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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20日，尧茂书从长江源头姜古迪如冰川末端下水，成功漂流源头地区和通天河江段后，7月24日在青海玉树直门达以下金沙江段的通伽峡遇难。尧茂书遇难后，激起了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一轮长漂热潮由此开始，随后的1986年堪称中国的漂流年。如今，整整30年过去了，当年的热血可曾留下痕迹？
2015年深秋，我赶到四川甘孜藏族州白玉县参加山岩父系文化研讨会，专家们同时也为白玉县旅游发展出谋划策，我看到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李明泉研究员等都不约而同谈起了“长漂”，认为这里是“长漂”的重要标志地，一群充满爱国主义热情、血气方刚的中国人谱写了一曲震惊世界的生命壮歌。
中国漂流年
1986年7月27日，当长漂队伍漂流到白玉县叶巴险滩时，发生了意外，孔志毅、杨红林、张军三名队员遇难;之前一年，西南交通大学职工尧茂书，于1985年6月20日从长江源头姜古迪如冰川末端下水，成功漂流源头地区和通天河江段后，7月24日在青海玉树直门达以下金沙江段的通伽峡遇难。尧茂书遇难后，激起了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有关报道发出没几天，就不断有人提出要继承尧茂书的遗志漂完长江。
龙的传人难道只有一个尧茂书？长江上顿时热闹起来。
国家队、民间队、青年队、个体户各色人等都在长江上高喊着“长江万岁！”“中国万岁！”和不仅仅是中美联合队的外国鬼子，也和同胞争起了首漂、全程漂、一寸不落……现在看来，1986年堪称中国的漂流年。
《中国探险家》一书介绍说，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长江上的漂流队最少有六支：由宋元清、杨欣、王琦组成的中国青年长江漂流探险队;八条北方大汉组成的河南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队伍庞大、装备最齐全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单独行动、因而被称为漂流“个体户”的安徽青年王殿明;打算在乘皮筏漂流途中考察长江沿岸野生动物和鱼类资源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干塔林中学的刘殿军、刘义军兄弟;以及由肯·沃伦带领的中美联合长江漂流队等。
6月18日，民间的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一行八人在源头下水开漂;16日，四川省组织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25人乘七艘橡皮船从沱沱河沿下水开漂，21日，该队在姜古迪如冰川立碑，次日乘三艘橡皮船从纳钦曲下水;7月，肯·沃伦带领的中美联合长江漂流队也从源头开漂。
热点顿成冰点。死人了，各种不利于漂流的意见开始占了上风，国务院专门发出《关于加强江河漂流活动管理的通知》，青海省政府则明确提出“对群众自发组织的漂流探险活动考察活动，不提倡、不支持、不接待……”。当年，一位随队记者发出“十年之内不会再有漂流”的感叹不幸而言中，中国大规模的漂流探险活动从此果真沉寂了十多年。除岷江、大渡河、黑龙江、塔里木河、怒江、和田河、独龙江、女子长江源漂流等一些短程漂流活动外，中国大江河的大规模漂流探险活动沉寂了12年，直到下一个虎年的雅鲁藏布江漂流。
但不管怎样，这当年似乎达到关乎民族尊严高度的“长漂”，客观上唤醒了当代中国人的探险意识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向户外。
量算河源
青海玉树直门达大桥旁的一片小树林里，竖有尧茂书烈士的纪念碑。好几次和不同的朋友去拜谒，站在冰冷的水泥板前，我总在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尧茂书非要做这样的事？即使孤身一人也要拼死一搏？
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但能体会到我所崇敬的这位英雄的一些同样的感觉：漂流长江这样的事，是一件很幸福的、值得为此去付出一切的事情。曾和很多朋友探讨过：如果当年没死那么多人，中国的漂流探险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但，人死毕竟不能复生。
漂流大江大河，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理想状态是应该建立在数据支撑的基础上。但我国江河资料空白太多，这在另一面，是导致意外的重要因素。对江河而言，要想掌握更多的信息，漂流无疑是最贴近的方式。从“长漂”开始，中国的漂流探险者就一直在试图通过漂流这种手段进行科考取得资料，这种传统一直为后来者所坚持。
