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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桃姐》是一部有“使命感”的电影，讨论的是香港的老年人问题。2011 年9月，该剧在威尼斯电影节拿下最佳女主角，而后在台湾电影金马奖上包揽多项大奖，同时成为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大热电影。
木箱子里的人生记忆
“我从婴儿开始，就由桃姐照顾，后来换我照顾她，就像人生循环。”李恩霖是嘉禾电影公司的制片人。在电影《桃姐》里，作为编剧和制片人，他讲的是自己的故事。
桃姐原是李恩霖母亲家的女佣，自小家贫，父母把她送人抚养，养父又不幸被杀，养母在她13 岁时把她托付给李恩霖的外祖母。在李恩霖母亲结婚时，她也一起从澳门到了香港的李家。
桃姐和李恩霖母亲同岁，两人感情深厚。半个世纪里，她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李家当成自己家，从来没有离开过。
李恩霖和妹妹出生后，桃姐又承担起照顾他们兄妹的责任。20 世纪80 年代，父母和妹妹移民去了美国，家里就剩下李恩霖和桃姐。除了他赴美求学、工作的十几年外，桃姐一直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2003 年，桃姐突然中风，导致半身不遂，无法继续做家务。从医院回来后，她向李恩霖提出，要搬到老人院去住。考虑到自己因为拍电影经常不在香港，无法照顾桃姐，李恩霖同意了。
去老人院前一天，李恩霖和桃姐挑选要带去的衣物。桃姐的房间是由阳台改成的，一张狭小的单人床铺，房间靠墙的上方挂着一排大木柜，里面放着缝纫机、保温饭盒和不再使用的器具，下面镶嵌着一台洗衣机，床铺对面的窗下放着两个大樟木箱，占了房间1/3 的空间。
箱子是李恩霖母亲当年的嫁妆。在打开的木箱里，他惊讶地发现了他和妹妹童年时的手工玩具、衣服、尿布，桃姐背他上街闲逛时的背带，给他和妹妹缝制的红色棉袄，他在幼稚园时穿的老鼠戏服，小学时的保温饭盒……
“我父母移民到美国后，箱子一直摆在桃姐的房间，我一直不知道桃姐箱子里装了什么东西，这时候我才发现她珍藏着我的人生记忆和成长片段……”李恩霖说。
在老人院的3 年里，桃姐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经过治疗，病情曾一度好转，结果不久后再度中风，不仅行动不便，言语表达也出现障碍。
不管工作多忙，李恩霖只要在香港，每周都会去老人院探望桃姐。每次他一进老人院的大门，老人们就会叫：“你干儿子来看你了。”去老人院的次数多了，他也从护工那里学会了照顾桃姐，经常推着轮椅陪她上街，或者喂她吃饭。
照顾了一辈子别人，桃姐很不习惯李恩霖给她喂饭。在李家几十年，她从不上桌吃饭，总是一个人躲在厨房吃。偶尔和李恩霖外出用餐，她既尴尬又紧张，直到中风后，桃姐才肯接受李恩霖喂她。
2006 年，桃姐去世了。桃姐去世后，李恩霖仍保留了她房间的原貌。柜子、箱子里的一件件物品，让他想起过去的人生记忆，他把那些曾经遗忘掉的记忆写在了笔记本上，后来又写成了电影剧本，找到了许鞍华。
桃姐身上有忠义
看完《桃姐》的剧本，许鞍华想哭。答应接拍《桃姐》，原因在于她的生活中也有一个桃姐。
