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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指示为学的路径与方法，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于艺”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游于艺”不能离开“道”与“德”，要立志向道，据守住德，依倚于仁。一方面，“游于艺”是为了树立道德精神；另一方面，道德精神应当成为文艺的灵魂。
不少人把“游于艺”理解为一般的游于技艺，这与孔子的意思并不一致。艺有“技艺”和“道艺”的区分，可以分别称之为“小艺”和“大艺”。“小艺”说的是作为“小子之学”的小学“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艺”则指作为“大人之学”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科目。孔子所说的“游于艺”，指的就是包含穷理、正心、修己、安人之道的这些科目，有时也指孔子为这六种科目所整理编订的教科书，即儒学《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人首先要“志于道”，“道前定则不穷”，人有了正确的“道”，有了正确的价值体系与信仰追求，就自觉做有德的人，做有爱心的人，做涵养自身的人。孔子强调“游于艺”，是要人们涵泳于诗、书、礼、乐等的研修之中。人到了十五岁前后，也就到了应该明理懂事的年龄，就应学习修身做人与社会管理。孔子以“六艺”教人，是为了教化社会人心，教人明道修德。
孔子“艺”之所指是什么？《礼记·少仪》说“士依于德，游于艺”，清楚表达了德与艺的关系。《学记》有言：“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兴其艺，游于艺，从而乐于艺，所“乐”在“艺”，这就是孔子所说“游于艺”的本来意思。“大学之教”教人“乐学”、“游艺”，学有所乐，涵泳其中，最终才能学有所成，化民成俗。古籍中“艺”有时也专讲技艺，但将“技艺”与“道德”并言时，往往讲要以道德为先，以道德作为引领。
中国先哲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其中虽然没有轻视“艺”的意味，但在强调“德”与“艺”的先后关系，主次关系。孔子称赞他的弟子冉求说：“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冉求多才多艺，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孔子又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认为像冉求这样多才多艺的人，再用礼乐来成就他，也可以算是完人了。有了“艺”和“知（智）”“不欲”“勇”之类的特点或优点，还不能没有礼乐，还要加之以仁义礼乐，因为礼乐中包含着德性的要求。
文学艺术及相关艺术行为是寄托和影响人们精神世界最直接的方式，用什么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去锻造灵魂，文艺工作者怎样去塑造国民的精神品格，这是关系国家走向、民族形象的大事。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人离不开文艺，文艺家也会不断追求艺术的更高境界。然而，艺术家的格局与气象体现在他对于“道”的把握中。这个“道”是人道，是与天道、地道相互和谐统一的为人处世之道。有道的君子，有境界、有品位的文学艺术家才会使自己的作品唱响主旋律，有鲜明而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有自心底洋溢出的骨气和底气。
古人说“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本是就历史记事原则而言，意思是书写或记载历史必须遵循内在法则，不然人们会从中得到什么呢？文学艺术家创作作品，大致就像做人那样，唯有有了灵魂的觉知，才算活得明白，才是人生的境界。西方有人说，某些时候，音乐甚至是一个从未表达出来的完整的内心世界的唯一见证。“书写之法”与“为人之道”是相通的。在“书之法”的意义上，书写和记载历史，与文艺创作内在相通，不讲书写创作之法，历史记载就可能是“断烂朝报”，文艺作品就是没有精神的驱壳。可见，孔子“游于艺”的思想，对于今天的艺术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不少人把“游于艺”理解为一般的游于技艺，这与孔子的意思并不一致。艺有“技艺”和“道艺”的区分，可以分别称之为“小艺”和“大艺”。“小艺”说的是作为“小子之学”的小学“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艺”则指作为“大人之学”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科目。孔子所说的“游于艺”，指的就是包含穷理、正心、修己、安人之道的这些科目，有时也指孔子为这六种科目所整理编订的教科书，即儒学《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人首先要“志于道”，“道前定则不穷”，人有了正确的“道”，有了正确的价值体系与信仰追求，就自觉做有德的人，做有爱心的人，做涵养自身的人。孔子强调“游于艺”，是要人们涵泳于诗、书、礼、乐等的研修之中。人到了十五岁前后，也就到了应该明理懂事的年龄，就应学习修身做人与社会管理。孔子以“六艺”教人，是为了教化社会人心，教人明道修德。
孔子“艺”之所指是什么？《礼记·少仪》说“士依于德，游于艺”，清楚表达了德与艺的关系。《学记》有言：“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兴其艺，游于艺，从而乐于艺，所“乐”在“艺”，这就是孔子所说“游于艺”的本来意思。“大学之教”教人“乐学”、“游艺”，学有所乐，涵泳其中，最终才能学有所成，化民成俗。古籍中“艺”有时也专讲技艺，但将“技艺”与“道德”并言时，往往讲要以道德为先，以道德作为引领。
中国先哲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其中虽然没有轻视“艺”的意味，但在强调“德”与“艺”的先后关系，主次关系。孔子称赞他的弟子冉求说：“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冉求多才多艺，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孔子又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认为像冉求这样多才多艺的人，再用礼乐来成就他，也可以算是完人了。有了“艺”和“知（智）”“不欲”“勇”之类的特点或优点，还不能没有礼乐，还要加之以仁义礼乐，因为礼乐中包含着德性的要求。
文学艺术及相关艺术行为是寄托和影响人们精神世界最直接的方式，用什么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去锻造灵魂，文艺工作者怎样去塑造国民的精神品格，这是关系国家走向、民族形象的大事。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人离不开文艺，文艺家也会不断追求艺术的更高境界。然而，艺术家的格局与气象体现在他对于“道”的把握中。这个“道”是人道，是与天道、地道相互和谐统一的为人处世之道。有道的君子，有境界、有品位的文学艺术家才会使自己的作品唱响主旋律，有鲜明而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有自心底洋溢出的骨气和底气。
古人说“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本是就历史记事原则而言，意思是书写或记载历史必须遵循内在法则，不然人们会从中得到什么呢？文学艺术家创作作品，大致就像做人那样，唯有有了灵魂的觉知，才算活得明白，才是人生的境界。西方有人说，某些时候，音乐甚至是一个从未表达出来的完整的内心世界的唯一见证。“书写之法”与“为人之道”是相通的。在“书之法”的意义上，书写和记载历史，与文艺创作内在相通，不讲书写创作之法，历史记载就可能是“断烂朝报”，文艺作品就是没有精神的驱壳。可见，孔子“游于艺”的思想，对于今天的艺术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