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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次贷危机刺破了美国的经济神话，两年后，高福利著称的“欧猪五国”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沼而无法自拔，发达经济体的接连沦陷带给强势崛起的中国挑战和机遇。在后危机时代，中国是否做好了充分准备？群龙无首，混沌难明，未来全球经济将走向何处？中国又将何以乱世自处？
当此之时，《证券市场周刊》在2月25日举办了第十一届“远见杯”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邀请了多位领导和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拨云开雾，点睛解惑。
欧美经济低迷可能常态化，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在主旨发言中提醒，“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当然，存在挑战也就有机遇，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在发言中指出，世界经济格局和企业发展战略在近些年发生了转变，这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机遇，比如使中国更加注重自身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调整投资方向增进了亮点。
欧债虽急 美债更险
在欧洲50国主席、法国前财政部部长埃德蒙·阿尔方戴利看来，虽然目前欧元存在一些严重问题，但是不可能瓦解，他认为欧洲政府有能力去解决主权债务危机以实现欧洲经济复苏。
但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看来，显然很难持有同样的信心。在他们看来，2012年最大的不确定性正是来自于欧债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从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和公债的利率认为，目前希腊乃至“欧猪五国”的债务情况均不容乐观。
不只是希腊，联办旗星风险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任若恩进一步表示，下一步意大利值得关注。虽然意大利不支付利息之前的财政是平衡的，但是其债务存量太大，2012年估计需要有3000亿欧元来还本付息。
任若恩指出，单纯从债务危机的严重性和难易系数来看，相比美国的债务问题，欧债危机更为紧迫和棘手。他分析称，一方面，美国私人债务现在下降的幅度要比政府债务下降的多，这意味着相当于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得到恢复，因此就会产生新的需求来推动经济；第二，在2011年四季度后，美国经济一直保持增长态势；第三，美国可能会推动美元贬值来稀释对外债务；而最重要的是美国现在国债收益率非常之低，不但比欧洲国家国债收益率要低，比德国还要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解决债务条件相对欧洲来说是更加有利的。
任若恩进一步分析称，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严重通胀的惨痛教训尤在眼前，而德国的政治意愿左右着欧洲很多事情，效仿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来稀释“欧猪五国”的债务看上去很难。
不过对于美国头号债主中国来说，余永定认为相较于欧债危机，美国问题更为严峻。
余永定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虽可以在短期内缓解债务压力，但长期终归是不可持续的。
对于中国在这次欧元危机中担当的角色，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表示，中国维持自己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而欧洲在尝试各种自救方式后仍有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会愿意援手；另外，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也将帮助欧洲走出困境，但是欧洲的商业行为政治化是中国企业投资的阻碍。
中国经济熊市居多
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带来的抑制作用远超预期。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出口和投资减速、内需低迷的风险，外围经济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高铁高速公路等资金黑洞、制造业空心化等迹象引发海外唱空中国之声。
“我觉得是6个月的熊市，接下来是12个月的牛市，接下来又是6个月的熊市。”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王志浩对中国经济给出了一个波动式的判断。
“中国今年的经济走势，最主要还是看投资，”王志浩表示，“但今年的投资并不乐观。”房地产的过剩问题将主导2012年的住房市场，房地产建设及水泥钢铁等都会受到较大冲击。“今年的投资至少在房地产这一块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开发商的建设行为可能还需要一两年才能恢复，这是一个最大的风险。”
至于制造业的PMI，王志浩则显得有点“迷茫”，目前的数据说明制造行业增长非常慢，最近半年来都没有形成清楚的趋势，没有下滑也没有清晰的反弹。
相对于目前的经济状况，货币政策还是偏紧，王志浩表示，央行及其他有关部门仍比较保守，货币政策放松的过程可能需要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预计要到下半年才能看到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
不过，在瑞银全球大宗商品及原材料策略师贺培德（Peter Hickson）看来，中国经济在2012年还是会“熊市多一点”。
从工业活动的前瞻性指标钢材来看，贺培德认为，“2011年9月以来，中国的钢材产量下降了，四季度钢材产量比前3个季度下降12%，这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2012年1月以来都是如此。”贺培德指出，“中国钢材市场应该会有2％-3%的增长，相对于过去十年的40%的增速而言，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据。”
货币需要再松一松
1月份进出口出现负增长，发电量也处于冰点状态，是春节因素干扰了数据，还是真实经济出现了较为不好的苗头？
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认为，由于春节等其他因素干扰，1月发电量同比下降7.7%，处理之后的发电量数据仍然很高，出口相对也很强，这受益于去年四季度以来美国经济好于预期的复苏。
在政策方面，“我的基本感觉是，现在货币政策需要稍微再松一点。”宋国青解释，“松的标准肯定不是说一下子就放得很松，应使货币环比增速到13%以上。”
据宋国青测算，1月份货币环比增长几乎为零，由于2011年12月放得很多，今年1、2月紧一点也可以理解，但如果继续收紧的话，3月份经济恐怕会有麻烦。
显然在宋国青看来，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基本是微调的情况。
