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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革”已经渐行渐远了，但是“文革”本身却成为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到目前为止还没能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就语言学而言，也是如此，时至今日，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为数寥寥的若干篇论文和一些专著中比较粗略的只言片语，单凭这些，还远不能形成对“文革”语言的全面认识。
我们认为，十年“文革”对我们国家方方面面的影响非常之大，对语言也是如此，并由此而使本阶段的汉语呈现出与以往及以后各阶段的诸多不同，即形成了非常突出的一系列特点。而对这些特点的揭示，不仅可以对作为现代汉语发展一个阶段的“文革”时期语言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还可以由此而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当时的社会、人们的语言心理，甚至于“文革”本身。所以，“文革”语言的研究是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的。
研究“文革”语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和进行，以前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词汇和修辞等方面，而本文则打算换一个角度，从人们一向极少关注的语法方面入手，来发掘一些基本的事实，以期从另外一个侧面来了解和认识“文革”语言。
一、数序助词“们”
我们主要讨论数序助词“们”与专有名词组合的形式。“专名＋们”这一形式在现代汉语的不同阶段都有用例，但在“文革”期间却有非常明显的两点变化：一是数量大增，使用频率提高；二是表义窄化，主要是感情色彩发生变化，由原来的中性义而变为贬义。
在现代汉语第一阶段①，这样的形式偶能见到，我们在本阶段近200万字的语料库中检索到的用例有近20个，见于文学、政论等各种作品中，例如：
（1）大良们的祖母，那三角眼的胖女人，从对面的窗口探出花白的头了。（鲁迅《孤独者》）
（2）床铺最干净，这臭虫跳蚤准是鸿渐们随身带来的。（钱钟书《围城》）
（3）冯先生们把刘四爷也劝进去。（老舍《骆驼祥子》）
（4）船上的人显然听不清楚，只用手朝金麻子们挥了一把。（吴奚如《活摇活动》）
由用例看，“们”用于与中性义的指称对象组合的多，而用于与贬斥义指称对象组合的少。到了第二阶段，这一形式的用例减少，在近200万字的语料库中仅有1例，见于《毛泽东选集》第5卷，详后。
进入“文革”以后，这种形式的用例开始大量增多，通常都见于政论性的作品中，并且只用于贬斥的对象，无一例外。例如：
（5）要防止周扬们打着“国防”的旗号，“注进”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黑货。（《人民日报》1967.9.16）
（6）这个胜利也是对所有的蒋介石们、李承晚们、吴庭艳们以及一切可能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的潜在的独裁者们的一个警告。（同上1971.11.19）
《红旗》杂志1966年第12期刊登的一篇批判周扬的文章中，“周扬们”出现了十余次，此外，在相邻的三段中还分别用了三种不同的“复数”形式：“周扬们”、“周扬等人”、“周扬一伙”，其中一、三是贬称，二则是中性称呼，而这也表明，用于专名的“们”与“一伙”一样，在文革期间都成了贬称的标记。［1］（P169）
《人民日报》以外的用例再如：
（7）历史已经宣判了这个黑“总司令”的死刑，那些大大小小的杨健们，也一个个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抚顺市革委会大批判组《怎样看形势》）
我们认为，上述用法，是由毛泽东的著作来的。在《毛泽东选集》1－4卷中，一共出现了16例专有名词加“们”的形式，只有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作于1935年12月）中两次出现的“蔡廷锴们”没有特别明显的贬斥意味，即：
（8）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
按，此例前边用的是“蔡廷锴等人”，后边则是“蔡廷锴们”，二者可以互换，意思相同。但是，细按上下文意，用了“们”以后，还是趋向于“贬”，起码也是“不敬”的。
其余14例全部都表示贬斥的意义，例如：
（9）汪精卫、李精卫们尽管起劲地干什么反俄、反共、反农工的伪三民主义，自会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继续拥护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第二卷）
（10）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第四卷）
到了建国以后，也是如此，例如：
（11）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第五卷）
进入第四阶段以后，“们”与专有名词组合的用例也比较常见，与前期不同的是，基本上又恢复了第一阶段的情况，即中性的组合义，例如：
（12）沈从文、弘一法师、齐白石们的存在，很难说是在历史的边缘还是中心，倒是他们作品后来趋于成熟时的稳定内容，稀释了其人格延展中的复杂性。（《人民日报》1993.6.18）
（13）从这个意义上说，执著者才是社会的中坚，人类进步的动力。《摸天》中的田雨石们就是一群执著者。（同上1994.5.11）
