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新刑诉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上的修改，如全面调查原则、分案处理原则、不公开审理原则、附條件不起诉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设立，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发展和完善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笔者认为新刑诉法的上述修订仍存在不足之处，并从审理机构专业化、“圆桌审判”方式的推广、收容教养制度的改革三个方面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进一步改革作出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新刑诉法；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概述及现状
（一）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概述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率的日益增加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与心理方面同成年人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未成年人犯罪也因此呈现出自身特点，因此，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与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刑法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因触犯刑法而被纳入到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1]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我国刑法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
据此，我们可以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做出初步的定义，即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相关司法制度。未成年人犯罪往往具有盲目性和随意性，且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不深，加之由于其在智力、身心等方面的发育尚未成熟，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往往也缺乏清晰的认识。[2]因此，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应当有别于成年人。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现状
1.2.1规范层面的现状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出统一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和一些国际规则，立法呈现出分散性、片面性、缺乏针对性等特点。由于立法上对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实体权利与诉讼权利的规定不够系统与全面，导致各地司法机关往往缺乏统一的指导规则而出现司法实践不一致的情况。
值得高兴的是，2013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不仅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还将诸如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2.2实践层面的现状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对涉案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为了体现该原则，我国各地司法机关业已作出了各种积极的探索。例如，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早在1984年就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庭，广西钦州公安局钦南分局在2013年成立了全国首家具有独立编制的未成年人警务科。[3]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惩罚上，司法机关逐渐采取“轻缓化”处理。据统计，2007年至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不捕率从2007年的12.55%提高到了2011 年的17.7%，不起诉率从3.45%提高到了4.44%。[4]
然而，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颇多问题。第一，我国缺乏独立、统一的未成年人审判机构，地方针对未成年人的审判组织形式较为混乱；第二，针对未成年人的庭审教育往往流于形式，且手段单一，导致没有达到应有的教育效果；第三，司法机构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不注意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的问题时有发生，特别是某些公众人物的未成年子女的刑事审判被过度曝光；第四，社会对未成人犯罪的帮教工作尚未建立，与司法实践没有实现有效链接。
二、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发展和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上的修改，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地位及处理原则
新刑诉法增加了“特别程序”一编，并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第一章，作出专章规定，从而确立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诉讼当事人地位，为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诉讼权利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立法依据。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一贯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为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最终目的往往不是惩罚，而是挽救未成年人的身心，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并适应社会。因此，当涉罪未成年人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司法机关给予他怎样的对待，能否使他感受到关怀、理解和尊重，能否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消除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防止出现破罐破摔心理，对未成年人今后的人生影响重大。[5]新刑诉法将我国司法实践一贯坚持的方针和原则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有利于今后更好地贯彻和执行这一方针和原则，为司法实践中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明了方向。
（二）全面调查原则
新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了全面调查原则，对涉案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犯罪原因等情况，司法机关应当进行全面调查。这有利于司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家庭生活环境、性格特点以及作案以前的一贯表现、作案原因等进行全面的了解，[6]从而根据调查所得到的信息进行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选择最恰当的方式挽救未成年人，最大限度地实现保护未成年人、预防犯罪的目的。
（三）分案处理原则
分案处理原则，是指将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在诉讼程序上进行分离，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一方面是避免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由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心智还未完全不成熟，加上监狱、看守所的封闭性，若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并案处理，极易导致未成年人受到成年人的不良影响和教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改造，使其顺利地回归社会。
（四）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新刑诉法首次在立法中确立了对涉案未成年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附条件不起诉有利于貫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实现教育未成年人的本旨目的；其次，可以有效降低司法成本，将优先的司法资源用于情节严重的重大犯罪案件，实现诉讼效率与经济。