而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则要悲观一些，他认为，由于金融危机会深化，导致需求收缩的原因无法去掉，中国经济将连续3年下行，2011年GDP增长9%左右，2012年会降至8%，2013年则降至7%。
王建认为，欧美经济仍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未来欧洲将会经历长期的财政紧缩，势必影响中国的出口和经济。而美国经济目前的反弹也只是暂时的，并不代表真实需求。
中国经济路在何方，是悲观还是乐观，是远虑还是近忧。显然在王建看来，逆境中才会倒逼改革，只有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调整才能够使中国在经历2013年大底后重新上路。
寻觅经济增长动力
站在2012年今天往回看，中国先后试图以苏联、日本、美国为模板发展经济，但是随着苏联解体、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和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现实说明没有一个模式适合中国。丧失了可以参照的模板，中国的改革目标模糊不清，伴随着中国经济惯性增长的是日益高涨的民怨。改革迫在眉睫。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过去30年里依靠高速的资本积累来拉动GDP的状态不可持续，而且，人口结构正在快速耗竭，依靠经济内在自身的增长越来越难以维持。
与高善文观点不同，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诸建芳仍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乐观。他认为，中国尚存三方面的动力以支持经济增长——一是剩余劳动力并未枯竭；二是人力资本目前正在快速提高阶段；三是技术进步目前正在中国发生，再有资本深化的空间也很巨大。
诸建芳解释说，按照钱纳里标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偏低，未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深化仍有相当巨大的增长空间——从工业化水平和收入水平来看，中国城市化率都应该超过60%，但实际上中国城市化率刚到50%；虽然最近城市化率提高很快，但是这主要是农民工贡献的，而这1亿农民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这一部分农民工市民化将激发出十分巨大的增长空间。
而在高善文看来，中国改革的希望一方面在于能否使垄断领域自由化，更加充分的引入竞争；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
高善文表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是自由贸易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和维护者，中国在后期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和受益者。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不仅要成为自由贸易参与者和受益者，同时也要考虑在多大程度上中国要担负起领导责任，这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
展望未来，诸建芳认为，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前景更广阔。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服务业发展，城市化的发展也将带动服务业的发展，而且体制的改革也在促进经济增长，制度红利的释放则会促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财讯传媒总裁戴小京在闭幕式上作了精辟的总结，我们不需要坍塌和爆炸，我们需要转型和改革。2012之所以非常关键，就因为将是这一转型的重要准备之年。中国经济预测展望越来越需要放在全球政治格局下考量，而谈论全球经济的时候，中国也已成为重要变量。
当此之时，《证券市场周刊》在2月25日举办了第十一届“远见杯”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邀请了多位领导和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拨云开雾，点睛解惑。
欧美经济低迷可能常态化，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在主旨发言中提醒，“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当然，存在挑战也就有机遇，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在发言中指出，世界经济格局和企业发展战略在近些年发生了转变，这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机遇，比如使中国更加注重自身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调整投资方向增进了亮点。
欧债虽急 美债更险
在欧洲50国主席、法国前财政部部长埃德蒙·阿尔方戴利看来，虽然目前欧元存在一些严重问题，但是不可能瓦解，他认为欧洲政府有能力去解决主权债务危机以实现欧洲经济复苏。
但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看来，显然很难持有同样的信心。在他们看来，2012年最大的不确定性正是来自于欧债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从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和公债的利率认为，目前希腊乃至“欧猪五国”的债务情况均不容乐观。
不只是希腊，联办旗星风险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任若恩进一步表示，下一步意大利值得关注。虽然意大利不支付利息之前的财政是平衡的，但是其债务存量太大，2012年估计需要有3000亿欧元来还本付息。
任若恩指出，单纯从债务危机的严重性和难易系数来看，相比美国的债务问题，欧债危机更为紧迫和棘手。他分析称，一方面，美国私人债务现在下降的幅度要比政府债务下降的多，这意味着相当于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得到恢复，因此就会产生新的需求来推动经济；第二，在2011年四季度后，美国经济一直保持增长态势；第三，美国可能会推动美元贬值来稀释对外债务；而最重要的是美国现在国债收益率非常之低，不但比欧洲国家国债收益率要低，比德国还要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解决债务条件相对欧洲来说是更加有利的。
任若恩进一步分析称，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严重通胀的惨痛教训尤在眼前，而德国的政治意愿左右着欧洲很多事情，效仿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来稀释“欧猪五国”的债务看上去很难。
不过对于美国头号债主中国来说，余永定认为相较于欧债危机，美国问题更为严峻。
余永定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虽可以在短期内缓解债务压力，但长期终归是不可持续的。