二、一种新兴形式：“比N还N”式
文革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表达形式，我们称之为“比N还N”式，用例如：
（1）这种大叛卖、大投降，就更加恶毒、更加卑鄙！中国的赫鲁晓夫比王明还王明！（《人民日报》1967.11.14）
（2）现在，它又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它简直比沙皇还更‘沙皇’！”（同上1969.3.15）
按，此例可以同下一例相比较：
（3）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吸血鬼，他们比沙皇还坏。（同上1969.3.15）
（4）一位坦桑尼亚朋友看到苏联军队在乌苏里江用高压水龙头向中国渔民袭击的情景时，愤慨地说：“可耻！比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同上1969.8.19）
（5）一连串的“忠实”加一连串的“真实”，简直比唯物主义还唯物主义。（同上1973.1.14）
（6）他们蹲在安乐窝里，大放厥词，真是比资本家还厉害，比地主还狠毒，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同上1976.11.20）
《人民日报》以外的其他用例如：
（7）无论在托派的两面手法和观点的反动上，还是在语言的刻毒上，周扬都表现得比王实味还要王实味。（《解放日报》1970.3.29）
（8）在抓“阵地”这一点上，周扬比胡风更胡风。（《文汇报》1970.4.16）
文革以后，这样的形式也时能见到，例如：
（9）这个黑干将还杀气腾腾地宣称：“走资派比反革命还反革命。”（《人民日报》1977.1.30）
（10）人们不能期望，美国人比欧洲人还欧洲人。（同上1979.5.7）
（11）原来有人写了诬告信，说周作家腐化堕落……榨取工人的血汗，比资本家还资本家。（同上1988.1.29）
文革以前，类似的意思经常用以下的表达形式：
一种是“比N还A”，例如：
（12）刘本功（汉奸）没拆过的房子，老蒋都给咱拆了，他真比汉奸还坏。（《人民日报》1947.2.1）
（13）遂川人民咒骂那些坏干部“比国民党还厉害”。（同上1952.1.23）
按，按后来的表达方式，这两例都可以说成“比汉奸还汉奸”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后者的用例见例（6），前者的用例不见于《人民日报》，而在他处，我们也看到了，如：
（14）我看它们比汪精卫之流的汉奸还汉奸若干倍。（中国律师网2004.4.16）
值得注意的是，“比N还A”中“A”的内涵小于“比N还N”中的后一个“N”所包含的性质特点，通常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比如我们以“比国民党还”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的就有“比国民党还厉害/坏/恶/落后”，而它们基本都可以包含在“比国民党还国民党”中。
另一种是“比N还像N”式，例如：
（15）从羽田机场到东京的市中心区银座，到处泛滥着美国好莱坞电影、爵士乐和阿飞舞，那种热闹的程度“比美国还像美国”。（《人民日报》1959.2.12）
（16）他们竭力鼓吹突出杨子荣的“泼辣骠悍粗犷”，即所谓“江湖气”，“匪气”，要把杨子荣写的“比土匪还象土匪”。（同上1967.7.19）
按，此类形式所表达的意思与“比N还N”完全相同，比如例（16），如果去掉“象”，就与以下一例完全相同了：
（17）他的军兵也乘机大抢大掠，糟踏村民，比土匪还土匪，把老百姓恨得牙根儿都痒痒了。（评书《百年风云》）
而“比美国还美国”的用例，在后来的使用中也能够见到，例如：
（18）苏州郊外还冒出一个新加坡人做的工业园区，比美国还美国。（《三联生活周刊》2002.7.22）
我们曾经对这一形式进行过分析，主要的认识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种形式表达的意思是，某一主体比N所指称的人更有这样的人的特点，所具有的特点和表现比这样的人更充分、更突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用于这一结构的名词大都是指人名词，可以是通名，也可是专名。通常只有那些具有“类型化”特征，或者是在历史、文化的积淀以及长期的社会交际中被赋予某些特定、公认涵义的名词，才有资格进入这一格式；
第三，这一形式还有一个相当明显的附加意义，这就是主要用于表达讽刺、挖苦甚至于指斥的意味；
第四，这一形式主要用于轻松、随便的语体或文体中，在正式、严肃的场合或文体中还很少见到。［2］（P430－434）
文革时期的用例与以上四点中的前三点都完全一致，与第四点不同的是，我们所见用例几乎都是用于正式，甚至是严肃的批判性文章中。
三、状语和定语
文革期间，在很多文章中，对于一个动作行为或人、事等，往往会不厌其烦地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去加以修饰、描写或限定，由此就造成了多重状语和多重定语的畸形发展，形成了“臃肿”的局面，其具体表现一是数量多于以往，二是复杂程度超过以往。
状语的臃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大量使用描述性的贬义状语，例如：
（1）他恬不知耻地指示作家要多写矿工斗争的文艺作品，实际就是让人歌颂他自己。（《人民日报》1967.4.28）
（2）这些家伙就是这样死心塌地为高岗树碑立传，丧心病狂地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真是反动到了极点！（同上1968.5.4）
二是大量使用多重状语，例如：
（3）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同上1967.1.11）
