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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审阅其文选第3卷的若干文稿时指出：“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 第1362页）当时他正在对十多年来的“立言”进行审阅修订，这句话就是他对自己思想的总体澄清，可谓意味深长。
在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各家各派竭力争夺对邓小平的解释权的今天，准确而全面地理解邓小平的事业和思想，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一项不容回避的理论任务。
改革与革命
文革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很多人都在观望，间之以各种困惑、疑虑和期待。在中央高层和社会精英中，有两派立场较为鲜明，一派试图延续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是以有“两个凡是”之主张；而另一派则倡导 “非毛化”，彻底否定文革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后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另起炉灶，学习西方模式。
面对这一情势，邓小平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如何处理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派的逻辑，改革就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复出也没有正当性。但如果同意“非毛派”的主张，改革就变成了另起炉灶，就会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正当性，进而危及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主体地位。因此要开启改革大业，邓小平就必须避免上述两种极端。他是怎么做的呢？
邓小平首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地位。他深情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148~149页，下文简称为文选。）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定位，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力地回击了改革初期 “非毛化”的逆流。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不仅关乎毛泽东本人，而且更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否定毛泽东就会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会在人民中造成思想混乱，进而从根本上动摇改革的正当性，损害中国的大局。他特别强调，改革是对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文选第2卷，第300页）邓小平是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而加以崇敬和爱戴的，而把自己定位为“守成者”或“中兴者”，坚决反对有人把自己凌驾于“开国者”、“老祖宗”毛泽东之上的僭越做法。邓小平的这一表现，应该说是发自内心的。
当然，邓小平并不讳言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他在毛泽东生前就委婉拒绝了要他主持对文革进行总体肯定性评价的请求，后来又坚决抵制了试图神化毛泽东的“两个凡是”论。但他也明确指出，分析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既要看到毛泽东的个人责任，更要分析产生错误的复杂历史背景。他多次表明，在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中，自己也有份。那种将错误都推诿于毛泽东的做法是不合乎实际的。他严肃批评了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批评“过分”、“出格”、“讲得太重”的倾向，强调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
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上述评价，其目的是要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和极端个人崇拜、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同时又反对对毛泽东的无端攻击和诋毁，以此凝聚全国人民的最大共识，为改革事业建构逻辑起点。完成了这一工作，就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推进改革了。
改革启动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农村，通过废除人民公社，逐渐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在城市，改变原来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方式，简政放权，推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增强企业自身的活力，同时强调市场调节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此相应，对外实施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其重点是积极与港台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引进资金和技术，学习他们在发展经济时的很多做法和经验。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从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一发而不可收，直至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态势。
在邓小平的心目中，改革决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战略，关系到中国未来永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大局。“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文选第3卷，第131页）邓小平在1985年所说的这段话，表明了他对改革的目标定位以及排除一切困难和障碍推进改革的决心。
在改革的性质、目标和方向上，邓小平的思路是明确的，是不允许含糊其词的。但在改革的策略、手段和步骤上，则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允许试验和调整，而不主张一刀切或毕其功于一役。发现错误就马上改正，实在不行，还可以退回来。因此，邓小平并没有陷入那种“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式的“改革强制”或改革的自我目的化。在主张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同时，他也允许那种怀疑改革的态度存在，允许观望和等待，坚持不搞强迫和运动，也不搞争论。用他的话来说：“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 （文选第3卷，第374页）
表面上看来，邓小平的改革终结了毛泽东的革命，改革思维与革命思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似乎前者是小修小补式的、渐进的、继承传统的，后者是大开大合式的、激进的、否定传统的；前者以建设为中心，后者以斗争为要务；前者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群众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提升，后者则通过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改变社会，实现领袖的意志。革命和改革的对立或断裂是目前左派和右派在解释邓小平时所使用的共同框架，不管他们对邓小平的态度是褒还是贬。
这种改革和革命的二元论其实是一种皮相之论，在邓小平那儿并不存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在他身上是完全统一的。改革的必然性不仅不否定革命的必然性，反而以承认这种必然性为前提条件。革命和改革都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和原则出发，而是从应对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出发的。革命对现实问题的有效应对为改革应对新的问题提供了条件，同时改革也是要把革命的精神发扬光大。正是在此意义上，邓小平才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文选第3卷，第113页）
对于毛泽东主导的新中国前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心中充满了“了解之同情”。他多次赞扬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实践，肯定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认为和苏联的斗争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使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也主张要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而且文革中党和国家的工作也不是一无是处，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了提升。（参见文选第2卷，第149、172页）