在不同时代，因为人们的科技水平和认识水平，长江的长度也变来变去，一部长江河流长度的量算史，也正是中国科技史的写照。从现存史料看，早在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尽管全文仅一千一百余字，却已经有“岷山导江”之说，认为嘉陵江、岷江是长江之源;《汉书·地理志》中说“……遂久县，绳水出徼外，东至僰道入江”，汉代的遂久在今云南丽江、宁蒗一带，绳水即金沙江，这说明至少在公元以前，人们已经知道金沙江源远流长，但并没有将其作为长江干流;三国时的《水经》云：“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认为岷江或者嘉陵江是长江之源—这种说法沿传至明代中叶，历时2000年之久，直到明代徐霞客循金沙江而上，在云南实地考察发现金沙江比岷江更长，首次明确指出金沙江为长江源流之后，才纠正了“岷山导江”的传统认识。
不可思议的是，到了民国年间，关于长江源的记载重新趋于混乱，甚至出现谬误。1946年出版的《中国地理概论》说：“长江亦名扬子江，源出青海巴颜喀拉山南麓……全长5800公里，为我国第一巨川。”书中还说，黄河源出巴颜喀拉山北麓，于是便有了“江河同源一山”之说，并载入中小学地理课本。
今天我们都知道，万里长江有三源：北源为楚玛尔河、正源沱沱河、南源当曲……而长江究竟源自何处？权威答案直到1978年1月13日才由新华社正式发布：“经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查勘的结果表明，长江源头不在巴颜喀拉山南麓，而是在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的沱沱河。长江全长不止5800公里，而是6300公里……”这一测定是由中国水利工作者1977年到青藏高原地区调查长江源头时进行的，他们纠正了过去有关这条河流的长度和水源方位的错误数据。 长漂 热血青年的探索
几年后，有传闻说国家体委把长江的首漂权卖给了美国人肯·沃伦，尧茂书决定拼死一搏。引发“长漂热”的尧茂书，是我一直好奇的人物。10年后，因为徒步长江，我有幸在各拉丹东、沱沱河、曲麻莱、直门达一带游荡时，很关注这位英雄当年的情形，也曾多次采访过当年参与搜寻的当地人。不由不感叹，即便是在那片平均海拔四五千米的荒凉高原走一趟，对于一个内地人都是一场考验，更何况是孤身漂流—尧茂书绝对称得上壮士。
岁月淹没了很多东西，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时空，即使对于同一个人，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漂流长江，尧茂书绝非一时冲动。奔赴长江源头开漂前，他的准备工作非常细致，实地考察后，为了获得最新资料，他甚至专程赴北京拜访刚走过长江的“河王”杨联康先生。
机缘巧合，长漂10年后的一天，我们徒步长江奔赴江源前，赶到北京购买装备，正在街头瞎转悠，偌大京城茫茫人海中，竟奇迹般巧遇只在书本上见过名字的杨联康老先生。杨先生是因为我们衣服上的一行字主动和我们搭话的。我们随杨老先生来到一条胡同深处的古老四合院里他摇摇欲坠的家，老先生为我们摊开地图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尧茂书和杨先生见面是1985年3月14日，当时他刚从沱沱河沿归来，“我们谈得很投机。谈了很久他才讲到他还准备去漂长江，希望我给他介绍沿路的情况并看看我用过的地图。因为我的图在办公室里，便约他次日去办公室。第二天，我为他摆好了长江全程考察路线图和八九十份沿江地图。他一来我便系统地给他做了介绍，他详细地看了这些图，抄去了一些东西。这次他停留了一上午，并在我那里吃了饭。临行前，我复印了长江江源考察路线图送给他。两天后，尧茂书提着一篮苹果来到我家。他告诉我已经有准确消息：美国著名探险家肯·沃伦率领的漂流队即将来长江漂流探险，所以他很快就要出发了，不过他没有告诉我是去只身漂流。这次我们又谈了很久。他讲的许多信息是我不知道的。而两人都谈到我国科技比较落后，但是漂流长江所要求的装备、技术，我国未见得达不到，关键在于有志去做。”
尧茂书在谈话中给杨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反复说道：“长江在中国境内，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长江应该由我们先漂成功。”临别前，尧茂书拿出两张虎跳峡彩色照片底版，留给杨先生作纪念。就这样，送出很远，紧握双手依依惜别，但完全没料到这是永别！
