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节档，《功夫熊猫3》《美人鱼》《澳门风云3》等连番上映，之前的贺岁档有《万万没想到》《恶棍天使》《唐人街探案》。至少从数量来看，中国喜剧片仍将延续2015年的强劲势头。
　　喜剧片在岁末年初扎堆已经形成了传统。对于累了一年的中国观众来说，到影院“图一个乐呵”成为假期的刚性需求。
　　然而，如《煎饼侠》编剧苏彪向《瞭望东方周刊》表达的困惑：“为什么当大家提起电影总会谈论所谓‘高大上’的好莱坞和希区柯克呢？每种电影的分工不同，我认为一部能为观众带来90分钟欢乐的电影并不低级。”
　　而如今对喜剧片的争论更多表现在观众对其品质的不满。“难道喜剧就是做作、夸张、男人扮女人跳钢管舞、男人穿着高跟鞋戴着假发在大街上滑稽地跑？”一名网友这样评价某部国产喜剧片。
　　另一方面，当好莱坞超级大片涌入国内院线，以喜剧片为代表的类型片成了与好莱坞商业电影进行差异化竞争的武器。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认为：中国电影既需要《寻龙诀》《捉妖记》《狼图腾》这些高概念电影和好莱坞电影打“阵地战”，也需要多样化的喜剧电影和好莱坞打“游击战”，“用接地气的风格和数量优势取得市场主动权”。
　　春晚效应
　　2015年，中国电影创下440.69亿元的票房新高，其中，国产喜剧片就贡献了95亿元，占比超过20%。全年共有五部国产电影票房突破10亿元大关，其中有四部是喜剧片。
　　据统计，从2009年开始，喜剧片在国内院线的占有率就长居于20%以上，其中既有冯小刚、姜文等大导演的喜剧作品，也有新生力量不断涌现。2006年，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使沉寂许久的中小成本喜剧片创作迎来复苏，《失恋33天》则成为2011年的年度国产电影票房亚军。
　　“《失恋33天》让大家发现中低成本喜剧好卖、性价比高，于是做得越来越多。”导演滕华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6年春节档，《美人鱼》《澳门风云3》都由香港导演执导。《美人鱼》是周星驰阔别贺岁档三年的新作。他与冯小刚曾被称作“南周北冯”，在20世纪90年代都创作了优秀的代表作品。
　　不过，港式幽默近年屡遭水土不服。特别是喜剧电影的地域性局限也愈加明显，就连周星驰都感叹喜剧越来越难做。
　　喜剧片比较依赖语言形态带来的化学反应。担任《功夫熊猫3》中方导演的滕华涛说，为了突破语言限制与中国市场无缝对接，《功夫熊猫3》中文版台词是在英文剧本的基础上请编剧进行的二次创作。
　　如今，具有北方特色，尤其是带着东北方言色彩的喜剧在舞台、荧屏和银幕上占有一定话语权。赵本山师徒，开心麻花的沈腾、马丽，都让东北式幽默成为“主流”。
　　在饶曙光看来，北方喜剧广受欢迎，主要原因是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使其更具备传播优势。
　　“‘埋了吧汰’、‘嘎里咕秋’，这些四字土话就像东北人自创的成语，你听不懂也觉得好笑。”苏彪是个东北人，他觉得东北地域文化培育了一种幽默基因。
　　一年只收一季粮食的东北人有着大量闲暇。严寒中，“坐炕上唠嗑”成为打发时间的手段，这培养了东北人抖包袱的能力。
　　另一方面，饶曙光认为，“30年春晚培养了观众的喜剧趣味。”
　　如赵本山的“赵家班”在春晚舞台的长期驻扎，也培养了观众对北方幽默的偏爱。“春晚效应”使喜剧变成了一种常态的主流文化，成为催生喜剧片在电影市场大放异彩的另一重因素。
　　这也使得国产喜剧片具有小品化叙事倾向的传统。比如冯小刚的语言喜剧对小品式段子便情有独钟。除了“一句一包袱”的台词之外，这些作品更通过“好梦一日游”“愿望规划”将《甲方乙方》《私人订制》等影片塑造成了“小品集锦”。
　　但饶曙光认为，过度的小品化可能会牺牲电影叙事的整体性。随着网络文化兴起，比小品更碎片化的网络段子开始杂糅进喜剧电影的创作中。而以段子为基础的网剧IP，在电影改编上更要面临段子撕碎整体叙事的危险。
　　创作团队着手准备电影《煎饼侠》的剧本时，便曾陷入一种两难境地。
　　“这是一个痛点。”苏彪说，“我们一直在思考要不要遵循规整的电影叙事结构，但为了保证票房，要邀请大量明星客串，每个明星都不能‘打酱油’，那么碎片化就在所难免。”
　　“中国喜剧还没走上神坛，离神坛还很远。”网剧《万万没想到》和同名大电影的导演易小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虽然国产喜剧片在票房成绩上横扫千军，但整体质量还依旧处于一个“萌芽状态”。
　　让自己卑微，让观众笑
　　怎样寻找最恰当的笑点、让观众笑得彻底是喜剧创作的难题，但如今喜剧还是有着最基本的共通性。
　　从上世纪90年代冯小刚喜剧对精英文化的调侃、周星驰无厘头喜剧游戏式的解构到《煎饼侠》《夏洛特烦恼》，关注小人物始终是中国喜剧的立足点。
　　曾经在北影厂门口中寻找成为“路人甲”机会的王宝强如今已风生水起。他爱上了高尔夫球后，有人刁钻地问他：怎么会爱上这样一种仿佛离他气质很远的“高端运动”？
　　他说，高尔夫最初是牧羊人的游戏。
