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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汪安佑博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首都资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十五”、“十一五”期间，承担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市有效利用中央在京高校和研究院人才资源的对策研究”(2004—2005)、“激励首都科技人才自主创新的策略研究”(2006-2008)，重点研究了首都地区的人才利用和激励问题，为首都地区的发展从人才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和政策建议。
人才的流动不但是个人成长的需求，同时也是社会、国家发展的需求，无论是流入国还是流出国，都能从人才的流动中得到有益的促进。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有效发挥人才流动有益的作用，又将采取怎样的人才激励措施培养，吸引人才呢?记者采访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院长汪安佑教授，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记者：鼓励人才流动有什么积极意义吗?
汪安佑：人才流动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首先，人才流动是开放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是不是开放，国际的人才流动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标志了其次，人才流动是知识技术交流的重要载体。到外国留学、科学家之间的交流都是人才流动，只不过有长期和短期之分，这些人才流动已成为知识技术交流的载体了，再次，人才流动是知识扩散的重要条件，最后，人才是推动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的重要手段。人才流动能够促进流入方的知识创新、技术进步，也能为流出方带来汇款回流、知识回流，技术及管理经验回流等。
记者：当前的国际人才流动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汪安佑：第一个趋势是人才的国际流动速度在加快；第二个趋势是研发的国际化趋势，我认为，我们要对研发的国际化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三个趋势是，人才流动原来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到发达国家，而现在则开始从发达国家回流到发展中国家；第四个趋势是知识扩散和知识创新的速度与人才流动具有相关性。
记者：一直以来我国都处于国际人才流动相对弱势的一方，怎么才能改变这样的状况?
汪安佑：首先，我国坚持人才流动和开放的政策是对的。我国要长期坚持下去，而且要加大人才流动的力度，无论是流出还是流入。当然，流出的要以学生为主，而流入的要以培养成功的人才为主。
其次，要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我国需要创造一流的环境。也就是说，我国要努力改善条件，为国际人才流动提供环境和政策。这包括几个方面；第一，需要完善科学家的流动政策；二是要完善接收国外留学生来我国学习和工作的政策，如给国外留学生的奖学金政策，加强接收导师的积极性和权限。我国需要一个整体的政策和流程，三是改善国外企业家和工程师到国内投资的政策和环境问题，通过国际投资能把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带来。
记者：人才流动的作用是能带来新的前沿的知识，如何才能让这些知识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汪安佑：新的前沿的知识分为两个方面，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我们要注意人才流动与这两方面知识的关系。一是人才流动与显性知识的关系。显性知识包括出版物，网络知识等，我国要重视显性知识的挖掘，跟踪国际前沿知识，通过消化吸收进行再创新，这是一个很好的路径；二是人才流动和隐性知识的关系。隐性知识是指隐藏在人才大脑中的知识、创意、技术，思想等，只有通过人才交流、沟通才能挖掘出来。隐性知识的开发实际上是开发利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工作，许多组织中有好的人才但未能发挥作用，这就是隐性知识未能开发出来的问题。隐性知识的开发有很多方法，如建立学习型组织，让大家的思想经常碰撞和交流，这样，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东西，这也是组织创新的一个重要方法。
记者：也就是说，其实交流就是一个很好的获得知识的途径。
汪安佑：对，其实人才流动就是一种交流，一群人才在一起必然会带来知识的更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就是这个道理，“群居”是知识扩散和产业集群创新的一种路径。人才喜欢扎堆的这种群居方式是有利于知识发散的。我们要利用群居方法来促进产业发展。还有就是，我国要与侨民保持密切联系。从中国派出了一些人才，不管他们回不回来，即使不回来，我们也要加强交流，以获取信息，这是我国获取前沿信息的一个重要路径，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策略。
记者：我国目前缺少哪方面的人才，在人才的引进方面要注意哪些问题?
汪安佑：注意引进科技领军人才。我国最缺少的是国际科技领军人才。我们引进的人才要比我们现有人才强，并能让其发挥作用。引进一个科技领军人才，可能带动一个学科、一个产业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每个单位都有这种意识。一个学科、产业、一个研究机构，如有一个世界级的领军人才，我们离世界一流目标的距离就近了。
记者：人才引进是一个方面，更多的人才应该还是依赖于自己的培养，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是不是也应该有明确的分工比较好?