邓小平强调改革的正当性，并不是以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为代价的。他深知，革命和改革是前后相继的关系，改革的前提条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改革的中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而这些都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离开了革命，改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共产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地位就无法确立。
不仅如此，改革和革命在性质上也有相通之处。邓小平接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话，进一步发挥道：“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文选第3卷，第370页）为了破除一些人对革命的狭隘理解，邓小平还特别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文选第2卷，第311页）这样一来，改革就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继续革命”，是要在原有革命的基础上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同时减轻和舒缓革命带来的阵痛。
在对待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上，改革与革命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完全脱离传统，改革和革命都不可能取得成功。邓小平无疑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小康”、“共同富裕”、“翻两番”、“讲信义”、“公道”、“长治久安”、“韬光养晦”这些邓小平经常使用的语汇，在中国传统中都有其根源。但毛泽东的革命也不是要斩绝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他对那种脱离中国传统和实际，言必称“苏俄”或“希腊”的俄化或西化倾向是非常厌恶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宣称中国共产党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优秀传统，倡导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民性的精华”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没有完全丢掉传统，而是对传统进行了新的建构和阐释，特别是强调了传统中法家的要素。总体上而言，革命和改革对传统都是采取了“古为今用”的态度，认为并没有一种现成的传统可以照抄照搬，而是要从当下和未来的需要出发，创造性地建构传统，为革命和改革奠定历史和文化的正当性基础。
强调改革和革命的相通性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否认二者在主题、对象、表现形式上所存在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人心惶惶，开创新局已成时代要求；而在国际上，美苏争霸俱显疲态，第三世界力量开始壮大，世界性战争在短时间内爆发的可能性不大，和平和发展成了时代新的主题，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邓小平最早意识到这一点，并敢于从实际出发，打破革命时代所形成的那些脱离实际的教条，及时调整工作的主题和重心，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在要求，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实事求是”、“常变常新”、“折中损益”的智慧。邓小平在这方面堪称大师级人物。
开放与自主
与邓小平的改革事业密切相关的是对外开放，它通常被认为是一项打破闭关锁国状态，并彻底改变了中国面貌的重大决策。邓小平认为开放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毛泽东在世时，中国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还设想过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是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20世纪70年代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缓和了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后来他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些重大决策和构想，为开放的全面推进奠定了基础。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从来没有把对外开放说成是由自己发动的。
中国的开放是自主的开放，或者说是以自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开放。中国实施对外开放的时候，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建成了独立而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具备了引进、消化并吸收人家东西的能力。而开放的最终目标，不是要照抄照搬人家的东西，而是要增强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邓小平对这一点是有充分自信的。
邓小平在坚持全面开放政策的同时，始终具有鲜明的自主意识，一直强调要“走自己的路”、“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1982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文选第3卷，第3页）这一思想，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事业的一条主线。
开放之初，国门大开，部分国民接触港台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方式，一时心醉神迷，崇洋媚外之风大盛，有人甚至做出了一些有伤国格和人格的事情。对此邓小平强调，中国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要以为“月亮总是外国的圆”，要认识到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
邓小平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国意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邓小平认为，中国在开放过程中没有理由妄自菲薄，进退失据。“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文选第3卷，第73页）国家的尊严，即国权和国格是不能拿来做交易的。
既然是全面对外开放，海外的资金、技术和产品就会大量涌入，外国人就会占领中国市场，消耗很多资源，赚取大量利润，剥削中国劳工。邓小平对此持较为开明的态度，认为外国人进来就是要有利可图，但开放的结果是“双赢”，而不是只有中国人吃亏，因为我们也得到了税收，增加了就业机会，而且学到了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当然，邓小平也强调中国人的自主学习和创新的能力，就是要吸收消化人家的东西，为自己所用，最终变成自己的东西。而一味照抄照搬，因袭模仿，确实有食洋不化、丧失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危险，这是与开放的初衷相违背的。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曾抱有较高的期望，但后来发现有钱人也较“悭吝”，对转让高新技术也设置了层层壁垒。所以邓小平在晚年特别强调，发展经济和高新技术，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发挥中国人自己的聪明才智，走自主创新之路。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国外的各种“苍蝇”也会飞进国门，带来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和其他消极落后现象。邓小平既承认这种现象是难免的，但也要求党和政府重视这些问题，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一手抓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一手抓惩治腐败、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抓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是不能容忍那种虽然经济上去了，但社会风气败坏、贪污腐败盛行的局面的。
