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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晋瑜：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助理
张 平：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
舒晋瑜：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文学创作，初学写作，您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张平：山西当代的作家，特别是50后60后的作家，受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束为、胡正等老一辈作家的影响比较大，这些老作家是后来一直被中国文坛认可和称誉的“山药蛋”派作家群。在建国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这些作家曾占有主流地位，在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我们几乎就是读着他们的作品生活过来的，对我们的人生观和艺术观都产生过深深的印记。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时代因素和历史原因，因此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这些作家的作品为那个时代的读者带来了阅读的愉悦和生活的激情，历史不会因为一些争议和不同的声音而忘却他们。
舒晋瑜：1981年，您的处女作《祭妻》获得《山西文学》杂志一等奖。您走上文坛是否特别顺利？有经历过退稿吗？
张平：退稿太多了。在上大学期间，隔三差五就有退稿信。那时候班里都有专门领取信件的同学，一看到信件取回来时，就止不住的脸热心跳。领到退稿信，赶紧就往教室外面跑。偷偷看完退稿信函，然后再偷偷把退稿寄往另一个刊物。其实同学们都知道咋回事，已经见怪不怪了，倒是自己还藏着掖着。那时候是“文学热”，写小说、读小说的人同现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文学杂志的发行量都是天文数字，山西的《火花》文学期刊，有二十万订户。《山西青年》有近百万订户。在这些刊物发表一篇小说、一首诗歌，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处境，甚至人生命运。《祭妻》是我的处女作，给我带来了莫大荣誉，也带来了毕业分配的重新定位。大学毕业后，因为这几篇作品，经过马烽、西戎几位老作家的鼎力推荐，我被分配到了临汾文联，从此走上了专业文艺创作的道路。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太幸运了，这种幸运来自老一辈作家的呵护厚爱，也来自那个时代独有的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巨大热情。
舒晋瑜：《祭妻》之后，您写出了近十篇“家庭苦情”系列小说，其中1984年《青春》杂志刊发的《姐姐》，被评为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能谈谈这些小说的创作背景吗？
张平：这些作品几乎就是散文，《祭妻》也好，《姐姐》也好，都有我家庭的影子。《祭妻》寄给编辑部后，编辑们深受感动。那时候发表类似的作品要承担很大风险，但主编最终还是决定发表。发表后，《小说选刊》《新华文摘》都予以转载，我先后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包括后来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姐姐》等作品，其实都是这个路子，写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写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作家要获得成功，能在读者中产生共鸣，就必须要有真情实感，同时必须直面现实中的伤疤和问题，敢于坚持公平和正义。今天看来，我十分庆幸自己能有当初创作中的这些经历和感受，也十分感激当年编辑老师们的栽培与呵护，也忘不了读者给自己带来的勇气和信心。
舒晋瑜：您能谈谈对《青春》的了解和认识吗？
张平：《青春》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文学杂志，发行量很大，影响广泛，深受青年读者的喜爱。那时候能在《青春》发表作品，如同在《人民文学》《收获》发表作品一样感到兴奋和荣耀。我在大学时，很多大学生都在传阅《青春》，所以我上大一时就订阅了《青春》，毕业后分配到临汾文联，临汾文联的阅览室里居然也有《青春》杂志，可见当时《青春》的影响之大。
舒晋瑜：能回忆一下《姐姐》发表的情景吗？您是寄给哪位编辑的？还是编辑部从自然来稿中选发了您的作品？
张平：就是凭感觉投稿，完全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把稿子投出去的。说实话，主要是写完了感觉还可以，否则也不会寄给《青春》这样有影响的杂志。那时候大学刚毕业，作品也不多，不认识《青春》期刊的任何一个编辑。稿件寄出去以后，两个多月也没有收到回信和退稿，当时都以为没有希望了，没想到竟然被采用发表了，而且还是头条。真有点兴奋得忘乎所以的感觉，放眼世界，瞬间都变得那么美好。说实话，即使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的责编是谁、主编是谁。那时候文坛的风气还不像今天这样，大家也都没有走关系的念头。《青春》发表我的作品，完全是从自然来稿中选取发表的。对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作者來说，真正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即使到了今天，一看到《青春》杂志，就会在心底里由衷地喷涌出一种感动和敬佩。
舒晋瑜：这篇作品发表后获得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获奖给您带来了什么影响？
张平：我的处女作是《祭妻》，《姐姐》是我的第四个短篇。《祭妻》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对弥漫在当时政治和社会氛围中的血统论是一种血和泪的控诉。《姐姐》尽管也有对血统论的批判，但更多地写出了社会对人间悲情的容纳和回馈。两个短篇都分别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和《小说月报》转载。这几个刊物当时的发行量都在百万左右。今天再回头看看这两个短篇，心境与当时已完全不同，反倒感到《姐姐》的文学意义似乎要大于《祭妻》，《姐姐》的叙事要更流畅也更成熟。《姐姐》是我第一个获大奖的作品，1985年4月在南京领奖时，看到了那么多心仪已久的知名作家，王蒙、铁凝、史铁生、邓友梅、蒋子龙、冯骥才、梁晓声、贾平凹、张洁、张贤亮……这在我的文学履历中，是一个重大事件，不论是对文学观的形成还是对文学创作的走向，其影响都是终生的、巨大的。
