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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浦东，人们习惯用“和××相比”这种方式来思考自身，新加坡、伦敦、纽约那些全球一流的大城市不经意间就会出现在交谈者所做的比较之中。有研究浦东的学者说：世界经济的节点表现为世界城市，中国需要一个这样的城市，参与全球竞争，浦东开放开发的价值正是表现在这里。“提升国际竞争力”则明确地在浦东最为重要的官方文件“十二五规划纲要”以及浦东第三次党代会报告中被提出来。就此，《中国新闻周刊》对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进行专访。
“爱比较”的浦东人
中国新闻周刊：中共浦东新区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要努力做到改革当先锋”，具体怎样理解？
徐麟：浦东承载的是国家战略。浦东开发开放整个进程，一直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推进的，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关心支持。这不是简单一个区域的发展，必须很自觉地把它放到整个国家战略大的背景、大的格局中间来考量、来把握，不管在哪个阶段，浦东的同志都要始终立足国家战略，负好自己的责任。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到浦东，“国际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徐麟：一般而言，国际上有一些指标体系，从实力、潜力、活力、魅力等多维视角，对城市的国际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浦东是上海城市的一部分，是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浦东讲国际竞争力，实质是要通过自身的功能载体作用来支撑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提升整个城市的竞争力。首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是跨境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经济总量、产业规模、贸易规模而言，我们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浦东要努力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取得突破。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浦东有几个方面的着力点：一是要建设国际化的要素市场平台，让国际上的机构、资金更多地参与进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二是要强化国际化的航运、贸易的枢纽功能；三是要培育国际化的总部经济；四是要打造国际化的创新高地、人才高地。
除此以外，要看综合环境是否具有竞争力，首先是制度环境包括政府的服务能力；其次是文化、生活等环境，这些都是构成我们整个浦东有没有国际竞争力非常重要的方面，某种意义上是起决定作用的方面。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在浦东采访，经常能听到的就是比较，和伦敦、纽约、新加坡比较。你怎么看这个“爱比较”？
徐麟：我们一直讲，浦东的特点就是综合性，在12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浦东集聚了金融功能、航运功能、贸易功能、研发创新功能、先进制造业功能以及世界级旅游目的地项目等功能。如此多的功能集聚在这样一个区域全世界都很少见。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也是多元的，比如在金融中心建设上，可能我们会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到像纽约、伦敦这样全球公认的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方。航运方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伦敦，它的资源配置能力极强。尽管集装箱吞吐量从原来的一千多万标箱收缩到现在的一两百万标箱，但它的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却在不断地提升，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标准制订、信息和价格中心的地位、高端航运服务功能在不断地增强。在这方面我们和伦敦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借鉴。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视野是全球性的。我们认为只要是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先进的，我们都要学，都要借鉴。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看一个城市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城市有什么吸引人，比如巴黎，首先想到的就是时尚。你希望未来浦东在具有这么多功能之后，让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
徐麟：我觉得还是刚才说的，浦东的特点是综合性，它的水平是融合度。所以它吸引全球眼光的、它本身给世界的一种形象，也应该是一个多维的、多角度的。喜欢旅游的人，它会看好我们的迪士尼项目；全球的金融巨子们可能更钟情于我们的陆家嘴。浦东是各种功能的有机融合，你也很难说哪个功能就是浦东的中心，其他都是为它服务的，或者说哪个就是红花，其他都是绿叶。
向跨国公司学习规范、法制意识
中国新闻周刊：竞争力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克服挑战的过程。浦东要成为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挑战是什么？
徐麟：这个问题很重要。市委、市政府对上海发展遇到的瓶颈和挑战有着非常清醒的判断，下决心要减少对重化工业的依赖、对投资拉动的依赖、对房地产的依赖、对加工型劳动密集产业的依赖，走出一条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路子来。我感到，这当中至关紧要的是要加快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制度安排、综合环境。