在对外开放、参与国际交往的过程中，邓小平一直注意把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中国的主体地位。1989年“六四”风波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手对中国发动制裁，邓小平捍卫了中国的独立自主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强调：“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文选第3卷，第320页）因此，绝不能在洋人面前唯唯诺诺，不要怕他们的议论甚至谩骂。自卑、气短都是没有出息和骨气的表现，要有自己的立场和定见，要按照自己的实际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要自尊、自重、自强，要捍卫中国的国格，否则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坚持中国的主体地位，就不能按照人家制定的价值观行事，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起舞。邓小平是绝不会把西方人炮制的价值观奉为“普世价值”的。他曾尖锐地指出：“他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文选第3卷，第345页） 外国人提出的东西可以参考，但也仅仅是参考，而不能奉其为圭臬，不能用洋人提出的抽象观念或标准来裁判中国的实际。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什么角色，一直是邓小平思考的一个战略性问题。他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在开放的形势下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不加入任何针对第三方的国家集团。“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文选第3卷，第156页）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国际社会要“讲公道话，办公道事”（文选第3卷，第162页），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进行判断，而不屈服于超级大国的压力，不能看人家的脸色行事。同时中国要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不要自己给自己加上沉重的负担，以免最终被拖垮，丧失自身的自主性。邓小平认为，在未来的多极化世界上，中国起码算是一极，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他是绝不会说“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这样自我降格、自外于世界的话的。他倒是经常强调，由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应成为当今世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他很早就意识到在国际事务中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了。
在邓小平的战略筹划中，开放是策略、是手段，而自主是前提、是目的。只有坚持自主性的开放，才能做到“洋为中用”，而避免全盘西化。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强调在处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既要合作又要斗争，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既要讲利益又要讲道义，颇有“义利双行，王霸杂用”的味道。事实证明，这一策略为中国争取到了最大的国际空间，较好地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为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目前国内外的流行看法中，邓小平似乎是一个不问“姓资姓社”，而只是一味强调“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庸俗经验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仔细回顾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历程及其思想，人们不难发现，这种看法是对邓小平的极大误解或曲解。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时集中论述了“姓资姓社”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了。“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文选第3卷，第111页）因为国内外确实有人想把中国的改革引导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文选第3卷，第297页）邓小平在此区分了两种改革，因此也承认了“姓资姓社”问题的存在。
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为此他提出了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根据这一标准，邓小平坚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姓“社”而不姓“资”，而且也绝不能允许它姓“资”。“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40页）由此可见，邓小平认为“姓资姓社”的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改革者没有必要与那些怀疑改革的人陷入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而是要用行动和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解除一些人对改革的疑虑。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姓“社”而不姓“资”的思想，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以及对改革开放的定位是分不开的。他首先把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一种初步的、需要完善的社会主义，其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而且认为这一阶段将在中国持续相当长时间，有可能是100年。其次，他区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和策略、主体和方法、目标和手段、主干和“补充”。围绕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邓小平不厌其烦，多次作出说明。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文选第2卷，第250页），“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17页）“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文选第3卷，第142页）“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文选第3卷，第266页）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邓小平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原则、前提、目标和主干来看待的，而改革开放只是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策略、方法、手段。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是为了加强前者，而不是为了削弱、动摇甚至推翻前者而存在的。因此，他对改革开放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是非常警惕的。“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 （文选第3卷，第229页）这在邓小平那儿是决不能允许的。
那么在邓小平心目中，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很多人看到了邓小平以否定的方式对社会主义的各种论述，例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大锅饭、平均主义、僵化的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闭关锁国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等等。诚然，邓小平是这样谈论过社会主义，但这些论断是以他对社会主义的肯定性论断为前提的。而这种肯定性论断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要素的规定：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制度框架。在中国，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中除了社会主义之外的其他三个“坚持”。在邓小平那儿，这三个“坚持”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规定，是“政体”和“国本”，是前提性的、框架性的，一刻也不能放松要求，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其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基本原则中的核心原则，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有其活生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表现，如发达的生产力、按劳分配、共同富裕、小康社会、精神文明等。
