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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京剧情
很难考证，我父亲这个河南人是如何迷上京剧的。想比之下，母亲续磊从小就跟着外公续范亭将军进戏园看京戏，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小戏迷。在延安鲁艺上学时，她还参加了鲁艺平剧社，并登台演出。
据母亲回忆，1947年她随鲁艺工作队到达东北后，分配到《东北日报》工作的第一天，就听到隔壁有人在唱京戏，令她十分好奇。后来才知道这人竟然是她鲁艺文学系的同门师兄，写过名篇《雁翎队》的大记者穆青。从此两人结下一生的姻缘。
延安时期，京剧曾风靡延安和各大解放区，除延安平剧院、鲁艺平剧社外，部队中还有许多京剧社团，连毛主席都会用他那浓重的湖南腔唱《伍家坡》中的名段“一马离了西凉界”。也许，父亲也是从延安时期起，开始喜欢上京剧的。
小时候，记得我家里有一台老式手摇留声机和一堆33转的黑胶唱片，大部分都是咿咿呀呀的老京剧唱段。我们兄弟们经常鼓捣那台留声机，却对那些京剧唱片毫无兴趣，也不理解为什么父母们会听得津津有味。
文革时，八个样板戏大行其道，现代京剧几乎成了当时普罗大众唯一的娱乐方式。虽然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但通过日复一日的听广播宣传，我也几乎学会了几个京剧样板戏的所有唱段。
内心里，父親似乎希望我们也喜欢京剧国粹。有一天，他要我陪他去长安大戏院看上海京剧院的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他说，这出言派京剧他已经看了一次，提了些意见，上海京剧院回去修改之后，这次又来北京汇报演出，带你去是想听听你们大学生的反映如何？
虽然那时京剧一直处于低谷，但《曹扬》这部海派京剧与众不同，它采用了交响乐队伴奏，舞台表现丰富，唱腔也非常好听。我是第一次听言派老生戏，也是第一次看言兴朋的演出。
演出后父亲问我，这样的京剧你们年轻人能接受吗？我回答说，完全能接受，有些场景有电影效果。父亲对我的回答似乎比较满意。
后来，言兴朋作为言派传人，在第一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选赛上，以一段言派名戏《诸葛亮吊孝》技压群雄荣获第一名。他的代表作《曹操与杨修》也日臻火爆，最终一票难求，2018年还被拍成3D全景声电影。
前几年，我又重听了言兴朋《吊孝》中的唱段：“见灵堂不由人珠泪滚滚......”，那委婉儒雅的言派唱腔实在令我陶醉，进而再听他《曹杨》中的几段唱腔，还有《曹雪芹》中的“流水潺潺山花秀......”，我真是彻底陶醉而不能自拔，那天籁之音，绕梁三日而不绝也。
正巧再次整理父亲遗物时，我竟然在他的笔记本里发现了《吊孝》一段的完整唱词，这真是一种巧合吗？
于魁智是第二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选赛的第一名，父亲很早就关注了他。
父亲曾对我说，他发现了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京剧演员叫于魁智，他无门无派，却集百家之长，自成一派，唱念做打都很优秀，是个好苗子，看来京剧艺术还是后继有人的！
那时，我总觉得京剧是一门衰败中的艺术，即便有好苗子出现，也生不逢时，错过了京剧最辉煌的时代。我对所谓的梨园新人也不当回事。
然而，随着京剧的回暖，于魁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他既唱传统戏又唱现代戏，甚至还演唱了100多首脍炙人口的京歌，不遗余力地为推广京剧国粹四处奔走，赢得人们广泛的好评和喜爱。
看来，父亲没有看错人！
2018年春，我在河南宁陵有幸见到了应邀前来参加当地“梨花节”的于魁智和李胜素二位京剧大师。
当我提到父亲生前最喜欢听于大师的演唱时，于魁智紧紧地与我握着手，动情地说，穆青老社长第一次观看我演出时，我还是戏曲学院的学生。他对我的鼓励，我一直记在心里！ 那天，宁陵县的万亩梨花盛开，似乎在迎接着“四访宁陵”的穆青后人与“梨园之王”的美丽相会。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如泥。”
我坐在剧场里，一边欣赏着两位京剧大师动人心扉的“梨花颂”，一边在想，父亲在九天之上也一定能看到这精彩一幕，欣赏到他最喜欢的京剧之声。