对于中国在这次欧元危机中担当的角色，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表示，中国维持自己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而欧洲在尝试各种自救方式后仍有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会愿意援手；另外，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也将帮助欧洲走出困境，但是欧洲的商业行为政治化是中国企业投资的阻碍。
中国经济熊市居多
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带来的抑制作用远超预期。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出口和投资减速、内需低迷的风险，外围经济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高铁高速公路等资金黑洞、制造业空心化等迹象引发海外唱空中国之声。
“我觉得是6个月的熊市，接下来是12个月的牛市，接下来又是6个月的熊市。”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王志浩对中国经济给出了一个波动式的判断。
“中国今年的经济走势，最主要还是看投资，”王志浩表示，“但今年的投资并不乐观。”房地产的过剩问题将主导2012年的住房市场，房地产建设及水泥钢铁等都会受到较大冲击。“今年的投资至少在房地产这一块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开发商的建设行为可能还需要一两年才能恢复，这是一个最大的风险。”
至于制造业的PMI，王志浩则显得有点“迷茫”，目前的数据说明制造行业增长非常慢，最近半年来都没有形成清楚的趋势，没有下滑也没有清晰的反弹。
相对于目前的经济状况，货币政策还是偏紧，王志浩表示，央行及其他有关部门仍比较保守，货币政策放松的过程可能需要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预计要到下半年才能看到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
不过，在瑞银全球大宗商品及原材料策略师贺培德（Peter Hickson）看来，中国经济在2012年还是会“熊市多一点”。
从工业活动的前瞻性指标钢材来看，贺培德认为，“2011年9月以来，中国的钢材产量下降了，四季度钢材产量比前3个季度下降12%，这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2012年1月以来都是如此。”贺培德指出，“中国钢材市场应该会有2％-3%的增长，相对于过去十年的40%的增速而言，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据。”
货币需要再松一松
1月份进出口出现负增长，发电量也处于冰点状态，是春节因素干扰了数据，还是真实经济出现了较为不好的苗头？
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认为，由于春节等其他因素干扰，1月发电量同比下降7.7%，处理之后的发电量数据仍然很高，出口相对也很强，这受益于去年四季度以来美国经济好于预期的复苏。
在政策方面，“我的基本感觉是，现在货币政策需要稍微再松一点。”宋国青解释，“松的标准肯定不是说一下子就放得很松，应使货币环比增速到13%以上。”
据宋国青测算，1月份货币环比增长几乎为零，由于2011年12月放得很多，今年1、2月紧一点也可以理解，但如果继续收紧的话，3月份经济恐怕会有麻烦。
显然在宋国青看来，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基本是微调的情况。
而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则要悲观一些，他认为，由于金融危机会深化，导致需求收缩的原因无法去掉，中国经济将连续3年下行，2011年GDP增长9%左右，2012年会降至8%，2013年则降至7%。
王建认为，欧美经济仍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未来欧洲将会经历长期的财政紧缩，势必影响中国的出口和经济。而美国经济目前的反弹也只是暂时的，并不代表真实需求。
中国经济路在何方，是悲观还是乐观，是远虑还是近忧。显然在王建看来，逆境中才会倒逼改革，只有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调整才能够使中国在经历2013年大底后重新上路。
寻觅经济增长动力
站在2012年今天往回看，中国先后试图以苏联、日本、美国为模板发展经济，但是随着苏联解体、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和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现实说明没有一个模式适合中国。丧失了可以参照的模板，中国的改革目标模糊不清，伴随着中国经济惯性增长的是日益高涨的民怨。改革迫在眉睫。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过去30年里依靠高速的资本积累来拉动GDP的状态不可持续，而且，人口结构正在快速耗竭，依靠经济内在自身的增长越来越难以维持。
与高善文观点不同，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诸建芳仍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乐观。他认为，中国尚存三方面的动力以支持经济增长——一是剩余劳动力并未枯竭；二是人力资本目前正在快速提高阶段；三是技术进步目前正在中国发生，再有资本深化的空间也很巨大。
诸建芳解释说，按照钱纳里标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偏低，未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深化仍有相当巨大的增长空间——从工业化水平和收入水平来看，中国城市化率都应该超过60%，但实际上中国城市化率刚到50%；虽然最近城市化率提高很快，但是这主要是农民工贡献的，而这1亿农民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这一部分农民工市民化将激发出十分巨大的增长空间。
而在高善文看来，中国改革的希望一方面在于能否使垄断领域自由化，更加充分的引入竞争；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
高善文表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是自由贸易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和维护者，中国在后期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和受益者。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不仅要成为自由贸易参与者和受益者，同时也要考虑在多大程度上中国要担负起领导责任，这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
展望未来，诸建芳认为，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前景更广阔。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服务业发展，城市化的发展也将带动服务业的发展，而且体制的改革也在促进经济增长，制度红利的释放则会促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财讯传媒总裁戴小京在闭幕式上作了精辟的总结，我们不需要坍塌和爆炸，我们需要转型和改革。2012之所以非常关键，就因为将是这一转型的重要准备之年。中国经济预测展望越来越需要放在全球政治格局下考量，而谈论全球经济的时候，中国也已成为重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