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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名词“内容提供者”出现了,尽管在批评领域内这个词带有反讽意味,但必须承认,它已经是某一维度的场合内的合法用词。
我想,这很容易将其认证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某某特征,这没错,但快速地归咎于资本未免太严肃了。“内容提供者”这个名词的出现,是一种揭示,它告诉我们实质上作家所处的位置,在一个结构体系中,他是谁。世界上有极少数职业是以精神和人格的轻微分裂为代价(或者说荣誉)的,作家是其中之一。
既然有小说家愿意承认自己是修鞋的手艺人,承认自己是疯子,标榜自己是大师,那么对于“内容提供者”这个称号我想大部分作家也是乐于承认的,毕竟这是一个广泛的定义,不是建立在臧否某个个体的基础上。毕竟这个定义在揭示事实的时候也混淆了另一部分事实,而这恰恰是小说家乐于去做的事情。但乐于接受是一回事,参与其中是另一回事。
讲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小说家所涉及的产业,出版、自媒体,还有影视。这里暂时不把文学奖算成是产业,尽管商业冠名或者学院类的文学奖在我国已经很多。我们可以看到,跟随IP这个词出现的内容提供者,在虚构或非虚构的故事写作中给出了更长的产品路径,二十年前从手稿到发表到出版的简单路线已经扩容,版权交易,改编和收购,上映或开播,软广告,硬广告,公司运作,对外翻译,当然还有相应的各个机构的审核。甚至在热钱退去之后人们才开始明白“内容为王”,说明它和钱的关系并不十分友好——仅仅把内容理解为钱是不太准确的,一个新的结构体系在向虚构和非虚构故事招手。当我们说一本书有其自己的命运时,我们承认它脱离了作者的控制范围,不过它似乎没有成为流星,而是迅速进入了另一恒星的引力范围内。
它当然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很不幸或者很幸运的是,它也是当代的。不幸之处在于,它否决了文本的意义,作者不再是意义的提供者,也不再是无意义的提供者。它否决了文学的虚无主义,但同时也提供了另一种口味的虚无主义。糟糕的内容需求者和某一类糟糕的文学批评相似,不讨论文本节奏,不在乎修辞,不讲究品位,不细读作品,用一种既定的方法进行“策划”。两者的差别在于,糟糕的影视策划专注于他所要的内容,糟糕的文学批评家专注于他想要的意义。在某些时候,当然也会谈到文学性这个东西,但文学性到底是什么,文学性到底还是不是文学,一件时尚奢侈品中是不是也有文学性,这件事不值得再说下去,因为它是诡辩术。
幸运之处在于,在这个结构体系中,作者获得了额外的驱动力。作者从僵化的文学体系中逃逸出去,或者没有逃逸,而是自我改造。前文已述,轻微人格分裂在文学家身上不是什么坏事。一些刊物平台、出版平台也在进行自我改造。中国文学非常擅长的一点,将大众文化精英化,将外部世界的影响内化为动力,这种激进和保守共存的矛盾性确实可能为文学提供一些新的东西。另外,在结构体系中,写作的专业性得到了巩固,我们无法期待推翻文学体系的作家产生,但可以期待改进内容体系的作家从电脑前面、从创意写作班里走出来。
不久前我看到告诫青年作家的一篇著名的会议记录,尽管是现场发言,它还是作为内容呈现在了朋友圈,获得了相当的流量。我想到的是,在所谓内容提供者的时代里,青年作家作为一个产品已经不是“著名作家”或者“伟大作家”的雏形,它是一個独立产品,它必须在其应有的产品生命周期内获得更好的口碑和荣誉。结构还没有把这件事讲明,但结构迟早会摊牌的。结构会继续深入地告诉我们,作者是内容的一部分,作者为内容赋予了形象,作者是内容提供者,而属于内容的作者是形象提供者。
内容提供者是诚实的,结构要求他们忠实于内容,忠实于竞争,即使内容本身一再遭到否决。内容提供者使文本的永恒性退居到次要地位。而小说家仍然狡猾,小说家不断从内容中溢出,携带着文本不断向内容提出叛变或索求,不断否定他既定的修辞。人们不禁要问,那些忠于内容和竞争的小说家,他们到底是谁?人们不禁要追问,那些服务于既定内容和意义的批评家,他们是不是也在提供一种广义的内容?