尧茂书牺牲后，1986年，由四川地理学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驻川记者站等联合动议，得到四川省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大力支持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4月21日在成都成立。6月14日，水上漂流队在沱沱河源头以下18公里处开始漂流，由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长春地理研究所、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唐邦兴、孙广友、蒲健辰等组成的陆上科考分队同时对长江各源头长度、流量、流域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研究。这是继长办70年代的两次考察后，对长江源区的又一次重要科学考察。他们在长江河源区发现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泥炭沼泽达5300米;在河源区发现了待定鱼种，发现鱼类区系组成与澜沧江一致，证明长江源区的古水系与澜沧江曾存在水力联系;在当曲与沱沱河汇合口附近，他们还发现了原始人类遗留的石器，表明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古人类的活动范围要比已知的大很多，当时江源的自然环境也远比现在优越……其中，最引起媒体兴趣的是，他们重新确定了沱沱河和当曲源头的位置，并认为当曲应为长江正源。由此，有关长江源头的话题，仍时常成为新闻热点。探索的步伐，仍未停歇。
对于江河考察而言，漂流无疑是最贴近的一种手段，这也成为中国漂流与单纯体育性质的漂流有所区别的一种传统。我后来参与过的1998年雅鲁藏布江漂流、2003年汉江漂流、2006年长江南源当曲、通天河漂流等，都是把科考放在首位。
漂流准则
2006年7月，为了调查南水北调西线的水源，我们漂流了长江南源当曲。在通天河畔，竟然巧遇一支纪念1986年长漂的美国队。这次，我们的队长还是当年的雅漂队长杨勇，他还曾是1986年长漂中国队的主力。看到这支来自大洋彼岸的队伍，他的吃惊是显而易见的，自己都很少谈论的事情，这些老外竟然还没忘。
中美会晤，气氛很热烈。我注意到杨勇看美国队装备是那种孩子馋糖果般的表情，他悻悻地说：“美国人整得太巴适了”。斯时我们刚刚完成的漂流艰苦程度难以言说。
这支纪念长漂的美国漂流队也是一支中外混合队，其中就有我们曾一起漂流汉江的好手郭峥以及藏族队员，他们几个已经把美国人的装备玩得溜溜转。令人扼腕的是，郭峥后来在云南的一次漂流中不幸遇难。可以想见，如同工商业的引进合资项目一样，美国人的装备和技术，很快也就会中国化。最近已经听说，西安已经有厂家生产美国人的那种漂流艇了。
当年11月25日，当年的长漂参与者汇聚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纪念长漂20年，追忆漂流长江的雄姿英发和慷慨悲壮。原漂流队长王岩认为，长漂是在和平年代发生的异乎寻常、振奋人心的事件，使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心胸更加宽广，并充满感恩的心。
关于江河漂流，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某种程度上早已经成为一项户外娱乐休闲活动。早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当年长漂时，据当年中美联合队的褚斯鸣先生介绍，仅美国东部每年就有超过100万人次参加漂流活动，其中百分之七十五是有组织的，当年总共仅三例溺水……近些年，我国的娱乐漂流也方兴未艾，说随处可见一点也不算夸张，但不言而喻，这些安全的漂流是建立在先行者探索的基础上的，没有先行者无畏的勇气甚至血的代价，后来者的悠哉游哉就无从谈起。
俗话说，水火无情，一进入波浪滔天的未知江河，仅仅靠人体有限的力量，仅仅靠几条船桨，这时，人所有的努力顿时会显得微不足道。由于对漂流危险程度的判断尺度不同和特殊环境下人的体力和意志状态的不同，江河漂流经常会发生遇难事故，所以江河无动力漂流，一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探险项目之一。 一般认为，目前关于江河漂流探险有以下全球大致比较公认的规则：首先，使用非机动漂流工具，不能用机械等动力;第二，漂流工具不能离开水面，漂流用的橡皮船之类不能放在其他接触水面的船筏上;第三，漂流队员不能整体更换，这是指对一条江河的完整漂流而言;第四，漂流的节奏要有连续性，对一条江河的完整漂流，间隔时间不能过长。同时，国际漂流探险界还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当遇到无法逾越或危险程度足以导致漂流探险者遇难的江段时，允许绕道而过或沿江徒步穿越。这个惯例是基于生命第一的原则。但标准是无人来监督的，完全取决于漂流探险者的自我判断和诚实。
中国拥有地球高极青藏高原，大江大河众多，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印度河、恒河等著名大河均发源于青藏高原。对于这些江河的真实面目，长久以来人们认识模糊。雅鲁藏布江正源杰马央宗冰川，是1976年才确认的。此前，库比藏布、杰马央宗、马攸木藏布等都曾被认为是正源。我国第一大河长江，源头也是1976年才得到确认的。之后，1986年的长江漂流科考队，实地考察后又提出正源应为南源当曲，至今争论不休。怒江源头，直到2008年，才由中科院刘少创博士确定了准确位置。
