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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情感，人们似乎从来不怕把话说满而招致怀疑，也不惧被人笑话，那就是对故乡的爱恋。相对于亲情的素淡，对故乡的爱恋，算得上是一种表达起来更加无需顾忌的情感。思乡病和相思病一样流行，它甚至也被用于表达某种时代的病征：“乡愁是一种现代病”。
那么，到底什么是乡愁呢？在原初的含义里，乡愁似乎仅仅就是一种纯粹的距离。这距离关乎到空间的分离，也关系到时间的远去，直至生离死别的痛苦。
“父母在，不远游。”在过去，人们对于远方，对于陌生的世界，总有莫名的恐惧，客死异乡是一种耻辱。这不仅受制于古代传统的伦理观念，其实也缘于现实中交通不便的限制。
现代社会，铁路、航空、公路的迅速发展，人们已经不再惧怕距离，直至今天发达的网络信息，某种程度上，距离几乎已经消失了。不需要引用鲍德里亚，或者任何其他后现代哲学的句子，距离的确在现代生活中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有时候它仅仅是意愿的借口而已。
不过，即使没有了距离，乡愁似乎也并没有消失。反而，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它甚至越来越受欢迎，成为现代人矫情和抒情的工具。虽然此时的乡愁绝非彼时的乡愁——它是没有距离的乡愁。
可是，没有客观的距离，又如何造就乡愁呢？这只有一种可能：现代世界让距离消失，同时也让距离加固、更远。
在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里，有条不成文的共识，即人类学家的调查尽量避开自己所熟悉的世界。这不仅是为了避开不必要的伦理困境，同时也是为了有利于调查者经历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发现更多“局内人”所无法洞悉的事物，并有利于调查者顺利地“跳开”，保证调查的客观性。所以，以故乡为研究对象的人，总是需要有几分勇气或傻气的。
研究熟悉的世界所产生的学术困境，在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曾经有过特别的论述。他与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对比，应星发现自己讲述的故事，是为多数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世界。这样熟悉的世界，如果仅仅以故事的叙事模式直接呈现，那将不会产生任何“陌生化”的震慑感。于是，应星在这本研究故乡的著作里，特意运用了一种“复调”模式，即在故事之外，加入异常丰富的理论阐释。
跳出专业上的顾虑，我们来大胆地想象这条“共识”背后的心理动机，它可以被概括为一句话：现代科学不适合研究故乡。这点让人想起海德格尔的现代技术论：现代科学活动中，存在者总是被强制性地作为可计算、可把握的“客体”来呈现。此时，人是实施强制的“主体”，而现代科学活动中的“主客关系”就是“主奴关系”。
试想，谁会愿意把自己的故乡作为奴隶呢？而谁又愿意把故乡作为实验的白鼠，无情地剖析故乡、并公开它所有的“秘密”，以至于不顾它可能遭受的羞耻呢？——这难道不需要极大的勇气，或者一定程度的无知吗？至少，从常理的角度来说，没人愿意告诉外人，故乡里无知的村民，甚至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曾经愚昧地杀死自己的婴孩，曾经在树荫底下像狗一样偷情。
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记录过这一困境，当他的文章引来外国媒体关注本来寂静的村庄时，村民无法理解他，“让中国的农民伯伯们发现自己并不光荣的辛酸生活被我‘曝光’了”。
不过，问题远比“常理”复杂，科学研究形成的“主奴关系”，暗示研究者从研究一开始便站在“主人”的角度，试图改变、控制故乡。
为了避开这种困境，那些研究故乡的人，除了宣称不受科学的动机驱使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避开科学的目的，研究者只能以各种情感的、政治的理由替代，否则只能以“泛科学”的说法，强硬地把自己作品称之为科学研究。
研究者不以“主人”的优越感看待故乡，试图以平等的情感缘由重新融入乡村。但无论如何，他已经不是曾经的少年，可谓“乡音无改鬓毛衰”。试想下这个过程吧：研究者离开故乡多年，学得一身本领，然后再返回故乡，但故乡已经陌生，他以忧虑的、愁云惨淡的姿态书写故乡。这种“愁”不是古老的“乡愁”，而是“愁乡”：愁故乡旧颜不再；愁故乡旧习未改；愁故乡新人未继。
这是现代世界里独有的“新愁”，也是我们时代特有的新“乡愁”。它同样源自距离，只是这距离不是因为时空的阻隔，而是因为研究者与故乡之间在思想、情感上人为的隔膜。毕竟，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却已经不是原来的月亮。
1938年，费孝通先生在家乡做社会学调查。他伤感地总结道，“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不过，在他看来，这是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必然付出的代价，是一种历史转型的阵痛，“这是我们迟早必然面临的国际问题的一部分”。几个月后，费孝通把他的结论带到了英国伦敦，并最终变成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在序言里，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描述了费孝通心里的矛盾：“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
对于费而言，在英国，中国是他的乡愁，在中国，江村是他的乡愁。时空变换之后，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费氏乡愁的内容：是对于故乡前途未卜的深切忧虑。这种忧虑影响了整整几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于乡愁如果不与命途多舛的近代中国相联系，似乎便无以表述。但是，无论再怎么忧虑，这背后总带着几分知识分子无法掩饰的骄傲和优越感。在费的眼里，所谓的研究永远只是手段，只为民族复兴、改造家乡，使其融入现代化做准备。