舒晋瑜：此后，您陆续在《青春》发表过什么作品？和《青春》的哪些编辑有过交往？是否参加过他们组织的活动？在和《青春》交往的过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张平：实在抱歉，即使是到了今天也还是要对当时的编辑和主编表示深深的歉意，《姐姐》在《青春》发表后，几十年来，几乎很少参加过《青春》的活动，也再没有更多的交往，好像有过几次邀请，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能参加。借此机会，我再次向《青春》的编辑们表示我深深的谢意、敬意和歉意。
舒晋瑜：还在关注《青春》吗？您愿意谈谈对《青春》的印象和评价吗？在您所发表文学作品的报刊中《青春》有何独特性？ 张平：一直在关注，在《青春》发表作品很多年以后，不论我的工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都一直订阅着《青春》。一直到2008年担任副省长后，才不再订阅。2012年调到北京后，又开始订阅《青春》。2014年后放弃了订阅，是因为有了网络版《青春》。《青春》能在无数同类文学期刊都纷纷停刊之时，依然一直在坚持办刊，坚持自己的办刊方针，实属不易，令人肃然起敬。“青年写，青年读，面向当代青年，为无名者铺路，培养文学新人，用优秀作品鼓舞人”，这样的办刊宗旨，对当代中国文学功德无量。
舒晋瑜：您想对走过40年历程的《青春》说些什么？
张平：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也是中国文学的希望。具有文学精神和文学情怀的青年越多，我们这个社会就越有希望。
舒晋瑜：“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低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张平：我觉得这应该是作家写作的基本立场。从古至今，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大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每次去新华书店，让我感慨万端的就是那些坐在书店角落地板上专心阅读的人。日理万机的领导、苦心钻研的专家、风情万种的白富美、风流倜傥的高富帅、忙得脚不沾地的经理老板，他们会这样凝神静气、全神贯注地阅读小说或者诗歌？一个人到了被万般宠爱、万众瞩目的境地时，让他生发文学情怀是很难很难的。只有那些几乎被生活遗忘，但仍然对生活抱有希望和激情的人，才往往是文学最忠实的受众。有一年我去一个山区的村庄，看到一本我的小说《天网》，不知让多少人传看过，已经看不到书面，翻卷得就像一根老白菜。一个四十岁开外的中年人一边让我签字，一边说，你这书我们村的人差不多都看了，我都看了好几遍了。我很感动，也很难过。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这是作家自我选择的结果，无可厚非。我的读者群就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读者，为他们写作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舒晋瑜：以一位老人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纪实文学《天网》，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被评价为“以作家的良知写农民的命运”，您也遭遇了很多波折。因为作品触动了一些滥用职权的人的利益，您被告上了法庭。
张平：我常常想，如果没有《天网》这部书，我的人生阅历可能会少了很多。《天网》曾给我带来了广泛的影响和前所未有的声誉。《天网》当时发行五十多万册，至今每年仍在再版。《天网》先后被上百家报纸连载，数十家电台连播。《南方周末》几乎是一整版一整版的连载，能这样连载一部文学作品，对这家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来说至今并无先例。《天网》先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连续剧、评弹、戏曲、说唱剧、广播剧、话剧等等。一部作品，能有这样的反响我做梦也没想到。但这种反响也给我带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几个当地的干部对号入座，把我告到了出版社所在地的丰台法院，受理这场官司的法官明确无误地告知我，这场官司你必输无疑，因为即使是罪犯，你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一旦判定你侮辱了对方的人格，你将面对巨额赔偿，因为对方要求赔偿名誉损失二十万元。法官举出书中的一个例子，说那个被乡长铐在树上的农妇，大骂乡长是恶霸，法官说，一旦认定你写的就是这个干部，这就足以证明你侮辱了对方人格。我说一个农妇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官司打了几年，法院判她败诉，无奈以命抗争，结果被铐在村头一棵大树上，双手被铐得鲜血直流，至今留有伤痕。她一介草民，到了这步田地，也只有骂人了，就这样骂了几句，却要被法院认定侮辱了对方人格。我止不住问，农妇骂人有罪，他残害百姓，难道就没罪？法官说乡长有罪没罪，那不是你和村妇能认定的事。村妇可以上告，法院可以依法审理。而你在作品里说乡长是恶霸，无凭无据，就等于诽谤，侮辱了对方人格。面对法官的“法理”，我万般不解，一整夜都没睡着，长这么大，第一次失眠了。但最终这场前后耗时十年的官司，竟然是我赢了，法院二审当庭驳回上诉。胜诉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百姓的支持。一审开庭后，因为是公开审理，数十家媒体对这场官司进行了全方位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声援信很快雪片般寄往法院，寄往媒体。山西农村的几个老农民，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找到我，把整个村里捐来的几百元塞给我，要我补补身子好好打官司，如果输了，他们就集体来北京讨说法。由于电视台的报道，我一下子成了“名人”。在公共汽车上，常常有人悄悄對我说，我们都支持你，就算你输了在我们心里也是赢家。我当时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晚上常常到门房打电话，有时忘了交钱，遭到门房老人的呵斥，但当他看了报道，得知我就是那个作家时，脸上顿时堆满了慈祥的笑容。说，孩子，真不知道你就是那个作家，以后打电话只管来，一分钱也不收你的！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吃到半截，饭馆老板亲自端着两大盘子热菜放在饭桌上，小伙子，这两盘子菜是我亲手做的，以后天天来我这里吃，不用买单！即使到今天，一想到这些场景，仍然止不住眼圈发热。所以我说，我要至生至死为老百姓写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什么也不是。这是一个作家的立场，与艺术无关，与文学理念也无关。