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的上述肯定论述，邓小平才能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制度上的对立、对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根据邓小平的论述，资本主义在政治层面意味着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邓多次讽刺美国有三个“政府”，相互掣肘）；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意味着大资本统治和贫富两极分化；在社会和文化层面，资本主义意味着混乱、动荡、严重的贪婪、腐败和精神堕落。因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将导致灾难。针对有人把改革开放等同于搞资本主义的误解或“期待”，邓小平一直在作出澄清。“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文选第3卷，第241页）因此，邓小平赞同在修改宪法时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主张“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到了80年代后期，经过“六四”政治风波，邓小平对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入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文选第3卷，第311页）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邓小平那儿不是一个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抉择。邓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去苏联学习，后来又参与并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深刻的体认。邓小平深刻意识到，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不仅在历史上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现实中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导致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地域间矛盾、阶级矛盾、中央地方矛盾都会随之激化，就可能发生混乱或动荡，使国家四分五裂，产生世界性的灾难。因此不能被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所蛊惑，要对他们弱化、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邓小平相信，只有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也是主张“不争论”的。具体说来，他认为这不是可以争论的问题，而是前提性的，是国家的根本。如果要讨论，只能讨论如何更好地坚持。1993年9月16日，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63页）
但是邓小平同时强调，在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不能满足于重复几句死板的口号，而要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特别是在发展经济方面。为了破除传统社会主义对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僵化理解，邓小平像毛泽东把商品生产从资本主义中分离出来那样，也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分离开来：“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文选第3卷，第203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的这一提法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破除了市场经济必然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教条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为社会主义利用、学习和吸纳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开辟了更为广阔空间。邓小平在这方面的基本思路是，只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稳定的，只要政权在中国共产党手里，只要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大的，只要宏观层面控制好，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放开一点、搞活一点，利用一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和社会时的做法，翻不了天，动摇不了国本。“一旦发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文选第3卷，第139页）
邓小平相信，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于经济领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框架中，经济不是脱嵌的，而是受政治制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63页）很多发展经济的做法或安排，只是方法或手段，而不是目的或原则，它们是为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服务的。
邓小平的另一个创造是，在坚持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允许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政治安排。邓小平相信，保留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会有太大影响，而且有利于大陆更好地利用资本主义。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又不是完全对立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90年代初期，邓小平承认：“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6页）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必然给四个坚持带来新的挑战。邓小平指出：“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63页）。但邓小平知道，这个问题只能留给后来者去回答了。
邓小平1978年以后的事业和思想，可以大体上概括为：以改革深化革命，以开放推动自主，以社会主义驾驭并利用资本主义，最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邓小平是立足于中国的大地并深受中华文明传统熏陶的政治家。他在后毛泽东时代复杂多变的政治湍流中，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坚持了中国传统政治所强调的“大中至正”之道，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所具有的卓越的政治判断力和高超的平衡意识，使中国避免了大的震荡，特别是避免了苏联那样的变色和瓦解。
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表明，他不是那种只有原则性而没有灵活性的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只讲灵活性、不讲原则性的机会主义者、庸俗经验论者和实用主义者。他总体上做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在他身上，原则的坚定性表现为对底线的坚守，如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他总是从政治的高度、大局的高度看待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避免了很多片面性和狭隘性。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了策略上的灵活性，不崇拜任何偶像，不迷信任何理论，不囿于任何程式，打破了西欧马克思主义或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教条，对中国革命时代的教条也有突破，开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毋庸讳言，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都难以避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政治家的良好意愿与现实的政治实践及其结果并不完全符合。历史进程不是以单个伟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中国古人所说的“天命”或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计”面前，单个政治家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即使像邓小平这样具有超凡魅力的伟人也不例外。当代中国出现的一些重大挑战和问题，也许是邓小平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其中一些问题他可能要归咎于自己的失误。但后来者绝不能以此苛求于前人，而应积极承担起自己在当下和未来的责任，就像邓小平对待毛泽东那样。
