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已经突破8万亿元，比2010年同期增长近三成，中国也被列为“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引发国内民众的关注和激烈争论。但争论过后大家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税负是否“痛苦”不应只纠缠于税负高低，更应关注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所获得的大部分财政收入用于民生支出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即使稍高的税收水平也无伤大雅。
　　因此，国内有专家通过2010年預算内财政支出数据，详细列出了全国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合计达到59601.82亿元，占公共财政支出的2/3。其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体育方面的支出合计29256.19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32.6%。2010年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近6万亿元，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2/3。
　　由于这一2/3的公共支出结构存在，即使宏观税负过高，也不会存在所谓的“中国税负痛苦指数排名全球第二”这一说法。但这种计算存在明显的概念偷换和扩大“民生支出”范围的漏洞。
　　首先，在考虑财政支出的时候，分母仅仅包含預算内财政支出显然存在问题。而众所周知，中国的政府支出总共包含有預算内财政支出、預算外财政支出和制度外支出三个部分，只把預算内财政支出作为分母，显然有夸大“民生支出”比例的嫌疑。
　　保守的估计，2010年这三个部分的支出加总占GDP比重的31.4%以上，而2010年中国的GDP为40.1万亿元。这就是说，2010年中国的政府支出至少在12.6万亿元以上。即使按照2010年預算内财政支出的2/3，近6万亿元都是用于“民生支出”，那2010年中国“民生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为47.6%，也不是上述专家所说的2/3。
　　其次，何谓“民生支出”？大家通常所说的“民生领域”，是指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及就业等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几个方面的支出。与这个概念较为接近的概念，应该是国际上通用的“福利支出”。
　　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统计中——类似交通运输、农业、能源乃至邮政等开支，是明确列在“经济事务开支”这个栏目下的，并非福利型开支。公认的福利型开支，只能包括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这三大块。按此标准，2010年中国的“福利支出”实际上为2.6万亿元，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仅为20.6%。
　　美国的宏观税负与中国非常接近，相比之下，美国政府2010年这三项支出占公共财政总支出比例达到59%。而美国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已经是全球公认的低福利国家。
　　最后，考虑支出的最终用途。即使是按照6万亿元的“民生支出”口径计算，我们也并不清楚这些支出怎么使用，最终用到了哪些地方。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财政支出数据中，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大的分类支出结构，并不能详细查询这些支出最后究竟被谁使用。
　　这涉及到一个财政透明度问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财政透明度的定义，“财政透明度是指向公众公布政府结构与职能、财政政策意图、公共部门账户和财政计划的公开度”。财政信息的透明，不仅可以使公众能够较为容易得到有用的信息，企业、家庭和个人决策有了更为充分的依据，避免由于信息不透明而产生的无谓损失，也有利于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进而提高政府支出的使用效率。而中国离财政透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比如最近三公支出的公开，国务院尚且还有部委拒不执行，即使执行也只是敷衍了事，更不要提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支出的完全公开透明。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今后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提高财政透明度。
　　一是适当压缩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经济事务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二是继续加大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的投入，提高“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三是加强預算准备过程，开放良好的政府收支分类系统，并与社会公众保持良好的沟通，进而促进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推动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的转变。
　　
　　陈宇峰为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