舒晋瑜：《抉择》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您是在什么情况下获知这一信息的？您如何看待这些荣誉？
张平：《抉择》的出版发行一直到获得茅盾文学奖时，正值打官司时期，所以“茅奖”的获得同官司的胜诉相比，后者带来的激动和喜悦，远大于前者。由《抉择》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也大获成功，当时是五块钱十块钱一张电影票，总票房达到一亿四，仅次于当时的电影《泰坦尼克号》。“茅奖”是文学界对你作品的认可，这种荣誉是持久的、深刻的、对自己写作信心的增强是巨大的。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得到民众的认可，最终也必然会得到文学界的认可。
舒晋瑜：自1985年您创作《血魂》，首次与反腐败题材“沾边”后，您就与“反腐”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的《抉择》《十面埋伏》《天网》《国家干部》等作品都是这类题材，您也被誉为“反腐作家”。这类题材非常敏感，有些作家写作反腐题材，一不小心会被“封杀”，但是有些作家把握得很好，又成为“主旋律”。在把握敏感题材上，您有怎样的经验？对这一“称号”，您怎么看？ 张平：刚开始有些不认可，因为我始终认为自己的作品都是现实题材。如今的现实题材，哪种能同反腐没有关系？除了纯家庭小说，哪类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里能不涉及反腐的内容？一部描写现实题材的作品，一涉及到反腐内容，就能认定这部作品是反腐作品，就能认定这个作家是反腐作家？而一旦认定你的作品是反腐作品，那你的作品就很难被搬上荧屏银幕，因为这样的作品确实很“敏感”，审查很严，一般人不敢涉及，也不愿意涉及。再则，现实题材不像历史科幻题材，属于当代人物画，描画得像不像，大家都清楚。写得对不对，准不准，谁都可以评头论足。再加上对现实题材越来越严格的要求，越来越多的条条框框，这类题材的作品也就越来越少。其实任何一个作家都清楚，一个作品好不好，关键看矛盾冲突设置的成功不成功，精彩不精彩。要塑造一个正直的、优秀的、清廉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正面形象，必然要把这样的人物放在同鱼肉人民、背叛国家的腐败分子、变节分子、堕落分子的无情斗争中去展现，才会有血有肉、饱满生动、真切感人。我们的反腐败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反腐败，是在人民支持下的反腐败，我们惩治犯罪和罪犯，同样是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的支持下对犯罪和罪犯进行惩治，同网络上千奇百怪的腐败和犯罪相比，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这方面的文艺创作？没有冲突，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人物刻画和描写，只能让作品索然无味，最终必然会失去读者和市场。因此今天看来，被称为反腐作家，我觉得也是读者的一种认可。只要读者认可，我还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舒晋瑜：《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您的作品发行都是几十万册，畅销的原因是什么？回过头来看，您认为这些作品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效应？您介意自己被称为“畅销书作家”吗？
张平：这些作品能畅销，是因为都是现实题材，都与老百姓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题材。还有些人说我写的是官场小说，其实读过我的作品的人就会清楚，我写的是干群关系、党群关系。这样的题材，在现实生活中太丰富了，俯拾皆是。俯瞰文坛，我常常深感惋惜，許多优秀的作家，富有才华的作家，为什么就不能写一写当代生活呢？为什么不接触接触现实题材呢？难道这么丰富多彩的当代生活，非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去写吗？说实话，当代文学中现实题材作品所占比例实在太少了。我常常对一些年轻作者说，要想成名快，读者多，就写现实题材吧，当代读者太期待和钟爱现实题材的作品了。当然我说的现实题材不是纯粹的当代爱情生活、家庭生活，而是重大的，关注民众，关注变革，关注社会进步，关注历史变迁的现实题材。这样的作品，才会给社会带来正面效应，给人民带来希望，给社会带来信心，为时代留下印证。而这样的作品必然会畅销，因为期待和关注的读者太多了。这样的畅销书作家，我不会介意，我也相信没有作家会介意。
舒晋瑜：您的新作《重新生活》离现实如此之近，简直就是一部架在生活中的摄像机。处理这样的题材，对您来说，还有难度吗？如果有，难在哪里？
张平：我一直在说，纯正的现实题材，素材有的是，人物有的是，故事也有的是，现实题材最不缺的就是写作材料，好故事好人物，可以说是随手拈来，俯拾皆是。现实题材难在取舍。什么样的人物故事可以用，什么样的不可以用，这对中国的当代作家是一个难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些题材太敏感，不容易把握。于是也有人常常这么说，这个家伙很会打擦边球。其实难与不难，关键在立场，在心态，在方法，在你能不能放下身段。只要你能真心实意地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要老想着我的作品出来了，国内国外的权威评论家们会怎么看，国内国外的评奖机构会怎么看，那些林林总总的国内国外的专业读者们又会怎么看，如果总是这样掂量来掂量去，那你的现实题材写作，根本就无从下笔了，处处都会是难点。我觉得现实题材写作，就是照本宣科。生活是什么样子，你就实实在在地把这个样子端出来。如果刻意加进去太多的深刻和厚重，反而会显得累赘和臃肿。现实题材你不要总想着流芳百世，要想流芳百世，就别写现实题材。现实题材需要勇气，需要悲愤，更需要舍弃和不在乎。即使我的作品三年五年就没人看了，我也认了。
舒晋瑜：您以“反腐作家“著称，写了那么多，却觉得这是真正的“反腐小说”，为什么？
张平：因为只有揭示出腐败是对所有人的戕害和剥夺，才能激发所有人对腐败的反思和痛恨。我在后记里说了，只有全民反腐，制度反腐，才有可能有效遏制大面积的腐败行为。腐败行为并不只是贪污受贿了多少财物，而是它制造了一种与老百姓完全隔绝也完全不同的特殊生活。这种特殊生活的长期存在，渐渐地会融入并腐蚀我们的思想道德，以致沉淀成我们的文化基因。