这里涉及到来自海内外的投资者对他们成本收益的比较。我们讲浦东的区位优势是相对稳定的，处于长江入海口的位置，有它天然的优势。浦东开发开放初期，国家给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但现在你们也知道整个政策优惠在逐步淡出。构成商务成本很重要的就是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从成本来看，从来就没有成为优势。
中国新闻周刊：那浦东自己的独特优势在哪里？
徐麟：一个是我前面讲到的上海城市的综合优势，是整个上海作为一个完整的城市所特有的。大企业、大项目选择浦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上海城市的综合优势。另外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提升浦东的优势，就是要把制度成本降下来。我们的行政效率要提高，我们的经济运营环境要更好地体现与国际通行规则的接轨，一方面是借鉴国际先进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还要注意把这些做法跟我们的国情和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有机结合，相适应，相匹配。浦东在先行先试过程中，要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这些做好了，不仅对浦东是优势，而且这个优势可以继续拓展，做到“浦东能突破，上海能推广，全国能借鉴”，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比如说，试点增值税扩围、推进贸易便利化、完善总部经济发展环境、创新科技金融体系等等，都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方向，就是要把创业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降下来，更好地激发社会活力、加快转型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都涉及到政府自身的改革。
徐麟：对，政府本身有一个如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加大力度。目前浦东的水平，审批事项大概是263项，应该是属于审批相对比较少的地区之一，我们基本的想法就是这个改革不能停滞，要不断地推。首先，是要解决好政府承揽过多的问题。属于市场的应该交给市场，属于社会领域的应该交给社会组织。就是说，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主体，市场领域的主体是企业，社会领域的主体是社会组织。过去我们的政府部门容易把其他领域的主体应该干的活揽得多一点。当然这个揽的出发点不是揽权，它也是想体现一种服务。
其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不能以审批代替管理、代替服务。行政领域的事情该怎么来管？过去往往会认为审批就是管理的体现，有了审批就有了管理，没审批就好像没了管理。我们的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哪些确实需要审批，哪些应当通过其他方式来体现政府的管理服务；需要审批的该如何审批，是否都要把前置条件搞得很复杂、周期搞得很长，是不是可以采取并联审批和事后备案等不同的方式；确实需要前置许可的，也必须优化流程、简化程序。所以，效率的提升、服务的改进是没有止境的。
中国新闻周刊：前面讲到国际通行规则，你和跨国公司高层接触的过程中听到过哪些相关的意见建议？
徐麟：我认为跨国公司有一条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很讲究规范，在法制方面的意识很强，从来不要求我们做违反规范、违背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政策规定的事，当然他们也希望办事速度快一点，这也是必然的。同时他们会进行比较，比如说，项目在某些地方三个月能落地的，你们为什么需要半年而不是三个月，当然这只是个比方。对类似问题，我们也在积极研究、拿出办法，争取整个项目落地的时间，从立项到最后拿到施工许可这个过程能够大大压缩。有些带有评估性质的环节可以通过中介去做的就应该由中介去做，这样可以提高效率。但是，政府监管该有的环节、该把的关绝对不能少，而且涉及安全和环保的标准是一条警戒线，这个界定是很明确的。当然，反过来对企业本身，对申办主体的要求也很高。你必须把属于你做的事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一点我们也要向跨国公司学习。
让浦东人收获成功与幸福
中国新闻周刊：在浦东采访感触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地方承担国家战略，先行先试，各方面的难题很多。
徐麟：发展要靠改革，解决难题要靠改革。我多次谈到，改革不是闯红灯，改革是要创设一个新的信号系统。从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说，在思想层面一定要有改革的勇气和激情，如果少了这一点，那就发现不了问题，就算发现了问题也习以为常、不当回事。要不断地找问题，不断地有这种激情，有这种改革的冲动，才有可能一步一步再推进、再提升。另一方面，具体处理上一定要注意把握的，也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困惑比较多的，就是如何正确处理规范和效率的关系，不能因为强调规范就影响效率，一讲效率似乎又可以把规范抛掉了，这两种极端的理解都不对，要把这两者关系妥善地处理好。我们探索总结的“需求导向、问题导向、项目导向”，就是浦东改革的方法论。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注意到，有人在比较几个新区，说浦东这两年速度放缓，会不会影响到对未来的预期？
徐麟：我们感到浦东的发展要讲速度与增量，但更要追求结构优化、效益效率提升和功能的强化。从这个方向出发，浦东有自身独特之处。前几年浦东和南汇合并的时候我们讲过“四个两”，大家比较俏皮地说“四两拨千斤”。“四个两”就是两区合并；两大项目，迪士尼和大飞机；两个效应，办世博的效应和后世博效应；还有两个中心，2009年国务院发布了19号文件，支持上海加快建设国际金融和国际航运中心，浦东是核心功能区。大家觉得这“四个两”对浦东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有些优势是不可复制的。
某种意义上讲，“十二五”就是量变到质变的阶段，“十一五”是量的积累，到“十二五”很多质的结果就出现了，很多释放的时间节点就在“十二五”期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将以更大的力气抓好民生改善、社会建设，加快提升浦东的城市功能、社会功能、生活功能，在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从未来浦东的整体发展看，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在浦东生活和工作的人们也会越来越多地收获成功、感到幸福，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