（4）（革命文艺队伍）就是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在结合艺术实践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的过程中，包括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洋框框的批判、对古今中外一批作品用毛泽东思想进行细致的科学的批判的过程中，得到改造、锻炼和提高的。（《红旗》1970.1）
定语的臃肿主要体现在，多重定语的数量比多重状语更多，而且并列的项数往往也更多，以下的用例都不是个别的：
（5）……写出有说服力的、有分析的、击中要害的、质量比较高的文章，以推动群众性的大批判的发展。（《人民日报》1969.8.25）
（6）但胜利必将属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善于学习的、团结群众的、革命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红旗》1967.1）
（7）这是一起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策略、有舆论工具、有反革命纪律、有长期斗争打算的反革命事件。（《解放日报》1970.3.29）
以上三个语法现象的产生以及大量使用，都与“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那个年代，“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营垒分明，斗争激烈，人们都“拿起笔来做刀枪”，目的是要把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批倒批臭”，“打翻在地”，甚至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贬斥性的表达极为发达，贬义形式为数众多。以上讨论的“专有名词＋们”和“比N还N”形式，以及贬斥性状语的过量使用，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附注：
①我们把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19－1949）、第二阶段（1949－1966）、第三阶段（1966－1978）、第四阶段（1978年至今），本文即按以上的划分展开讨论。
参考文献：
[1]刁晏斌．现代汉语史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刁晏斌．现代汉语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刁晏斌，男，文学博士，1959年生，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特聘教授，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由本人在国内外首次提出的“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已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我们认为，十年“文革”对我们国家方方面面的影响非常之大，对语言也是如此，并由此而使本阶段的汉语呈现出与以往及以后各阶段的诸多不同，即形成了非常突出的一系列特点。而对这些特点的揭示，不仅可以对作为现代汉语发展一个阶段的“文革”时期语言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还可以由此而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当时的社会、人们的语言心理，甚至于“文革”本身。所以，“文革”语言的研究是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的。
研究“文革”语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和进行，以前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词汇和修辞等方面，而本文则打算换一个角度，从人们一向极少关注的语法方面入手，来发掘一些基本的事实，以期从另外一个侧面来了解和认识“文革”语言。
一、数序助词“们”
我们主要讨论数序助词“们”与专有名词组合的形式。“专名＋们”这一形式在现代汉语的不同阶段都有用例，但在“文革”期间却有非常明显的两点变化：一是数量大增，使用频率提高；二是表义窄化，主要是感情色彩发生变化，由原来的中性义而变为贬义。
在现代汉语第一阶段①，这样的形式偶能见到，我们在本阶段近200万字的语料库中检索到的用例有近20个，见于文学、政论等各种作品中，例如：
（1）大良们的祖母，那三角眼的胖女人，从对面的窗口探出花白的头了。（鲁迅《孤独者》）
（2）床铺最干净，这臭虫跳蚤准是鸿渐们随身带来的。（钱钟书《围城》）
（3）冯先生们把刘四爷也劝进去。（老舍《骆驼祥子》）
（4）船上的人显然听不清楚，只用手朝金麻子们挥了一把。（吴奚如《活摇活动》）
由用例看，“们”用于与中性义的指称对象组合的多，而用于与贬斥义指称对象组合的少。到了第二阶段，这一形式的用例减少，在近200万字的语料库中仅有1例，见于《毛泽东选集》第5卷，详后。
进入“文革”以后，这种形式的用例开始大量增多，通常都见于政论性的作品中，并且只用于贬斥的对象，无一例外。例如：
（5）要防止周扬们打着“国防”的旗号，“注进”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黑货。（《人民日报》1967.9.16）
