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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中午十二点和晚上的八点左右，是“兔子”们集中活跃的时间。按照平常人的作息，这两个时段，人们刚好吃完饭。“兔子”们也是，只不过他们的生活多了一道工序——催吐，他们要把刚刚吃进去的食物通过各种方式吐出来，用手或者直接插进胃里的塑料管。
一整只烤鸡、一个汉堡、一个鸡肉卷，一包薯条、两杯400ml可乐，一边看着动画片一边吞完这些，林婷婷觉得她获得了久违的满足感。很快，负罪感挤走了满足感，心里有个声音提醒她：“你又要变胖了！”她冲进洗手间，将食指戳进喉头，刚刚吃进去的食物从喉咙倾泻而出。
林婷婷是神经性贪食症患者。在医学上，神经性贪食症是进食障碍的一种。进食障碍属于精神类障碍。它的相关疾病还包括神经性厌食症和其他特定的进食障碍。西方流行病研究数据表明，进食障碍的患病率约0.5%到1%。这意味着，每一百到两百人中，就有一人患有进食障碍。
在中国，进食障碍患者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这是庞大而隐秘的群体。
“好像毒瘾发作一样”
“天啊，我怎么这么胖！”17岁那年，湖北女孩林婷婷无意间在商场的试衣镜里瞥到了自己，“被自己吓了一跳”。镜中的女孩，身高170厘米，体重200斤。此后，她开始以节食、过度运动的方式减肥。半年后，她惊喜地看到折线图走势一路向下。体重秤告诉她，她减了60斤。 她并不知道，潘多拉魔盒已经悄悄开启。
高三的一天，林婷婷被饥饿感击中了。她报复性地吃完了一大盆排骨汤和两碗米饭。很快，身体上的满足感和心理上的负罪感开始撕扯她。她近乎本能地想到一个方法——把它们吐掉，吐掉就不会长胖。
接下来的生活好像进入了暴食和催吐形成的旋转门，“那种感觉就好像毒瘾发作一样”。林婷婷一边暴食、催吐，一边在日记里劝诫自己，“不能这样，会死掉的”。
到武汉上大学后，林婷婷发现，原来她也有同类。大二那年，她在一个大胃王博主页面上，看到了一群叫“兔子”的人。
这些患有神经性贪食症的病人自称“兔子”。“兔”是“吐”的谐音，寓意柔弱和胆小。他们极度怕胖，自我评价体系完全建立在身材和体重变化上。他们在深夜、独处、焦虑、沮丧的情况下暴食，再在罪恶感的驱使下，试图利用利尿剂、泻药、呕吐等方式清除吃掉的食物。
这些聚集在百度贴吧、QQ群里的“兔子”们以年轻女孩居多，她们在每天饭点前后准时分享暴食的快感和催吐的方法。
李雨薇是其中一个群的群主，她1994年出生，金融行业的巨大工作压力让她患上了神经性贪食症。她说，每次有人加群，她都觉得特别失落——这个世界上又有一个人陷入了“这种巨大的痛苦”。
群里的女孩们没有、也不打算去医院。她们觉得自己“阴暗、丑陋”。李雨薇的想法几乎代表了大多数，“暴食和催吐是一件难以置信又无法让人理解的事情”。
奉行“以瘦为美”是主因
“暴饮暴食和食后催吐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对情绪的不适当处理。”曾参加过“中国红十字会进食障碍患者救助项目”的心理治疗师韩煦说，很多进食障碍患者具有的共同点是完美主义和低自尊，他们优秀却不善于发现和表达自己的情绪。
大部分患者认为，“以瘦为美”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为进食障碍提供了温床。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成长中都曾遭遇来自家庭、社会关于身材问题的压力。像林婷婷这样的年轻女孩，尽管已经认识到了暴食和催吐的危害，但内心深处依然认同“瘦才是美的标准”。