另外，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新刑诉法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同时还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考查以及公安机关、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异议制度等，以防止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滥用。
（五）不公开审理原则
2013年最夺人眼球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莫过于“李某某案”，李某某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其个人成长历程以及此前被收容教养的记录在各种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上铺天盖地出现，李某某及其家人瞬间成为舆论抨击的焦点。社会公众在忙着谴责李某某及其家人的行为之时，却忽略了李某某作为一个未成年人的身份。媒体对李某某个人隐私的肆意宣扬只是看中了李某某身上的新闻价值，迎合了民众的八卦和仇富心理，却背离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社会公众将“李某某案”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其实是对李某某施行的一种“软暴力”，同时对受害者也可能造成二次伤害。更难以置信的是，李某某的家人和辩护律师竟然向法院申请公开审理，同时在微博对案件进行全程披露，这明显违反了我国刑诉法规定的不公开审理原则，也严重忽视了李某某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应享有的权利。李某某的家人“救子心切”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他们采取的不当行为不仅没能挽救孩子，反而把他推向了深渊。
（六）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后，如若相关部门将其犯罪记录记入其学籍档案、人事档案、户籍证明等向社会公开的文件，将被永远贴上“罪犯”的标签，社会舆论的谴责将会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乃至自暴自弃，甚至可能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7]新刑诉法的修改，将我国近20年来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探索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有利于未成年人尽快摆脱犯罪污点，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也有利于将进一步降低未成年人的重新犯罪率。
三、新刑诉法存在的不足
尽管新刑诉法的修改使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改革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新刑诉法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对一些迫切需要立法化的国际共识性制度，如圆桌审判、法庭教育、观护制度、心理辅导等均未涉及。[8]同时，上文提及的新刑诉法建立的新制度也存在着一些缺憾，笔者仅举以下两例：
（一）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过于苛刻
目前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实体要件来看，仅适用于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部分犯罪，即“轻罪”才能适用该制度。但是我国《刑法》通常把三年有期徒刑作为划分“重罪”与“轻罪”的分界线，为了与我国《刑法》的规定保持一致，有学者建议将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改为适用于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从而增加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空间，以达到更好保护未成年人之效。
（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保护不彻底
“封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但它仅仅意味着不得将犯罪记录提供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犯罪记录却依然存在。为了更有效地贯彻我国一贯执行的方针与原则，笔者认为应当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在满足一定的条件或经过一定的年限之后，将未成年人的轻罪犯罪记录予以彻底消除。从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来看，这样的制度设计符合国际趋势，诸如《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当前，各地的司法机关已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研究，试点地区施行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这些试点的宝贵经验和成果有待于日后在立法中予以肯定和完善。
四、新刑诉法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初探
（一）审理机构专业化
2014年1月6日，最高检发布了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要求设立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对负责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人员提出了“具有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知识”的专业要求。[9]这向外界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专业化正成为未来检察工作的发展方向。同样，未成年人审判机构也应当逐渐符合专业化的趋势。目前我国尚未设置独立的未成年人审判机构，虽然不少地区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设立了少年审判庭，但在全国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少年审判组织形式。有学者提出应当建立以未成年人法院为主的多元化审判机构体系。[10]笔者认为在未成年人案件多发地区，通过设置未成年人法院，可以选取具有专业知识或多年从事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的司法工作人员专案审理，以求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更加突出专业化。在比较偏远、未成年人案件比较少的地区，可以设置未成年人法庭，从而避免案件少、司法资源浪费的现象，实现司法资源的平衡。
（二）“圆桌审判”方式的推广
所谓“圆桌审判”，就是指将审理未成年人的法庭布局改为圆桌，所有的审判参与人员围坐在圆形的审判桌周围进行案件的审理。[11]在该种审理方式下，审判气氛更加亲和，法官与未成年被告人之间的距离被拉得更近，未成年被告人不再仅仅是审判的对象，更是鼓励和教育的对象。通过使未成年被告人置身于较为轻松的环境中，可以缓解未成年人的紧张心理和压力，更有利于审判员与未成年人之间的沟通，从而更好地达到查明事实、感化未成年人的目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1992年率先采用了“圆桌审判”的方式，从实践成果来看，这种审判方式的推广具备可行性。
（三）收容教养制度的改革
我国的收容教养制度从刑法的意义上说不是刑罚的一种，而是“针对少年违法犯罪分子所适用的一种保护性教育管束措施”[12]。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已被提上议程，但此次新刑诉法的修订并未涉及收容教养制度的改革，笔者认为收容教养制度的改革也迫在眉睫。 新刑诉法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实施分案处理原则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同样，由于收容教养场所的封闭性，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与社会相隔离，其接触到的均是同样类型的“问题少年”，收容教养场所形成了一个充满负能量的“小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未成年人之间很容易拉帮结派，互相影响，不仅难以达到教养的目的，反而会使情况演化得更为恶劣。[13]李某某在被收容教养期间结识了同伴，在重返社会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跟这些小伙伴们共同实施了犯罪，从李某某身上我们看到了收容教养制度的苍白无力。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严格把握收容教养制度的适用条件，尽量减少收容教养的情形，采取多元的社会化矫正替代措施，与社区矫正等制度相衔接，让未成年（下转第59页）（上接第56页）人的家庭和社会承担起更多的管教责任。一方面可以降低收容教养机构所需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未成年人更多地接触正常的社会，接受正面的教育和影响，从而更顺利地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
[1]樊崇义.走向正义——刑事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340-341.
