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日“靖国神社”问题看仪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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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从人类学视角出发探讨仪式是如何以靖国神社为平台发挥其凝聚族群意识,树立话语权威性、表达政治诉求的作用,及其对社会群体和历史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人类学;靖国神社;仪式作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7-0155-02
  
  一、引 言
  谈起中日关系,无论如何都绕不过靖国神社这个话题。日本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仪式,每每引发外界强烈关注,尤其以官方形式的参拜更是分外强烈刺激着二战期间受害国家人民的神经。
  小小的靖国神社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外界衡量日本与外界关系的晴雨表,它的作用真有这么大么?我们可以从仪式功能上来对靖国神社的作用来进行分析。仪式具有控制社会的性质和能力,它以其独有的特殊形式发挥作用。日本官方认为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仪式行为是纪念表彰和肯定那些在战场上“为国献身”的、“崇高牺牲”的、“英灵”的人目的,这只是仪式的一小部分作用。在仪式研究当中,任何一项传统的、重大的、礼仪的、极具代表性的仪式其构造必定成分复杂,这不仅涉及到其表达主题、人物和象征物件,也包含人物的参与及姿态话语等构件,所以这必定产生一个集合的整体效应。我们要知道仪式虽具有明显的形式特征但它的功用却绝不仅仅只是形式,“特定的要素和社会关系的组合和建构会产生出一种更大的能力和能量”[1]。
  二、仪式影响族群意识
  日本人多由大和民族(约占总数的99.9%)构成,大多信奉宗教。其中神道教曾作为日本天皇的国家级宗教,被强制与政治结合,“国家神道”至今与日本国民生活密切联系,仪式活动在日本十分普遍,至今日本全国仍有8.2万余家神社。日本二战战败后才被迫将政治和宗教分开,但它早已渗透进日本国民的日常生活,日本虽然现代化程度很高但宗教氛围仍然十分浓厚。靖国神社的仪式活动比起一般的神社则更具复杂的政治深义。靖国神社始建于1869年,最初名为“东京招魂社”,1879年,“东京招魂社”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其设置的目的是用以纪念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戊辰战争中为恢复明治天皇权力而牺牲的军人。靖国神社外表看来只是宗教场地,其实它“既是日本天皇的战争祭坛,又是日本表情最为复杂的舞台,是日本‘大和魂’的精神堡垒”[2]。在二战结束前,靖国神社由日本军部接管并成为号召日本国民献身“圣战”的重要场所。现在靖国神社里供奉者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自明治维新以来历次战争中的战殁者,另一部分则是引发广泛关注及外交不快的关键—还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等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罪的14名甲级战犯。
  涂尔干曾把仪式的功能归结为凝聚社会团结和强化集体力量这一基本主题。仪式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对国家和社会及传统的价值的流传和保存起着很大作用。参拜靖国神社作为日本的一种纪念性仪式,历史已久,自设置以来参拜者不断,随着时间的不断演进,日本民众早已将靖国神社看做是国家精神的象征,对它的参拜仪式则已融入日常的生活而成为日本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每次参与的个体必然产生“历史记忆—族员叙事—英雄缅怀—民族认同”等一些列情绪,进而强化了集体性记忆并达到强化大和民族族群的凝聚力的作用。
  靖国神社在二战结束后,性质大有改变。二战后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大本营,“靖国神社一直是日本右翼势力鼓噪军国主义的大本营,而每年‘8?15’日本战败日,日本右翼势力都通过参拜仪式,美化侵略战争,宣扬军国主义思想”[2],右翼势力的参拜公然表达了他们对二战中的侵略行为的肯定和坚决的维护立场,宣扬着日本被逼投降的无奈,这样的行为影响极为恶劣。因为大多数日本人对二战的立场态度向来暧昧不清,他们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也并不认为供奉的战犯是有罪的,这些人同明治维新时期的死者一样都是为国捐躯的“勇者”。右翼势力还极力争取让官方参与,希冀向外界发出参拜战犯的行为是正式的且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和鼓励。而这种集合力量的信仰表达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对日本民族、国家的价值是能产生很大影响力的。这些“集体的罪犯”也因为仪式的功能给予了神圣的性质,获得了被人顶礼膜拜的资格。这当然是为二战中受过伤害的人们所不能接受的情景。正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参拜仪式行为让我们相信日本人绝对没有彻底悔改,日本军国主义借用“招魂社”,以宗教仪式的神圣性去引导立场不坚定的日本人走向深渊。象征国家权威的官方的正式参与,在相当程度上给日本国民一种误导,那就是对侵略行为进行了官方正面的肯定和认可—战犯是“合法化”的“英雄”,而持续的参拜仪式也必将作为一种“历史的容器”继续保存这一意识并演变成社会记忆,进而积淀和传承。仪式在此淋漓尽致的发挥了它聚合大众的作用。而日本大众长久的带着错误的族群意识与周边为战争受害者的人进行交流显然是不被接受的。因此这也是为何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对靖国神社进行参拜的主要原因。