汪安佑：是这样的，明确的分工对于人才培养的政策制定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和一般大学，研究型大学的主要职责应该是：以培养研究型创新型科技人才为重点；主要承担自主科学发现、自主技术发明的任务，并以大学科技园、合伙企业、产学研结合等方式积极参与技术创新；培养能从事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的科学家人才和发明家人才。一般大学的主要职责应该是：以培养应用型科技人才为重点，积极承担技术创新，技术发明工作，适当从事科学发现工作；培养能从事技术发明、技术创新的企业家人才、技术创新人才，高技能人才。
记者：我国正在强调加强自主创新，自主创新需要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如何才能激励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呢?
汪安佑：我国的科技人才具有“价值人需求”，政府相关部门和各类组织要认识到新时期科技人才的需要特征，在激励科技人才时要以“价值人激励理论”为基础进行全面设计。其政策制订要从以下5个方面入手：s类激励：工作自主激励、尊重和参与激励、授权与决策激励；w类激励：工作成就激励、社会认可的激励，价值薪水激励，公平公正激励；D类激励：培训激励，职业生涯规划激励、晋升的激励；A类激励：培养归属感和忠诚感的激励、福利待遇激励；J类激励：工作条件激励、团队合作激励。
记者：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我国人才的个体创造力很弱。要鼓励自主创新是不是还要注意这方面的建设?
汪安佑：你说的很对，个体创造力是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基础。培育个体创造力要从家庭，学校、个人、社会，政府5个作用主体方面入手。如能力倾向的养成是家庭、学校，个人、社会，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提高专业素质需要家庭、学校、个人，社会、政府的共同努力；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创新品质，创新素质的形成更是需要家庭，学校、个人，社会，政府方面联合作用。
相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的完善，人们观点的改变，我们的人才培养、流动和引进将会越来越朝着有利于我们国家发展的方向发展。
汪安佑博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首都资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十五”、“十一五”期间，承担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市有效利用中央在京高校和研究院人才资源的对策研究”(2004—2005)、“激励首都科技人才自主创新的策略研究”(2006-2008)，重点研究了首都地区的人才利用和激励问题，为首都地区的发展从人才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和政策建议。
人才的流动不但是个人成长的需求，同时也是社会、国家发展的需求，无论是流入国还是流出国，都能从人才的流动中得到有益的促进。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有效发挥人才流动有益的作用，又将采取怎样的人才激励措施培养，吸引人才呢?记者采访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院长汪安佑教授，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记者：鼓励人才流动有什么积极意义吗?
汪安佑：人才流动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首先，人才流动是开放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是不是开放，国际的人才流动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标志了其次，人才流动是知识技术交流的重要载体。到外国留学、科学家之间的交流都是人才流动，只不过有长期和短期之分，这些人才流动已成为知识技术交流的载体了，再次，人才流动是知识扩散的重要条件，最后，人才是推动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的重要手段。人才流动能够促进流入方的知识创新、技术进步，也能为流出方带来汇款回流、知识回流，技术及管理经验回流等。
记者：当前的国际人才流动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汪安佑：第一个趋势是人才的国际流动速度在加快；第二个趋势是研发的国际化趋势，我认为，我们要对研发的国际化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三个趋势是，人才流动原来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到发达国家，而现在则开始从发达国家回流到发展中国家；第四个趋势是知识扩散和知识创新的速度与人才流动具有相关性。
记者：一直以来我国都处于国际人才流动相对弱势的一方，怎么才能改变这样的状况?
