，卢充走过去打开车门，见里面坐着崔家小姐和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卢崔两人欢好如初。
　　这是一个异类爱情故事，但是，故事中出现的三月三日、得子、临水嬉戏等细节，处处都以当时的上巳风俗为背景。“三月三”是个特殊的日子，青年男女正应该主动制造机会或积极接纳爱情。至今许多少数民族还时兴过“三月三”，青年男女游春、对歌、打情骂俏，正是这个节日的本义。
　　自古以来，人们就用“春”字来表达男女之间的情欲萌动。当春发之时，青年男女来到河边，洗手濯足，曲水流觞，成为春嬉中的一大要事。《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契的母亲叫简狄，是有邰氏的女儿，帝喾的妃子。三个人一起去洗浴，见到一只黑色的鸟从天上飞过，并掉下一枚鸟蛋，简狄把它吞下去了，结果怀孕生下了契。古人以“三”表示“多”，三个人一起去洗浴，大概是说大家一起去洗浴。男男女女把身子洗干净了，把酒喝下去了，大家一起晒了晒太阳，姑娘们回去之后，就怀孕了。 　　另据晋代《拾遗记》的记载，简狄并不是在洗浴后怀孕的，而是“游于桑野，见黑鸟遗卵于地”，之后怀孕生契。正因如此，“三月三”就成为一个可以求得子嗣的春事佳节。
　　三月三日，除了曲水流觞之外，游于桑林也是一种典型的春嬉方式。晋陆翙的《石虎邺中记》中记载：“桑梓苑中，尽种桑。三月三日及蚕时，石虎、皇后将宫人数千，出采桑，游戏其下。”这里说他们在桑林中游戏。石虎是十六国后赵皇帝，在三月三日这天，或者临水会，或者出采桑，水边和桑林的节日功能应该是一样的：求子。
　　据宋代张君房的《云笈七签》曰：“每岁三月三日，蚕市之辰，远近之人，祈乞嗣息，必于井中，探得石者为男，瓦砾为女，古今之所效验焉。”可见三月三日在制度化道教中也被赋予了明确的求子功能，甚至说，“求子”可能是最拿得上台面的理由。
　　今天提到春天的节日，立即会想起清明来，而上巳节已经很少被人提及了，甚至很多人从来都不知道中国曾有这样一个节日。上巳节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呢？
　　和上巳节日期相近的节日有两个，一个是清明，另一个是寒食。也许是因为它们的日期挨得实在太近了，在西晋的时候，诗人就常常把这三个节日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张华的《三月三日后园会诗》：“暮春元日，阳气清明。祁祁甘雨，膏泽流盈。习习祥风，启滞导生。禽鸟翔逸，卉木滋荣。纤条被绿，翠华含英。”诗中“三月三”（上巳）已与清明并举；王维在《寒食城东即事》中也描述道：“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诗题告诉我们，这是寒食节，可是，诗中却说，节日的种种活动，分明与清明、上巳无异。
　　学者们现在也普遍认为，清明节俗是由清明吞并寒食、上巳两节的风俗而来，主要因为这两个节日都是古代关于春天的文化节日，而它们又很不幸地忽前忽后刚好处在清明节气的附近。我们知道，文化节日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的，可清明节恰恰不是文化节日，它是由太阳运行和数学分割而产生的时间符号，是一种逻辑的产物，因而是不可变的，可变的文化节日不幸遇上了不可变的节气符号，结果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
　　大概在唐之后，汉族地区的上巳节（三月三）和寒食节基本上都被清明节给兼并了，上巳节渐渐成了一个有名无实但异常美丽的文化记忆，尽管许多文人仍然喜欢以“上巳”之名入诗，抒发春日的喜悦或惆怅，但也仅仅是一种风雅的追忆。上巳节作为一种全民狂欢的节日，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明日黄花。南宋范成大《观禊帖有感三绝》曾叹道：“三日天气新，禊饮传自古。今人不好事，佳节弃如土。”上巳节随着时代的前进，逐渐淡出了主流话语。
　　（选自《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