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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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应急法律制度没有明确疫情防控措施的限度问题,而是通过授权条款的方式,允许行政机关在“必要”的时间,采取“必要”的防控措施.“必要”本身是一个不确定概念,需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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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应急法律制度没有明确疫情防控措施的限度问题,而是通过授权条款的方式,允许行政机关在“必要”的时间,采取“必要”的防控措施.“必要”本身是一个不确定概念,需要通过法益衡量方法来进行价值的补充.但新冠肺炎防控过程中,部分地方行政机关及其授权组织没有对防控措施的必要性进行论证,而是选择以最高的标准、最强的力度进行管控,没有有效平衡疫情防控和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的关系.针对这一问题,行政机关有必要确立一个衡量的机制,在公共卫生安全、社会秩序、防控效率、产业发展等社会法益,以及自由、平等的个人法益之间进行细致地衡量.后疫情时期,行政机关还可以加强与法益衡量相关的业务指导,使法益衡量方法内化为行动的指南,以在今后更加从容地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高依法治理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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