许鞍华七八岁时，家里来了一个佣人。她梳着辫子、穿白衣黑裤，来自广东顺德，跟她在李恩霖家相册上看到的年轻时的桃姐打扮很相似。“她在我家做了15 年，从我弟弟出生一直到读中学，她一直带我弟弟。”
和桃姐不同的是，许鞍华家的佣人烧菜手艺一般，干活也有些马虎，但人特别好，重感情。许鞍华上大学时，许鞍华母亲辞掉了女佣。她后来去了别人家打工，但每年春节，她都到许鞍华家拜年，还带一些贵重的礼物，并给许鞍华弟弟买名牌钢笔。许鞍华父亲去世时，她还来帮忙料理后事。因为怕许鞍华的母亲孤单，她常来许家，陪许鞍华母亲去寺庙烧香。
许鞍华现在家里的女佣，基本上是几年一换。佣人都是从中介所找的，先签完备的法律合同，谈好工资待遇，每周休假一天，加班支付双薪。有时候，双方发生了冲突，往往按照合同到法院解决。“今天的香港越来越繁华，桃姐时代的道德伦理观却在逐渐消失。桃姐虽然不识字，但她身上有忠义。”
《桃姐》给了许鞍华一个机会，她把看到的老年人问题放在了电影里。拍《桃姐》的养老院，属于中档标准，里面住着许多像桃姐一样的社会底层的老人。
《桃姐》的大部分镜头，采取的都是实景拍摄，除了主要演员是职业演员外，其余的大部分角色都是养老院里的老人。这种纪录片式的拍摄，加上摄影师余力为大量采用远景和长镜头，让电影有很强的真实感。
记得电影刚拍摄时，扮演桃姐的叶德娴去养老院，许鞍华没喊开拍，余力为就开机了。叶德娴坐的车停在养老院门口，秦海璐搀扶着她进门，养老院里的老人们以为来了新院友，都站起来围观，一个老人还跑上前来，冲到了摄影机前面站着看叶德娴。
“当时，我们一个工作人员想叫他走开，旁边的摄影师马上把他的嘴捂上了，接下来没用我喊开始，几个职业演员自己就决定开演了，这种感觉很真实。”许鞍华回忆说。
叶德娴：“桃姐跟我很像。”
叶德娴没料到自己能当影后。
电影筹备时，李恩霖给许鞍华推荐叶德娴。当时许鞍华有点儿担心：叶德娴那时62 岁，和桃姐相差十几岁，已经近10 年没演过电影。
“我一定要演好这个角色。”叶德娴为这部片子做了许多功课，跑到李恩霖家看桃姐的房间，甚至把桃姐去过的茶餐厅、公园都摸得一清二楚。后来，李恩霖的家也成了《桃姐》里刘德华的家，桃姐的小屋除了减掉一个樟木箱，其他物品都原样保留。
桃姐的形象渐渐生动起来：“桃姐跟我很像，她买蒜头会一个个挑来挑去，她买鱼不会只买便宜的，一定要买最新鲜的，她买最好的酱油烧菜给主人吃……”
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去了养老院，还是让叶德娴触目惊心：“大部分养老院都是群居，一间房住了6个人，每人只有一张床，衣服都堆在床上；就是单间，也只多一个桌子和椅子，洗刷和上厕所，都是公共的，没有阳光不说，空气流通也不畅。而且大家生活习惯不同，你想开窗户通风，有人说太冷；你想听收音机，有人要睡觉。”
离叶德娴家不远，住着一位老女佣，头发花白，穿的衣服、梳的辫子，跟李恩霖家的桃姐很像。“自从接了这部戏，我就仔细观察她，她穿的衣服袖子、裤子都不是很长，因为要干家务活；
她出去买菜，一只手拎着菜篮，倾斜着腰，慢慢地走路，我也跟着模仿。”
片中桃姐是做了60 多年的佣人，很多生活习惯已经融入骨髓，对刘德华饰演的主人的服侍几乎是下意识的，叶德娴的表演毫不做作，完全是那种做惯家务的阿婆的样子。而桃姐中风之后动作僵硬的状况也被叶德娴演得很有说服力，一些颤巍巍的困难动作让观众们看得潸然泪下。
