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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幸福感是一种来自于人类的主观感受，它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了解并分析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对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促进居民身心健康有一定意义。近年来，学术界通过利用数据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对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生理、心理健康等卫生因素研究方面，还有待深入挖掘和探究。
关键词：居民主观幸福感;述评
美国学者Diener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是：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1]。其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美国开始，于80年代中期左右被引入我国。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开始备受关注。一般认为，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幸福感更高，但幸福感不仅是关乎物质的问题，其还受政治、经济、社会、人口、文化等多方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社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了解居民主观幸福感并探索其影响因素，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手工整理目前国内研究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文献，旨在了解当前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总结前人的研究经验，探寻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新视角。
一、关于居民幸福感研究的视角——多角度研究视角
人类情感可受到来自社会生活中多种因素的影响，幸福感作为人类情感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更是受到一个多因素交叉影响的情感。因此，自“幸福感”的提出以来，专家、学者们即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角度对其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
（一）社会的角度
毛小平，罗建文通过建立多层次模型对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阶层、资本和建设因素进行分析，说明收入是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使幸福感下降的因素就是贫富差距。因而认为政府不仅应实施“富民工程”而且还应强化收入分配的调控机制[2]。而卢燕平，杨爽则从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方面展开了研究，并对提升居民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进而提高居民的幸福感的方法进行了探讨[3]。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因素，需要建立规则体系打破“关系”带来的幸福感差异（毛德松，2013）[4]。孙维颖认为社会福利的城乡分化、经济分化等因素导致了社会福利获得群体的差异，这体现了政府政策和制度对民众幸福体验的重要影响，并提出幸福导向的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构建[5]。
（二）经济的角度
Liu Junqiang，Xiong Moulin和Su Yang基于5个时点评估过去10年宏观经济和政策变化对大众生活的影响，发现中国国民幸福感在过去10年内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6]。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徐广路和沈惠璋发现失业率、物价指数和幸福感对人们是否参加群体性事件具有显著性影响，所以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更应注重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民生问题，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增加居民幸福感[7]。高阳通过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经济收入的提高可以提升对幸福感，并建议改善经济状况和注重社会公平以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促进幸福感[8]。覃一冬、张先锋和满强通过研究城市规模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发现城市规模扩大化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作用，并建议城市化应该合理规划城市规模并加强城市管理，力争疏散大城市市区的人口，以缓解人口密度对居民幸福感所带来的不利影响[9]。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有学者提出了经济全球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居民幸福感，但其主要为间接作用，因此中国政府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还可考虑通过扩大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支出缓解其可能的负面效应，使经济全球化更好地影响居民幸福感（马汴京、蔡海静，2014）[10]。还有学者从经济状况方面，分析家庭绝对收入水平、家庭相对经济等级、社会阶层及其变化等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认为绝对财富量的增加和相对经济状况的改善，都会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刘同山、孔祥智，2015）[11]。王然研究了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要素与生活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了社会资本对于生活幸福感的意义主要是通过日常活层面的要素实现的，而非政治层面的要素，进一步说明中国人的幸福感是一种远离政生活的幸福感[12]。
（三）政治的角度
学者通过研究民生满意度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提升民生满意度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一个非常稳健的途径（孙计领，2016）[13]。倪志良、陈永立和殷金朋则从财政角度，用广义线性潜变量混合模型（GLLAMMs）对财政分权、收入差距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财政支出分权从不同角度对提升国民幸福感有不同影响[14]。通过探索社会管理服務满意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赵丹、张宁发现人口登记与户籍服务、社会治安、社会矛盾化解这3个变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关系，因而政府可加强社会管理服务以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15]。
（四）人群与心理的角度