[2]李奋飞，邱江华.宽容的底线：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理性反思[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4）.
[3]胡发清、彭秋.把握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設新动态推进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新发展——“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研讨会综述[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5）.
[4]叶雷.“未检新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灯塔[J].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1-9（2）.
[5]张丽丽.从“封存”’到“消灭”——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解读与评价[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2）.
[6]路琦，董泽史.论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的发展与完善[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5）.
[7]徐美君.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14.
[8]马克昌.刑罚通论[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781.
[9]陈京春.“星二代”违法犯罪案件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考问[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5）.
注 释：
[1]樊崇义：《走向正义——刑事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页.
[2]参见李奋飞、邱江华：“宽容的底线：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理性反思”，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年第4期.
[3]参见胡发清、彭秋：“把握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设新动态推进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新发展——‘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研讨会综述”，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年第5期.
[4]李奋飞、邱江华：“宽容的底线：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理性反思”，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年第4期.
[5]胡发清、彭秋：“把握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设新动态推进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新发展——‘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研讨会综述”，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年第5期.
[6]参见叶雷：“‘未检新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灯塔”，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年1月9日第002版.
[7]张丽丽：“从‘封存’到‘消灭’——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解读与评价”，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8]路琦、董泽史：“论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的发展与完善”，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年第5期.
[9]叶雷：“‘未检新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灯塔”，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年1月9日第002版.
[10]樊崇义：《走向正义——刑事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6页.
[11]徐美君：《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
[12]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1页.
[13]参见陈京春：“‘星二代’违法犯罪案件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考问”，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5期.
关键词：新刑诉法；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概述及现状
（一）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概述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率的日益增加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与心理方面同成年人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未成年人犯罪也因此呈现出自身特点，因此，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与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刑法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因触犯刑法而被纳入到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1]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我国刑法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
据此，我们可以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做出初步的定义，即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相关司法制度。未成年人犯罪往往具有盲目性和随意性，且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不深，加之由于其在智力、身心等方面的发育尚未成熟，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往往也缺乏清晰的认识。[2]因此，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应当有别于成年人。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现状
1.2.1规范层面的现状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出统一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和一些国际规则，立法呈现出分散性、片面性、缺乏针对性等特点。由于立法上对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实体权利与诉讼权利的规定不够系统与全面，导致各地司法机关往往缺乏统一的指导规则而出现司法实践不一致的情况。
值得高兴的是，2013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不仅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还将诸如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2.2实践层面的现状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对涉案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为了体现该原则，我国各地司法机关业已作出了各种积极的探索。例如，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早在1984年就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庭，广西钦州公安局钦南分局在2013年成立了全国首家具有独立编制的未成年人警务科。[3]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惩罚上，司法机关逐渐采取“轻缓化”处理。据统计，2007年至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不捕率从2007年的12.55%提高到了2011 年的17.7%，不起诉率从3.45%提高到了4.44%。[4]
然而，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颇多问题。第一，我国缺乏独立、统一的未成年人审判机构，地方针对未成年人的审判组织形式较为混乱；第二，针对未成年人的庭审教育往往流于形式，且手段单一，导致没有达到应有的教育效果；第三，司法机构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不注意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的问题时有发生，特别是某些公众人物的未成年子女的刑事审判被过度曝光；第四，社会对未成人犯罪的帮教工作尚未建立，与司法实践没有实现有效链接。