寻找答案
很多事情只能说巧之又巧，2015年9月3日，北京，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当夜，在一个饭局上，我巧遇当年长漂副队长何平老师。说起刚好要撰写此文，何老师说，还有什么好说的？说来说去事情就是那样。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有不同的看法，都很正常。喝了几杯，何老师说：“不管怎样，爱国主义总是没有错的。你说对吗？”没错，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有点精神的。
吾为国，可赴死。这种英雄主义，在长江漂流死伤惨重后，很快被加以不科学、不理性等标签，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反面典型，在一部电视政论片中曾发问：当这些漂流者抛尸大江大河时，我们是称道他们有爱国精神呢？还是批评他们的盲目民族感情？
“无论怎样，他们把这件事偏偏做在我们民族的母亲河上，悲壮和悲剧都是巨大的。”成为“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的标志性符号。
历史是无法架空的。1980年代对我而言，是个激情燃烧又混乱不堪的岁月。现在来看，长漂出现在那个年代，自然而然，也只能出现在那个年代。当时，我尚是陕西周至县的一名懵懂中学生，与中国女排一样，长漂也曾令少年的我们长久激情澎湃。大学学的美术毕业却做了记者。没多久，一次突如其来的徒步开始改变我的青春。徒步汉江、神农架找“野人”后，便又是三年的徒步长江。算起来，1995年为徒步长江做前期准备时，我们寻访“长漂英雄”在成都的一个茶楼初见何平老师，已然20年。和许多人一样，何平、杨勇、幺哥，他们那些漂流长江的前辈在我心目中是长久的英雄。后来面对面接触多了，混熟了，在我心中还原为普通人，但越熟悉很多事情反而在我心中越迷惑。“没有探险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话没错，但那次被附加了很多东西的漂流，在30年后的今天仍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那场曾被当作史诗般颂赞，又被潮水般批判的“漂流热”，似乎已经很遥远。
然而，为什么一个尧茂书，能激起那么一股异乎寻常的强大力量？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众说纷纭。犹记1995年，我曾采访当年的长漂队员，他说：“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但如果人民缺乏创造性地应用这先进性的素质，缺乏进取精神，那么，现代化建设仍然不能成功。”我尊敬其中的热血和忧国忧民，但这就是全部答案吗？
然而在我有幸参与雅漂和后来的几次漂流，亲身体验漂流并和当年的长漂英雄朝夕相处后，我不是更清楚而是更迷惘。流行的说法是，这可能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某种意识，难以摆脱的使命感是那一代人的宿命。然而即使相同年代的人，也永远是不同的。光阴弄人，同样的长漂，30年后，即使当事者自己态度也很不同，有人说：“为什么去漂流？傻冒儿呗！现在要我反思的话，那就是傻、盲目、单纯。对，越单纯就越勇敢。若我儿子说要像我们那样去漂，我先把他腿打断，不能让他送死。他们这辈人能做比我们更棒的事情。现在的年轻人更睿智，起码懂得分辨探险和冒险。”然而我熟悉的杨勇，却带着儿子和我们继续后来的漂流等探险，即使在严冬穿越可可西里，也把儿子作为中坚，还颇引以为豪。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些年，华夏大地日新月异。有些东西在变，有些东西还是一点也没有变。是非似乎不重要。我有点感慨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举杯，与何平老师默默干掉。
在这场纷繁烦复杂轰轰烈烈的漂流中有十余人不幸悲壮殉难：
孔志毅、杨洪林、张军，1986年7月27日在长江上游金沙江叶巴险滩遇难;
大卫·西皮，中美漂流队美方摄影师，8月初因高原反应引起肺水肿，病故于长江上游通天河;
孙志岭，9月12日在漂流金沙江虎跳峡时遇难;
万明，四川《青年世界》杂志记者，9月13日在虎跳峡采访时被飞石击中头部遇难;
雷志，24岁，金沙江水运局工人，水性极好，10月14日漂流金沙江白鹤滩时遇难;
王建军，四川成都人，11月19日科考漂流队派出的补漂小分队漂流莫丁滩后，因水流湍急，无法靠岸，在继续下漂中于扎木滩遇难;
杨前明、王振，11月19日漂流莫丁滩后，因水流湍急，无法靠岸，在继续下漂中于扎木滩遇难。
次年，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科学考察队、河南黄河漂流队、安徽马鞍山爱我中华黄河漂流考察队等又在黄河上展开了竞争，七人不幸殉难：