一个地方主要领导的腐败，会导致所在区域整个社会和系统的腐败。本来属于政府官员的分内职责并应该施与人民的工作，反倒都成了老百姓必须感激的施舍和恩赐。这种本末倒置的生活形态，已经让很多人无动于衷、毫无感觉，甚至成为习惯。如果政府官员和老百姓都意识不到这一点，这就实在太可怕也太悲哀了。腐败通吃通杀，最终无人可以幸免。
所以揭示这种反常的，而我们却又司空见惯的生活本质，铲平官员和民众之间的那道鸿沟，是反腐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基本任务。贫富悬殊，腐化堕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悲剧不能也不允许再度发生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和社会，这需要每一个公民的不懈努力，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奋争。
从这个角度说，《重新生活》确实应该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
舒晋瑜：作家的眼光是什么样的眼光？
张平：准确地说，作家的眼光就是与人为善的眼光，不轻易定性对错是非的眼光。不会拍桌子瞪眼，不会当众收拾呵斥那些下级官员，更不会对着很多人发脾气说脏话。不管出了什么事，总是爱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总是觉得对方也有难处，即使骗你哄你说假话也不忍揭穿。因为作家就是常常看对中的错，错中的对。不管什么人，他之所以这么去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和原因。不会你不按我的办，我就不分青红皂白，怒斥一通。 说实话，作家的心态现在很不适合做领导干部。端不起架子，狠不下心来。在重大决策面前，往往思前想后，优柔寡断。就是人们常说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不过作家的心态，不太容易闹出大问题，也轻易不会做出拍脑袋、拍屁股的错误决断。在一个注重民主法制的社会环境中，倒是很适合作家的心态。也就是说，作家的心态在人治环境中不行，在法治环境中还可以。
当过几年副省长，而且是担实职有实权的副省长，同以往的挂职虚职完全不同，所以感受也是多方面的。有一点我一直在想，这个作家副省长，为什么会是我？如果换了别的作家，又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从这一点看，我也一直在呼吁，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作家能像我一样幸运，担任实职，有权有责，扑下身子，真正深入进去，这同那些走马观花的观光采风，有着天壤之别，完全是两个概念。这样的作家多了，对中国的当代文学创作，也许会是一大幸事。
舒晋瑜：您希望通过这部作品传达出什么？
张平：其实就是一句话，让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放下身段，真正成为百姓中的一员。也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同老百姓一样生活，急老百姓所急，盼老百姓所盼。与老百姓感同身受，老百姓遇到的困难就是我们遇到的困难，老百姓急于解决的問题，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老百姓的福祉和利益，没有什么放不下，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作为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首先要知道不知道老百姓生活的艰难？教育，医疗，养老，住房，老百姓能承受得起吗？你的孩子里有失业的吗？有外出打工发不了工资的吗？有上不了大学的吗？有看不起病的吗？你的亲戚里面，有幼无所学，老无所养，住无所居，病无所医，老无所获的吗？像老百姓一样的生活，真有那么难吗？如果真的很难，甚至无法承受，那我们所说的一切，老百姓还会相信吗？我们又能用什么取信于民？
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同老百姓的生活同质同量时，才会真正体会到百姓的甘苦，才能真正下决心去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这也是我的这部小说所想表达的主题之一，不知道能否让领导干部们有所触动，有所思考。
舒晋瑜：小说写得内敛，看上去不动声色，却真正触动了内心，发人深省。您如何评价《重新生活》创作的独特价值？这部作品是否仍会改编成影视作品？能谈谈具体情况吗？
张平：小说写得内敛是由其题材决定的，像《抉择》《天网》《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等，这些作品本身就是殊死斗争的一种展现，描写的就是正面人物叱咤风云的英雄壮举，与《重新生活》在表述上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也像《重新生活》中那样压抑和悲切，那就无法展现波澜壮阔的时代精神了。
我觉得《重新生活》的价值所在，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反证了清除腐败根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反腐绝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些年，由于网络媒体的发达，由于一些言论的误导，人们对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诉求也越来越理想化。对于反腐倡廉也一样，好像今天打倒贪官，明天就能沧海桑田、乾坤翻转。事实上一个区域打掉一个贪官，要让整个区域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恢复平衡，让一切都好转起来，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我们的水质一旦被污染，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会变得很弱，要让水质重新还原，不仅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和成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重新生活》的电影电视的改编和拍摄正在进行之中，但说实话，《重新生活》这样的作品，想搬上荧屏和银幕，将会是很难很难的。不过这也让我充满了期待，我期盼着在电影和电视的改编上，会对现实生活能有更好地展现和更多地突破，从而为我们的现实题材创作，能有一个新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主持人：何平