“爱比较”的浦东人
中国新闻周刊：中共浦东新区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要努力做到改革当先锋”，具体怎样理解？
徐麟：浦东承载的是国家战略。浦东开发开放整个进程，一直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推进的，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关心支持。这不是简单一个区域的发展，必须很自觉地把它放到整个国家战略大的背景、大的格局中间来考量、来把握，不管在哪个阶段，浦东的同志都要始终立足国家战略，负好自己的责任。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到浦东，“国际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徐麟：一般而言，国际上有一些指标体系，从实力、潜力、活力、魅力等多维视角，对城市的国际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浦东是上海城市的一部分，是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浦东讲国际竞争力，实质是要通过自身的功能载体作用来支撑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提升整个城市的竞争力。首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是跨境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经济总量、产业规模、贸易规模而言，我们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浦东要努力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取得突破。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浦东有几个方面的着力点：一是要建设国际化的要素市场平台，让国际上的机构、资金更多地参与进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二是要强化国际化的航运、贸易的枢纽功能；三是要培育国际化的总部经济；四是要打造国际化的创新高地、人才高地。
除此以外，要看综合环境是否具有竞争力，首先是制度环境包括政府的服务能力；其次是文化、生活等环境，这些都是构成我们整个浦东有没有国际竞争力非常重要的方面，某种意义上是起决定作用的方面。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在浦东采访，经常能听到的就是比较，和伦敦、纽约、新加坡比较。你怎么看这个“爱比较”？
徐麟：我们一直讲，浦东的特点就是综合性，在12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浦东集聚了金融功能、航运功能、贸易功能、研发创新功能、先进制造业功能以及世界级旅游目的地项目等功能。如此多的功能集聚在这样一个区域全世界都很少见。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也是多元的，比如在金融中心建设上，可能我们会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到像纽约、伦敦这样全球公认的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方。航运方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伦敦，它的资源配置能力极强。尽管集装箱吞吐量从原来的一千多万标箱收缩到现在的一两百万标箱，但它的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却在不断地提升，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标准制订、信息和价格中心的地位、高端航运服务功能在不断地增强。在这方面我们和伦敦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借鉴。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视野是全球性的。我们认为只要是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先进的，我们都要学，都要借鉴。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看一个城市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城市有什么吸引人，比如巴黎，首先想到的就是时尚。你希望未来浦东在具有这么多功能之后，让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
徐麟：我觉得还是刚才说的，浦东的特点是综合性，它的水平是融合度。所以它吸引全球眼光的、它本身给世界的一种形象，也应该是一个多维的、多角度的。喜欢旅游的人，它会看好我们的迪士尼项目；全球的金融巨子们可能更钟情于我们的陆家嘴。浦东是各种功能的有机融合，你也很难说哪个功能就是浦东的中心，其他都是为它服务的，或者说哪个就是红花，其他都是绿叶。
向跨国公司学习规范、法制意识
中国新闻周刊：竞争力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克服挑战的过程。浦东要成为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挑战是什么？
徐麟：这个问题很重要。市委、市政府对上海发展遇到的瓶颈和挑战有着非常清醒的判断，下决心要减少对重化工业的依赖、对投资拉动的依赖、对房地产的依赖、对加工型劳动密集产业的依赖，走出一条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路子来。我感到，这当中至关紧要的是要加快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制度安排、综合环境。
这里涉及到来自海内外的投资者对他们成本收益的比较。我们讲浦东的区位优势是相对稳定的，处于长江入海口的位置，有它天然的优势。浦东开发开放初期，国家给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但现在你们也知道整个政策优惠在逐步淡出。构成商务成本很重要的就是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从成本来看，从来就没有成为优势。