家长们也持这样的观点。一位母亲谈及女儿的减肥行为时说，减肥行为本身并无不妥，只是过度才造成了神经性贪食。“减肥不就是女人一辈子追求的事业吗？”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诊治中心负责人陈珏说，这几年，进食障碍患者越来越多。陈珏记得，1998年，她刚刚从事精神科工作时，整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一年只能见到一两例进食障碍患者，如今一整天的门诊可以见到二十多人。
研究显示，神经性贪食症的高发年龄段为12岁到35岁，平均发病年龄为18岁，男女比例为1：13。像林婷婷这样的女中学生、大学生是进食障碍的高危人群。陈珏认为，“社会文化”因素，如“以瘦为美”的社会价值观，在进食障碍中起着重要作用。
2017年1月，林婷婷跟母亲坦白了自己双性恋的事实，母亲无法接受，母女陷入冷战。当时正值春节，家里的餐桌上摆满了大鱼大肉。林婷婷疯狂地享受食物，再冲进卫生间把它們全部吐出来。这是她病情最严重的时段，从以前的一个月暴食、催吐一次变成了每天暴食三次、催吐三次。
晚上，她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思考人生的意义。怎么也想不明白。那就睁着眼睛。整夜醒着。几天后，她被武汉一家综合性医院诊断为神经性厌食症和抑郁症。
其实，林婷婷不是孤例。国外学者发现，像她这样的神经性贪食症患者同时患有抑郁症和焦虑障碍的比例在50%以上，这些患者还可能共病物质滥用、冲动/冒险行为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特质。
何一曾是一位有7年神经性贪食症病史的进食障碍患者。在暴食催吐持续到第四、五年时，她在呕吐物里看到了血。求生的本能让她开始自救——看医疗专业书籍、求助医疗机构。但还是有点晚了。频繁的催吐已经给她的身体带来了病态反应。每到深夜，何一总是被一种恶心的感觉击中。她的牙齿也被胃酸腐蚀坏了。四颗臼齿严重蛀牙，吃太冷或太酸的食物都会疼。
“有些病人反复呕吐，除了造成牙齿问题和腺体肿大外，还可能造成血清电解质紊乱，引发心率失常，危及生命。”陈珏解释。据报道，进食障碍患者死于心搏骤停、肾衰竭或者其他躯体并发症。
最难的是下决心接受治疗
进食障碍在孩子和父母之间形成了一道结界。少有父母可以打破。
在心理治疗师韩煦的记忆里，即使父母带着孩子来看进食障碍专科，也常常陷入互相指责的怪圈。家长总是认为，孩子就是太作了，要是不作，早就好了；孩子又觉得，她生这个病，和小时候父母的对待方式有关，家长话里话外地说孩子胖，孩子就会有自卑心理，尝试去减肥。
陈钰说，很多患者并不知道进食障碍是精神科需要处理的问题。在诊疗中，很多家长都觉得吃不下饭是肠胃问题，要看消化科；闭经是内分泌问题，要看中医或内分泌科。很多时候，病情都被耽误了。
即使专业医生也未能走出认知盲区。李苗是一位有九年神经性贪食症病史的进食障碍患者。她曾在教科书上看到自己的症状符合神经性贪食症的诊断标准，但不确定。2015年的一天，她终于鼓足勇气走进当地一家精神专科医院时，医生跟她说，这不是一种病，不需要治疗。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李苗的进食障碍越来越严重。
韩煦曾遇到一个极端病例。前一天，一个女孩还在一家网络医疗平台上咨询进食障碍要怎么治疗，第二天就看到家长的消息，说孩子已经过世了。韩煦说，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都非常难过。
好在，进食障碍并非毫无治愈希望。
陈珏说，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都是可以治愈的。以厌食为例，数据显示，45%的患者可以治愈，30%预后中等，25%预后较差，死亡率5%-15%。但至少将近一半的病人是可以治愈的。同样，贪食症的治愈率也在一半以上。“越早来治疗，越容易康复。”陈珏说，对很多进食障碍患者来说，最难的一步就是下决心接受治疗。