父子养鸡记
文革开始后，父亲穆青是新华社最大的“走资派”之一。当年我曾在新华社大礼堂亲眼看到父亲戴着高帽子，坐着“喷气式”被造反派批斗的场景。回到家里，他还让我们看脖子上被人拧的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随后，他被强迫在社内劳动改造，先是打扫厕所，后又去搬砖盖房，由于砸伤了手指，他又被分配到食堂蒸馒头。
几次抄家后，我们一家被赶到黄亭子马路北的新华社工棚简陋的小平房内，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然而，父亲却以苦作乐，经常给我和毛弟讲起他们在延安开荒种地的故事，每天晚上还带着我们去看各单位的大字报。
有一个星期天，父亲从院后找来一堆砖头，说要给我们搭个鸡窝，养鸡生蛋。只见他很专业地带着我们和泥挑砖，很快就在窗下垒出三面砖墙。没有盖子，他又找出一幅当年出访时朝鲜人送的山水画板，正好盖住鸡窝。那幅画很漂亮，表现的是朝鲜东海岸的大海悬崖和成群的海鸟，连我都觉得有点可惜了。然而那时，盖鸡窝也许是它最好的去处了。
父亲从小贩子手里挑了七只毛绒绒的小鸡，让它们正式入住新鸡窝。我们兄弟俩第一次喂养小动物，兴奋异常，既爱不释手，也充满着幻想。
不幸的是，七只小鸡很快就死了四只。剩下的一公两母，总算慢慢地长大了。父亲把那只红色的公鸡叫“红红”，我把那只白母鸡叫“白白”，毛弟则给另一只芦花母鸡起名为“马拉花”。
父亲早就从我的口中了解到他们当兵生活的紧张艰苦，为了修筑一座防御蘇修入侵天津的人造山，部队几乎是日以继夜地卸火车，搬石头，垒山头，比在农村插队时还苦。好在两年后他们复员可以回北京，总算有个盼头。
令父亲满意的是，两个哥哥虽然吃了些苦，但是他们身体却更结实了，也更加成熟了。他一边回答哥哥们的各种问题，一边不禁回忆起他们小时候的种种趣事。异地相聚，这顿饭吃的大家心满意足，全家人都平平安安，还有什么能比和亲爱的父亲一起吃饭更开心的事情呢？
饭后，父亲建议我们父子四人一起去照相馆留个合影。热情的摄影师特别安排父亲坐在前排，我们哥仨站在后排，并一个劲儿地用天津话夸父亲有福气，把气氛搞很轻松，以至于后来父亲每次看到这张合影，就忍不住重复摄影师的那句天津话：老爷子真有福气！
时间短暂，哥哥们告别父亲，恋恋不舍地回部队了。天下起小雨，父亲对我说，我们再去看看万力叔叔。
他对我说，万力叔叔是他延安鲁艺的老同学，文革前是天津《新港》杂志的总编辑。这本文学杂志在全国很有名气，也培养了许多年轻作家。听说他在文革中处境很不好，这次正好顺路去看看他。
我们按照地址在市内七拐八转地找了很久，终于在一个破旧的小洋楼里找到了万力的家。
见到父亲冒雨突然来访，万力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大叫道，原来是穆青你老哥啊！他们似乎一下都变成了当年的小青年，有说不完的话，直到天色泛黑，我们才不得不辞别万力叔叔，乘火车返京。 临别时，父亲看着老同学狭小逼仄的住房，感叹地说，我替你反映一下，先是恢复工作，然后再改善一下居住条件。
我后来听说，父亲通过天津分社向天津市委反映了情况，万力叔叔的问题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这真是一次难忘的探亲啊，在我眼中，老父亲的父子爱，战友情，都在这短短的一天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父亲三送我远行
今年是我的父亲穆青诞辰100周年，也是他老人家去世18周年，然而他生前的音容笑貌，似乎就在昨天，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父亲曾经三次送我离开北京去远行，每一次都令我终生难忘。
（一）
1973年夏，我高一学业结束，学校号召大家利用暑假期间做一些社会调查，丰富自己的社会知识。我征求父亲的意见，他对我说，你干脆去河南林县找你华山叔叔，看看红旗渠吧！
华山是当年著名的“四大战地记者”之一，名著《鸡毛信》的作者，也是父亲最好的朋友。文革期间为躲避冲击，他一个人隐居在林县乡下，计划写一部关于红旗渠的长篇小说。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离家远行，妈妈很不放心。父亲特地买了车票，亲自把我送到北京站，并交给我一封写有华山叔叔地址的信，记得那地址是：林县城关公社胡家庄。