中国新闻周刊：那浦东自己的独特优势在哪里？
徐麟：一个是我前面讲到的上海城市的综合优势，是整个上海作为一个完整的城市所特有的。大企业、大项目选择浦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上海城市的综合优势。另外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提升浦东的优势，就是要把制度成本降下来。我们的行政效率要提高，我们的经济运营环境要更好地体现与国际通行规则的接轨，一方面是借鉴国际先进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还要注意把这些做法跟我们的国情和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有机结合，相适应，相匹配。浦东在先行先试过程中，要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这些做好了，不仅对浦东是优势，而且这个优势可以继续拓展，做到“浦东能突破，上海能推广，全国能借鉴”，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比如说，试点增值税扩围、推进贸易便利化、完善总部经济发展环境、创新科技金融体系等等，都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方向，就是要把创业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降下来，更好地激发社会活力、加快转型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都涉及到政府自身的改革。
徐麟：对，政府本身有一个如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加大力度。目前浦东的水平，审批事项大概是263项，应该是属于审批相对比较少的地区之一，我们基本的想法就是这个改革不能停滞，要不断地推。首先，是要解决好政府承揽过多的问题。属于市场的应该交给市场，属于社会领域的应该交给社会组织。就是说，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主体，市场领域的主体是企业，社会领域的主体是社会组织。过去我们的政府部门容易把其他领域的主体应该干的活揽得多一点。当然这个揽的出发点不是揽权，它也是想体现一种服务。
其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不能以审批代替管理、代替服务。行政领域的事情该怎么来管？过去往往会认为审批就是管理的体现，有了审批就有了管理，没审批就好像没了管理。我们的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哪些确实需要审批，哪些应当通过其他方式来体现政府的管理服务；需要审批的该如何审批，是否都要把前置条件搞得很复杂、周期搞得很长，是不是可以采取并联审批和事后备案等不同的方式；确实需要前置许可的，也必须优化流程、简化程序。所以，效率的提升、服务的改进是没有止境的。
中国新闻周刊：前面讲到国际通行规则，你和跨国公司高层接触的过程中听到过哪些相关的意见建议？
徐麟：我认为跨国公司有一条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很讲究规范，在法制方面的意识很强，从来不要求我们做违反规范、违背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政策规定的事，当然他们也希望办事速度快一点，这也是必然的。同时他们会进行比较，比如说，项目在某些地方三个月能落地的，你们为什么需要半年而不是三个月，当然这只是个比方。对类似问题，我们也在积极研究、拿出办法，争取整个项目落地的时间，从立项到最后拿到施工许可这个过程能够大大压缩。有些带有评估性质的环节可以通过中介去做的就应该由中介去做，这样可以提高效率。但是，政府监管该有的环节、该把的关绝对不能少，而且涉及安全和环保的标准是一条警戒线，这个界定是很明确的。当然，反过来对企业本身，对申办主体的要求也很高。你必须把属于你做的事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一点我们也要向跨国公司学习。
让浦东人收获成功与幸福
中国新闻周刊：在浦东采访感触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地方承担国家战略，先行先试，各方面的难题很多。
徐麟：发展要靠改革，解决难题要靠改革。我多次谈到，改革不是闯红灯，改革是要创设一个新的信号系统。从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说，在思想层面一定要有改革的勇气和激情，如果少了这一点，那就发现不了问题，就算发现了问题也习以为常、不当回事。要不断地找问题，不断地有这种激情，有这种改革的冲动，才有可能一步一步再推进、再提升。另一方面，具体处理上一定要注意把握的，也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困惑比较多的，就是如何正确处理规范和效率的关系，不能因为强调规范就影响效率，一讲效率似乎又可以把规范抛掉了，这两种极端的理解都不对，要把这两者关系妥善地处理好。我们探索总结的“需求导向、问题导向、项目导向”，就是浦东改革的方法论。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注意到，有人在比较几个新区，说浦东这两年速度放缓，会不会影响到对未来的预期？
徐麟：我们感到浦东的发展要讲速度与增量，但更要追求结构优化、效益效率提升和功能的强化。从这个方向出发，浦东有自身独特之处。前几年浦东和南汇合并的时候我们讲过“四个两”，大家比较俏皮地说“四两拨千斤”。“四个两”就是两区合并；两大项目，迪士尼和大飞机；两个效应，办世博的效应和后世博效应；还有两个中心，2009年国务院发布了19号文件，支持上海加快建设国际金融和国际航运中心，浦东是核心功能区。大家觉得这“四个两”对浦东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有些优势是不可复制的。
某种意义上讲，“十二五”就是量变到质变的阶段，“十一五”是量的积累，到“十二五”很多质的结果就出现了，很多释放的时间节点就在“十二五”期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将以更大的力气抓好民生改善、社会建设，加快提升浦东的城市功能、社会功能、生活功能，在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从未来浦东的整体发展看，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在浦东生活和工作的人们也会越来越多地收获成功、感到幸福，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