在心理学领域，幸福感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体验与消极情绪体验等因素，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稳定性的特征（张震、陈丽慧，2009）。在认知层面上，学者辛和约翰认为幸福感就是生活满意感，它可以定义为“依据自己所持的准则对自身的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 shin& Johnson，1978）。在情感层面上，学者柔斯认为“幸福感是一个人对自己当前的幸福状况的评价，这种评价常常可以用那些情感性的术语加以表达”（ rose& kishchuck，1986）。我国学者邢占军将幸福感定义为人们所拥有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它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邢占军，2011）[16]。
（五）其他角度 有学者通过研究家庭相关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的频率越低，父母幸福感越差，因此提出亲子间情感交流对中老年人幸福感更为重要（郝身永，2015）[17]。刘晓陵、赖新蓁和文剑冰从教育方面，对居民幸福感进行研究认为就幸福感而言，教育回报率不存在性别差异，但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更加认同出门工作的观念，这使得主观幸福感有所降低[18]。杨胜利、谢超则通过分析就业质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周工作小时、工作自由度、职业收入和保险合同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并从工作时间确定、劳动用工制度、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建设四个方面提出改善和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对策和建议[19]。还有学者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考察了住房消费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认为住房价格的上涨降低了居民幸福感，但住房面积和住房数量具有正的幸福效应（彭代彦、闵秋红，2015）[20]。余龙通过研究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的相关关系，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皆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认为提高居民绝对收入对提高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意义[21]。从环境角度来看，学者认为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因素通过经济增长这一传导途径从实质上促进了中国居民的幸福感，而主观感知环境污染程度则会对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郑君君、刘璨、李诚志，2015）[22]。刘海强通过研究我国农村居民宗教信仰的现状以及宗教信仰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发现宗教信仰在不同地区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很大不同，信仰佛教比无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感觉不幸福[23]。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对于中国公民幸福感的研究，国内学者在文献梳理、主观幸福感量表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24]。官皓根据“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08年的数据，发现居民幸福感均值为3.416，且84.g%的受访者报告对生活表示满意[25].罗楚亮利用CHIP数据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做了经验分析，区分了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不同作用[26]。王鹏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分析了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27]。另外，城乡差距、社保发展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也被纳入研究视野[28]。这些研究为了解中国国民幸福感提供了基础，不过，较长时期内幸福感变化及其影响机制还没得到细致探讨。零点调查公司从2000年起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进行追踪[29]。调查发现，虽然有一定波动，但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基本呈上升趋势。但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未能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的多元分析国外对中国国民幸福感的研究较多，但研究结果并不统一。这主要由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和观测时点的不同所致。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布洛克曼等发现，尽管中国从1990年到2000年的经济增长较快，但中国人的幸福感均值下降了O.9[30]。然而，斯万布鲁发现，中国公民的幸福感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而出现上升趋势[31]。世界幸福感数据库的最新数据显示，2001至2007年，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在1-4分序列中增加了0.07，在1-10分序列中增加了0.12[32]。盖洛普近十多年来一直在跟踪中国人的生满意度。调查发现，中国经济虽增长迅速，但居民生活满意度却是一条令人奇怪的“水平线”[33]。从1999到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的生活分值下降了0.13，但城镇居民上升了0.43。尽管从幸福的比例来看，表达生活满意的人从1999年到2010上升了5%，但是幸福感趋势在高、低收入群体中的变化却并不明显[34]。
（二）影响因素
1.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
1.1社会阶层、资本和建设因素。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居民经济收入越高，其幸福感水平越高。在住房产权方面，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中，有住房产权的居民幸福感水平显著比没有住房产权的居民幸福感水平更高。在政府服务满意程度方面，不管是在农村社会还是在城市社会，居民对政府服务满意程度越高，其幸福感水平也高;在健康方面，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医疗费与居民的幸福感是成反比的，即居民的医疗费越高，居民的健康状况越差，其幸福感水平也越低[2]。
1.2社会地位因素。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显著高于城镇居民;与女性相比，男性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幸福感影响更大;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与幸福感水平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3]。
1.3社会福利因素。社会福利获得与幸福感成正向影响关系，经济越发达的区域，人们幸福感越强;城镇户口的人群，其幸福感程度高于农村户口的人群，而且社会福利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
2.经济方面的影响因素
2.1经济地位因素。老年人自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家庭经济状况的提高能显著提高幸福感水平，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利于幸福感的提升[8]。
