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滕藤虽然担任过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重要职务，现在仍担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但他最难以忘怀的是在清华大学的学习和工作，是为国为民进行科研的一片情意。最近，在北京万寿路他的家里访问时，他对记者说：“我在清华大学学习、工作了37年。我一生精力最充沛，工作效率比较高、比较有成效的时期是在清华。我业务的基点始终是在清华。清华的学习和工作也为我到其他单位工作打下了基础。”他送给记者一篇他写的《我在清华大学的37年》文章和一本《滕藤文集》。从中，我看到了清华对他的教育培养，也看到了他为保卫、建设清华作出的努力，更看到了他在清华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的建设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感触到了我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科研工作的执著精神。
在清华18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滕藤于1930年4月在江苏出生，祖籍江西婺源。1946年，也即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年，滕藤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念了一年书以后，追求进步的滕藤考虑到清华大学有着“小解放区”之称和当中小学教员的父母工资微薄而清华有奖学金，便投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工系，并比较顺利地获得了奖学金。在清华，他积极参加进步音乐团体“清华大家唱”、“识字班”等社团的学生活动。他喜欢读书，尤其是在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别林斯基等俄罗斯作家写的小说的影响下，总觉得应该为穷苦老百姓做一点事情。他在“识字班”社团，到清华大学附近教那些上不起学或失学的孩子。他参加了以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和了解解放区与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情况为主要内容的“戈壁草”读书会。读过当时很有名的《方生未死之间》、《冀东行》这两本书后，他对解放区有了了解。同时，他也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毛主席著作。在读书班里，他是年龄最小的。他时常提出很多问题和大哥哥们讨论，虚心向他们学习。地下共产党员杨坤泉和张天泰给他帮助最大，经常非常耐心地和他谈心，帮助分析他有的观点为什么不对？为什么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他还认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蒙著作和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等，逐步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4月，滕藤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同年秋天，也即他满18岁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12月，解放军解放了清华大学的北边（南边还有国民党军队）。按组织安排，滕藤和王鸿正、林宗棠（后为航空航天部部长）负责清华大学治安保卫委员会工作。他们组织同学昼夜在学校巡逻。滕藤所在的化工系二年级进步力量比较强，他把他们班的全体男同学调到女生宿舍楼下的食堂内，负责保卫学校静斋的安全。他还组织全校同学保卫系馆要害部门。经过大家的认真努力，在40天后，整个北京全部解放时，他们较好地完成了保卫任务。此后他还担任了航空系和化工系两个系的学生党支部书记。1950年12月，他担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负责做全校学生的思想工作。他还参加了校党总支部的常委工作。朱 基和邵敏是学生会主席和副主席，滕藤和他们一起工作配合得很好。
滕藤一方面朝气蓬勃地积极做好学生工作，另一方面还踏踏实实地认真努力学习，做到了学习、工作两不误。他非常喜爱化工这一专业，并投入了较大精力进行学习，基础打得比较牢靠。他的学习研究目标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得很紧。当时中国缺石油，而在我国东北、广东有油母页岩，他的毕业论文便是关于油母页岩流化床干馏工作的，这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而又结合中国实际的论文。
“我来是为建设我国的
原子能工业服务的”
滕藤于1951年夏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并继续担任校团委书记。
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主席指示要搞“两弹”。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到苏联考察原子能教育回国后，下定决心要在清华建起原子能方面的专业，并建立了工程物理系，让何东昌担任这个系的系主任。滕藤担任系党总支书记，同时负责筹建核化工方面的专业。不久，学校又决定派唯一留在清华学过化工的滕藤去苏联学习放射性物质工艺学。到苏联学习，一般要到俄语专科学校学习一至两年俄语才行，但他工作太忙，不可能抽出专门时间去学俄语。解放初他虽然选修了俄语课，但学得很不规范。他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学习提高俄语水平。他参加了清华教师、研究生周光召、袁乃驹、卢谦组织的学习。经过40天突击，他掌握了一些专业俄文知识。他还和另外几个同志向一位苏联专家的夫人每周学两三次俄语口语。