责任编辑：李樯
张 平：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
舒晋瑜：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文学创作，初学写作，您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张平：山西当代的作家，特别是50后60后的作家，受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束为、胡正等老一辈作家的影响比较大，这些老作家是后来一直被中国文坛认可和称誉的“山药蛋”派作家群。在建国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这些作家曾占有主流地位，在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我们几乎就是读着他们的作品生活过来的，对我们的人生观和艺术观都产生过深深的印记。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时代因素和历史原因，因此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这些作家的作品为那个时代的读者带来了阅读的愉悦和生活的激情，历史不会因为一些争议和不同的声音而忘却他们。
舒晋瑜：1981年，您的处女作《祭妻》获得《山西文学》杂志一等奖。您走上文坛是否特别顺利？有经历过退稿吗？
张平：退稿太多了。在上大学期间，隔三差五就有退稿信。那时候班里都有专门领取信件的同学，一看到信件取回来时，就止不住的脸热心跳。领到退稿信，赶紧就往教室外面跑。偷偷看完退稿信函，然后再偷偷把退稿寄往另一个刊物。其实同学们都知道咋回事，已经见怪不怪了，倒是自己还藏着掖着。那时候是“文学热”，写小说、读小说的人同现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文学杂志的发行量都是天文数字，山西的《火花》文学期刊，有二十万订户。《山西青年》有近百万订户。在这些刊物发表一篇小说、一首诗歌，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处境，甚至人生命运。《祭妻》是我的处女作，给我带来了莫大荣誉，也带来了毕业分配的重新定位。大学毕业后，因为这几篇作品，经过马烽、西戎几位老作家的鼎力推荐，我被分配到了临汾文联，从此走上了专业文艺创作的道路。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太幸运了，这种幸运来自老一辈作家的呵护厚爱，也来自那个时代独有的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巨大热情。
舒晋瑜：《祭妻》之后，您写出了近十篇“家庭苦情”系列小说，其中1984年《青春》杂志刊发的《姐姐》，被评为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能谈谈这些小说的创作背景吗？
张平：这些作品几乎就是散文，《祭妻》也好，《姐姐》也好，都有我家庭的影子。《祭妻》寄给编辑部后，编辑们深受感动。那时候发表类似的作品要承担很大风险，但主编最终还是决定发表。发表后，《小说选刊》《新华文摘》都予以转载，我先后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包括后来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姐姐》等作品，其实都是这个路子，写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写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作家要获得成功，能在读者中产生共鸣，就必须要有真情实感，同时必须直面现实中的伤疤和问题，敢于坚持公平和正义。今天看来，我十分庆幸自己能有当初创作中的这些经历和感受，也十分感激当年编辑老师们的栽培与呵护，也忘不了读者给自己带来的勇气和信心。
舒晋瑜：您能谈谈对《青春》的了解和认识吗？
张平：《青春》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文学杂志，发行量很大，影响广泛，深受青年读者的喜爱。那时候能在《青春》发表作品，如同在《人民文学》《收获》发表作品一样感到兴奋和荣耀。我在大学时，很多大学生都在传阅《青春》，所以我上大一时就订阅了《青春》，毕业后分配到临汾文联，临汾文联的阅览室里居然也有《青春》杂志，可见当时《青春》的影响之大。
舒晋瑜：能回忆一下《姐姐》发表的情景吗？您是寄给哪位编辑的？还是编辑部从自然来稿中选发了您的作品？
张平：就是凭感觉投稿，完全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把稿子投出去的。说实话，主要是写完了感觉还可以，否则也不会寄给《青春》这样有影响的杂志。那时候大学刚毕业，作品也不多，不认识《青春》期刊的任何一个编辑。稿件寄出去以后，两个多月也没有收到回信和退稿，当时都以为没有希望了，没想到竟然被采用发表了，而且还是头条。真有点兴奋得忘乎所以的感觉，放眼世界，瞬间都变得那么美好。说实话，即使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的责编是谁、主编是谁。那时候文坛的风气还不像今天这样，大家也都没有走关系的念头。《青春》发表我的作品，完全是从自然来稿中选取发表的。对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作者來说，真正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即使到了今天，一看到《青春》杂志，就会在心底里由衷地喷涌出一种感动和敬佩。
舒晋瑜：这篇作品发表后获得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获奖给您带来了什么影响？
张平：我的处女作是《祭妻》，《姐姐》是我的第四个短篇。《祭妻》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对弥漫在当时政治和社会氛围中的血统论是一种血和泪的控诉。《姐姐》尽管也有对血统论的批判，但更多地写出了社会对人间悲情的容纳和回馈。两个短篇都分别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和《小说月报》转载。这几个刊物当时的发行量都在百万左右。今天再回头看看这两个短篇，心境与当时已完全不同，反倒感到《姐姐》的文学意义似乎要大于《祭妻》，《姐姐》的叙事要更流畅也更成熟。《姐姐》是我第一个获大奖的作品，1985年4月在南京领奖时，看到了那么多心仪已久的知名作家，王蒙、铁凝、史铁生、邓友梅、蒋子龙、冯骥才、梁晓声、贾平凹、张洁、张贤亮……这在我的文学履历中，是一个重大事件，不论是对文学观的形成还是对文学创作的走向，其影响都是终生的、巨大的。