胡家庄离林县县城大约十里地，我边走边打听。到了村头，逢人便询问华山家在哪里？但是村民都说听不懂我说的华山是谁。我连比划带重复地说找作家华山，终于有人听明白了，用浓重的当地话说，你找的是老扈同志吧？他就住在附近的一座小院里。
我走进那座小院，房门上了锁，隔窗一望，炕上堆满了书，我能断定这就是华山叔叔的家，又看到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上写道：出门几天，有事去县委招待所找我。
我又走了十里地返回县城，终于在招待所见到了华山叔叔。他看过父亲的信，笑咪咪地对我说，爸爸要你到红旗渠受受教育，我来安排吧！
接下几天，我随着一个单位的参观团走遍了整个红旗渠工程，深深为林县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壮举而震撼和感动。开学后，我写了一篇参观红旗渠的社会实践报告，赢得老师和同学们一片赞扬，心里别提多得意了。
后来我才知道，文革前是华山叔叔把红旗渠推荐给父亲，他们两人都为林县人民自立更生战天斗地的红旗渠精神而感动不已。父亲原计划写完焦裕禄就去写红旗渠，谁知文革很快开始，他的写作计划无法实现，令他终生遗憾。
无穷智与力，
尽在此卷中。
父 手书”
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集合出征。第二天一大早，我告别了亲爱的妈妈。父亲带上毛弟，我们父子三人一起乘公共汽车来到了育英中学。早就听父亲说，当年他从河南老家去山西参加八路军，正逢杞县发大水，是爷爷划着小船送父亲出的县城，如今又轮到父亲冒着严寒送子参军，他的心中一定是感慨万分。
带着父亲的嘱托，我来到位于酒泉附近戈壁深处神秘的14号基地，那里正在进行着我国卫星、洲际导弹，战术导弹和无人机等各种尖端武器的试验。
接兵的干部后来对我说，他们去我家进行家访时，父亲充满感情地向他们讲述了当年他在山西前线打日本鬼子的故事，令他们深受感动，后来抢着把我分配到基地最核心的技术部门。
四年的军旅生涯中，我有幸参加了多次卫星和洲际导弹测试任务，也参加了霹雳系列空空导弹和“长空一号”无人机的试验任务。人虽在大漠戈壁，心中却无比自豪。我有无数的话想对父亲说，但是他却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因为部队对保密工作要求十分严格，连写家信都要经过审查。
我们每年都要去新疆马兰基地参加核试验。由于当时正在改用无人机代替飞行员驾机穿蘑菇云取样，我们的无人机测控点必须设在距离爆心18公里处，比30公里外的试验动物还近12公里，这意味着如果发生意外，我们将会尸骨无存。此外，每次核试验完成后的体检结果，我们身上的伽马射线残留和白血球指标都严重超标，但那时大家都毫无怨言，一句话，军人就是奉献！比起那些穿云取样的飞行员和因白血病早逝的战友们，我们还算是很幸运的。
1976年，在完成中国最大当量的氢弹试验后返回酒泉基地的途中，我们乘坐的伊尔12运输机出现一台发动机停转的严重空中事故，所有的人都做好了空难的准备，幸亏飞行员处置得当，紧急迫降在哈密机场，我们才死里逃生。这些，我自然无法同父亲讲，只在家信中写道：我来到了新疆最大的博斯腾湖，它一半是咸水，一半是淡水，鱼鸟成群，芦苇成片，湖中畅游，岸上食鱼，令人快乐无比！父亲回信说，你像写游记一样带我们畅遊了美丽的博斯腾湖，有机会我们也去那里看看。父亲不知道，博斯腾湖一直是军事禁区，无人破坏，自然环境当然好了。 我们部队有很多河南籍的干部战士，提起我父亲，他们都一脸崇敬和骄傲，当然对我也格外亲切，一口一个河南老乡叫着。然而东北兵也不甘示弱，他们探亲休假在北京转车时，都想方设法去我家看看父亲，替我带封家书或者土特产，回来后就气河南兵说，我去晓枫家见到穆社长了，他还请我抽中华烟呢！可见，父亲那时就在人们心中已经有很高的地位了。
（三）
1976年夏，我接到任务去南京航空学院，配合科研人员测试研制中的“长空一号”无人机。趁我们押运的设备车在郑州停留等待编组的机会，我请假去探望一下奶奶和姑姑们。谁知一见面，大姑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说，快去北京看看你爸爸吧，他出大事了！
经过姑姑们详细叙说，我知道父亲因为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江青在大寨的不当言行，被江青和姚文元一伙停职审查，可能很快会被严肃处理。这就是所谓的“朱穆李事件”。