雷建生、郎保洛、张宁生、朱红军，四人均于1987年6月19日在拉加峡遇难;
杨浩，7月2日在唐乃亥的一个跌水处落水遇难;
汤立波、张建安，6月11日在龙羊峡翻船遇难。
……
2015年深秋，我赶到四川甘孜藏族州白玉县参加山岩父系文化研讨会，专家们同时也为白玉县旅游发展出谋划策，我看到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李明泉研究员等都不约而同谈起了“长漂”，认为这里是“长漂”的重要标志地，一群充满爱国主义热情、血气方刚的中国人谱写了一曲震惊世界的生命壮歌。
中国漂流年
1986年7月27日，当长漂队伍漂流到白玉县叶巴险滩时，发生了意外，孔志毅、杨红林、张军三名队员遇难;之前一年，西南交通大学职工尧茂书，于1985年6月20日从长江源头姜古迪如冰川末端下水，成功漂流源头地区和通天河江段后，7月24日在青海玉树直门达以下金沙江段的通伽峡遇难。尧茂书遇难后，激起了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有关报道发出没几天，就不断有人提出要继承尧茂书的遗志漂完长江。
龙的传人难道只有一个尧茂书？长江上顿时热闹起来。
国家队、民间队、青年队、个体户各色人等都在长江上高喊着“长江万岁！”“中国万岁！”和不仅仅是中美联合队的外国鬼子，也和同胞争起了首漂、全程漂、一寸不落……现在看来，1986年堪称中国的漂流年。
《中国探险家》一书介绍说，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长江上的漂流队最少有六支：由宋元清、杨欣、王琦组成的中国青年长江漂流探险队;八条北方大汉组成的河南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队伍庞大、装备最齐全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单独行动、因而被称为漂流“个体户”的安徽青年王殿明;打算在乘皮筏漂流途中考察长江沿岸野生动物和鱼类资源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干塔林中学的刘殿军、刘义军兄弟;以及由肯·沃伦带领的中美联合长江漂流队等。
6月18日，民间的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一行八人在源头下水开漂;16日，四川省组织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25人乘七艘橡皮船从沱沱河沿下水开漂，21日，该队在姜古迪如冰川立碑，次日乘三艘橡皮船从纳钦曲下水;7月，肯·沃伦带领的中美联合长江漂流队也从源头开漂。
热点顿成冰点。死人了，各种不利于漂流的意见开始占了上风，国务院专门发出《关于加强江河漂流活动管理的通知》，青海省政府则明确提出“对群众自发组织的漂流探险活动考察活动，不提倡、不支持、不接待……”。当年，一位随队记者发出“十年之内不会再有漂流”的感叹不幸而言中，中国大规模的漂流探险活动从此果真沉寂了十多年。除岷江、大渡河、黑龙江、塔里木河、怒江、和田河、独龙江、女子长江源漂流等一些短程漂流活动外，中国大江河的大规模漂流探险活动沉寂了12年，直到下一个虎年的雅鲁藏布江漂流。
但不管怎样，这当年似乎达到关乎民族尊严高度的“长漂”，客观上唤醒了当代中国人的探险意识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向户外。
量算河源
青海玉树直门达大桥旁的一片小树林里，竖有尧茂书烈士的纪念碑。好几次和不同的朋友去拜谒，站在冰冷的水泥板前，我总在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尧茂书非要做这样的事？即使孤身一人也要拼死一搏？
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但能体会到我所崇敬的这位英雄的一些同样的感觉：漂流长江这样的事，是一件很幸福的、值得为此去付出一切的事情。曾和很多朋友探讨过：如果当年没死那么多人，中国的漂流探险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但，人死毕竟不能复生。
漂流大江大河，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理想状态是应该建立在数据支撑的基础上。但我国江河资料空白太多，这在另一面，是导致意外的重要因素。对江河而言，要想掌握更多的信息，漂流无疑是最贴近的方式。从“长漂”开始，中国的漂流探险者就一直在试图通过漂流这种手段进行科考取得资料，这种传统一直为后来者所坚持。