汪安佑：首先，我国坚持人才流动和开放的政策是对的。我国要长期坚持下去，而且要加大人才流动的力度，无论是流出还是流入。当然，流出的要以学生为主，而流入的要以培养成功的人才为主。
其次，要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我国需要创造一流的环境。也就是说，我国要努力改善条件，为国际人才流动提供环境和政策。这包括几个方面；第一，需要完善科学家的流动政策；二是要完善接收国外留学生来我国学习和工作的政策，如给国外留学生的奖学金政策，加强接收导师的积极性和权限。我国需要一个整体的政策和流程，三是改善国外企业家和工程师到国内投资的政策和环境问题，通过国际投资能把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带来。
记者：人才流动的作用是能带来新的前沿的知识，如何才能让这些知识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汪安佑：新的前沿的知识分为两个方面，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我们要注意人才流动与这两方面知识的关系。一是人才流动与显性知识的关系。显性知识包括出版物，网络知识等，我国要重视显性知识的挖掘，跟踪国际前沿知识，通过消化吸收进行再创新，这是一个很好的路径；二是人才流动和隐性知识的关系。隐性知识是指隐藏在人才大脑中的知识、创意、技术，思想等，只有通过人才交流、沟通才能挖掘出来。隐性知识的开发实际上是开发利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工作，许多组织中有好的人才但未能发挥作用，这就是隐性知识未能开发出来的问题。隐性知识的开发有很多方法，如建立学习型组织，让大家的思想经常碰撞和交流，这样，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东西，这也是组织创新的一个重要方法。
记者：也就是说，其实交流就是一个很好的获得知识的途径。
汪安佑：对，其实人才流动就是一种交流，一群人才在一起必然会带来知识的更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就是这个道理，“群居”是知识扩散和产业集群创新的一种路径。人才喜欢扎堆的这种群居方式是有利于知识发散的。我们要利用群居方法来促进产业发展。还有就是，我国要与侨民保持密切联系。从中国派出了一些人才，不管他们回不回来，即使不回来，我们也要加强交流，以获取信息，这是我国获取前沿信息的一个重要路径，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策略。
记者：我国目前缺少哪方面的人才，在人才的引进方面要注意哪些问题?
汪安佑：注意引进科技领军人才。我国最缺少的是国际科技领军人才。我们引进的人才要比我们现有人才强，并能让其发挥作用。引进一个科技领军人才，可能带动一个学科、一个产业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每个单位都有这种意识。一个学科、产业、一个研究机构，如有一个世界级的领军人才，我们离世界一流目标的距离就近了。
记者：人才引进是一个方面，更多的人才应该还是依赖于自己的培养，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是不是也应该有明确的分工比较好?
汪安佑：是这样的，明确的分工对于人才培养的政策制定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和一般大学，研究型大学的主要职责应该是：以培养研究型创新型科技人才为重点；主要承担自主科学发现、自主技术发明的任务，并以大学科技园、合伙企业、产学研结合等方式积极参与技术创新；培养能从事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的科学家人才和发明家人才。一般大学的主要职责应该是：以培养应用型科技人才为重点，积极承担技术创新，技术发明工作，适当从事科学发现工作；培养能从事技术发明、技术创新的企业家人才、技术创新人才，高技能人才。
记者：我国正在强调加强自主创新，自主创新需要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如何才能激励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呢?
汪安佑：我国的科技人才具有“价值人需求”，政府相关部门和各类组织要认识到新时期科技人才的需要特征，在激励科技人才时要以“价值人激励理论”为基础进行全面设计。其政策制订要从以下5个方面入手：s类激励：工作自主激励、尊重和参与激励、授权与决策激励；w类激励：工作成就激励、社会认可的激励，价值薪水激励，公平公正激励；D类激励：培训激励，职业生涯规划激励、晋升的激励；A类激励：培养归属感和忠诚感的激励、福利待遇激励；J类激励：工作条件激励、团队合作激励。
记者：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我国人才的个体创造力很弱。要鼓励自主创新是不是还要注意这方面的建设?
汪安佑：你说的很对，个体创造力是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基础。培育个体创造力要从家庭，学校、个人、社会，政府5个作用主体方面入手。如能力倾向的养成是家庭、学校，个人、社会，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提高专业素质需要家庭、学校、个人，社会、政府的共同努力；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创新品质，创新素质的形成更是需要家庭，学校、个人，社会，政府方面联合作用。
相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的完善，人们观点的改变，我们的人才培养、流动和引进将会越来越朝着有利于我们国家发展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