我紧急向赵春明组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希望能请个短假回北京。老赵很同情我，经与我们三人出差小组的另一名党员老兵卢文武商量后，他批准给我两天时间悄悄回家看看，并说出了问题由他负責。赵组长还特别交代，要我从北京直接去南京与他们会合。
自周总理去世后，有关江青一伙不得民心的无耻言行就一直不断地传到军营。我们是技术部队，知识分子多，氛围相对宽松，一有北京来的小道消息，大家就抄来抄去，议论纷纷，赵组长和小卢都是积极分子。我十分感谢我的这些好领导好战友，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军人，却在人间大义面前如此通情达理。
我连夜赶回北京，家里的气氛实在很凝重，全家似乎都在等待着最后的判决。妈妈说，你爸爸要是做牢，我就给他送饭。大哥说，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倒不那么悲观，因为即便在遥远的部队上，也没有一个人支持江青一伙儿的，而且文革中我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相信他这次一定能挺得过去。
我悄悄地向父亲反映了下面群众对江青一伙人的反感情况，各种小道消息的疯传，以及大家对党和国家的命运的担心，他没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点点头……
一天半的时间很快过去，我要赶赴南京了。父亲说，我送你去火车站。
我们父子二人站在月台上，很长时间谁也没说话。此时此刻，父亲肯定有一肚子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我也有一肚子话想再安慰安慰他，却不知如何表白。父亲又一次到车站送我远行，是因为见到远方的儿子而宽慰，还是因为有可能再见不到儿子而留恋，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儿子相信，我这位坚强的老父亲，一定会顶住风浪走过来的。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坚信自己加入的党，坚信自己的人民，一定能够战胜黑暗，走向光明！
很难考证，我父亲这个河南人是如何迷上京剧的。想比之下，母亲续磊从小就跟着外公续范亭将军进戏园看京戏，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小戏迷。在延安鲁艺上学时，她还参加了鲁艺平剧社，并登台演出。
据母亲回忆，1947年她随鲁艺工作队到达东北后，分配到《东北日报》工作的第一天，就听到隔壁有人在唱京戏，令她十分好奇。后来才知道这人竟然是她鲁艺文学系的同门师兄，写过名篇《雁翎队》的大记者穆青。从此两人结下一生的姻缘。
延安时期，京剧曾风靡延安和各大解放区，除延安平剧院、鲁艺平剧社外，部队中还有许多京剧社团，连毛主席都会用他那浓重的湖南腔唱《伍家坡》中的名段“一马离了西凉界”。也许，父亲也是从延安时期起，开始喜欢上京剧的。
小时候，记得我家里有一台老式手摇留声机和一堆33转的黑胶唱片，大部分都是咿咿呀呀的老京剧唱段。我们兄弟们经常鼓捣那台留声机，却对那些京剧唱片毫无兴趣，也不理解为什么父母们会听得津津有味。
文革时，八个样板戏大行其道，现代京剧几乎成了当时普罗大众唯一的娱乐方式。虽然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但通过日复一日的听广播宣传，我也几乎学会了几个京剧样板戏的所有唱段。
内心里，父親似乎希望我们也喜欢京剧国粹。有一天，他要我陪他去长安大戏院看上海京剧院的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他说，这出言派京剧他已经看了一次，提了些意见，上海京剧院回去修改之后，这次又来北京汇报演出，带你去是想听听你们大学生的反映如何？
虽然那时京剧一直处于低谷，但《曹扬》这部海派京剧与众不同，它采用了交响乐队伴奏，舞台表现丰富，唱腔也非常好听。我是第一次听言派老生戏，也是第一次看言兴朋的演出。
演出后父亲问我，这样的京剧你们年轻人能接受吗？我回答说，完全能接受，有些场景有电影效果。父亲对我的回答似乎比较满意。
后来，言兴朋作为言派传人，在第一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选赛上，以一段言派名戏《诸葛亮吊孝》技压群雄荣获第一名。他的代表作《曹操与杨修》也日臻火爆，最终一票难求，2018年还被拍成3D全景声电影。