在香港，许多看完《桃姐》的观众，回家后立即去找自己的长辈谈心，他们开始理解那些在日常生活里被他们忽视的老人，这令叶德娴很欣慰。“观众经历了大量的商业片的疲劳观影后，需要一部感人的电影去沉淀，《桃姐》的出现，我认为正是时候。”她说。（摘自《南方周末》）
木箱子里的人生记忆
“我从婴儿开始，就由桃姐照顾，后来换我照顾她，就像人生循环。”李恩霖是嘉禾电影公司的制片人。在电影《桃姐》里，作为编剧和制片人，他讲的是自己的故事。
桃姐原是李恩霖母亲家的女佣，自小家贫，父母把她送人抚养，养父又不幸被杀，养母在她13 岁时把她托付给李恩霖的外祖母。在李恩霖母亲结婚时，她也一起从澳门到了香港的李家。
桃姐和李恩霖母亲同岁，两人感情深厚。半个世纪里，她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李家当成自己家，从来没有离开过。
李恩霖和妹妹出生后，桃姐又承担起照顾他们兄妹的责任。20 世纪80 年代，父母和妹妹移民去了美国，家里就剩下李恩霖和桃姐。除了他赴美求学、工作的十几年外，桃姐一直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2003 年，桃姐突然中风，导致半身不遂，无法继续做家务。从医院回来后，她向李恩霖提出，要搬到老人院去住。考虑到自己因为拍电影经常不在香港，无法照顾桃姐，李恩霖同意了。
去老人院前一天，李恩霖和桃姐挑选要带去的衣物。桃姐的房间是由阳台改成的，一张狭小的单人床铺，房间靠墙的上方挂着一排大木柜，里面放着缝纫机、保温饭盒和不再使用的器具，下面镶嵌着一台洗衣机，床铺对面的窗下放着两个大樟木箱，占了房间1/3 的空间。
箱子是李恩霖母亲当年的嫁妆。在打开的木箱里，他惊讶地发现了他和妹妹童年时的手工玩具、衣服、尿布，桃姐背他上街闲逛时的背带，给他和妹妹缝制的红色棉袄，他在幼稚园时穿的老鼠戏服，小学时的保温饭盒……
“我父母移民到美国后，箱子一直摆在桃姐的房间，我一直不知道桃姐箱子里装了什么东西，这时候我才发现她珍藏着我的人生记忆和成长片段……”李恩霖说。
在老人院的3 年里，桃姐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经过治疗，病情曾一度好转，结果不久后再度中风，不仅行动不便，言语表达也出现障碍。
不管工作多忙，李恩霖只要在香港，每周都会去老人院探望桃姐。每次他一进老人院的大门，老人们就会叫：“你干儿子来看你了。”去老人院的次数多了，他也从护工那里学会了照顾桃姐，经常推着轮椅陪她上街，或者喂她吃饭。
照顾了一辈子别人，桃姐很不习惯李恩霖给她喂饭。在李家几十年，她从不上桌吃饭，总是一个人躲在厨房吃。偶尔和李恩霖外出用餐，她既尴尬又紧张，直到中风后，桃姐才肯接受李恩霖喂她。
2006 年，桃姐去世了。桃姐去世后，李恩霖仍保留了她房间的原貌。柜子、箱子里的一件件物品，让他想起过去的人生记忆，他把那些曾经遗忘掉的记忆写在了笔记本上，后来又写成了电影剧本，找到了许鞍华。
桃姐身上有忠义
看完《桃姐》的剧本，许鞍华想哭。答应接拍《桃姐》，原因在于她的生活中也有一个桃姐。
许鞍华七八岁时，家里来了一个佣人。她梳着辫子、穿白衣黑裤，来自广东顺德，跟她在李恩霖家相册上看到的年轻时的桃姐打扮很相似。“她在我家做了15 年，从我弟弟出生一直到读中学，她一直带我弟弟。”
