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早在远古黄帝时期我国已经形成了大统一局面。因为：
　　(一)经过大规模的部落战争，如炎、黄帝与蚩尤之战，炎、黄二帝之战，其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¹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说明黄帝已经建立全国性部落大联盟，大统一不但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披山通道”，说明已经建立交通管理网络；
　　(二)黄帝时治理范围“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遍及华夏四方大部分地区；
　　(三)黄帝“邑于涿鹿”、“以师兵为营卫”、“置作左右大监，监于万国”，《淮南子·原道训》还说“黄帝始立城邑以居”，等等，说明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套管理、监督的机构、制度和军队；
　　(四)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顺天地之纪”，“时播百谷草木”，《史记·历书》称“黄帝考定星历”，实行统一的天文历法，管理百姓和农业畜牧。²
　　《史记》记载了以黄帝为首的远古帝王谱系，它主要是依据战国时的《帝系》。在撰述者看来：大统一的天下从黄帝开始，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
　　但30年代疑古派对此采取否定态度，不但把上述远古帝王谱系说成儒家学者“编造”的，而且宣称我国古代文明“发源于中原、辐射于四夷”——这实际上是否定黄帝时已经具备了大统一的客观物质基础。其实，所谓我国古代文明由中原向四夷“辐射”说，考古界的发现已经证明和史实不符³，但“儒家编造”说仍普遍为学术界和教科书沿用。如著名学者刘起轩先生近年评述战国时《帝系》所列远古帝王谱系说：“这是作为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反映，并体现其客观需要，于是就由儒家出来‘整齐故事’，把所有神话人物和古代各族传说中的祖先神灵，加以历史化编排而成一个统一的古史世系。” ⁴这一观点被普遍采用⁵。一般教科书也都把我国的大统一从秦汉时期算起。商前的夏，从黄帝到尧、舜，都被视为“传说”。如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说：虞、夏二代禘祭黄帝(尊黄帝为始祖)“这些传说多出于战国、秦、汉时学者的附会，但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即古代学者承认黄帝为华族始祖，因而一切文物制度都推原到黄帝” ⁶。1976年出版的《中国史稿》(郭沫若主编)第一册说：在通向华夏族形成的道路上，“传说有三次大规模的部落战争”，黄帝“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这一时期两河流域“进入了一个巨大变动的时期”，甚至说“在行将到来的社会阶段上，就会出现庞大的地域性部落联盟” ⁷。应该说已经接触到大统一了，但最终只是承认出现“庞大的地域性部落联盟”的可能性，而只字不提黄帝时大统一(全国性部落大联盟)。不少史学论著强调以是否有文物和文字记载确证把我国古史区分为商代前后不同时期，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是否因此就应把商代以前一概视为真假杂揉的“传说”?这就值得商榷了。既然“传说”有真有假，就不应回避：真在何处?而且，史学界应该告诉人们：为什么虞、夏都尊黄帝为始祖和“一切文物制度都推原到黄帝”?如果远古时的确出现过大统一，我们更有责任还历史的真实面目。
　　有一点是肯定的：虞、夏二代、战国都尊黄帝为始祖，这是文献普遍公认的，也有文物证实，而非儒家学者的“编造”。《国语·鲁语》：“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舜而祖契”、“周人*:喾而郊稷”。有虞氏是帝舜(即帝喾，名俊)的后裔，《孟子·离娄下》称舜“东夷之人也”，商族本出东夷，其始祖契也是帝喾的后裔，并非源自黄帝。夏后氏是黄帝的后裔，故认黄帝为祖宗⁸。可见有虞氏和夏后氏，一东一西，并非同源，为什么都“*:黄帝而祖颛顼”?据《国语·晋语四》，黄帝与周人同为姬姓。《史记·封禅书》记周人奉黄帝为上帝，祭祀十分隆重⁹。作为夏人后裔的周人，为什么也认东夷的帝喾为祖宗?合理的解释是：黄帝、颛顼、帝喾曾是古代大统一的首领，所以被不同区系的氏族部落奉为祖宗^{10}。今天中外华人均以“炎、黄子孙”自称，也说明华人的民族意识形成于开创大统一的炎、黄时期。战国时齐威王因齐为陈侯敦所作铭文有“高祖黄帝”之称。田齐王室是妫姓，乃陈国的后裔，可见当时帝喾已被视为黄帝之后^{11}。《礼记·乐记》：“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下车之后又封夏、商之后。《史记·陈杞世家》也有类似记载。此举的意义在于显示天下大统一早从黄帝开始，已经历数代，周朝乃是其继承者。这与满清统治者天下大定后保护、祭祀明陵的意义一样。《论语·为政》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也说明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是延续的。
　　
　　二
　　
　　“五四”以后，我国学术界掀起了新文化思潮。在史学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对传统儒家经学的权威地位发起冲击，尤其敢于批判传统儒家学者所建构的封建帝王古史体系，这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思想方法有片面性，具体问题深入分析不够，有些观点如宣称我国古代文明由中原“辐射于四夷”，显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儒家经学的影响；而认定从《帝系》到《史记》的古代帝王体系是儒家学者“编造”，虽然勇气有余，但显然没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经不起辩驳和检验。