前几年，我又重听了言兴朋《吊孝》中的唱段：“见灵堂不由人珠泪滚滚......”，那委婉儒雅的言派唱腔实在令我陶醉，进而再听他《曹杨》中的几段唱腔，还有《曹雪芹》中的“流水潺潺山花秀......”，我真是彻底陶醉而不能自拔，那天籁之音，绕梁三日而不绝也。
正巧再次整理父亲遗物时，我竟然在他的笔记本里发现了《吊孝》一段的完整唱词，这真是一种巧合吗？
于魁智是第二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选赛的第一名，父亲很早就关注了他。
父亲曾对我说，他发现了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京剧演员叫于魁智，他无门无派，却集百家之长，自成一派，唱念做打都很优秀，是个好苗子，看来京剧艺术还是后继有人的！
那时，我总觉得京剧是一门衰败中的艺术，即便有好苗子出现，也生不逢时，错过了京剧最辉煌的时代。我对所谓的梨园新人也不当回事。
然而，随着京剧的回暖，于魁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他既唱传统戏又唱现代戏，甚至还演唱了100多首脍炙人口的京歌，不遗余力地为推广京剧国粹四处奔走，赢得人们广泛的好评和喜爱。
看来，父亲没有看错人！
2018年春，我在河南宁陵有幸见到了应邀前来参加当地“梨花节”的于魁智和李胜素二位京剧大师。
当我提到父亲生前最喜欢听于大师的演唱时，于魁智紧紧地与我握着手，动情地说，穆青老社长第一次观看我演出时，我还是戏曲学院的学生。他对我的鼓励，我一直记在心里！ 那天，宁陵县的万亩梨花盛开，似乎在迎接着“四访宁陵”的穆青后人与“梨园之王”的美丽相会。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如泥。”
我坐在剧场里，一边欣赏着两位京剧大师动人心扉的“梨花颂”，一边在想，父亲在九天之上也一定能看到这精彩一幕，欣赏到他最喜欢的京剧之声。
父子养鸡记
文革开始后，父亲穆青是新华社最大的“走资派”之一。当年我曾在新华社大礼堂亲眼看到父亲戴着高帽子，坐着“喷气式”被造反派批斗的场景。回到家里，他还让我们看脖子上被人拧的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随后，他被强迫在社内劳动改造，先是打扫厕所，后又去搬砖盖房，由于砸伤了手指，他又被分配到食堂蒸馒头。
几次抄家后，我们一家被赶到黄亭子马路北的新华社工棚简陋的小平房内，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然而，父亲却以苦作乐，经常给我和毛弟讲起他们在延安开荒种地的故事，每天晚上还带着我们去看各单位的大字报。
有一个星期天，父亲从院后找来一堆砖头，说要给我们搭个鸡窝，养鸡生蛋。只见他很专业地带着我们和泥挑砖，很快就在窗下垒出三面砖墙。没有盖子，他又找出一幅当年出访时朝鲜人送的山水画板，正好盖住鸡窝。那幅画很漂亮，表现的是朝鲜东海岸的大海悬崖和成群的海鸟，连我都觉得有点可惜了。然而那时，盖鸡窝也许是它最好的去处了。
父亲从小贩子手里挑了七只毛绒绒的小鸡，让它们正式入住新鸡窝。我们兄弟俩第一次喂养小动物，兴奋异常，既爱不释手，也充满着幻想。
不幸的是，七只小鸡很快就死了四只。剩下的一公两母，总算慢慢地长大了。父亲把那只红色的公鸡叫“红红”，我把那只白母鸡叫“白白”，毛弟则给另一只芦花母鸡起名为“马拉花”。
父亲早就从我的口中了解到他们当兵生活的紧张艰苦，为了修筑一座防御蘇修入侵天津的人造山，部队几乎是日以继夜地卸火车，搬石头，垒山头，比在农村插队时还苦。好在两年后他们复员可以回北京，总算有个盼头。
令父亲满意的是，两个哥哥虽然吃了些苦，但是他们身体却更结实了，也更加成熟了。他一边回答哥哥们的各种问题，一边不禁回忆起他们小时候的种种趣事。异地相聚，这顿饭吃的大家心满意足，全家人都平平安安，还有什么能比和亲爱的父亲一起吃饭更开心的事情呢？
饭后，父亲建议我们父子四人一起去照相馆留个合影。热情的摄影师特别安排父亲坐在前排，我们哥仨站在后排，并一个劲儿地用天津话夸父亲有福气，把气氛搞很轻松，以至于后来父亲每次看到这张合影，就忍不住重复摄影师的那句天津话：老爷子真有福气！
时间短暂，哥哥们告别父亲，恋恋不舍地回部队了。天下起小雨，父亲对我说，我们再去看看万力叔叔。