（6）这个胜利也是对所有的蒋介石们、李承晚们、吴庭艳们以及一切可能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的潜在的独裁者们的一个警告。（同上1971.11.19）
《红旗》杂志1966年第12期刊登的一篇批判周扬的文章中，“周扬们”出现了十余次，此外，在相邻的三段中还分别用了三种不同的“复数”形式：“周扬们”、“周扬等人”、“周扬一伙”，其中一、三是贬称，二则是中性称呼，而这也表明，用于专名的“们”与“一伙”一样，在文革期间都成了贬称的标记。［1］（P169）
《人民日报》以外的用例再如：
（7）历史已经宣判了这个黑“总司令”的死刑，那些大大小小的杨健们，也一个个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抚顺市革委会大批判组《怎样看形势》）
我们认为，上述用法，是由毛泽东的著作来的。在《毛泽东选集》1－4卷中，一共出现了16例专有名词加“们”的形式，只有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作于1935年12月）中两次出现的“蔡廷锴们”没有特别明显的贬斥意味，即：
（8）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
按，此例前边用的是“蔡廷锴等人”，后边则是“蔡廷锴们”，二者可以互换，意思相同。但是，细按上下文意，用了“们”以后，还是趋向于“贬”，起码也是“不敬”的。
其余14例全部都表示贬斥的意义，例如：
（9）汪精卫、李精卫们尽管起劲地干什么反俄、反共、反农工的伪三民主义，自会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继续拥护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第二卷）
（10）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第四卷）
到了建国以后，也是如此，例如：
（11）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第五卷）
进入第四阶段以后，“们”与专有名词组合的用例也比较常见，与前期不同的是，基本上又恢复了第一阶段的情况，即中性的组合义，例如：
（12）沈从文、弘一法师、齐白石们的存在，很难说是在历史的边缘还是中心，倒是他们作品后来趋于成熟时的稳定内容，稀释了其人格延展中的复杂性。（《人民日报》1993.6.18）
（13）从这个意义上说，执著者才是社会的中坚，人类进步的动力。《摸天》中的田雨石们就是一群执著者。（同上1994.5.11）
二、一种新兴形式：“比N还N”式
文革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表达形式，我们称之为“比N还N”式，用例如：
（1）这种大叛卖、大投降，就更加恶毒、更加卑鄙！中国的赫鲁晓夫比王明还王明！（《人民日报》1967.11.14）
（2）现在，它又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它简直比沙皇还更‘沙皇’！”（同上1969.3.15）
按，此例可以同下一例相比较：
（3）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吸血鬼，他们比沙皇还坏。（同上1969.3.15）
（4）一位坦桑尼亚朋友看到苏联军队在乌苏里江用高压水龙头向中国渔民袭击的情景时，愤慨地说：“可耻！比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同上1969.8.19）
（5）一连串的“忠实”加一连串的“真实”，简直比唯物主义还唯物主义。（同上1973.1.14）
（6）他们蹲在安乐窝里，大放厥词，真是比资本家还厉害，比地主还狠毒，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同上1976.11.20）
《人民日报》以外的其他用例如：
（7）无论在托派的两面手法和观点的反动上，还是在语言的刻毒上，周扬都表现得比王实味还要王实味。（《解放日报》1970.3.29）
（8）在抓“阵地”这一点上，周扬比胡风更胡风。（《文汇报》1970.4.16）
文革以后，这样的形式也时能见到，例如：
（9）这个黑干将还杀气腾腾地宣称：“走资派比反革命还反革命。”（《人民日报》1977.1.30）
（10）人们不能期望，美国人比欧洲人还欧洲人。（同上1979.5.7）
（11）原来有人写了诬告信，说周作家腐化堕落……榨取工人的血汗，比资本家还资本家。（同上1988.1.29）
文革以前，类似的意思经常用以下的表达形式：
一种是“比N还A”，例如：
（12）刘本功（汉奸）没拆过的房子，老蒋都给咱拆了，他真比汉奸还坏。（《人民日报》1947.2.1）
（13）遂川人民咒骂那些坏干部“比国民党还厉害”。（同上1952.1.23）
按，按后来的表达方式，这两例都可以说成“比汉奸还汉奸”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后者的用例见例（6），前者的用例不见于《人民日报》，而在他处，我们也看到了，如：
（14）我看它们比汪精卫之流的汉奸还汉奸若干倍。（中国律师网2004.4.16）
值得注意的是，“比N还A”中“A”的内涵小于“比N还N”中的后一个“N”所包含的性质特点，通常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比如我们以“比国民党还”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的就有“比国民党还厉害/坏/恶/落后”，而它们基本都可以包含在“比国民党还国民党”中。
另一种是“比N还像N”式，例如：
（15）从羽田机场到东京的市中心区银座，到处泛滥着美国好莱坞电影、爵士乐和阿飞舞，那种热闹的程度“比美国还像美国”。（《人民日报》1959.2.12）
（16）他们竭力鼓吹突出杨子荣的“泼辣骠悍粗犷”，即所谓“江湖气”，“匪气”，要把杨子荣写的“比土匪还象土匪”。（同上1967.7.19）