但揭示之前与之后的差别太大了,就像你本来不知道自己的星座是什么,现在知道了,现在你必须接受你命定的星座所赋予你的意义。新的默契和竞争会产生,新的撒娇方式和批评方式我想也会出现。当文学小说的“主体性”在不自觉地逐渐丧失的时候,某一个临界点上,新的外部环境将其“客体化”,并对客体提出规训时,也许能期待着客体自身的觉醒,觉醒之后的新主体到底是被纳入旧主体的怀抱,还是另行开辟空间,都是值得想象的事情。(2019年8月21日,于“70后代表作家与青年批评家对话论坛”发言)
主持人:黄平
责任编辑:张元
我想,这很容易将其认证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某某特征,这没错,但快速地归咎于资本未免太严肃了。“内容提供者”这个名词的出现,是一种揭示,它告诉我们实质上作家所处的位置,在一个结构体系中,他是谁。世界上有极少数职业是以精神和人格的轻微分裂为代价(或者说荣誉)的,作家是其中之一。
既然有小说家愿意承认自己是修鞋的手艺人,承认自己是疯子,标榜自己是大师,那么对于“内容提供者”这个称号我想大部分作家也是乐于承认的,毕竟这是一个广泛的定义,不是建立在臧否某个个体的基础上。毕竟这个定义在揭示事实的时候也混淆了另一部分事实,而这恰恰是小说家乐于去做的事情。但乐于接受是一回事,参与其中是另一回事。
讲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小说家所涉及的产业,出版、自媒体,还有影视。这里暂时不把文学奖算成是产业,尽管商业冠名或者学院类的文学奖在我国已经很多。我们可以看到,跟随IP这个词出现的内容提供者,在虚构或非虚构的故事写作中给出了更长的产品路径,二十年前从手稿到发表到出版的简单路线已经扩容,版权交易,改编和收购,上映或开播,软广告,硬广告,公司运作,对外翻译,当然还有相应的各个机构的审核。甚至在热钱退去之后人们才开始明白“内容为王”,说明它和钱的关系并不十分友好——仅仅把内容理解为钱是不太准确的,一个新的结构体系在向虚构和非虚构故事招手。当我们说一本书有其自己的命运时,我们承认它脱离了作者的控制范围,不过它似乎没有成为流星,而是迅速进入了另一恒星的引力范围内。
它当然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很不幸或者很幸运的是,它也是当代的。不幸之处在于,它否决了文本的意义,作者不再是意义的提供者,也不再是无意义的提供者。它否决了文学的虚无主义,但同时也提供了另一种口味的虚无主义。糟糕的内容需求者和某一类糟糕的文学批评相似,不讨论文本节奏,不在乎修辞,不讲究品位,不细读作品,用一种既定的方法进行“策划”。两者的差别在于,糟糕的影视策划专注于他所要的内容,糟糕的文学批评家专注于他想要的意义。在某些时候,当然也会谈到文学性这个东西,但文学性到底是什么,文学性到底还是不是文学,一件时尚奢侈品中是不是也有文学性,这件事不值得再说下去,因为它是诡辩术。
幸运之处在于,在这个结构体系中,作者获得了额外的驱动力。作者从僵化的文学体系中逃逸出去,或者没有逃逸,而是自我改造。前文已述,轻微人格分裂在文学家身上不是什么坏事。一些刊物平台、出版平台也在进行自我改造。中国文学非常擅长的一点,将大众文化精英化,将外部世界的影响内化为动力,这种激进和保守共存的矛盾性确实可能为文学提供一些新的东西。另外,在结构体系中,写作的专业性得到了巩固,我们无法期待推翻文学体系的作家产生,但可以期待改进内容体系的作家从电脑前面、从创意写作班里走出来。
不久前我看到告诫青年作家的一篇著名的会议记录,尽管是现场发言,它还是作为内容呈现在了朋友圈,获得了相当的流量。我想到的是,在所谓内容提供者的时代里,青年作家作为一个产品已经不是“著名作家”或者“伟大作家”的雏形,它是一個独立产品,它必须在其应有的产品生命周期内获得更好的口碑和荣誉。结构还没有把这件事讲明,但结构迟早会摊牌的。结构会继续深入地告诉我们,作者是内容的一部分,作者为内容赋予了形象,作者是内容提供者,而属于内容的作者是形象提供者。
内容提供者是诚实的,结构要求他们忠实于内容,忠实于竞争,即使内容本身一再遭到否决。内容提供者使文本的永恒性退居到次要地位。而小说家仍然狡猾,小说家不断从内容中溢出,携带着文本不断向内容提出叛变或索求,不断否定他既定的修辞。人们不禁要问,那些忠于内容和竞争的小说家,他们到底是谁?人们不禁要追问,那些服务于既定内容和意义的批评家,他们是不是也在提供一种广义的内容?
但揭示之前与之后的差别太大了,就像你本来不知道自己的星座是什么,现在知道了,现在你必须接受你命定的星座所赋予你的意义。新的默契和竞争会产生,新的撒娇方式和批评方式我想也会出现。当文学小说的“主体性”在不自觉地逐渐丧失的时候,某一个临界点上,新的外部环境将其“客体化”,并对客体提出规训时,也许能期待着客体自身的觉醒,觉醒之后的新主体到底是被纳入旧主体的怀抱,还是另行开辟空间,都是值得想象的事情。(2019年8月21日,于“70后代表作家与青年批评家对话论坛”发言)
主持人:黄平
责任编辑:张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