（梁衍军荐自《新京报》 2018.1.17）
一整只烤鸡、一个汉堡、一个鸡肉卷，一包薯条、两杯400ml可乐，一边看着动画片一边吞完这些，林婷婷觉得她获得了久违的满足感。很快，负罪感挤走了满足感，心里有个声音提醒她：“你又要变胖了！”她冲进洗手间，将食指戳进喉头，刚刚吃进去的食物从喉咙倾泻而出。
林婷婷是神经性贪食症患者。在医学上，神经性贪食症是进食障碍的一种。进食障碍属于精神类障碍。它的相关疾病还包括神经性厌食症和其他特定的进食障碍。西方流行病研究数据表明，进食障碍的患病率约0.5%到1%。这意味着，每一百到两百人中，就有一人患有进食障碍。
在中国，进食障碍患者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这是庞大而隐秘的群体。
“好像毒瘾发作一样”
“天啊，我怎么这么胖！”17岁那年，湖北女孩林婷婷无意间在商场的试衣镜里瞥到了自己，“被自己吓了一跳”。镜中的女孩，身高170厘米，体重200斤。此后，她开始以节食、过度运动的方式减肥。半年后，她惊喜地看到折线图走势一路向下。体重秤告诉她，她减了60斤。 她并不知道，潘多拉魔盒已经悄悄开启。
高三的一天，林婷婷被饥饿感击中了。她报复性地吃完了一大盆排骨汤和两碗米饭。很快，身体上的满足感和心理上的负罪感开始撕扯她。她近乎本能地想到一个方法——把它们吐掉，吐掉就不会长胖。
接下来的生活好像进入了暴食和催吐形成的旋转门，“那种感觉就好像毒瘾发作一样”。林婷婷一边暴食、催吐，一边在日记里劝诫自己，“不能这样，会死掉的”。
到武汉上大学后，林婷婷发现，原来她也有同类。大二那年，她在一个大胃王博主页面上，看到了一群叫“兔子”的人。
这些患有神经性贪食症的病人自称“兔子”。“兔”是“吐”的谐音，寓意柔弱和胆小。他们极度怕胖，自我评价体系完全建立在身材和体重变化上。他们在深夜、独处、焦虑、沮丧的情况下暴食，再在罪恶感的驱使下，试图利用利尿剂、泻药、呕吐等方式清除吃掉的食物。
这些聚集在百度贴吧、QQ群里的“兔子”们以年轻女孩居多，她们在每天饭点前后准时分享暴食的快感和催吐的方法。
李雨薇是其中一个群的群主，她1994年出生，金融行业的巨大工作压力让她患上了神经性贪食症。她说，每次有人加群，她都觉得特别失落——这个世界上又有一个人陷入了“这种巨大的痛苦”。
群里的女孩们没有、也不打算去医院。她们觉得自己“阴暗、丑陋”。李雨薇的想法几乎代表了大多数，“暴食和催吐是一件难以置信又无法让人理解的事情”。
奉行“以瘦为美”是主因
“暴饮暴食和食后催吐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对情绪的不适当处理。”曾参加过“中国红十字会进食障碍患者救助项目”的心理治疗师韩煦说，很多进食障碍患者具有的共同点是完美主义和低自尊，他们优秀却不善于发现和表达自己的情绪。
大部分患者认为，“以瘦为美”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为进食障碍提供了温床。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成长中都曾遭遇来自家庭、社会关于身材问题的压力。像林婷婷这样的年轻女孩，尽管已经认识到了暴食和催吐的危害，但内心深处依然认同“瘦才是美的标准”。
家长们也持这样的观点。一位母亲谈及女儿的减肥行为时说，减肥行为本身并无不妥，只是过度才造成了神经性贪食。“减肥不就是女人一辈子追求的事业吗？”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诊治中心负责人陈珏说，这几年，进食障碍患者越来越多。陈珏记得，1998年，她刚刚从事精神科工作时，整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一年只能见到一两例进食障碍患者，如今一整天的门诊可以见到二十多人。