舒晋瑜：此后，您陆续在《青春》发表过什么作品？和《青春》的哪些编辑有过交往？是否参加过他们组织的活动？在和《青春》交往的过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张平：实在抱歉，即使是到了今天也还是要对当时的编辑和主编表示深深的歉意，《姐姐》在《青春》发表后，几十年来，几乎很少参加过《青春》的活动，也再没有更多的交往，好像有过几次邀请，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能参加。借此机会，我再次向《青春》的编辑们表示我深深的谢意、敬意和歉意。
舒晋瑜：还在关注《青春》吗？您愿意谈谈对《青春》的印象和评价吗？在您所发表文学作品的报刊中《青春》有何独特性？ 张平：一直在关注，在《青春》发表作品很多年以后，不论我的工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都一直订阅着《青春》。一直到2008年担任副省长后，才不再订阅。2012年调到北京后，又开始订阅《青春》。2014年后放弃了订阅，是因为有了网络版《青春》。《青春》能在无数同类文学期刊都纷纷停刊之时，依然一直在坚持办刊，坚持自己的办刊方针，实属不易，令人肃然起敬。“青年写，青年读，面向当代青年，为无名者铺路，培养文学新人，用优秀作品鼓舞人”，这样的办刊宗旨，对当代中国文学功德无量。
舒晋瑜：您想对走过40年历程的《青春》说些什么？
张平：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也是中国文学的希望。具有文学精神和文学情怀的青年越多，我们这个社会就越有希望。
舒晋瑜：“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低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张平：我觉得这应该是作家写作的基本立场。从古至今，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大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每次去新华书店，让我感慨万端的就是那些坐在书店角落地板上专心阅读的人。日理万机的领导、苦心钻研的专家、风情万种的白富美、风流倜傥的高富帅、忙得脚不沾地的经理老板，他们会这样凝神静气、全神贯注地阅读小说或者诗歌？一个人到了被万般宠爱、万众瞩目的境地时，让他生发文学情怀是很难很难的。只有那些几乎被生活遗忘，但仍然对生活抱有希望和激情的人，才往往是文学最忠实的受众。有一年我去一个山区的村庄，看到一本我的小说《天网》，不知让多少人传看过，已经看不到书面，翻卷得就像一根老白菜。一个四十岁开外的中年人一边让我签字，一边说，你这书我们村的人差不多都看了，我都看了好几遍了。我很感动，也很难过。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这是作家自我选择的结果，无可厚非。我的读者群就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读者，为他们写作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舒晋瑜：以一位老人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纪实文学《天网》，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被评价为“以作家的良知写农民的命运”，您也遭遇了很多波折。因为作品触动了一些滥用职权的人的利益，您被告上了法庭。
张平：我常常想，如果没有《天网》这部书，我的人生阅历可能会少了很多。《天网》曾给我带来了广泛的影响和前所未有的声誉。《天网》当时发行五十多万册，至今每年仍在再版。《天网》先后被上百家报纸连载，数十家电台连播。《南方周末》几乎是一整版一整版的连载，能这样连载一部文学作品，对这家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来说至今并无先例。《天网》先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连续剧、评弹、戏曲、说唱剧、广播剧、话剧等等。一部作品，能有这样的反响我做梦也没想到。但这种反响也给我带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几个当地的干部对号入座，把我告到了出版社所在地的丰台法院，受理这场官司的法官明确无误地告知我，这场官司你必输无疑，因为即使是罪犯，你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一旦判定你侮辱了对方的人格，你将面对巨额赔偿，因为对方要求赔偿名誉损失二十万元。法官举出书中的一个例子，说那个被乡长铐在树上的农妇，大骂乡长是恶霸，法官说，一旦认定你写的就是这个干部，这就足以证明你侮辱了对方人格。我说一个农妇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官司打了几年，法院判她败诉，无奈以命抗争，结果被铐在村头一棵大树上，双手被铐得鲜血直流，至今留有伤痕。她一介草民，到了这步田地，也只有骂人了，就这样骂了几句，却要被法院认定侮辱了对方人格。我止不住问，农妇骂人有罪，他残害百姓，难道就没罪？法官说乡长有罪没罪，那不是你和村妇能认定的事。村妇可以上告，法院可以依法审理。而你在作品里说乡长是恶霸，无凭无据，就等于诽谤，侮辱了对方人格。面对法官的“法理”，我万般不解，一整夜都没睡着，长这么大，第一次失眠了。但最终这场前后耗时十年的官司，竟然是我赢了，法院二审当庭驳回上诉。胜诉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百姓的支持。一审开庭后，因为是公开审理，数十家媒体对这场官司进行了全方位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声援信很快雪片般寄往法院，寄往媒体。山西农村的几个老农民，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找到我，把整个村里捐来的几百元塞给我，要我补补身子好好打官司，如果输了，他们就集体来北京讨说法。由于电视台的报道，我一下子成了“名人”。在公共汽车上，常常有人悄悄對我说，我们都支持你，就算你输了在我们心里也是赢家。我当时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晚上常常到门房打电话，有时忘了交钱，遭到门房老人的呵斥，但当他看了报道，得知我就是那个作家时，脸上顿时堆满了慈祥的笑容。说，孩子，真不知道你就是那个作家，以后打电话只管来，一分钱也不收你的！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吃到半截，饭馆老板亲自端着两大盘子热菜放在饭桌上，小伙子，这两盘子菜是我亲手做的，以后天天来我这里吃，不用买单！即使到今天，一想到这些场景，仍然止不住眼圈发热。所以我说，我要至生至死为老百姓写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什么也不是。这是一个作家的立场，与艺术无关，与文学理念也无关。