（作者系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中国模式课题组成员）
在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各家各派竭力争夺对邓小平的解释权的今天，准确而全面地理解邓小平的事业和思想，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一项不容回避的理论任务。
改革与革命
文革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很多人都在观望，间之以各种困惑、疑虑和期待。在中央高层和社会精英中，有两派立场较为鲜明，一派试图延续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是以有“两个凡是”之主张；而另一派则倡导 “非毛化”，彻底否定文革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后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另起炉灶，学习西方模式。
面对这一情势，邓小平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如何处理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派的逻辑，改革就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复出也没有正当性。但如果同意“非毛派”的主张，改革就变成了另起炉灶，就会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正当性，进而危及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主体地位。因此要开启改革大业，邓小平就必须避免上述两种极端。他是怎么做的呢？
邓小平首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地位。他深情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148~149页，下文简称为文选。）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定位，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力地回击了改革初期 “非毛化”的逆流。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不仅关乎毛泽东本人，而且更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否定毛泽东就会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会在人民中造成思想混乱，进而从根本上动摇改革的正当性，损害中国的大局。他特别强调，改革是对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文选第2卷，第300页）邓小平是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而加以崇敬和爱戴的，而把自己定位为“守成者”或“中兴者”，坚决反对有人把自己凌驾于“开国者”、“老祖宗”毛泽东之上的僭越做法。邓小平的这一表现，应该说是发自内心的。
当然，邓小平并不讳言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他在毛泽东生前就委婉拒绝了要他主持对文革进行总体肯定性评价的请求，后来又坚决抵制了试图神化毛泽东的“两个凡是”论。但他也明确指出，分析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既要看到毛泽东的个人责任，更要分析产生错误的复杂历史背景。他多次表明，在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中，自己也有份。那种将错误都推诿于毛泽东的做法是不合乎实际的。他严肃批评了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批评“过分”、“出格”、“讲得太重”的倾向，强调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
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上述评价，其目的是要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和极端个人崇拜、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同时又反对对毛泽东的无端攻击和诋毁，以此凝聚全国人民的最大共识，为改革事业建构逻辑起点。完成了这一工作，就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推进改革了。
改革启动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农村，通过废除人民公社，逐渐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在城市，改变原来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方式，简政放权，推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增强企业自身的活力，同时强调市场调节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此相应，对外实施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其重点是积极与港台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引进资金和技术，学习他们在发展经济时的很多做法和经验。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从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一发而不可收，直至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态势。
在邓小平的心目中，改革决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战略，关系到中国未来永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大局。“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文选第3卷，第131页）邓小平在1985年所说的这段话，表明了他对改革的目标定位以及排除一切困难和障碍推进改革的决心。
在改革的性质、目标和方向上，邓小平的思路是明确的，是不允许含糊其词的。但在改革的策略、手段和步骤上，则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允许试验和调整，而不主张一刀切或毕其功于一役。发现错误就马上改正，实在不行，还可以退回来。因此，邓小平并没有陷入那种“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式的“改革强制”或改革的自我目的化。在主张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同时，他也允许那种怀疑改革的态度存在，允许观望和等待，坚持不搞强迫和运动，也不搞争论。用他的话来说：“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 （文选第3卷，第374页）
表面上看来，邓小平的改革终结了毛泽东的革命，改革思维与革命思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似乎前者是小修小补式的、渐进的、继承传统的，后者是大开大合式的、激进的、否定传统的；前者以建设为中心，后者以斗争为要务；前者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群众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提升，后者则通过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改变社会，实现领袖的意志。革命和改革的对立或断裂是目前左派和右派在解释邓小平时所使用的共同框架，不管他们对邓小平的态度是褒还是贬。
这种改革和革命的二元论其实是一种皮相之论，在邓小平那儿并不存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在他身上是完全统一的。改革的必然性不仅不否定革命的必然性，反而以承认这种必然性为前提条件。革命和改革都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和原则出发，而是从应对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出发的。革命对现实问题的有效应对为改革应对新的问题提供了条件，同时改革也是要把革命的精神发扬光大。正是在此意义上，邓小平才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文选第3卷，第113页）
对于毛泽东主导的新中国前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心中充满了“了解之同情”。他多次赞扬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实践，肯定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认为和苏联的斗争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使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也主张要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而且文革中党和国家的工作也不是一无是处，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了提升。（参见文选第2卷，第149、172页）