2.2城市规模因素。城市规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显著为负，城市规模扩大对东部地区居民和高收人群体主观幸福感所产的负效应要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居民和低收入群体[9]。
2.3经济全球化因素。经济全球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居民都有着较高的幸福感。经济全球化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降低通货膨率和失业率、提高人们收人水平、改善人们健康状况、缩小贫富差距等渠道，间接地作用于居民幸福感[10]。
2.4经济状况因素。绝对财富量的增加和相对经济状况的改善，都会提升人们的幸福感。社会阶层及其变化感知会对人们的幸福感产生影响[11]。
2.5社会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对于人们生活幸福感的意义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层面的要素而非政治层面的要素实现的。在社会资本的结构要素中，社会交往对生活幸福感的贡献率最高[12]。
3.政治方面的影响因素
3.1民生满意度因素。民生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存在稳健的正向影响，对收入水平、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而言，民生满意度的幸福效应更大。公共服务充足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普惠度、便利度和均衡度[13]。 3.2财政分权因素。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地方政府为吸引人才和投资之间进行的竞争有助于提高经济性公共服务和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供给规模和质量，促进地区间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趋于收敛，从而对本地区的国民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14]。
3.3社会管理服务因素。人口登记与户籍服务、社会治安、社会矛盾化解等有关社会管理服务的这3个方面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15]。
4.人群与心理方面的影响因素
4.1人群属性因素。已婚居民幸福感水平高于未婚居民幸福感水平，年龄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即年龄越大幸福感程度越高[35]。
4.2社会比较和自我期望因素。个人的自我期望、社会比较，特别是与其自身的比较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个人自我比较也会产生主观幸福感，并且它随着自我比较结果的变动而变动[36]。
4.3个人心理因素。生活压力学业压力、工作压力等，使人们几乎生活在焦虑、痛苦之中，这就肯定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而人们可以通过向身边的人倾诉并寻求帮助，从而使自己尽快走出困境，重新面对生活，同时提升自己的幸福感[16]。
5.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
5.1环境因素。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因素通过经济增长传导途径，实质上对过去特定时期内中国居民的整体幸福感产生了促进作用[22]。环境污染通过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会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城市环境污染程度的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将会明显下降，存在“绝对剥夺效应”[37]。
5.2家庭因素。子女对父母的情感交流和心理慰籍对于中老年人生活幸福意义更大，物质并不能补偿对父母漠不关心所造成的精神需求的伤害[17]。配偶间的关系质量和相互支持，而非婚姻本身，是真正影响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婚姻状况与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孩子对个人幸福感可能同时存在着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对孩子的态度越积极，主观幸福感越高[38]。
5.3教育因素。从整体来看，在考虑了性别、年龄、地区等因素之后，教育能提高收入，并且能让人过得更加幸福[18]。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城市居民相比，部分拥有中等学历的个体并没有感觉更幸福;幸福感最高的群体分别为拥有高中、中专和大学以上学历的居民[19]。
5.4生活收入因素。在个体层面上，在较低收入阶段，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强且我国大部分居民都处在收入的增加能够带来主观幸福感增强的阶段;在地区层面上，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差异，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强[40]。
5.5就业与住房因素。周工作小时、保险合同、工作自由和职业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也有显著影响[19]。住房价格的上涨降低了居民幸福感，住房面积和住房数量具有正向的幸福效应。西、中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因房价上涨的“挤出效应”而降低，而东部地区的居民则因“示范效应”变得更幸福[20]。
5.6宗教信仰因素。宗教信仰在不同地区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很大不同，在东部地区，信仰佛教以及民间信仰的农村居民比无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感觉不幸福。在中部地区，不论信仰何种宗教对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感知都没有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农村居民比无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感觉幸福[23]。
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深层关系，以促进幸福影响因素的研究向纵深发展[41]。
三、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目前从不同方面和角度进行专一性研究较多，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人群、心理、环境、家庭、教育、收入、就业、住房和信仰等等方面。但从卫生医疗角度对居民幸福感进行的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文献涉及了居民卫生费用支出或家庭保健方面的内容，但其往往为研究中的一小部分或相关因素，故我国学者还未十分关注、研究卫生医疗相关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今后可针对卫生医疗、家庭保健等卫生相关因素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为提高我国国民幸福感，不仅需要总结经验，而且还要加大理论研究的力度;不仅需要改进研究方式和方法，而且更需要对如下几个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
幸福感是一种难以测度的主观心理感受，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涉及到人类的生理、心理、思想、意识和外界环境等许多方面。未来的研究可更多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层级线性模型，以确定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深层关系，以促进幸福影响因素的研究向纵深发展[41]。
（二）研究地域的比较
