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许多人存有一个深刻的误解：艺术是一种用来表现真善美的东西，如果背离了这些要素，就不是好的艺术。于是，这些人愤懑地发现，现当代的艺术越来越不像样，越来越乖张，越来越粗糙。
　　他们觉得，现在的画家不好好画画，都是在胡闹，在诈骗——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画家是为谁而创作，创作的目的又是什么。
　　当然，这是一个极为宏大的议题，我们不可能一次将它说透。但是我们要提醒每一个人：艺术是一种语言，它讲述成什么样子，取决于讲述者想要说给谁听，而不是谁能听到。
　　提起一幅优秀的西方绘画作品，你会想到什么？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捕捉了人类最细微的表情；伦勃朗的《夜巡》像舞台布景一样充满了戏剧感；安格尔的《德布罗意公主》静谧典雅，处处流露出理性的审慎；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恣肆奔放，张扬着革命的浪漫精神；布格罗的《波浪》画面工整，结构细腻，却能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人物生动的情绪；西米尔拉德斯基的《尼禄之火》叙事强烈，对比鲜明；施瓦贝的《浪潮》寓意隐晦，魅力独特。
　　这些摄人心魄的艺术杰作全都出自20世纪以前，而在那之后，就是许多人眼中的艺术灾难了。他们发现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一些新崛起的流派就不再好好画画了。“始作俑者”莫奈开创了轮廓模糊的印象主义，凡·高更加过分，连颜料都懒得调匀，但好歹他们的画还有具体的形象。
　　后来的表现主义越发“变本加厉”，那幅《呐喊》中的人物形象真像个鬼；马尔克的《林中小鹿》就像打碎的镜子。毕加索，从《三个音乐家》《格尔尼卡》到《哭泣的女人》，我们很难描述他画了些什么。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百老汇音乐剧》《作品11号》《大门》，画得更是令人不知所云。更令他们愤懑的是，21世纪的现代和后现代画家还是不肯好好画画，尽出些哗众取宠的幺蛾子。
　　这些人的看法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现当代画家的确是故意不肯画得惟妙惟肖的。莫奈18岁时画《鲁埃莱的风景》，还悉心描绘每一片树叶；但等他51岁功成名就的时候，所画的整棵树就成了一团色彩的组合。毕加索在1936年前后曾给一部《自然史》画过写实的动物插图，但在1938年画的《小公鸡》，就像是儿童涂鸦般的小怪物。
　　然而即便“画家们故意画得不像”是个事实，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好好画”。要排除那种广泛而深刻的误解，我们就要知道绘画作为艺术，是为了什么。
　　西方绘画源于近东，埃及和亚述的浮雕、壁画尽管精美细腻，却是教条的载体，千篇一律。这些近东艺术后来传到爱琴海，成为工匠们吸引顾客的噱头。从彩陶和壁画开始，西方的绘画装饰手法逐渐变得极尽奢华，并一直延续到古典时期结束。
　　这种作风在文艺复兴时代重新兴盛起来，杰出的艺术家蒙受达官显贵的豢养，按照他们的意愿装饰宫室教堂，最重要的就是“画得像”。艺术家们先钻研色彩和细节，接着掌握透视和解剖技巧，然后就熟悉了如何布置光影和戏剧化的场面。
　　渐渐地，艺术家的地位有了稍许变化，他们越来越脱离某个具体的赞助人，开始更广泛地公开出售作品，凭借商业交易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即便此时，绘画都不外乎两个人之间的买卖，人们以为艺术天经地义就应该表现“真善美”，但那都是客户的需求，并不是艺术家的想法。
　　或者说，在西方文明的漫长历史中，决定画面内容和形式的从来都是买家，而不是画家。也正因如此，20世纪之前的那些作品才让你如此地称心如意。
　　但在19世纪末期，绘画市场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一方面，画家们的功力已经逼近极限，水平差异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照相术引发了一轮狂热新潮，挤占了一大批肖像画的市场份额，画家们必须面对这个全新的冲击。

　　印象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它率先画出了黑白胶片无法表现的东西——丰富的色彩和运动，甚至还有时空的变化。画家们面对的不再是“画某个东西”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如何表达出“照相技术无法表达的东西”——这打开了一种全新的局面。
　　与此同时，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自身的审视和重视也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达到顶峰。原本描绘宗教和神話中宏大场面的审美趣味已经变得世俗，崇尚个人情感的思潮在19世纪之后兴盛起来。无论作者还是受众，都身处一个新的浪潮中，开始将艺术看作对观念的探索，而不再是对事件的描绘。
　　神秘、运动、时空、形式、梦境、哲学……画家在这些新的领域里努力钻研，将作品出售给那些最能欣赏这些突破的主顾，也利用这种艺术上的迎合获得更加丰厚的收入。
　　所以，画家生活在一个具体的时代，他们要用作品回应那个时代最现实的问题。富有的主顾决定了画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维持画家的生计，优秀的画家则宣示了拥有什么样的品位才有资格做一个名流，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恐怕永远都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