在不同时代，因为人们的科技水平和认识水平，长江的长度也变来变去，一部长江河流长度的量算史，也正是中国科技史的写照。从现存史料看，早在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尽管全文仅一千一百余字，却已经有“岷山导江”之说，认为嘉陵江、岷江是长江之源;《汉书·地理志》中说“……遂久县，绳水出徼外，东至僰道入江”，汉代的遂久在今云南丽江、宁蒗一带，绳水即金沙江，这说明至少在公元以前，人们已经知道金沙江源远流长，但并没有将其作为长江干流;三国时的《水经》云：“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认为岷江或者嘉陵江是长江之源—这种说法沿传至明代中叶，历时2000年之久，直到明代徐霞客循金沙江而上，在云南实地考察发现金沙江比岷江更长，首次明确指出金沙江为长江源流之后，才纠正了“岷山导江”的传统认识。
不可思议的是，到了民国年间，关于长江源的记载重新趋于混乱，甚至出现谬误。1946年出版的《中国地理概论》说：“长江亦名扬子江，源出青海巴颜喀拉山南麓……全长5800公里，为我国第一巨川。”书中还说，黄河源出巴颜喀拉山北麓，于是便有了“江河同源一山”之说，并载入中小学地理课本。
今天我们都知道，万里长江有三源：北源为楚玛尔河、正源沱沱河、南源当曲……而长江究竟源自何处？权威答案直到1978年1月13日才由新华社正式发布：“经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查勘的结果表明，长江源头不在巴颜喀拉山南麓，而是在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的沱沱河。长江全长不止5800公里，而是6300公里……”这一测定是由中国水利工作者1977年到青藏高原地区调查长江源头时进行的，他们纠正了过去有关这条河流的长度和水源方位的错误数据。 长漂 热血青年的探索
几年后，有传闻说国家体委把长江的首漂权卖给了美国人肯·沃伦，尧茂书决定拼死一搏。引发“长漂热”的尧茂书，是我一直好奇的人物。10年后，因为徒步长江，我有幸在各拉丹东、沱沱河、曲麻莱、直门达一带游荡时，很关注这位英雄当年的情形，也曾多次采访过当年参与搜寻的当地人。不由不感叹，即便是在那片平均海拔四五千米的荒凉高原走一趟，对于一个内地人都是一场考验，更何况是孤身漂流—尧茂书绝对称得上壮士。
岁月淹没了很多东西，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时空，即使对于同一个人，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漂流长江，尧茂书绝非一时冲动。奔赴长江源头开漂前，他的准备工作非常细致，实地考察后，为了获得最新资料，他甚至专程赴北京拜访刚走过长江的“河王”杨联康先生。
机缘巧合，长漂10年后的一天，我们徒步长江奔赴江源前，赶到北京购买装备，正在街头瞎转悠，偌大京城茫茫人海中，竟奇迹般巧遇只在书本上见过名字的杨联康老先生。杨先生是因为我们衣服上的一行字主动和我们搭话的。我们随杨老先生来到一条胡同深处的古老四合院里他摇摇欲坠的家，老先生为我们摊开地图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尧茂书和杨先生见面是1985年3月14日，当时他刚从沱沱河沿归来，“我们谈得很投机。谈了很久他才讲到他还准备去漂长江，希望我给他介绍沿路的情况并看看我用过的地图。因为我的图在办公室里，便约他次日去办公室。第二天，我为他摆好了长江全程考察路线图和八九十份沿江地图。他一来我便系统地给他做了介绍，他详细地看了这些图，抄去了一些东西。这次他停留了一上午，并在我那里吃了饭。临行前，我复印了长江江源考察路线图送给他。两天后，尧茂书提着一篮苹果来到我家。他告诉我已经有准确消息：美国著名探险家肯·沃伦率领的漂流队即将来长江漂流探险，所以他很快就要出发了，不过他没有告诉我是去只身漂流。这次我们又谈了很久。他讲的许多信息是我不知道的。而两人都谈到我国科技比较落后，但是漂流长江所要求的装备、技术，我国未见得达不到，关键在于有志去做。”
尧茂书在谈话中给杨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反复说道：“长江在中国境内，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长江应该由我们先漂成功。”临别前，尧茂书拿出两张虎跳峡彩色照片底版，留给杨先生作纪念。就这样，送出很远，紧握双手依依惜别，但完全没料到这是永别！
尧茂书牺牲后，1986年，由四川地理学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驻川记者站等联合动议，得到四川省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大力支持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4月21日在成都成立。6月14日，水上漂流队在沱沱河源头以下18公里处开始漂流，由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长春地理研究所、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唐邦兴、孙广友、蒲健辰等组成的陆上科考分队同时对长江各源头长度、流量、流域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研究。