邓小平强调改革的正当性，并不是以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为代价的。他深知，革命和改革是前后相继的关系，改革的前提条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改革的中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而这些都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离开了革命，改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共产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地位就无法确立。
不仅如此，改革和革命在性质上也有相通之处。邓小平接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话，进一步发挥道：“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文选第3卷，第370页）为了破除一些人对革命的狭隘理解，邓小平还特别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文选第2卷，第311页）这样一来，改革就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继续革命”，是要在原有革命的基础上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同时减轻和舒缓革命带来的阵痛。
在对待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上，改革与革命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完全脱离传统，改革和革命都不可能取得成功。邓小平无疑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小康”、“共同富裕”、“翻两番”、“讲信义”、“公道”、“长治久安”、“韬光养晦”这些邓小平经常使用的语汇，在中国传统中都有其根源。但毛泽东的革命也不是要斩绝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他对那种脱离中国传统和实际，言必称“苏俄”或“希腊”的俄化或西化倾向是非常厌恶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宣称中国共产党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优秀传统，倡导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民性的精华”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没有完全丢掉传统，而是对传统进行了新的建构和阐释，特别是强调了传统中法家的要素。总体上而言，革命和改革对传统都是采取了“古为今用”的态度，认为并没有一种现成的传统可以照抄照搬，而是要从当下和未来的需要出发，创造性地建构传统，为革命和改革奠定历史和文化的正当性基础。
强调改革和革命的相通性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否认二者在主题、对象、表现形式上所存在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人心惶惶，开创新局已成时代要求；而在国际上，美苏争霸俱显疲态，第三世界力量开始壮大，世界性战争在短时间内爆发的可能性不大，和平和发展成了时代新的主题，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邓小平最早意识到这一点，并敢于从实际出发，打破革命时代所形成的那些脱离实际的教条，及时调整工作的主题和重心，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在要求，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实事求是”、“常变常新”、“折中损益”的智慧。邓小平在这方面堪称大师级人物。
开放与自主
与邓小平的改革事业密切相关的是对外开放，它通常被认为是一项打破闭关锁国状态，并彻底改变了中国面貌的重大决策。邓小平认为开放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毛泽东在世时，中国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还设想过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是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20世纪70年代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缓和了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后来他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些重大决策和构想，为开放的全面推进奠定了基础。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从来没有把对外开放说成是由自己发动的。
中国的开放是自主的开放，或者说是以自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开放。中国实施对外开放的时候，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建成了独立而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具备了引进、消化并吸收人家东西的能力。而开放的最终目标，不是要照抄照搬人家的东西，而是要增强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邓小平对这一点是有充分自信的。
邓小平在坚持全面开放政策的同时，始终具有鲜明的自主意识，一直强调要“走自己的路”、“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1982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文选第3卷，第3页）这一思想，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事业的一条主线。
开放之初，国门大开，部分国民接触港台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方式，一时心醉神迷，崇洋媚外之风大盛，有人甚至做出了一些有伤国格和人格的事情。对此邓小平强调，中国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要以为“月亮总是外国的圆”，要认识到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
邓小平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国意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邓小平认为，中国在开放过程中没有理由妄自菲薄，进退失据。“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文选第3卷，第73页）国家的尊严，即国权和国格是不能拿来做交易的。
既然是全面对外开放，海外的资金、技术和产品就会大量涌入，外国人就会占领中国市场，消耗很多资源，赚取大量利润，剥削中国劳工。邓小平对此持较为开明的态度，认为外国人进来就是要有利可图，但开放的结果是“双赢”，而不是只有中国人吃亏，因为我们也得到了税收，增加了就业机会，而且学到了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当然，邓小平也强调中国人的自主学习和创新的能力，就是要吸收消化人家的东西，为自己所用，最终变成自己的东西。而一味照抄照搬，因袭模仿，确实有食洋不化、丧失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危险，这是与开放的初衷相违背的。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曾抱有较高的期望，但后来发现有钱人也较“悭吝”，对转让高新技术也设置了层层壁垒。所以邓小平在晚年特别强调，发展经济和高新技术，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发挥中国人自己的聪明才智，走自主创新之路。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国外的各种“苍蝇”也会飞进国门，带来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和其他消极落后现象。邓小平既承认这种现象是难免的，但也要求党和政府重视这些问题，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一手抓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一手抓惩治腐败、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抓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是不能容忍那种虽然经济上去了，但社会风气败坏、贪污腐败盛行的局面的。