他对我说，万力叔叔是他延安鲁艺的老同学，文革前是天津《新港》杂志的总编辑。这本文学杂志在全国很有名气，也培养了许多年轻作家。听说他在文革中处境很不好，这次正好顺路去看看他。
我们按照地址在市内七拐八转地找了很久，终于在一个破旧的小洋楼里找到了万力的家。
见到父亲冒雨突然来访，万力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大叫道，原来是穆青你老哥啊！他们似乎一下都变成了当年的小青年，有说不完的话，直到天色泛黑，我们才不得不辞别万力叔叔，乘火车返京。 临别时，父亲看着老同学狭小逼仄的住房，感叹地说，我替你反映一下，先是恢复工作，然后再改善一下居住条件。
我后来听说，父亲通过天津分社向天津市委反映了情况，万力叔叔的问题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这真是一次难忘的探亲啊，在我眼中，老父亲的父子爱，战友情，都在这短短的一天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父亲三送我远行
今年是我的父亲穆青诞辰100周年，也是他老人家去世18周年，然而他生前的音容笑貌，似乎就在昨天，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父亲曾经三次送我离开北京去远行，每一次都令我终生难忘。
（一）
1973年夏，我高一学业结束，学校号召大家利用暑假期间做一些社会调查，丰富自己的社会知识。我征求父亲的意见，他对我说，你干脆去河南林县找你华山叔叔，看看红旗渠吧！
华山是当年著名的“四大战地记者”之一，名著《鸡毛信》的作者，也是父亲最好的朋友。文革期间为躲避冲击，他一个人隐居在林县乡下，计划写一部关于红旗渠的长篇小说。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离家远行，妈妈很不放心。父亲特地买了车票，亲自把我送到北京站，并交给我一封写有华山叔叔地址的信，记得那地址是：林县城关公社胡家庄。
胡家庄离林县县城大约十里地，我边走边打听。到了村头，逢人便询问华山家在哪里？但是村民都说听不懂我说的华山是谁。我连比划带重复地说找作家华山，终于有人听明白了，用浓重的当地话说，你找的是老扈同志吧？他就住在附近的一座小院里。
我走进那座小院，房门上了锁，隔窗一望，炕上堆满了书，我能断定这就是华山叔叔的家，又看到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上写道：出门几天，有事去县委招待所找我。
我又走了十里地返回县城，终于在招待所见到了华山叔叔。他看过父亲的信，笑咪咪地对我说，爸爸要你到红旗渠受受教育，我来安排吧！
接下几天，我随着一个单位的参观团走遍了整个红旗渠工程，深深为林县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壮举而震撼和感动。开学后，我写了一篇参观红旗渠的社会实践报告，赢得老师和同学们一片赞扬，心里别提多得意了。
后来我才知道，文革前是华山叔叔把红旗渠推荐给父亲，他们两人都为林县人民自立更生战天斗地的红旗渠精神而感动不已。父亲原计划写完焦裕禄就去写红旗渠，谁知文革很快开始，他的写作计划无法实现，令他终生遗憾。
无穷智与力，
尽在此卷中。
父 手书”
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集合出征。第二天一大早，我告别了亲爱的妈妈。父亲带上毛弟，我们父子三人一起乘公共汽车来到了育英中学。早就听父亲说，当年他从河南老家去山西参加八路军，正逢杞县发大水，是爷爷划着小船送父亲出的县城，如今又轮到父亲冒着严寒送子参军，他的心中一定是感慨万分。
带着父亲的嘱托，我来到位于酒泉附近戈壁深处神秘的14号基地，那里正在进行着我国卫星、洲际导弹，战术导弹和无人机等各种尖端武器的试验。
接兵的干部后来对我说，他们去我家进行家访时，父亲充满感情地向他们讲述了当年他在山西前线打日本鬼子的故事，令他们深受感动，后来抢着把我分配到基地最核心的技术部门。
四年的军旅生涯中，我有幸参加了多次卫星和洲际导弹测试任务，也参加了霹雳系列空空导弹和“长空一号”无人机的试验任务。人虽在大漠戈壁，心中却无比自豪。我有无数的话想对父亲说，但是他却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因为部队对保密工作要求十分严格，连写家信都要经过审查。