　　史学界普遍认为，从炎、黄二帝到尧、舜、禹，乃是我国从原始公社解体走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氏族部落的混战中必然导致部落联盟和国家出现，因此，由此而形成大统一的局面，可说是历史的必然。有学者根据考古材料指出：到目前为止，我国从河南、内蒙、山东和辽宁已发掘的十几座古城址，其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00年，“大体上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和文献记载是吻合的” ^{12}。有论者指出：公元前3000年前后，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史前社会发生了大规模、大幅度的变化。“不同来源、不同支系的地区性文化差不多同时进入了龙山形成期而至龙山时代。各区系文化迅速变得以灰、黑陶三实足器、袋足器和圈足器为共同特征。它们的社会发展大体同步，构成了一个松散的龙山文化圈，又分别孕育了不同的文明因素。……在龙山时代及其以后诸文明因素成熟、团聚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源特色。同时，中央王朝的核心作用也不容忽视，各区系文化精华‘进贡’于中原，并不是简单的混合，而是由中央王朝加以凝聚、加工、提炼、赋予新的社会意义，再以更高形式的文明成果向各区系传播、推广，促进了中华两河流域文明基地的巩固，加速了各区系文化的融合。” ^{13}这里所说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圈”，不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基地，而且也是大统一的客观基础。这与古籍所说炎帝、黄帝、蚩尤等之间大规模部落战争，时间大致吻合。有论著指出：夏、商、周“三族祖先来源不同，分属东西两大部落集团，最先发展的地区各异，但三代文化、制度，差异性小而共同性大，至西周已融为一体” ^{14}。这也说明，早在夏代以前已经开始形成了大体统一的文化、制度。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指出：大约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社会发展进入了“城邦、万国林立时代”。^{15}所谓“万国”，就是规模较大的氏族部落。建立了城邦，说明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区域。《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万国林立”，必然引起纷争、混战和融合，并由此导致出现地域性乃至全国性部落大联盟和国家。可见，早在这个时期我国已经具备了大统一的历史条件。《国语·鲁语》和《礼记·祭法》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即炎帝神农氏，“有天下”一语隐然有天下统一之意。《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前为“神农氏世”，“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也说明黄帝之前“神农氏世”已经出现松散的全国性部落大联盟。《尧典》称尧“协和万国”和“班瑞于群侯”，《史记》载舜东巡狩至泰山“会见东方君长”，都是大统一的领导者身份。《国语·鲁语下》载：“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此事大体相同)。“群神”即部落首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权，禹不可能只因迟到就以死处罚的。可见，从黄帝到大禹，我国早已形成了大统一，何须等到秦汉? ^{16}
　　至于把《帝系》《史记》所列古代帝王谱系说成儒家学者“编造”，只要细看司马迁的《五帝本纪》所说一段话，便不攻自破。文中司马迁说了三层意思：
　　其一、司马迁说“学者多称五帝(指黄帝、颛顼、喾、尧、舜)”、“百家言黄帝”，说明称道黄帝者并非限于儒家。《尚书》公认是儒家之作，却不提五帝；而“孔子所传《宰我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可见，“儒家编造”说不能成立；
　　其二、司马迁曾遍及四方考察，说“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证实古籍文献的记载并非编造。“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一句，证实了《五帝德》《帝系》的史料价值；
　　其三、通过与《左传》、《国语》的比较，进一步证实《五帝德》、《帝系》“其所表见皆不虚”，因此，他以之作为主要依据撰写《五帝本纪》(尧以前部分)，同时广泛参考其它文献和材料，并下了一番甄别的功夫。如：在黄帝之前还有伏羲、神农等传说，而他却从黄帝叙起，足见其严肃的态度。
　　本来，这已经说得相当清楚了，不知何故，多年来人们对此似乎视而不见。^{17}
　　这里不妨以《逸周书·尝麦解》的一段史料和《山海经》的古代帝王谱系，结合其它古籍印证我国远古时代的大统一。
　　《逸周书》记述了周武王灭商后首次以天子身份主持宗庙“荐新”(“尝麦于太祖”)的讲话，其云：
　　“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皓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中冀。以甲兵释怒，……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皓，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从文中“设建典命”可知，炎、黄二帝时期已经建立了一个以“五帝之官”为核心的宗庙制度(松散的大联盟)，开始形成了大统一。所谓“质天用大成”和“至于今不乱”，意谓：直至周朝，虽有朝代的更换，但这个大统一的格局和制度是延续不变的，周王朝就是它的继承者。结合《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论官”称：“昔者”黄帝、炎帝、共工、太皓和少皓分别各以云、火、水、龙和鸟为“纪”，显然就是上述“五帝”即五大部落联盟。从中还可知其官职包括分、至、启、闭等四个历官和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工正、农正等一系列职官，后来颛顼还进行了“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即“绝地通天”的改革和调整(《国语·楚语》所记载观射父一段话对此有详细的解说)。从《逸周书》和《左传》等可知，早在“昔天之初”即我国远古时代，就由上述“五帝”结成炎、黄二帝为盟主(“二后”)的大联盟，开始炎帝为盟主，他任命蚩尤和少皓分别管理天界神灵位置的安排和地上人事。但蚩尤不服，向炎帝发难，炎帝制服不了，向黄帝求助，终于打败了蚩尤。其后炎帝与黄帝又发生了三次激烈战争，最后黄帝取得胜利，成为大联盟的盟主。从中还可知，大联盟开始比较松散，但经过黄帝的征伐，并采取种种措施，也就形成《史记》中所描述的大统一局面。^{18}
　　从《山海经》的古代帝王谱系，也证实《史记》、《帝系》的古代帝王谱系有其真实背景，并非出自儒家的编造。《山海经》公认并非儒家之作，所记材料具有原始性，甚有史料价值。其中直接记述黄帝的材料共16条，数量之多惊人，这决非偶然。已有学者根据《山海经》记述和根据《史记》、《国语》、《世本》、《帝系》等古籍，分别综合出两个帝王谱系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大体上，两个关于‘黄帝’的世系的基本结构差不多，‘黄帝’成了各族的共祖”；“‘黄帝’在《山海经》的众多人物中，占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或者说，处于一个中心人物的地位。这一点和先秦两汉较为可靠的史笈所记华夏历史，完全一致。”^{19}