这是继长办70年代的两次考察后，对长江源区的又一次重要科学考察。他们在长江河源区发现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泥炭沼泽达5300米;在河源区发现了待定鱼种，发现鱼类区系组成与澜沧江一致，证明长江源区的古水系与澜沧江曾存在水力联系;在当曲与沱沱河汇合口附近，他们还发现了原始人类遗留的石器，表明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古人类的活动范围要比已知的大很多，当时江源的自然环境也远比现在优越……其中，最引起媒体兴趣的是，他们重新确定了沱沱河和当曲源头的位置，并认为当曲应为长江正源。由此，有关长江源头的话题，仍时常成为新闻热点。探索的步伐，仍未停歇。
对于江河考察而言，漂流无疑是最贴近的一种手段，这也成为中国漂流与单纯体育性质的漂流有所区别的一种传统。我后来参与过的1998年雅鲁藏布江漂流、2003年汉江漂流、2006年长江南源当曲、通天河漂流等，都是把科考放在首位。
漂流准则
2006年7月，为了调查南水北调西线的水源，我们漂流了长江南源当曲。在通天河畔，竟然巧遇一支纪念1986年长漂的美国队。这次，我们的队长还是当年的雅漂队长杨勇，他还曾是1986年长漂中国队的主力。看到这支来自大洋彼岸的队伍，他的吃惊是显而易见的，自己都很少谈论的事情，这些老外竟然还没忘。
中美会晤，气氛很热烈。我注意到杨勇看美国队装备是那种孩子馋糖果般的表情，他悻悻地说：“美国人整得太巴适了”。斯时我们刚刚完成的漂流艰苦程度难以言说。
这支纪念长漂的美国漂流队也是一支中外混合队，其中就有我们曾一起漂流汉江的好手郭峥以及藏族队员，他们几个已经把美国人的装备玩得溜溜转。令人扼腕的是，郭峥后来在云南的一次漂流中不幸遇难。可以想见，如同工商业的引进合资项目一样，美国人的装备和技术，很快也就会中国化。最近已经听说，西安已经有厂家生产美国人的那种漂流艇了。
当年11月25日，当年的长漂参与者汇聚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纪念长漂20年，追忆漂流长江的雄姿英发和慷慨悲壮。原漂流队长王岩认为，长漂是在和平年代发生的异乎寻常、振奋人心的事件，使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心胸更加宽广，并充满感恩的心。
关于江河漂流，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某种程度上早已经成为一项户外娱乐休闲活动。早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当年长漂时，据当年中美联合队的褚斯鸣先生介绍，仅美国东部每年就有超过100万人次参加漂流活动，其中百分之七十五是有组织的，当年总共仅三例溺水……近些年，我国的娱乐漂流也方兴未艾，说随处可见一点也不算夸张，但不言而喻，这些安全的漂流是建立在先行者探索的基础上的，没有先行者无畏的勇气甚至血的代价，后来者的悠哉游哉就无从谈起。
俗话说，水火无情，一进入波浪滔天的未知江河，仅仅靠人体有限的力量，仅仅靠几条船桨，这时，人所有的努力顿时会显得微不足道。由于对漂流危险程度的判断尺度不同和特殊环境下人的体力和意志状态的不同，江河漂流经常会发生遇难事故，所以江河无动力漂流，一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探险项目之一。 一般认为，目前关于江河漂流探险有以下全球大致比较公认的规则：首先，使用非机动漂流工具，不能用机械等动力;第二，漂流工具不能离开水面，漂流用的橡皮船之类不能放在其他接触水面的船筏上;第三，漂流队员不能整体更换，这是指对一条江河的完整漂流而言;第四，漂流的节奏要有连续性，对一条江河的完整漂流，间隔时间不能过长。同时，国际漂流探险界还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当遇到无法逾越或危险程度足以导致漂流探险者遇难的江段时，允许绕道而过或沿江徒步穿越。这个惯例是基于生命第一的原则。但标准是无人来监督的，完全取决于漂流探险者的自我判断和诚实。
中国拥有地球高极青藏高原，大江大河众多，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印度河、恒河等著名大河均发源于青藏高原。对于这些江河的真实面目，长久以来人们认识模糊。雅鲁藏布江正源杰马央宗冰川，是1976年才确认的。此前，库比藏布、杰马央宗、马攸木藏布等都曾被认为是正源。我国第一大河长江，源头也是1976年才得到确认的。之后，1986年的长江漂流科考队，实地考察后又提出正源应为南源当曲，至今争论不休。怒江源头，直到2008年，才由中科院刘少创博士确定了准确位置。
寻找答案