按，此类形式所表达的意思与“比N还N”完全相同，比如例（16），如果去掉“象”，就与以下一例完全相同了：
（17）他的军兵也乘机大抢大掠，糟踏村民，比土匪还土匪，把老百姓恨得牙根儿都痒痒了。（评书《百年风云》）
而“比美国还美国”的用例，在后来的使用中也能够见到，例如：
（18）苏州郊外还冒出一个新加坡人做的工业园区，比美国还美国。（《三联生活周刊》2002.7.22）
我们曾经对这一形式进行过分析，主要的认识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种形式表达的意思是，某一主体比N所指称的人更有这样的人的特点，所具有的特点和表现比这样的人更充分、更突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用于这一结构的名词大都是指人名词，可以是通名，也可是专名。通常只有那些具有“类型化”特征，或者是在历史、文化的积淀以及长期的社会交际中被赋予某些特定、公认涵义的名词，才有资格进入这一格式；
第三，这一形式还有一个相当明显的附加意义，这就是主要用于表达讽刺、挖苦甚至于指斥的意味；
第四，这一形式主要用于轻松、随便的语体或文体中，在正式、严肃的场合或文体中还很少见到。［2］（P430－434）
文革时期的用例与以上四点中的前三点都完全一致，与第四点不同的是，我们所见用例几乎都是用于正式，甚至是严肃的批判性文章中。
三、状语和定语
文革期间，在很多文章中，对于一个动作行为或人、事等，往往会不厌其烦地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去加以修饰、描写或限定，由此就造成了多重状语和多重定语的畸形发展，形成了“臃肿”的局面，其具体表现一是数量多于以往，二是复杂程度超过以往。
状语的臃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大量使用描述性的贬义状语，例如：
（1）他恬不知耻地指示作家要多写矿工斗争的文艺作品，实际就是让人歌颂他自己。（《人民日报》1967.4.28）
（2）这些家伙就是这样死心塌地为高岗树碑立传，丧心病狂地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真是反动到了极点！（同上1968.5.4）
二是大量使用多重状语，例如：
（3）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同上1967.1.11）
（4）（革命文艺队伍）就是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在结合艺术实践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的过程中，包括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洋框框的批判、对古今中外一批作品用毛泽东思想进行细致的科学的批判的过程中，得到改造、锻炼和提高的。（《红旗》1970.1）
定语的臃肿主要体现在，多重定语的数量比多重状语更多，而且并列的项数往往也更多，以下的用例都不是个别的：
（5）……写出有说服力的、有分析的、击中要害的、质量比较高的文章，以推动群众性的大批判的发展。（《人民日报》1969.8.25）
（6）但胜利必将属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善于学习的、团结群众的、革命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红旗》1967.1）
（7）这是一起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策略、有舆论工具、有反革命纪律、有长期斗争打算的反革命事件。（《解放日报》1970.3.29）
以上三个语法现象的产生以及大量使用，都与“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那个年代，“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营垒分明，斗争激烈，人们都“拿起笔来做刀枪”，目的是要把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批倒批臭”，“打翻在地”，甚至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贬斥性的表达极为发达，贬义形式为数众多。以上讨论的“专有名词＋们”和“比N还N”形式，以及贬斥性状语的过量使用，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附注：
①我们把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19－1949）、第二阶段（1949－1966）、第三阶段（1966－1978）、第四阶段（1978年至今），本文即按以上的划分展开讨论。
参考文献：
[1]刁晏斌．现代汉语史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刁晏斌．现代汉语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刁晏斌，男，文学博士，1959年生，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特聘教授，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由本人在国内外首次提出的“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已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