在对外开放、参与国际交往的过程中，邓小平一直注意把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中国的主体地位。1989年“六四”风波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手对中国发动制裁，邓小平捍卫了中国的独立自主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强调：“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文选第3卷，第320页）因此，绝不能在洋人面前唯唯诺诺，不要怕他们的议论甚至谩骂。自卑、气短都是没有出息和骨气的表现，要有自己的立场和定见，要按照自己的实际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要自尊、自重、自强，要捍卫中国的国格，否则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坚持中国的主体地位，就不能按照人家制定的价值观行事，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起舞。邓小平是绝不会把西方人炮制的价值观奉为“普世价值”的。他曾尖锐地指出：“他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文选第3卷，第345页） 外国人提出的东西可以参考，但也仅仅是参考，而不能奉其为圭臬，不能用洋人提出的抽象观念或标准来裁判中国的实际。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什么角色，一直是邓小平思考的一个战略性问题。他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在开放的形势下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不加入任何针对第三方的国家集团。“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文选第3卷，第156页）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国际社会要“讲公道话，办公道事”（文选第3卷，第162页），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进行判断，而不屈服于超级大国的压力，不能看人家的脸色行事。同时中国要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不要自己给自己加上沉重的负担，以免最终被拖垮，丧失自身的自主性。邓小平认为，在未来的多极化世界上，中国起码算是一极，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他是绝不会说“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这样自我降格、自外于世界的话的。他倒是经常强调，由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应成为当今世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他很早就意识到在国际事务中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了。
在邓小平的战略筹划中，开放是策略、是手段，而自主是前提、是目的。只有坚持自主性的开放，才能做到“洋为中用”，而避免全盘西化。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强调在处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既要合作又要斗争，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既要讲利益又要讲道义，颇有“义利双行，王霸杂用”的味道。事实证明，这一策略为中国争取到了最大的国际空间，较好地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为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目前国内外的流行看法中，邓小平似乎是一个不问“姓资姓社”，而只是一味强调“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庸俗经验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仔细回顾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历程及其思想，人们不难发现，这种看法是对邓小平的极大误解或曲解。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时集中论述了“姓资姓社”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了。“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文选第3卷，第111页）因为国内外确实有人想把中国的改革引导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文选第3卷，第297页）邓小平在此区分了两种改革，因此也承认了“姓资姓社”问题的存在。
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为此他提出了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根据这一标准，邓小平坚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姓“社”而不姓“资”，而且也绝不能允许它姓“资”。“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40页）由此可见，邓小平认为“姓资姓社”的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改革者没有必要与那些怀疑改革的人陷入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而是要用行动和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解除一些人对改革的疑虑。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姓“社”而不姓“资”的思想，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以及对改革开放的定位是分不开的。他首先把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一种初步的、需要完善的社会主义，其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而且认为这一阶段将在中国持续相当长时间，有可能是100年。其次，他区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和策略、主体和方法、目标和手段、主干和“补充”。围绕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邓小平不厌其烦，多次作出说明。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文选第2卷，第250页），“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17页）“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文选第3卷，第142页）“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文选第3卷，第266页）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邓小平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原则、前提、目标和主干来看待的，而改革开放只是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策略、方法、手段。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是为了加强前者，而不是为了削弱、动摇甚至推翻前者而存在的。因此，他对改革开放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是非常警惕的。“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 （文选第3卷，第229页）这在邓小平那儿是决不能允许的。
那么在邓小平心目中，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很多人看到了邓小平以否定的方式对社会主义的各种论述，例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大锅饭、平均主义、僵化的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闭关锁国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等等。诚然，邓小平是这样谈论过社会主义，但这些论断是以他对社会主义的肯定性论断为前提的。而这种肯定性论断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要素的规定：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制度框架。在中国，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中除了社会主义之外的其他三个“坚持”。在邓小平那儿，这三个“坚持”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规定，是“政体”和“国本”，是前提性的、框架性的，一刻也不能放松要求，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其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基本原则中的核心原则，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有其活生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表现，如发达的生产力、按劳分配、共同富裕、小康社会、精神文明等。