和桃姐不同的是，许鞍华家的佣人烧菜手艺一般，干活也有些马虎，但人特别好，重感情。许鞍华上大学时，许鞍华母亲辞掉了女佣。她后来去了别人家打工，但每年春节，她都到许鞍华家拜年，还带一些贵重的礼物，并给许鞍华弟弟买名牌钢笔。许鞍华父亲去世时，她还来帮忙料理后事。因为怕许鞍华的母亲孤单，她常来许家，陪许鞍华母亲去寺庙烧香。
许鞍华现在家里的女佣，基本上是几年一换。佣人都是从中介所找的，先签完备的法律合同，谈好工资待遇，每周休假一天，加班支付双薪。有时候，双方发生了冲突，往往按照合同到法院解决。“今天的香港越来越繁华，桃姐时代的道德伦理观却在逐渐消失。桃姐虽然不识字，但她身上有忠义。”
《桃姐》给了许鞍华一个机会，她把看到的老年人问题放在了电影里。拍《桃姐》的养老院，属于中档标准，里面住着许多像桃姐一样的社会底层的老人。
《桃姐》的大部分镜头，采取的都是实景拍摄，除了主要演员是职业演员外，其余的大部分角色都是养老院里的老人。这种纪录片式的拍摄，加上摄影师余力为大量采用远景和长镜头，让电影有很强的真实感。
记得电影刚拍摄时，扮演桃姐的叶德娴去养老院，许鞍华没喊开拍，余力为就开机了。叶德娴坐的车停在养老院门口，秦海璐搀扶着她进门，养老院里的老人们以为来了新院友，都站起来围观，一个老人还跑上前来，冲到了摄影机前面站着看叶德娴。
“当时，我们一个工作人员想叫他走开，旁边的摄影师马上把他的嘴捂上了，接下来没用我喊开始，几个职业演员自己就决定开演了，这种感觉很真实。”许鞍华回忆说。
叶德娴：“桃姐跟我很像。”
叶德娴没料到自己能当影后。
电影筹备时，李恩霖给许鞍华推荐叶德娴。当时许鞍华有点儿担心：叶德娴那时62 岁，和桃姐相差十几岁，已经近10 年没演过电影。
“我一定要演好这个角色。”叶德娴为这部片子做了许多功课，跑到李恩霖家看桃姐的房间，甚至把桃姐去过的茶餐厅、公园都摸得一清二楚。后来，李恩霖的家也成了《桃姐》里刘德华的家，桃姐的小屋除了减掉一个樟木箱，其他物品都原样保留。
桃姐的形象渐渐生动起来：“桃姐跟我很像，她买蒜头会一个个挑来挑去，她买鱼不会只买便宜的，一定要买最新鲜的，她买最好的酱油烧菜给主人吃……”
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去了养老院，还是让叶德娴触目惊心：“大部分养老院都是群居，一间房住了6个人，每人只有一张床，衣服都堆在床上；就是单间，也只多一个桌子和椅子，洗刷和上厕所，都是公共的，没有阳光不说，空气流通也不畅。而且大家生活习惯不同，你想开窗户通风，有人说太冷；你想听收音机，有人要睡觉。”
离叶德娴家不远，住着一位老女佣，头发花白，穿的衣服、梳的辫子，跟李恩霖家的桃姐很像。“自从接了这部戏，我就仔细观察她，她穿的衣服袖子、裤子都不是很长，因为要干家务活；
她出去买菜，一只手拎着菜篮，倾斜着腰，慢慢地走路，我也跟着模仿。”
片中桃姐是做了60 多年的佣人，很多生活习惯已经融入骨髓，对刘德华饰演的主人的服侍几乎是下意识的，叶德娴的表演毫不做作，完全是那种做惯家务的阿婆的样子。而桃姐中风之后动作僵硬的状况也被叶德娴演得很有说服力，一些颤巍巍的困难动作让观众们看得潸然泪下。
在香港，许多看完《桃姐》的观众，回家后立即去找自己的长辈谈心，他们开始理解那些在日常生活里被他们忽视的老人，这令叶德娴很欣慰。“观众经历了大量的商业片的疲劳观影后，需要一部感人的电影去沉淀，《桃姐》的出现，我认为正是时候。”她说。（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