二、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发展和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上的修改，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地位及处理原则
新刑诉法增加了“特别程序”一编，并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第一章，作出专章规定，从而确立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诉讼当事人地位，为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诉讼权利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立法依据。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一贯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为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最终目的往往不是惩罚，而是挽救未成年人的身心，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并适应社会。因此，当涉罪未成年人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司法机关给予他怎样的对待，能否使他感受到关怀、理解和尊重，能否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消除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防止出现破罐破摔心理，对未成年人今后的人生影响重大。[5]新刑诉法将我国司法实践一贯坚持的方针和原则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有利于今后更好地贯彻和执行这一方针和原则，为司法实践中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明了方向。
（二）全面调查原则
新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了全面调查原则，对涉案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犯罪原因等情况，司法机关应当进行全面调查。这有利于司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家庭生活环境、性格特点以及作案以前的一贯表现、作案原因等进行全面的了解，[6]从而根据调查所得到的信息进行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选择最恰当的方式挽救未成年人，最大限度地实现保护未成年人、预防犯罪的目的。
（三）分案处理原则
分案处理原则，是指将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在诉讼程序上进行分离，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一方面是避免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由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心智还未完全不成熟，加上监狱、看守所的封闭性，若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并案处理，极易导致未成年人受到成年人的不良影响和教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改造，使其顺利地回归社会。
（四）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新刑诉法首次在立法中确立了对涉案未成年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附条件不起诉有利于貫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实现教育未成年人的本旨目的；其次，可以有效降低司法成本，将优先的司法资源用于情节严重的重大犯罪案件，实现诉讼效率与经济。
另外，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新刑诉法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同时还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考查以及公安机关、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异议制度等，以防止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滥用。
（五）不公开审理原则
2013年最夺人眼球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莫过于“李某某案”，李某某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其个人成长历程以及此前被收容教养的记录在各种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上铺天盖地出现，李某某及其家人瞬间成为舆论抨击的焦点。社会公众在忙着谴责李某某及其家人的行为之时，却忽略了李某某作为一个未成年人的身份。媒体对李某某个人隐私的肆意宣扬只是看中了李某某身上的新闻价值，迎合了民众的八卦和仇富心理，却背离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社会公众将“李某某案”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其实是对李某某施行的一种“软暴力”，同时对受害者也可能造成二次伤害。更难以置信的是，李某某的家人和辩护律师竟然向法院申请公开审理，同时在微博对案件进行全程披露，这明显违反了我国刑诉法规定的不公开审理原则，也严重忽视了李某某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应享有的权利。李某某的家人“救子心切”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他们采取的不当行为不仅没能挽救孩子，反而把他推向了深渊。
（六）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后，如若相关部门将其犯罪记录记入其学籍档案、人事档案、户籍证明等向社会公开的文件，将被永远贴上“罪犯”的标签，社会舆论的谴责将会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乃至自暴自弃，甚至可能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7]新刑诉法的修改，将我国近20年来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探索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有利于未成年人尽快摆脱犯罪污点，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也有利于将进一步降低未成年人的重新犯罪率。
三、新刑诉法存在的不足
尽管新刑诉法的修改使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改革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新刑诉法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对一些迫切需要立法化的国际共识性制度，如圆桌审判、法庭教育、观护制度、心理辅导等均未涉及。[8]同时，上文提及的新刑诉法建立的新制度也存在着一些缺憾，笔者仅举以下两例：
（一）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过于苛刻
目前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实体要件来看，仅适用于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部分犯罪，即“轻罪”才能适用该制度。但是我国《刑法》通常把三年有期徒刑作为划分“重罪”与“轻罪”的分界线，为了与我国《刑法》的规定保持一致，有学者建议将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改为适用于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从而增加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空间，以达到更好保护未成年人之效。
（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保护不彻底
“封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但它仅仅意味着不得将犯罪记录提供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犯罪记录却依然存在。为了更有效地贯彻我国一贯执行的方针与原则，笔者认为应当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在满足一定的条件或经过一定的年限之后，将未成年人的轻罪犯罪记录予以彻底消除。从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来看，这样的制度设计符合国际趋势，诸如《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当前，各地的司法机关已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研究，试点地区施行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这些试点的宝贵经验和成果有待于日后在立法中予以肯定和完善。