　　开心麻花总裁、《夏洛特烦恼》制片人刘洪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小人物的成长，是常见的喜剧模式。”
　　草根人群的梦想、无奈以及如何在现实的挣扎中找到面对人生的方法，往往是这类喜剧故事的主题，这种“接地气”的天然基因使观众更容易获得共鸣。
　　饶曙光回顾喜剧文化在中国兴起的文化背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精英文化逐渐退让，喜剧成为了当时中国文化的一个主导类型。” 　　“中国的文化重点是偏严肃的。”刘洪涛说，过去底层人物的喜剧故事并不是缺乏观众需求，而是在文化环境上缺乏言说的条件，这在大众文化崛起后改变了，“过去是意见领袖左右舆论和票房，如今是观众说‘这电影是否触动我了，我是否喜欢’。”
　　有网友评论说：“王宝强是当下少见的可以和农民阶层真正产生共鸣的电影明星，是底层人奋斗成功的模范。”
　　农村出身，不拼颜值不拼爹，王宝强一路的摸爬滚打便是现实版的小人物圆梦故事，由他来演绎小人物，便格外真实。

　　出道之初，王宝强的梦想是做功夫明星，只要抓住机会，便对着导演做二十几个后空翻。但是，几乎所有与他合作过的演员都说，王宝强纯朴的长相“亲切有喜感”，是天生的喜剧演员。
　　“宝强把自己放得很低，这和站在高位算计你、咯吱你笑的表演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泰囧》《唐人街探案》的制片人陈祉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戏台上总是需要丑角，用陈祉希的话来说，从赵本山、宋小宝到王宝强，喜剧丑角逗人笑往往是“恶心自己，成全别人”。
　　著名编剧束焕也曾提到，当下喜剧创作的一个短板是普遍缺乏对幽默调性的认知。喜剧虽然滑稽可笑，但它夸张地反映人类的局限性，荒诞中也就总有悲情。
　　周星驰电影的精髓并不是无厘头恶搞和夸张动作，而是卓别林那句话：从人类的悲剧出发，建立喜剧体系。
　　被众多观众和影评人点名批评的《恶棍天使》，其实有很多向周星驰无厘头电影致敬的色彩。但很多网友指出，把无厘头单纯作为搞笑的手段，只是一种“东施效颦”：“这会让人犯尴尬症，并不会让人觉得好笑。”
　　每天都在找好剧本
　　在饶曙光看来，喜剧热潮能持续多久还依然未知。品质不提高，便很有可能重蹈青春片的覆辙：“前两年贴上青春片就能获得高票房，但最近青春片堕入重复，离不开出国、车祸、打胎，缺乏对生活更深的表达和思考，市场表现开始变冷。”
　　他把目前的国产喜剧片分为爱情喜剧、黑色幽默喜剧和古装闹剧三种亚类型。2015年的《滚蛋吧！肿瘤君》《坏蛋必须死》和《捉妖记》便分别属于这三种亚类型。
　　中国市场目前仍缺乏最能扩大市场容量的合家欢喜剧：“比如《功夫熊猫》这样的合家欢动画喜剧系列，很好地接了中国的地气，又有动作元素，的确适合在中国人最具团圆意识的春节档上映。”饶曙光认为。
　　其实，喜剧市场的火热并没让刘洪涛完全开心起来。大量剧本堆在他的邮箱里和办公桌上，挑来拣去也找不到一个及格的喜剧故事，着实让他“特烦恼”：“无数人在写剧本，却没有几个真的去研究剧本创作的规律。”
　　在刘洪涛看来，喜剧创作需要经年累月的学习和打磨。但刘洪涛常常遇到这样一些自称编剧的人：让他说出10部最著名的喜剧电影，却一部也说不出来。
　　“现在喜剧火了，大家一窝蜂去写，但首先要通过大量看片研究喜剧的套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不站在巨人的肩膀，只是自己闷头往前走，怎么行？”他如此提问。
　　饶曙光将编剧人才的缺失，认作当下中国电影发展的基础性短板：“编剧团队目前正处于某种分裂状态，传统编剧习惯小作坊式的创作，难以适应电影工业化生产，技术高超的编剧可能脱离生活，而从生活中来的剧作者则缺乏专业训练。”
　　好的喜剧“包袱”往往是编剧团队讨论出来的。并且，喜剧片创作的特殊性还在于，现场的即兴发挥往往会改变电影最终的面貌。
　　和其他类型片编剧在拍摄阶段“退居二线”不同，苏彪在《煎饼侠》拍摄现场，经常要和导演董成鹏一同根据演员的即兴表演修改剧本。
　　即兴表演要求创作团队具有极高的默契度。冯小刚和周星驰在喜剧创作的黄金时期，都拥有一套固定的班底。
　　这个班底或以导演为核心，或以演员为核心，培养了高默契的创作氛围，只要有一个好的故事大纲，电影就能很快呈现出来。
　　不过，好班底显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需要经纪公司的配合，更需要长久的组队历程和创作磨合。
　　苏彪感觉，即使拥有制造笑点的能力，真正做第一部电影时依然会信心不足。
　　戏剧和网剧IP转化为喜剧电影，虽然有受众基础、期待值高，可票房未必能满足期待，要避免这种“高开低走”的风险，还是要先力补电影叙事层面的短板。
　　小品化桥段、喜剧动作和网络语言的运用在当下可能符合一部分观众的需求，“但长此以往观众有可能不再买账。”饶曙光说。
　　如今频现的“爆款”喜剧就像四处绽放的烟花。但是束焕说：“不能碰运气，也不能赌博，而是去创造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