1957年，滕藤到苏联列宁格勒工艺学院学习。这是苏联唯一有人工放射性物质工艺学的学院，但对我们还不太开放，与我们的要求不太一致。滕藤的导师是搞分析化学出身的俄罗斯科学院的有名院士，他给滕藤选的研究课题是偏重同位素分离和分析方面的。滕藤不愿意做这种选题，希望做的是核燃料后处理的工作选题。导师让他自己选题，他花了3个月时间，整天在列宁格勒谢德林图书馆查资料。当时美国解密了一批原子能的报告。图书馆的这些报告都是用缩微卡片做的，要用投影机看，看时很伤眼睛。他就在这个时候把眼睛搞坏了。所有的解密了的与我国将要建的原子能事业有关资料他都看了，发现美国使用的是萃取法。这是与他在课堂上听苏联导师讲的、从居里夫人开始有的传统的液固沉淀分离不一样的方法。萃取法是一种化工过程比较先进、效率比较高的新方法。苏联导师听他详细介绍了美国的方法，但当他提出按照美国的路子做萃取法模拟实验时，不同意，说：“学院没有条件，这种试验只能到苏联国家实验室做。我给你一个题目，做跟你的愿望比较接近的电化学分析方面的。你将来反正都要做分析化学工作的。”滕藤听了虽然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只有做。他验证了用一种聚焦离子交换法做放射性同位素分离，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导师一看很高兴，叫他写一篇论文，在苏联《分析化学》杂志上发表。导师对他说：“你就按这个方向做下去，一组一组元素地做。这样你可以发表五六篇论文。”滕藤认为自己来苏联学习是为建设我国原子能工业服务的，要分离钚和铀的。按导师这个思路搞下去，对个人成名成家有利，但对他自己回国后的教学和科研没有多少帮助。因此他写完第一篇论文后就没有再写了，而是按自己祖国迫切需要的目标去学习，并到杜布纳等地的国家实验室和有关人员交流。
1959年五六月间，滕藤从苏联回到了清华大学。1960年，清华大学正式恢复成立了院系调整时取消的化学系，汪家鼎任系主任，滕藤任党总支书记、系副主任。滕藤和汪家鼎积极组织核燃料后处理工业生产研究，布局全系力量来做这件事情。他们将负责放射化学课的朱永隽调过来担任人工放射性物质工艺教研室主任，将滕藤在列宁格勒看中的几个留学生也要了回来，组成了一个班子，主动承担了原子弹的核心技术之一的铀和钚的分离工作。经过3年的努力，他们把工艺打通了，设备设计了，整个分析方法也完成了。在实验室里不是很强放射性的条件下，他们模拟完成了铀、钚和裂变元素的分离工艺。他们向原子能工业部的领导和全国化工界的人士报告了研究成果。原子能工业部党组十分重视，确定上清华的萃取项目，而且上报给了周恩来总理。总理批准了，并由国务院机动经费中拨给他们230万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后来又追加到300万元，把强放射性试验室建起来了。在没有一个老专家指导的情况下，他们发扬敢于创造的精神，建起了与美国不完全一样的空气脉冲式混合沉清槽。滕藤利用在苏期间所学到的苏联和美国的辐照核燃料后处理流程知识，带领化工系师生从事萃取法核燃料钚的工艺和化学研究，生产出了钚产品。这一研究成果经原子能工业部审定后，于1966年建立我国第一座核燃料后处理厂，并于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滕藤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做得比较有价值的一件大事”。
为我国的科研事业耕耘不止
在“文化大革命”中，滕藤遭受到了巨大磨难，他所珍爱的科研事业不得不中断了。当时全国有名的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是滕藤所在的化工系的学生，化工系是蒯大富的大本营。滕藤被蒯大富的人关了8个月，从夏到冬，一顿两个窝头一壶冷水。滕藤利用这段时间系统地将《资本论》3卷和马恩选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滕藤被提升为正教授，并招收研究生；尤其重要的是，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们的核燃料后处理科研项目荣获国家级大奖——全国科技大会奖。这一年，他还被选为教育界的全国劳动模范。他和社会科学界的劳模许涤新、工业劳模王进喜、王崇伦等18人联合署名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各行各业积极行动起来，大力推进国家的全面建设。
随后不久，滕藤被提升到清华大学校领导岗位上，先担任校党委副书记，后又担任副校长，主管教学、科研、研究生等业务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期望，迅速恢复了4个理科研究班。这些研究班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出色的科研人员，像固体物理研究班，至今便培养出了包括清华大学现任校长顾秉林在内的5位中科院院士。滕藤兼任清华研究生院第一任院长时，花了很大精力在研究生院制度化、规范化的基础建设上，加强国际联络和合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清华大学在博士生、硕士生的培养方面也始终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他还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恢复了清华理学院。滕藤把自己业务工作的基点始终放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博士点也在化工系。
在科研领域，滕藤把比较大的精力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全国以至世界都有较好反应的萃取化学热力学和溶液理论与动力学，另一个是资源综合利用。
在此期间，滕藤随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研究多金属资源的综合利用，先后参与了攀枝花和包头铁矿、金川镍矿、江西的钨矿和铜矿、云南和广西的锡矿等的调研工作，并组织清华大学师生完成了金川镍矿的萃取湿法冶金研究工作。
1985年1月，滕藤调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6年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副部长，主管教育局和新闻局的工作。1987年调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1988年4月调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各个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他都作出了贡献。