四、新刑诉法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初探
（一）审理机构专业化
2014年1月6日，最高检发布了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要求设立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对负责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人员提出了“具有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知识”的专业要求。[9]这向外界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专业化正成为未来检察工作的发展方向。同样，未成年人审判机构也应当逐渐符合专业化的趋势。目前我国尚未设置独立的未成年人审判机构，虽然不少地区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设立了少年审判庭，但在全国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少年审判组织形式。有学者提出应当建立以未成年人法院为主的多元化审判机构体系。[10]笔者认为在未成年人案件多发地区，通过设置未成年人法院，可以选取具有专业知识或多年从事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的司法工作人员专案审理，以求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更加突出专业化。在比较偏远、未成年人案件比较少的地区，可以设置未成年人法庭，从而避免案件少、司法资源浪费的现象，实现司法资源的平衡。
（二）“圆桌审判”方式的推广
所谓“圆桌审判”，就是指将审理未成年人的法庭布局改为圆桌，所有的审判参与人员围坐在圆形的审判桌周围进行案件的审理。[11]在该种审理方式下，审判气氛更加亲和，法官与未成年被告人之间的距离被拉得更近，未成年被告人不再仅仅是审判的对象，更是鼓励和教育的对象。通过使未成年被告人置身于较为轻松的环境中，可以缓解未成年人的紧张心理和压力，更有利于审判员与未成年人之间的沟通，从而更好地达到查明事实、感化未成年人的目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1992年率先采用了“圆桌审判”的方式，从实践成果来看，这种审判方式的推广具备可行性。
（三）收容教养制度的改革
我国的收容教养制度从刑法的意义上说不是刑罚的一种，而是“针对少年违法犯罪分子所适用的一种保护性教育管束措施”[12]。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已被提上议程，但此次新刑诉法的修订并未涉及收容教养制度的改革，笔者认为收容教养制度的改革也迫在眉睫。 新刑诉法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实施分案处理原则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同样，由于收容教养场所的封闭性，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与社会相隔离，其接触到的均是同样类型的“问题少年”，收容教养场所形成了一个充满负能量的“小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未成年人之间很容易拉帮结派，互相影响，不仅难以达到教养的目的，反而会使情况演化得更为恶劣。[13]李某某在被收容教养期间结识了同伴，在重返社会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跟这些小伙伴们共同实施了犯罪，从李某某身上我们看到了收容教养制度的苍白无力。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严格把握收容教养制度的适用条件，尽量减少收容教养的情形，采取多元的社会化矫正替代措施，与社区矫正等制度相衔接，让未成年（下转第59页）（上接第56页）人的家庭和社会承担起更多的管教责任。一方面可以降低收容教养机构所需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未成年人更多地接触正常的社会，接受正面的教育和影响，从而更顺利地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
[1]樊崇义.走向正义——刑事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340-341.
[2]李奋飞，邱江华.宽容的底线：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理性反思[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4）.
[3]胡发清、彭秋.把握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設新动态推进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新发展——“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研讨会综述[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5）.
[4]叶雷.“未检新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灯塔[J].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1-9（2）.
[5]张丽丽.从“封存”’到“消灭”——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解读与评价[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2）.
[6]路琦，董泽史.论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的发展与完善[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5）.
[7]徐美君.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14.
[8]马克昌.刑罚通论[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781.
[9]陈京春.“星二代”违法犯罪案件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考问[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5）.
注 释：
[1]樊崇义：《走向正义——刑事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页.
[2]参见李奋飞、邱江华：“宽容的底线：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理性反思”，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年第4期.
[3]参见胡发清、彭秋：“把握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设新动态推进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新发展——‘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研讨会综述”，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年第5期.
[4]李奋飞、邱江华：“宽容的底线：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理性反思”，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年第4期.
[5]胡发清、彭秋：“把握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设新动态推进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新发展——‘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研讨会综述”，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年第5期.
[6]参见叶雷：“‘未检新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灯塔”，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年1月9日第002版.
[7]张丽丽：“从‘封存’到‘消灭’——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解读与评价”，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8]路琦、董泽史：“论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的发展与完善”，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年第5期.
[9]叶雷：“‘未检新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灯塔”，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年1月9日第002版.
[10]樊崇义：《走向正义——刑事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6页.
[11]徐美君：《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
[12]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1页.
[13]参见陈京春：“‘星二代’违法犯罪案件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考问”，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