　　由上可见，我国远古黄帝时早已实现大统一，至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今天，大统一既是历史的潮流，也是历史的传统。任何分裂中华民族国家统一的活动，都是不得人心的，也是违背历史传统和潮流的，其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1关于远古时代几次大规模部落战争，有不同说法。但认为混战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统一，则是一致的。
　　2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3关于我国古代文明“发源于中原，辐射于四夷”的说法，直至50年代末顾颉刚先生仍然坚持(见顾颉刚《禹贡注释》，《中国历史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但此说经不起检验。以古蜀地为例，按照顾先生的说法，只有到了春秋战国蜀地才与中原发生关系，可见古籍关于蜀为颛顼的支庶即黄帝的后裔是编造的。针对此说，著名史学家李学勤以广汉三星堆遗址为例证明：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少晚期之末)起，蜀地与中原文化已有交流，结论是：“中国古代的传说是有史实背景的”。见李学勤：《三星堆与蜀国古史传说》(载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40—241页)。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根据近年考古界的发现把我国远古时代分为六大区系：(一)燕山南北一带的北方区；(二)山东一带的东方区；(三)关中、晋南、豫西一带的中原区；(四)环太湖一带的东南区：(五)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一带的西南区；(六)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南方区。同时指出：“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间也是互相影响的”，从而向我国古代文明均由中原向周围“扩展”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出版,第29—33页。
　　4刘起轩：《古史续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1997年重印)，第32页。
　　5如有论者称：“古代神话、传说、历史，经过齐鲁儒者的综合整理，便出现了像《大戴记》的《五帝德》、《帝系》之类的五帝及夏、殷、周同源说。……那是适应秦汉以来的大统一的需要，并不符合古史的原来面目。”见龚维英：《周族先民图腾崇拜考辨》，向乃旦编《中国古代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1989年第二次印刷)，第263页。
　　6《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0页。 78{11}《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0—126页，120页，118页。
　　9《史记·封禅书》曰：“故立臝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时亦郊焉。”
　　{10}张岩认为：黄帝统一天下后，先后三次由黄帝、帝俊和颛顼进行大规模氏族派生的分封。因此，他们三人成为后世共同宗奉的宗神是不奇怪的。见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94—396页。
　　{12}{13}金道炉：《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概说》；邵望平：《公元前二千年前后海岱地区历史大势》，见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16页，311页。
　　{14}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文化史》(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2l页。
　　{15}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出版，第115—120页。
　　{16}有论者引孟子曾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和宋代洪迈说：“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考之，……盖天下特五分之一耳。”(《容斋随笔》卷五)于是得出结论：当代中国的版图是在汉代奠定的。(见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向乃旦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论》，第374页。)这一说法显然忽视了夏、商、周时王朝和方国诸侯是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左传·昭公九年》周使詹桓伯说：“我自有夏以后稷，魏、骀、芮、歧、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也就是说，周王朝的疆域是包括了周边各族在内的。从《诗经·小雅·北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可见当时人的大一统观念。
　　{17}{18}以上对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话的解读和《逸周书·尝麦解》与《左传》的互相参照，张岩的《〈山海经〉与古代社会》有精辟分析，见该书122—123页，126页。张著的研究进一步从多方面证实黄帝时我国已经建立全国性部落大联盟即大统一，读者可参阅。
　　{19}徐中舒、唐嘉弘：《〈山海经〉和“黄帝”》，见《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6年出版，第97－99页。张岩对此也有分析，所列谱系更为详细。见《〈山海经〉与古代社会》第398—40l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