我们每年都要去新疆马兰基地参加核试验。由于当时正在改用无人机代替飞行员驾机穿蘑菇云取样，我们的无人机测控点必须设在距离爆心18公里处，比30公里外的试验动物还近12公里，这意味着如果发生意外，我们将会尸骨无存。此外，每次核试验完成后的体检结果，我们身上的伽马射线残留和白血球指标都严重超标，但那时大家都毫无怨言，一句话，军人就是奉献！比起那些穿云取样的飞行员和因白血病早逝的战友们，我们还算是很幸运的。
1976年，在完成中国最大当量的氢弹试验后返回酒泉基地的途中，我们乘坐的伊尔12运输机出现一台发动机停转的严重空中事故，所有的人都做好了空难的准备，幸亏飞行员处置得当，紧急迫降在哈密机场，我们才死里逃生。这些，我自然无法同父亲讲，只在家信中写道：我来到了新疆最大的博斯腾湖，它一半是咸水，一半是淡水，鱼鸟成群，芦苇成片，湖中畅游，岸上食鱼，令人快乐无比！父亲回信说，你像写游记一样带我们畅遊了美丽的博斯腾湖，有机会我们也去那里看看。父亲不知道，博斯腾湖一直是军事禁区，无人破坏，自然环境当然好了。 我们部队有很多河南籍的干部战士，提起我父亲，他们都一脸崇敬和骄傲，当然对我也格外亲切，一口一个河南老乡叫着。然而东北兵也不甘示弱，他们探亲休假在北京转车时，都想方设法去我家看看父亲，替我带封家书或者土特产，回来后就气河南兵说，我去晓枫家见到穆社长了，他还请我抽中华烟呢！可见，父亲那时就在人们心中已经有很高的地位了。
（三）
1976年夏，我接到任务去南京航空学院，配合科研人员测试研制中的“长空一号”无人机。趁我们押运的设备车在郑州停留等待编组的机会，我请假去探望一下奶奶和姑姑们。谁知一见面，大姑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说，快去北京看看你爸爸吧，他出大事了！
经过姑姑们详细叙说，我知道父亲因为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江青在大寨的不当言行，被江青和姚文元一伙停职审查，可能很快会被严肃处理。这就是所谓的“朱穆李事件”。
我紧急向赵春明组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希望能请个短假回北京。老赵很同情我，经与我们三人出差小组的另一名党员老兵卢文武商量后，他批准给我两天时间悄悄回家看看，并说出了问题由他负責。赵组长还特别交代，要我从北京直接去南京与他们会合。
自周总理去世后，有关江青一伙不得民心的无耻言行就一直不断地传到军营。我们是技术部队，知识分子多，氛围相对宽松，一有北京来的小道消息，大家就抄来抄去，议论纷纷，赵组长和小卢都是积极分子。我十分感谢我的这些好领导好战友，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军人，却在人间大义面前如此通情达理。
我连夜赶回北京，家里的气氛实在很凝重，全家似乎都在等待着最后的判决。妈妈说，你爸爸要是做牢，我就给他送饭。大哥说，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倒不那么悲观，因为即便在遥远的部队上，也没有一个人支持江青一伙儿的，而且文革中我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相信他这次一定能挺得过去。
我悄悄地向父亲反映了下面群众对江青一伙人的反感情况，各种小道消息的疯传，以及大家对党和国家的命运的担心，他没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点点头……
一天半的时间很快过去，我要赶赴南京了。父亲说，我送你去火车站。
我们父子二人站在月台上，很长时间谁也没说话。此时此刻，父亲肯定有一肚子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我也有一肚子话想再安慰安慰他，却不知如何表白。父亲又一次到车站送我远行，是因为见到远方的儿子而宽慰，还是因为有可能再见不到儿子而留恋，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儿子相信，我这位坚强的老父亲，一定会顶住风浪走过来的。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坚信自己加入的党，坚信自己的人民，一定能够战胜黑暗，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