舒晋瑜：《抉择》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您是在什么情况下获知这一信息的？您如何看待这些荣誉？
张平：《抉择》的出版发行一直到获得茅盾文学奖时，正值打官司时期，所以“茅奖”的获得同官司的胜诉相比，后者带来的激动和喜悦，远大于前者。由《抉择》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也大获成功，当时是五块钱十块钱一张电影票，总票房达到一亿四，仅次于当时的电影《泰坦尼克号》。“茅奖”是文学界对你作品的认可，这种荣誉是持久的、深刻的、对自己写作信心的增强是巨大的。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得到民众的认可，最终也必然会得到文学界的认可。
舒晋瑜：自1985年您创作《血魂》，首次与反腐败题材“沾边”后，您就与“反腐”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的《抉择》《十面埋伏》《天网》《国家干部》等作品都是这类题材，您也被誉为“反腐作家”。这类题材非常敏感，有些作家写作反腐题材，一不小心会被“封杀”，但是有些作家把握得很好，又成为“主旋律”。在把握敏感题材上，您有怎样的经验？对这一“称号”，您怎么看？ 张平：刚开始有些不认可，因为我始终认为自己的作品都是现实题材。如今的现实题材，哪种能同反腐没有关系？除了纯家庭小说，哪类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里能不涉及反腐的内容？一部描写现实题材的作品，一涉及到反腐内容，就能认定这部作品是反腐作品，就能认定这个作家是反腐作家？而一旦认定你的作品是反腐作品，那你的作品就很难被搬上荧屏银幕，因为这样的作品确实很“敏感”，审查很严，一般人不敢涉及，也不愿意涉及。再则，现实题材不像历史科幻题材，属于当代人物画，描画得像不像，大家都清楚。写得对不对，准不准，谁都可以评头论足。再加上对现实题材越来越严格的要求，越来越多的条条框框，这类题材的作品也就越来越少。其实任何一个作家都清楚，一个作品好不好，关键看矛盾冲突设置的成功不成功，精彩不精彩。要塑造一个正直的、优秀的、清廉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正面形象，必然要把这样的人物放在同鱼肉人民、背叛国家的腐败分子、变节分子、堕落分子的无情斗争中去展现，才会有血有肉、饱满生动、真切感人。我们的反腐败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反腐败，是在人民支持下的反腐败，我们惩治犯罪和罪犯，同样是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的支持下对犯罪和罪犯进行惩治，同网络上千奇百怪的腐败和犯罪相比，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这方面的文艺创作？没有冲突，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人物刻画和描写，只能让作品索然无味，最终必然会失去读者和市场。因此今天看来，被称为反腐作家，我觉得也是读者的一种认可。只要读者认可，我还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舒晋瑜：《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您的作品发行都是几十万册，畅销的原因是什么？回过头来看，您认为这些作品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效应？您介意自己被称为“畅销书作家”吗？
张平：这些作品能畅销，是因为都是现实题材，都与老百姓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题材。还有些人说我写的是官场小说，其实读过我的作品的人就会清楚，我写的是干群关系、党群关系。这样的题材，在现实生活中太丰富了，俯拾皆是。俯瞰文坛，我常常深感惋惜，許多优秀的作家，富有才华的作家，为什么就不能写一写当代生活呢？为什么不接触接触现实题材呢？难道这么丰富多彩的当代生活，非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去写吗？说实话，当代文学中现实题材作品所占比例实在太少了。我常常对一些年轻作者说，要想成名快，读者多，就写现实题材吧，当代读者太期待和钟爱现实题材的作品了。当然我说的现实题材不是纯粹的当代爱情生活、家庭生活，而是重大的，关注民众，关注变革，关注社会进步，关注历史变迁的现实题材。这样的作品，才会给社会带来正面效应，给人民带来希望，给社会带来信心，为时代留下印证。而这样的作品必然会畅销，因为期待和关注的读者太多了。这样的畅销书作家，我不会介意，我也相信没有作家会介意。
舒晋瑜：您的新作《重新生活》离现实如此之近，简直就是一部架在生活中的摄像机。处理这样的题材，对您来说，还有难度吗？如果有，难在哪里？
张平：我一直在说，纯正的现实题材，素材有的是，人物有的是，故事也有的是，现实题材最不缺的就是写作材料，好故事好人物，可以说是随手拈来，俯拾皆是。现实题材难在取舍。什么样的人物故事可以用，什么样的不可以用，这对中国的当代作家是一个难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些题材太敏感，不容易把握。于是也有人常常这么说，这个家伙很会打擦边球。其实难与不难，关键在立场，在心态，在方法，在你能不能放下身段。只要你能真心实意地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要老想着我的作品出来了，国内国外的权威评论家们会怎么看，国内国外的评奖机构会怎么看，那些林林总总的国内国外的专业读者们又会怎么看，如果总是这样掂量来掂量去，那你的现实题材写作，根本就无从下笔了，处处都会是难点。我觉得现实题材写作，就是照本宣科。生活是什么样子，你就实实在在地把这个样子端出来。如果刻意加进去太多的深刻和厚重，反而会显得累赘和臃肿。现实题材你不要总想着流芳百世，要想流芳百世，就别写现实题材。现实题材需要勇气，需要悲愤，更需要舍弃和不在乎。即使我的作品三年五年就没人看了，我也认了。
舒晋瑜：您以“反腐作家“著称，写了那么多，却觉得这是真正的“反腐小说”，为什么？
张平：因为只有揭示出腐败是对所有人的戕害和剥夺，才能激发所有人对腐败的反思和痛恨。我在后记里说了，只有全民反腐，制度反腐，才有可能有效遏制大面积的腐败行为。腐败行为并不只是贪污受贿了多少财物，而是它制造了一种与老百姓完全隔绝也完全不同的特殊生活。这种特殊生活的长期存在，渐渐地会融入并腐蚀我们的思想道德，以致沉淀成我们的文化基因。