现有的文献对于各级各类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调查还处在现象调查阶段，并没有很好的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也鲜见城际比较、省际比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比较、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比较[42]。
（三）研究方向的多样性
现有的文献显示，虽然我国学者已从不同方面，基于CGSS数据从多个领域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但还可从其他多角度进行探索，比如：文化因素、环境改变、人际关系、历史传统、网络技术、哲学、政治思想、卫生医疗、家庭保健等方面。
（四）建议的可实践性
目前关于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策略都是基于现象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有什么问题就针对问题提出什么对策，但真正有效的对策不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要从现象调查出发，也要从理论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提出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有效策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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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居民幸福感研究的视角——多角度研究视角
人类情感可受到来自社会生活中多种因素的影响，幸福感作为人类情感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更是受到一个多因素交叉影响的情感。因此，自“幸福感”的提出以来，专家、学者们即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角度对其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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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的角度
Liu Junqiang，Xiong Moulin和Su Yang基于5个时点评估过去10年宏观经济和政策变化对大众生活的影响，发现中国国民幸福感在过去10年内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6]。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徐广路和沈惠璋发现失业率、物价指数和幸福感对人们是否参加群体性事件具有显著性影响，所以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更应注重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民生问题，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增加居民幸福感[7]。高阳通过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经济收入的提高可以提升对幸福感，并建议改善经济状况和注重社会公平以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促进幸福感[8]。覃一冬、张先锋和满强通过研究城市规模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发现城市规模扩大化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作用，并建议城市化应该合理规划城市规模并加强城市管理，力争疏散大城市市区的人口，以缓解人口密度对居民幸福感所带来的不利影响[9]。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有学者提出了经济全球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居民幸福感，但其主要为间接作用，因此中国政府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还可考虑通过扩大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支出缓解其可能的负面效应，使经济全球化更好地影响居民幸福感（马汴京、蔡海静，2014）[10]。还有学者从经济状况方面，分析家庭绝对收入水平、家庭相对经济等级、社会阶层及其变化等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认为绝对财富量的增加和相对经济状况的改善，都会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刘同山、孔祥智，2015）[11]。王然研究了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要素与生活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了社会资本对于生活幸福感的意义主要是通过日常活层面的要素实现的，而非政治层面的要素，进一步说明中国人的幸福感是一种远离政生活的幸福感[12]。
（三）政治的角度
学者通过研究民生满意度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提升民生满意度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一个非常稳健的途径（孙计领，2016）[13]。倪志良、陈永立和殷金朋则从财政角度，用广义线性潜变量混合模型（GLLAMMs）对财政分权、收入差距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财政支出分权从不同角度对提升国民幸福感有不同影响[14]。通过探索社会管理服務满意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赵丹、张宁发现人口登记与户籍服务、社会治安、社会矛盾化解这3个变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关系，因而政府可加强社会管理服务以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15]。
（四）人群与心理的角度
在心理学领域，幸福感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体验与消极情绪体验等因素，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稳定性的特征（张震、陈丽慧，2009）。在认知层面上，学者辛和约翰认为幸福感就是生活满意感，它可以定义为“依据自己所持的准则对自身的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 shin& Johnson，1978）。在情感层面上，学者柔斯认为“幸福感是一个人对自己当前的幸福状况的评价，这种评价常常可以用那些情感性的术语加以表达”（ rose& kishchuck，1986）。我国学者邢占军将幸福感定义为人们所拥有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它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邢占军，2011）[16]。