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的上述肯定论述，邓小平才能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制度上的对立、对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根据邓小平的论述，资本主义在政治层面意味着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邓多次讽刺美国有三个“政府”，相互掣肘）；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意味着大资本统治和贫富两极分化；在社会和文化层面，资本主义意味着混乱、动荡、严重的贪婪、腐败和精神堕落。因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将导致灾难。针对有人把改革开放等同于搞资本主义的误解或“期待”，邓小平一直在作出澄清。“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文选第3卷，第241页）因此，邓小平赞同在修改宪法时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主张“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到了80年代后期，经过“六四”政治风波，邓小平对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入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文选第3卷，第311页）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邓小平那儿不是一个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抉择。邓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去苏联学习，后来又参与并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深刻的体认。邓小平深刻意识到，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不仅在历史上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现实中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导致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地域间矛盾、阶级矛盾、中央地方矛盾都会随之激化，就可能发生混乱或动荡，使国家四分五裂，产生世界性的灾难。因此不能被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所蛊惑，要对他们弱化、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邓小平相信，只有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也是主张“不争论”的。具体说来，他认为这不是可以争论的问题，而是前提性的，是国家的根本。如果要讨论，只能讨论如何更好地坚持。1993年9月16日，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63页）
但是邓小平同时强调，在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不能满足于重复几句死板的口号，而要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特别是在发展经济方面。为了破除传统社会主义对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僵化理解，邓小平像毛泽东把商品生产从资本主义中分离出来那样，也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分离开来：“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文选第3卷，第203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的这一提法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破除了市场经济必然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教条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为社会主义利用、学习和吸纳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开辟了更为广阔空间。邓小平在这方面的基本思路是，只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稳定的，只要政权在中国共产党手里，只要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大的，只要宏观层面控制好，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放开一点、搞活一点，利用一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和社会时的做法，翻不了天，动摇不了国本。“一旦发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文选第3卷，第139页）
邓小平相信，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于经济领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框架中，经济不是脱嵌的，而是受政治制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63页）很多发展经济的做法或安排，只是方法或手段，而不是目的或原则，它们是为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服务的。
邓小平的另一个创造是，在坚持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允许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政治安排。邓小平相信，保留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会有太大影响，而且有利于大陆更好地利用资本主义。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又不是完全对立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90年代初期，邓小平承认：“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6页）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必然给四个坚持带来新的挑战。邓小平指出：“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63页）。但邓小平知道，这个问题只能留给后来者去回答了。
邓小平1978年以后的事业和思想，可以大体上概括为：以改革深化革命，以开放推动自主，以社会主义驾驭并利用资本主义，最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邓小平是立足于中国的大地并深受中华文明传统熏陶的政治家。他在后毛泽东时代复杂多变的政治湍流中，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坚持了中国传统政治所强调的“大中至正”之道，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所具有的卓越的政治判断力和高超的平衡意识，使中国避免了大的震荡，特别是避免了苏联那样的变色和瓦解。
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表明，他不是那种只有原则性而没有灵活性的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只讲灵活性、不讲原则性的机会主义者、庸俗经验论者和实用主义者。他总体上做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在他身上，原则的坚定性表现为对底线的坚守，如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他总是从政治的高度、大局的高度看待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避免了很多片面性和狭隘性。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了策略上的灵活性，不崇拜任何偶像，不迷信任何理论，不囿于任何程式，打破了西欧马克思主义或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教条，对中国革命时代的教条也有突破，开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毋庸讳言，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都难以避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政治家的良好意愿与现实的政治实践及其结果并不完全符合。历史进程不是以单个伟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中国古人所说的“天命”或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计”面前，单个政治家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即使像邓小平这样具有超凡魅力的伟人也不例外。当代中国出现的一些重大挑战和问题，也许是邓小平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其中一些问题他可能要归咎于自己的失误。但后来者绝不能以此苛求于前人，而应积极承担起自己在当下和未来的责任，就像邓小平对待毛泽东那样。
（作者系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中国模式课题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