到了20世纪末，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开始变得更加从容。同样是研究故乡的著作，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开始把故乡当成真正的“研究对象”，故乡是为科学理论目的服务的“手段”。一定程度上，这本著作显得冷酷而缺乏人情味，它是以故乡为主题，但却无任何“乡愁”的著作。但是，很奇怪，正是这冷酷，这本著作却是我阅读过的所有故乡研究著作中，在最大程度上肯定农民智慧、地方知识的著作。书中，以许老师为代表的农民精英，与现代官僚体系周旋的智慧是著作试图挖掘的重点。
两相比较，应星的冷酷是对费孝通的忧虑的反抗。不过，很可惜，关于故乡的著作，大多“乡愁”有余，肯定不足。无论是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还是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都是新“乡愁”的直接产物，他们“愁”得太纯粹，以至于著作失之于简单。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述他们的“乡愁”：城市化带来了乡村的衰败，所以很愁；乡村缺乏民主生活，所以很愁；乡村经济不够富裕，所以很愁……总之，故乡难以跟上中国现代化的脚步，所以一愁再愁。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这两本研究故乡的著作，也正是由于这种简单化和纯粹，给读者带来了最大的震撼。
“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高尚的一种痛苦。”赫尔德的名言或许能够部分解释纯粹、简单的乡愁的动人之处。很多时候，乡愁是思想的源泉，甚至也是良知的孕育之所。但是，乡愁作为一种特殊的痛苦，其复杂性却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1964年，在一次访谈时，阿伦特宣称与故乡德国的关系，只剩下她与德语诗歌的关系。如果无法体会乡愁的复杂性，阿伦特的回答只能让人感觉其对故乡的无情“背叛”。无独有偶，20个世纪的50年代，面对故乡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加缪陷入道德的困境：他一方面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同样反对暴力战争。这一复杂的困境使得在阿尔及利亞的问题上，他无法采取一个简单的立场。结果，他两边不讨好，成为“异类”。
或许，我们可以稍许改造下赫尔德的名言：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复杂的一种痛苦。这种复杂性，其实就是现代性的复杂性：它带来极大的物质富裕，同时也摧毁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然纽带。这也是新“乡愁”的复杂：我们期望故乡永远保持童年里的模样，但同样害怕故乡一成不变。
那么，到底什么是乡愁呢？在原初的含义里，乡愁似乎仅仅就是一种纯粹的距离。这距离关乎到空间的分离，也关系到时间的远去，直至生离死别的痛苦。
“父母在，不远游。”在过去，人们对于远方，对于陌生的世界，总有莫名的恐惧，客死异乡是一种耻辱。这不仅受制于古代传统的伦理观念，其实也缘于现实中交通不便的限制。
现代社会，铁路、航空、公路的迅速发展，人们已经不再惧怕距离，直至今天发达的网络信息，某种程度上，距离几乎已经消失了。不需要引用鲍德里亚，或者任何其他后现代哲学的句子，距离的确在现代生活中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有时候它仅仅是意愿的借口而已。
不过，即使没有了距离，乡愁似乎也并没有消失。反而，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它甚至越来越受欢迎，成为现代人矫情和抒情的工具。虽然此时的乡愁绝非彼时的乡愁——它是没有距离的乡愁。
可是，没有客观的距离，又如何造就乡愁呢？这只有一种可能：现代世界让距离消失，同时也让距离加固、更远。
在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里，有条不成文的共识，即人类学家的调查尽量避开自己所熟悉的世界。这不仅是为了避开不必要的伦理困境，同时也是为了有利于调查者经历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发现更多“局内人”所无法洞悉的事物，并有利于调查者顺利地“跳开”，保证调查的客观性。所以，以故乡为研究对象的人，总是需要有几分勇气或傻气的。
研究熟悉的世界所产生的学术困境，在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曾经有过特别的论述。他与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对比，应星发现自己讲述的故事，是为多数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世界。这样熟悉的世界，如果仅仅以故事的叙事模式直接呈现，那将不会产生任何“陌生化”的震慑感。于是，应星在这本研究故乡的著作里，特意运用了一种“复调”模式，即在故事之外，加入异常丰富的理论阐释。
跳出专业上的顾虑，我们来大胆地想象这条“共识”背后的心理动机，它可以被概括为一句话：现代科学不适合研究故乡。这点让人想起海德格尔的现代技术论：现代科学活动中，存在者总是被强制性地作为可计算、可把握的“客体”来呈现。此时，人是实施强制的“主体”，而现代科学活动中的“主客关系”就是“主奴关系”。
试想，谁会愿意把自己的故乡作为奴隶呢？而谁又愿意把故乡作为实验的白鼠，无情地剖析故乡、并公开它所有的“秘密”，以至于不顾它可能遭受的羞耻呢？——这难道不需要极大的勇气，或者一定程度的无知吗？至少，从常理的角度来说，没人愿意告诉外人，故乡里无知的村民，甚至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曾经愚昧地杀死自己的婴孩，曾经在树荫底下像狗一样偷情。