（五）其他角度 有学者通过研究家庭相关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的频率越低，父母幸福感越差，因此提出亲子间情感交流对中老年人幸福感更为重要（郝身永，2015）[17]。刘晓陵、赖新蓁和文剑冰从教育方面，对居民幸福感进行研究认为就幸福感而言，教育回报率不存在性别差异，但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更加认同出门工作的观念，这使得主观幸福感有所降低[18]。杨胜利、谢超则通过分析就业质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周工作小时、工作自由度、职业收入和保险合同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并从工作时间确定、劳动用工制度、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建设四个方面提出改善和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对策和建议[19]。还有学者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考察了住房消费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认为住房价格的上涨降低了居民幸福感，但住房面积和住房数量具有正的幸福效应（彭代彦、闵秋红，2015）[20]。余龙通过研究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的相关关系，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皆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认为提高居民绝对收入对提高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意义[21]。从环境角度来看，学者认为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因素通过经济增长这一传导途径从实质上促进了中国居民的幸福感，而主观感知环境污染程度则会对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郑君君、刘璨、李诚志，2015）[22]。刘海强通过研究我国农村居民宗教信仰的现状以及宗教信仰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发现宗教信仰在不同地区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很大不同，信仰佛教比无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感觉不幸福[23]。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对于中国公民幸福感的研究，国内学者在文献梳理、主观幸福感量表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24]。官皓根据“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08年的数据，发现居民幸福感均值为3.416，且84.g%的受访者报告对生活表示满意[25].罗楚亮利用CHIP数据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做了经验分析，区分了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不同作用[26]。王鹏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分析了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27]。另外，城乡差距、社保发展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也被纳入研究视野[28]。这些研究为了解中国国民幸福感提供了基础，不过，较长时期内幸福感变化及其影响机制还没得到细致探讨。零点调查公司从2000年起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进行追踪[29]。调查发现，虽然有一定波动，但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基本呈上升趋势。但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未能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的多元分析国外对中国国民幸福感的研究较多，但研究结果并不统一。这主要由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和观测时点的不同所致。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布洛克曼等发现，尽管中国从1990年到2000年的经济增长较快，但中国人的幸福感均值下降了O.9[30]。然而，斯万布鲁发现，中国公民的幸福感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而出现上升趋势[31]。世界幸福感数据库的最新数据显示，2001至2007年，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在1-4分序列中增加了0.07，在1-10分序列中增加了0.12[32]。盖洛普近十多年来一直在跟踪中国人的生满意度。调查发现，中国经济虽增长迅速，但居民生活满意度却是一条令人奇怪的“水平线”[33]。从1999到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的生活分值下降了0.13，但城镇居民上升了0.43。尽管从幸福的比例来看，表达生活满意的人从1999年到2010上升了5%，但是幸福感趋势在高、低收入群体中的变化却并不明显[34]。
（二）影响因素
1.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
1.1社会阶层、资本和建设因素。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居民经济收入越高，其幸福感水平越高。在住房产权方面，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中，有住房产权的居民幸福感水平显著比没有住房产权的居民幸福感水平更高。在政府服务满意程度方面，不管是在农村社会还是在城市社会，居民对政府服务满意程度越高，其幸福感水平也高;在健康方面，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医疗费与居民的幸福感是成反比的，即居民的医疗费越高，居民的健康状况越差，其幸福感水平也越低[2]。
1.2社会地位因素。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显著高于城镇居民;与女性相比，男性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幸福感影响更大;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与幸福感水平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3]。
1.3社会福利因素。社会福利获得与幸福感成正向影响关系，经济越发达的区域，人们幸福感越强;城镇户口的人群，其幸福感程度高于农村户口的人群，而且社会福利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
2.经济方面的影响因素
2.1经济地位因素。老年人自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家庭经济状况的提高能显著提高幸福感水平，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利于幸福感的提升[8]。
2.2城市规模因素。城市规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显著为负，城市规模扩大对东部地区居民和高收人群体主观幸福感所产的负效应要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居民和低收入群体[9]。
2.3经济全球化因素。经济全球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居民都有着较高的幸福感。经济全球化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降低通货膨率和失业率、提高人们收人水平、改善人们健康状况、缩小贫富差距等渠道，间接地作用于居民幸福感[10]。
2.4经济状况因素。绝对财富量的增加和相对经济状况的改善，都会提升人们的幸福感。社会阶层及其变化感知会对人们的幸福感产生影响[11]。
2.5社会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对于人们生活幸福感的意义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层面的要素而非政治层面的要素实现的。在社会资本的结构要素中，社会交往对生活幸福感的贡献率最高[12]。
3.政治方面的影响因素