很多事情只能说巧之又巧，2015年9月3日，北京，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当夜，在一个饭局上，我巧遇当年长漂副队长何平老师。说起刚好要撰写此文，何老师说，还有什么好说的？说来说去事情就是那样。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有不同的看法，都很正常。喝了几杯，何老师说：“不管怎样，爱国主义总是没有错的。你说对吗？”没错，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有点精神的。
吾为国，可赴死。这种英雄主义，在长江漂流死伤惨重后，很快被加以不科学、不理性等标签，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反面典型，在一部电视政论片中曾发问：当这些漂流者抛尸大江大河时，我们是称道他们有爱国精神呢？还是批评他们的盲目民族感情？
“无论怎样，他们把这件事偏偏做在我们民族的母亲河上，悲壮和悲剧都是巨大的。”成为“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的标志性符号。
历史是无法架空的。1980年代对我而言，是个激情燃烧又混乱不堪的岁月。现在来看，长漂出现在那个年代，自然而然，也只能出现在那个年代。当时，我尚是陕西周至县的一名懵懂中学生，与中国女排一样，长漂也曾令少年的我们长久激情澎湃。大学学的美术毕业却做了记者。没多久，一次突如其来的徒步开始改变我的青春。徒步汉江、神农架找“野人”后，便又是三年的徒步长江。算起来，1995年为徒步长江做前期准备时，我们寻访“长漂英雄”在成都的一个茶楼初见何平老师，已然20年。和许多人一样，何平、杨勇、幺哥，他们那些漂流长江的前辈在我心目中是长久的英雄。后来面对面接触多了，混熟了，在我心中还原为普通人，但越熟悉很多事情反而在我心中越迷惑。“没有探险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话没错，但那次被附加了很多东西的漂流，在30年后的今天仍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那场曾被当作史诗般颂赞，又被潮水般批判的“漂流热”，似乎已经很遥远。
然而，为什么一个尧茂书，能激起那么一股异乎寻常的强大力量？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众说纷纭。犹记1995年，我曾采访当年的长漂队员，他说：“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但如果人民缺乏创造性地应用这先进性的素质，缺乏进取精神，那么，现代化建设仍然不能成功。”我尊敬其中的热血和忧国忧民，但这就是全部答案吗？
然而在我有幸参与雅漂和后来的几次漂流，亲身体验漂流并和当年的长漂英雄朝夕相处后，我不是更清楚而是更迷惘。流行的说法是，这可能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某种意识，难以摆脱的使命感是那一代人的宿命。然而即使相同年代的人，也永远是不同的。光阴弄人，同样的长漂，30年后，即使当事者自己态度也很不同，有人说：“为什么去漂流？傻冒儿呗！现在要我反思的话，那就是傻、盲目、单纯。对，越单纯就越勇敢。若我儿子说要像我们那样去漂，我先把他腿打断，不能让他送死。他们这辈人能做比我们更棒的事情。现在的年轻人更睿智，起码懂得分辨探险和冒险。”然而我熟悉的杨勇，却带着儿子和我们继续后来的漂流等探险，即使在严冬穿越可可西里，也把儿子作为中坚，还颇引以为豪。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些年，华夏大地日新月异。有些东西在变，有些东西还是一点也没有变。是非似乎不重要。我有点感慨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举杯，与何平老师默默干掉。
在这场纷繁烦复杂轰轰烈烈的漂流中有十余人不幸悲壮殉难：
孔志毅、杨洪林、张军，1986年7月27日在长江上游金沙江叶巴险滩遇难;
大卫·西皮，中美漂流队美方摄影师，8月初因高原反应引起肺水肿，病故于长江上游通天河;
孙志岭，9月12日在漂流金沙江虎跳峡时遇难;
万明，四川《青年世界》杂志记者，9月13日在虎跳峡采访时被飞石击中头部遇难;
雷志，24岁，金沙江水运局工人，水性极好，10月14日漂流金沙江白鹤滩时遇难;
王建军，四川成都人，11月19日科考漂流队派出的补漂小分队漂流莫丁滩后，因水流湍急，无法靠岸，在继续下漂中于扎木滩遇难;
杨前明、王振，11月19日漂流莫丁滩后，因水流湍急，无法靠岸，在继续下漂中于扎木滩遇难。
次年，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科学考察队、河南黄河漂流队、安徽马鞍山爱我中华黄河漂流考察队等又在黄河上展开了竞争，七人不幸殉难：
雷建生、郎保洛、张宁生、朱红军，四人均于1987年6月19日在拉加峡遇难;
杨浩，7月2日在唐乃亥的一个跌水处落水遇难;
汤立波、张建安，6月11日在龙羊峡翻船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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