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荀子因生活的不同背景而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性善说与性恶说。然而这两种学说提出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就是为统治者的治世提供理论根据。
　　说起先秦诸子中的儒家，人们自然会想到孔子、孟子和荀子这三个代表人物。有意思的是，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而孟子和荀子是孔子儒学思想的继承者，但这两位继承者的很多观点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针锋相对。例如，孟子和荀子在王道上尽管具有相同点，都认可实现先王之治是最高的社会理想追求，但是荀子不像孟子那样强调统治者要启发民众的道德自觉，强调的是要以社会行为规范和礼仪约束民众，并且他并不排斥在治民中使用刑罚。尤其是二人在人性的看法上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孟子提出了“性善说”，而荀子提出了“性恶说”。前者从性善论出发，大大深化了孔子的修己、安人学说，如“存心养性”“反身而成”“养浩然之气”。而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广泛吸收先秦道、法、名、阴阳等学派的思想成果，他吸收了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自然观。但二人都以孔学正者自居，有点让人莫衷一是。
　　孟子和荀子在对人性本质的认识上之所以不同，我以为与二人所处的时代有关。虽然二人都是战国中晚期的人，但其实二人前后相差有半个多世纪。在激烈动荡发展变化的战国中晚期社会，五六十年的时间距离，无异于是两个时代。孟子生于约公元前372年，是孔子之孙子思的门徒，因而受孔门的古贤王治世思想影响较重，其政治理念中多少有些怀旧和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其中人性善的理念，正是这种理想主义色彩的体现。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经济正急剧变化。诸侯与诸侯之间，诸侯与大夫之间，大夫与大夫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展开了剧烈的斗争。战争频发，强凌弱，大并小，是一个贪欲膨胀、血流成河的时代。连续不断的战争和横征暴敛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使人们陷入水深火热的长期灾难中。孟子对此痛心疾首，然而，本着对人性善的认知， 他欲挽狂澜于即倒，他东奔西走，游说诸侯，希望他们实行仁政，使天下一统，社会安定。在《齐桓晋文之事》一文中，他挖空心思、苦口婆心地向对王道并不感兴趣的齐宣王讲王道，通过剖析齐王以羊易牛的行为，得出王有不忍之仁心，指出把这种不忍之仁心推恩到百姓，王道可成了。他對齐王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欲疾其君者皆欲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对此，我们不得不认为孟子的说辞充满了浪漫的学究之气。理想主义者总是要被残酷的现实碰得头破血流。当时的诸侯国君都认为他的学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不合时宜），不予采用。
　　荀子约生于公元前313年，卒于公元前238年，晚了孟子60年，逝世时离秦统一中国已为时不远。也许是时间上差异之故，在对现实的认识和态度上，荀子比孟子就更加客观冷峻。他看到天下趋于统一的大势，是在血与火中完成的，去推行仁政思想是毫无用处的。其间，人性的贪婪和残忍暴露无余，这似乎都印证了人的本性恶。或许如此，荀子得出了人性恶的认识。他在《性恶》篇开首说：“今之人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
　　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他指出：“古之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性情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性情而导之。”也就是说，之所以制定礼仪规范皆由人性之恶而起。所以，正人之性情，导人之性情，正是他写《劝学》篇的初衷。他在此文里，阐述了学习在改变与提高人上的重要意义，“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说明了通过学习可以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如果不学习，不改造人性，人就与从不会学习的禽兽无异。他还指出：“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学习还可让凡人成为圣人。相比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理论在当今更具现实指导意义，在对人的教育改造上，由性恶出发，提出了礼治和法治相结合的主张，更具可操作性。他的学生韩非、李斯发展其法治思想，并使之成为秦王朝的治国理论基础。
　　然而，尽管孟子、荀子在人的本性上的认识截然相反，但二人都不否认教化的作用，都承认人性的可塑性。不论是迷失了善的本性的人，还是先天性恶之人，都可改造使之成为君子乃至“圣人”。他们提出的性善性恶的主张，虽然理论基础不同，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理论体系所追寻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为统治者提供治国治世的思想理论，从而实现天下一统，社会安定，走向王道的理想社会。
　　作者单位：陕西省汉台中学（72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