3.1民生满意度因素。民生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存在稳健的正向影响，对收入水平、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而言，民生满意度的幸福效应更大。公共服务充足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普惠度、便利度和均衡度[13]。 3.2财政分权因素。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地方政府为吸引人才和投资之间进行的竞争有助于提高经济性公共服务和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供给规模和质量，促进地区间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趋于收敛，从而对本地区的国民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14]。
3.3社会管理服务因素。人口登记与户籍服务、社会治安、社会矛盾化解等有关社会管理服务的这3个方面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15]。
4.人群与心理方面的影响因素
4.1人群属性因素。已婚居民幸福感水平高于未婚居民幸福感水平，年龄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即年龄越大幸福感程度越高[35]。
4.2社会比较和自我期望因素。个人的自我期望、社会比较，特别是与其自身的比较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个人自我比较也会产生主观幸福感，并且它随着自我比较结果的变动而变动[36]。
4.3个人心理因素。生活压力学业压力、工作压力等，使人们几乎生活在焦虑、痛苦之中，这就肯定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而人们可以通过向身边的人倾诉并寻求帮助，从而使自己尽快走出困境，重新面对生活，同时提升自己的幸福感[16]。
5.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
5.1环境因素。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因素通过经济增长传导途径，实质上对过去特定时期内中国居民的整体幸福感产生了促进作用[22]。环境污染通过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会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城市环境污染程度的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将会明显下降，存在“绝对剥夺效应”[37]。
5.2家庭因素。子女对父母的情感交流和心理慰籍对于中老年人生活幸福意义更大，物质并不能补偿对父母漠不关心所造成的精神需求的伤害[17]。配偶间的关系质量和相互支持，而非婚姻本身，是真正影响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婚姻状况与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孩子对个人幸福感可能同时存在着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对孩子的态度越积极，主观幸福感越高[38]。
5.3教育因素。从整体来看，在考虑了性别、年龄、地区等因素之后，教育能提高收入，并且能让人过得更加幸福[18]。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城市居民相比，部分拥有中等学历的个体并没有感觉更幸福;幸福感最高的群体分别为拥有高中、中专和大学以上学历的居民[19]。
5.4生活收入因素。在个体层面上，在较低收入阶段，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强且我国大部分居民都处在收入的增加能够带来主观幸福感增强的阶段;在地区层面上，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差异，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强[40]。
5.5就业与住房因素。周工作小时、保险合同、工作自由和职业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也有显著影响[19]。住房价格的上涨降低了居民幸福感，住房面积和住房数量具有正向的幸福效应。西、中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因房价上涨的“挤出效应”而降低，而东部地区的居民则因“示范效应”变得更幸福[20]。
5.6宗教信仰因素。宗教信仰在不同地区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很大不同，在东部地区，信仰佛教以及民间信仰的农村居民比无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感觉不幸福。在中部地区，不论信仰何种宗教对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感知都没有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农村居民比无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感觉幸福[23]。
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深层关系，以促进幸福影响因素的研究向纵深发展[41]。
三、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目前从不同方面和角度进行专一性研究较多，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人群、心理、环境、家庭、教育、收入、就业、住房和信仰等等方面。但从卫生医疗角度对居民幸福感进行的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文献涉及了居民卫生费用支出或家庭保健方面的内容，但其往往为研究中的一小部分或相关因素，故我国学者还未十分关注、研究卫生医疗相关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今后可针对卫生医疗、家庭保健等卫生相关因素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为提高我国国民幸福感，不仅需要总结经验，而且还要加大理论研究的力度;不仅需要改进研究方式和方法，而且更需要对如下几个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
幸福感是一种难以测度的主观心理感受，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涉及到人类的生理、心理、思想、意识和外界环境等许多方面。未来的研究可更多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层级线性模型，以确定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深层关系，以促进幸福影响因素的研究向纵深发展[41]。
（二）研究地域的比较
现有的文献对于各级各类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调查还处在现象调查阶段，并没有很好的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也鲜见城际比较、省际比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比较、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比较[42]。
（三）研究方向的多样性
现有的文献显示，虽然我国学者已从不同方面，基于CGSS数据从多个领域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但还可从其他多角度进行探索，比如：文化因素、环境改变、人际关系、历史传统、网络技术、哲学、政治思想、卫生医疗、家庭保健等方面。
（四）建议的可实践性
目前关于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策略都是基于现象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有什么问题就针对问题提出什么对策，但真正有效的对策不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要从现象调查出发，也要从理论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提出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有效策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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