研究显示，神经性贪食症的高发年龄段为12岁到35岁，平均发病年龄为18岁，男女比例为1：13。像林婷婷这样的女中学生、大学生是进食障碍的高危人群。陈珏认为，“社会文化”因素，如“以瘦为美”的社会价值观，在进食障碍中起着重要作用。
2017年1月，林婷婷跟母亲坦白了自己双性恋的事实，母亲无法接受，母女陷入冷战。当时正值春节，家里的餐桌上摆满了大鱼大肉。林婷婷疯狂地享受食物，再冲进卫生间把它們全部吐出来。这是她病情最严重的时段，从以前的一个月暴食、催吐一次变成了每天暴食三次、催吐三次。
晚上，她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思考人生的意义。怎么也想不明白。那就睁着眼睛。整夜醒着。几天后，她被武汉一家综合性医院诊断为神经性厌食症和抑郁症。
其实，林婷婷不是孤例。国外学者发现，像她这样的神经性贪食症患者同时患有抑郁症和焦虑障碍的比例在50%以上，这些患者还可能共病物质滥用、冲动/冒险行为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特质。
何一曾是一位有7年神经性贪食症病史的进食障碍患者。在暴食催吐持续到第四、五年时，她在呕吐物里看到了血。求生的本能让她开始自救——看医疗专业书籍、求助医疗机构。但还是有点晚了。频繁的催吐已经给她的身体带来了病态反应。每到深夜，何一总是被一种恶心的感觉击中。她的牙齿也被胃酸腐蚀坏了。四颗臼齿严重蛀牙，吃太冷或太酸的食物都会疼。
“有些病人反复呕吐，除了造成牙齿问题和腺体肿大外，还可能造成血清电解质紊乱，引发心率失常，危及生命。”陈珏解释。据报道，进食障碍患者死于心搏骤停、肾衰竭或者其他躯体并发症。
最难的是下决心接受治疗
进食障碍在孩子和父母之间形成了一道结界。少有父母可以打破。
在心理治疗师韩煦的记忆里，即使父母带着孩子来看进食障碍专科，也常常陷入互相指责的怪圈。家长总是认为，孩子就是太作了，要是不作，早就好了；孩子又觉得，她生这个病，和小时候父母的对待方式有关，家长话里话外地说孩子胖，孩子就会有自卑心理，尝试去减肥。
陈钰说，很多患者并不知道进食障碍是精神科需要处理的问题。在诊疗中，很多家长都觉得吃不下饭是肠胃问题，要看消化科；闭经是内分泌问题，要看中医或内分泌科。很多时候，病情都被耽误了。
即使专业医生也未能走出认知盲区。李苗是一位有九年神经性贪食症病史的进食障碍患者。她曾在教科书上看到自己的症状符合神经性贪食症的诊断标准，但不确定。2015年的一天，她终于鼓足勇气走进当地一家精神专科医院时，医生跟她说，这不是一种病，不需要治疗。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李苗的进食障碍越来越严重。
韩煦曾遇到一个极端病例。前一天，一个女孩还在一家网络医疗平台上咨询进食障碍要怎么治疗，第二天就看到家长的消息，说孩子已经过世了。韩煦说，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都非常难过。
好在，进食障碍并非毫无治愈希望。
陈珏说，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都是可以治愈的。以厌食为例，数据显示，45%的患者可以治愈，30%预后中等，25%预后较差，死亡率5%-15%。但至少将近一半的病人是可以治愈的。同样，贪食症的治愈率也在一半以上。“越早来治疗，越容易康复。”陈珏说，对很多进食障碍患者来说，最难的一步就是下决心接受治疗。
（梁衍军荐自《新京报》 2018.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