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研究所古色古香的建筑坐落于一片茂密的树林中。在介绍了李约瑟研究所之后，所长古克礼重新提起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即为何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一直遥遥领先的中国，而是在欧洲。他给出了学术界已有的几种解释，包括冯友兰所说的中国缺乏发展科学的愿望与动机说；中国缺少大量易得的煤炭资源；中国的大一统制度缺乏地区间的流动与竞争。李约瑟本人的回答是，社会和组织的差异，中国的封建官僚社会不如欧洲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适于科学的发展。
　　“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差异，解释了为何欧洲比中国更具科学上的创新力。今天中国的制度同样不同于西方。这也许没有什么问题，但我们也可以问一个新的“李约瑟问题”，即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否已经可以促进科技的发展？”古克礼说。
　　这是他所谓的新的“李约瑟问题”，今天的中国虽不如17世纪的中国那样繁荣与强盛、占据绝对的领先地位，但也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不顾原定的发言安排，代表团的团长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长柳传志说：“我有抑制不住的想要讲话的冲动。”
　　他开始讲起自己被人问到过的一个问题。一位日本学者在一次论坛上对柳传志说，他在十年之前就曾预估，中国在数年后将会出现韩国三星这样的公司。但十年之后，在同苹果的竞争中三星愈发引人瞩目，而中国却仍没有一家类似的创新型明星消费电子公司。或许人们会说柳传志创办的联想集团是一家，但柳传志显然期望更高。那么，原因何在呢？“我觉得我知道答案。”柳传志说。他说，三星和他创办的联想集团在电脑营业额上相差不大，但两者利润相差非常大，“三星高过我们十倍”。他认为，那是因为三星同时可以做显示屏和芯片。而“我的公司”却做不出来。做不出来的原因则是，三星曾为了做芯片而进行了连续十年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投入。但对联想集团而言，尽管今日已经有了四十多亿美元的现金流，但仍感到要重金投入去做芯片与操作系统风险重重：其中二十亿美元要作为必备的流动资金，剩下的二十多亿美元则远不够做投入。“对民企而言，首先是要活下来，而不是冒死一争。”柳传志说。与此同时，那些利润可以超过千亿人民币的大型国有企业，却也没有投入重金去做长远研发，因为，“他们不像我，可以从长远角度来考虑投资……这是个体制问题”。因为制度安排和身份问题，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更倾向于将他们在国企的任职看作政治生涯的一站。“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的政治家能和所长坐下来聊一聊。”柳传志说。
　　招商银行的行长马蔚华、信中利资本的创始人汪潮涌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张维迎也主动地参与了讨论。这在原计划中可能仅是一个客气的拜访，但却变成了一次真正的脑力激荡会议。
　　马蔚华引用他刚刚见过的一位新加坡副总理的话说，尽管中国过去30 年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只是依靠劳动力和低端制造业，因此并不会对新加坡形成挑战，只有中国经济增长提高了技术含量，才会形成所谓的挑战。
　　马蔚华的观点是，首先，如果中国真想要提升创新力，那就需要将目光聚焦在小微企业身上，过去中国政府在分配科研经费时会优先考虑大企业，“大企业是不愿创新的”。其次，如果缺乏金融的支持，创新公司也很难维持。他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包括招商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寻找有创新优势的小企业，并为之提供金融服务。
　　以中国的奥地利学派着称的张维迎，却持相反观点。他说：“只要是由政府控制资源和分配资源，我不相信新的李约瑟问题能够解决，无论它把资源给谁。只要政府在控制资源，资源配置就会扭曲。政府拿大把的钱给民营企业，也会破坏企业家精神。因为大家想的会是如何去拿政府的钱，而不是创新。”
　　“科学家与经费没有关系，科学家只同自由有关系。只要给人民自由，民间的企业家都会给科学家经费……我还是觉得你太乐观了。没有自由是唯一的问题，而自由，是唯一的答案。”汪潮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