一个地方主要领导的腐败，会导致所在区域整个社会和系统的腐败。本来属于政府官员的分内职责并应该施与人民的工作，反倒都成了老百姓必须感激的施舍和恩赐。这种本末倒置的生活形态，已经让很多人无动于衷、毫无感觉，甚至成为习惯。如果政府官员和老百姓都意识不到这一点，这就实在太可怕也太悲哀了。腐败通吃通杀，最终无人可以幸免。
所以揭示这种反常的，而我们却又司空见惯的生活本质，铲平官员和民众之间的那道鸿沟，是反腐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基本任务。贫富悬殊，腐化堕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悲剧不能也不允许再度发生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和社会，这需要每一个公民的不懈努力，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奋争。
从这个角度说，《重新生活》确实应该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
舒晋瑜：作家的眼光是什么样的眼光？
张平：准确地说，作家的眼光就是与人为善的眼光，不轻易定性对错是非的眼光。不会拍桌子瞪眼，不会当众收拾呵斥那些下级官员，更不会对着很多人发脾气说脏话。不管出了什么事，总是爱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总是觉得对方也有难处，即使骗你哄你说假话也不忍揭穿。因为作家就是常常看对中的错，错中的对。不管什么人，他之所以这么去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和原因。不会你不按我的办，我就不分青红皂白，怒斥一通。 说实话，作家的心态现在很不适合做领导干部。端不起架子，狠不下心来。在重大决策面前，往往思前想后，优柔寡断。就是人们常说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不过作家的心态，不太容易闹出大问题，也轻易不会做出拍脑袋、拍屁股的错误决断。在一个注重民主法制的社会环境中，倒是很适合作家的心态。也就是说，作家的心态在人治环境中不行，在法治环境中还可以。
当过几年副省长，而且是担实职有实权的副省长，同以往的挂职虚职完全不同，所以感受也是多方面的。有一点我一直在想，这个作家副省长，为什么会是我？如果换了别的作家，又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从这一点看，我也一直在呼吁，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作家能像我一样幸运，担任实职，有权有责，扑下身子，真正深入进去，这同那些走马观花的观光采风，有着天壤之别，完全是两个概念。这样的作家多了，对中国的当代文学创作，也许会是一大幸事。
舒晋瑜：您希望通过这部作品传达出什么？
张平：其实就是一句话，让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放下身段，真正成为百姓中的一员。也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同老百姓一样生活，急老百姓所急，盼老百姓所盼。与老百姓感同身受，老百姓遇到的困难就是我们遇到的困难，老百姓急于解决的問题，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老百姓的福祉和利益，没有什么放不下，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作为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首先要知道不知道老百姓生活的艰难？教育，医疗，养老，住房，老百姓能承受得起吗？你的孩子里有失业的吗？有外出打工发不了工资的吗？有上不了大学的吗？有看不起病的吗？你的亲戚里面，有幼无所学，老无所养，住无所居，病无所医，老无所获的吗？像老百姓一样的生活，真有那么难吗？如果真的很难，甚至无法承受，那我们所说的一切，老百姓还会相信吗？我们又能用什么取信于民？
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同老百姓的生活同质同量时，才会真正体会到百姓的甘苦，才能真正下决心去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这也是我的这部小说所想表达的主题之一，不知道能否让领导干部们有所触动，有所思考。
舒晋瑜：小说写得内敛，看上去不动声色，却真正触动了内心，发人深省。您如何评价《重新生活》创作的独特价值？这部作品是否仍会改编成影视作品？能谈谈具体情况吗？
张平：小说写得内敛是由其题材决定的，像《抉择》《天网》《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等，这些作品本身就是殊死斗争的一种展现，描写的就是正面人物叱咤风云的英雄壮举，与《重新生活》在表述上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也像《重新生活》中那样压抑和悲切，那就无法展现波澜壮阔的时代精神了。
我觉得《重新生活》的价值所在，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反证了清除腐败根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反腐绝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些年，由于网络媒体的发达，由于一些言论的误导，人们对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诉求也越来越理想化。对于反腐倡廉也一样，好像今天打倒贪官，明天就能沧海桑田、乾坤翻转。事实上一个区域打掉一个贪官，要让整个区域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恢复平衡，让一切都好转起来，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我们的水质一旦被污染，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会变得很弱，要让水质重新还原，不仅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和成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重新生活》的电影电视的改编和拍摄正在进行之中，但说实话，《重新生活》这样的作品，想搬上荧屏和银幕，将会是很难很难的。不过这也让我充满了期待，我期盼着在电影和电视的改编上，会对现实生活能有更好地展现和更多地突破，从而为我们的现实题材创作，能有一个新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主持人：何平
责任编辑：李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