  三、仪式所具有的话语权威性
  另外仪式作为一种社会形式,若要对一个群体产生作用,产生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它必需以得到确定范围内的人群共同体的价值认可为前提。在靖国神社中供奉的代表不是牌位而是记载着在册“英灵”姓名生平的“灵玺簿”和一把称之为“神体”的军刀(被认为是附着了240多万战死者的“英灵”)。按日本神道宗教文化的解释来说,这些灵魂通过“升魂”和“招魂”仪式之后成为了一个整体并全部附着在这把军刀上从此无法分割,“恰如一滴水落入一盆水,再不可能分离出来”[3],仪式中这两件器物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和功能意义,表述着特别的“语境”权力范畴,靖国神社也以此为借口,以价值认识体系不同为由,拒绝分祀(将战犯的名单分离出来,单独祭祀)。这也可以看出任何仪式的功能都以某个特定的社会价值体系的认可为前提,正因为神道教在日本的普遍影响力,得到了日本确定范围内的人群共同体的一致认可,认为“分祀”绝对不能允许,宗教中的器物因为仪式被赋予了神的魔力,产生了超乎寻常的能力与威望,对社会有了强大的社会控制力,“它的价值和符号通过仪式活动的‘程序公正’被提升到一种认知的高度”,也就是将仪式中的“灵玺簿”和“神体”的军刀集中后产生出了超越现实的控制力。而日本右翼势力正是利用了宗教仪式赋予的无以抗争、不容大众质疑的“话语”及“势力”来拒绝分祀的提议。使得他们的政治目的能够顺利达成。目前,靖国神社至今仍然在进行秘密的“招魂仪式”,一旦有新的二战死亡人员被发现将继续载录进“灵玺簿”,魂魄也要融入“军刀”,招魂仪式的持续行为也是标志着他们仍然不肯悔改的立场态度。   四、仪式带来的情感力量
  日本官方虽曾在多个国际场合承诺不再参加参拜仪式,但仍然时不时的激起大众的愤怒。背后的原因是因为靖国神社的背后还站着一个特殊群体——日本遗族会。这个群体由二战中阵亡者的家属组成,日本遗族会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表彰英灵事业,促使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并保护靖国神社”,再加上他们的支持者在日本人数超过2300万人,也就是说获得超过五分之一的日本国民支持。而这些人是竞选者不能忽视的选票。而这些遗族的故人基本上都在靖国神社供奉。遗族认为故人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靖国神社在日本人心中向来只供奉英雄。在这种情况下,竞选者通过参加参拜仪式来向这一群体表达其政治立场和态度,获取亲切感,是争取到这一群体支持的有效途径。“社会权威通过对共同体历史上的仪式惯例的选择和放弃以突出仪式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力量。在某一个特殊的情境中,出于对资源的掌握和既得利益的目标性需求.....尤其是主体民族中借用某种仪式的外壳”[3]。换句话说,也就是通过参加参拜仪式实现对社会的某一群体的掌控,作为一种实用有效的工具,某政客的官方参拜表达对遗族会的支持,遗族会也必然支持他。
  五、结 语
  关于仪式对于社会的功能作用的争论何止靖国神社这一桩。关于夏威夷流传的库克罗诺神的传说的争论就是著名的一例。当代著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曾在他的著作中讲述了一个这样的神话传说,即18世纪最伟大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之一库克船长(James Cook)在夏威夷探险过程中由于种种巧合被当地土著人认为是神而被杀死,死后再以当地“罗诺”(Lono)神的身份重生,这个传说因为每年的仪式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而这样的阐述方式遭到斯里兰卡人类学家加纳纳什?奥贝塞克拉(Gananth Obeyesekere)的批评和反对,他在论文《库克船长的神化》《“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中,将萨林斯和库克船长比作为西方暴力和帝国主义代理人,是一种“文明神”对“土著”文化的、带有蔑视意味的姿态进行移植,这种做法无疑将使土著文明被肢解。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仪式在此充当了存储和改造的工具,自身文化受到侵蚀且在基督教传教士和皈依者也将此历史事实进行有目的的歪曲和神话,致使自身的文化身份变的令人难以解释,及此可以看出仪式能够参与并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它既能凝聚情感也能树立权威和构建历史记忆,同时还是一种不容怀疑的“话语力量”。靖国神社企图借仪式手段对社会进行有目的意义篡改和操控,是万万不能被接受的。
  参考文献:
  [1]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2] 黄月琴.中日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以及超越—以纪录片《靖国神社》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3).
  [3] 靖国神社:今仍在进行招魂仪式[OL].网易,http://news.163.com/ 07/ 0824/08/3ML7STSR000112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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