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记录过这一困境，当他的文章引来外国媒体关注本来寂静的村庄时，村民无法理解他，“让中国的农民伯伯们发现自己并不光荣的辛酸生活被我‘曝光’了”。
不过，问题远比“常理”复杂，科学研究形成的“主奴关系”，暗示研究者从研究一开始便站在“主人”的角度，试图改变、控制故乡。
为了避开这种困境，那些研究故乡的人，除了宣称不受科学的动机驱使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避开科学的目的，研究者只能以各种情感的、政治的理由替代，否则只能以“泛科学”的说法，强硬地把自己作品称之为科学研究。
研究者不以“主人”的优越感看待故乡，试图以平等的情感缘由重新融入乡村。但无论如何，他已经不是曾经的少年，可谓“乡音无改鬓毛衰”。试想下这个过程吧：研究者离开故乡多年，学得一身本领，然后再返回故乡，但故乡已经陌生，他以忧虑的、愁云惨淡的姿态书写故乡。这种“愁”不是古老的“乡愁”，而是“愁乡”：愁故乡旧颜不再；愁故乡旧习未改；愁故乡新人未继。
这是现代世界里独有的“新愁”，也是我们时代特有的新“乡愁”。它同样源自距离，只是这距离不是因为时空的阻隔，而是因为研究者与故乡之间在思想、情感上人为的隔膜。毕竟，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却已经不是原来的月亮。
1938年，费孝通先生在家乡做社会学调查。他伤感地总结道，“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不过，在他看来，这是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必然付出的代价，是一种历史转型的阵痛，“这是我们迟早必然面临的国际问题的一部分”。几个月后，费孝通把他的结论带到了英国伦敦，并最终变成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在序言里，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描述了费孝通心里的矛盾：“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
对于费而言，在英国，中国是他的乡愁，在中国，江村是他的乡愁。时空变换之后，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费氏乡愁的内容：是对于故乡前途未卜的深切忧虑。这种忧虑影响了整整几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于乡愁如果不与命途多舛的近代中国相联系，似乎便无以表述。但是，无论再怎么忧虑，这背后总带着几分知识分子无法掩饰的骄傲和优越感。在费的眼里，所谓的研究永远只是手段，只为民族复兴、改造家乡，使其融入现代化做准备。
到了20世纪末，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开始变得更加从容。同样是研究故乡的著作，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开始把故乡当成真正的“研究对象”，故乡是为科学理论目的服务的“手段”。一定程度上，这本著作显得冷酷而缺乏人情味，它是以故乡为主题，但却无任何“乡愁”的著作。但是，很奇怪，正是这冷酷，这本著作却是我阅读过的所有故乡研究著作中，在最大程度上肯定农民智慧、地方知识的著作。书中，以许老师为代表的农民精英，与现代官僚体系周旋的智慧是著作试图挖掘的重点。
两相比较，应星的冷酷是对费孝通的忧虑的反抗。不过，很可惜，关于故乡的著作，大多“乡愁”有余，肯定不足。无论是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还是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都是新“乡愁”的直接产物，他们“愁”得太纯粹，以至于著作失之于简单。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述他们的“乡愁”：城市化带来了乡村的衰败，所以很愁；乡村缺乏民主生活，所以很愁；乡村经济不够富裕，所以很愁……总之，故乡难以跟上中国现代化的脚步，所以一愁再愁。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这两本研究故乡的著作，也正是由于这种简单化和纯粹，给读者带来了最大的震撼。
“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高尚的一种痛苦。”赫尔德的名言或许能够部分解释纯粹、简单的乡愁的动人之处。很多时候，乡愁是思想的源泉，甚至也是良知的孕育之所。但是，乡愁作为一种特殊的痛苦，其复杂性却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1964年，在一次访谈时，阿伦特宣称与故乡德国的关系，只剩下她与德语诗歌的关系。如果无法体会乡愁的复杂性，阿伦特的回答只能让人感觉其对故乡的无情“背叛”。无独有偶，20个世纪的50年代，面对故乡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加缪陷入道德的困境：他一方面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同样反对暴力战争。这一复杂的困境使得在阿尔及利亞的问题上，他无法采取一个简单的立场。结果，他两边不讨好，成为“异类”。
或许，我们可以稍许改造下赫尔德的名言：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复杂的一种痛苦。这种复杂性，其实就是现代性的复杂性：它带来极大的物质富裕，同时也摧毁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然纽带。这也是新“乡愁”的复杂：我们期望故乡永远保持童年里的模样，但同样害怕故乡一成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