1993年，滕藤被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旋即被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因曾长期从事自然科学、放射性废物处理、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工作，他选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部，以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在院内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1998年以后，他不再担任党政领导工作，专任研究员、院学术委员，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并兼任清华大学教授，培养博士生。1998年，又被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2000年至今担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滕藤发表了《反应堆加速器辐射源在辐射化学研究中的应用》、《萃取过程的热力学研究》、《浅谈“核废料”的处置与利用》、《溶剂萃取技术在重有色金属冶炼中的应用和进展》（有的与人合著）等研究文章。近一二十年来，他又发表了《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制度》、《逐步向公平优先的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展望》、《21世纪是我国生态经济学更大发展的世纪》等重要文章。
滕老虽然年近80岁了，但仍然热情地工作着，仍然在关注、研究我国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在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衷心地祝愿滕老健康长寿。（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责编/木艮
在清华18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滕藤于1930年4月在江苏出生，祖籍江西婺源。1946年，也即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年，滕藤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念了一年书以后，追求进步的滕藤考虑到清华大学有着“小解放区”之称和当中小学教员的父母工资微薄而清华有奖学金，便投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工系，并比较顺利地获得了奖学金。在清华，他积极参加进步音乐团体“清华大家唱”、“识字班”等社团的学生活动。他喜欢读书，尤其是在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别林斯基等俄罗斯作家写的小说的影响下，总觉得应该为穷苦老百姓做一点事情。他在“识字班”社团，到清华大学附近教那些上不起学或失学的孩子。他参加了以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和了解解放区与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情况为主要内容的“戈壁草”读书会。读过当时很有名的《方生未死之间》、《冀东行》这两本书后，他对解放区有了了解。同时，他也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毛主席著作。在读书班里，他是年龄最小的。他时常提出很多问题和大哥哥们讨论，虚心向他们学习。地下共产党员杨坤泉和张天泰给他帮助最大，经常非常耐心地和他谈心，帮助分析他有的观点为什么不对？为什么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他还认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蒙著作和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等，逐步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4月，滕藤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同年秋天，也即他满18岁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12月，解放军解放了清华大学的北边（南边还有国民党军队）。按组织安排，滕藤和王鸿正、林宗棠（后为航空航天部部长）负责清华大学治安保卫委员会工作。他们组织同学昼夜在学校巡逻。滕藤所在的化工系二年级进步力量比较强，他把他们班的全体男同学调到女生宿舍楼下的食堂内，负责保卫学校静斋的安全。他还组织全校同学保卫系馆要害部门。经过大家的认真努力，在40天后，整个北京全部解放时，他们较好地完成了保卫任务。此后他还担任了航空系和化工系两个系的学生党支部书记。1950年12月，他担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负责做全校学生的思想工作。他还参加了校党总支部的常委工作。朱 基和邵敏是学生会主席和副主席，滕藤和他们一起工作配合得很好。
滕藤一方面朝气蓬勃地积极做好学生工作，另一方面还踏踏实实地认真努力学习，做到了学习、工作两不误。他非常喜爱化工这一专业，并投入了较大精力进行学习，基础打得比较牢靠。他的学习研究目标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得很紧。当时中国缺石油，而在我国东北、广东有油母页岩，他的毕业论文便是关于油母页岩流化床干馏工作的，这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而又结合中国实际的论文。
“我来是为建设我国的
原子能工业服务的”
滕藤于1951年夏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并继续担任校团委书记。
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主席指示要搞“两弹”。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到苏联考察原子能教育回国后，下定决心要在清华建起原子能方面的专业，并建立了工程物理系，让何东昌担任这个系的系主任。滕藤担任系党总支书记，同时负责筹建核化工方面的专业。不久，学校又决定派唯一留在清华学过化工的滕藤去苏联学习放射性物质工艺学。到苏联学习，一般要到俄语专科学校学习一至两年俄语才行，但他工作太忙，不可能抽出专门时间去学俄语。解放初他虽然选修了俄语课，但学得很不规范。他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学习提高俄语水平。他参加了清华教师、研究生周光召、袁乃驹、卢谦组织的学习。经过40天突击，他掌握了一些专业俄文知识。他还和另外几个同志向一位苏联专家的夫人每周学两三次俄语口语。
1957年，滕藤到苏联列宁格勒工艺学院学习。这是苏联唯一有人工放射性物质工艺学的学院，但对我们还不太开放，与我们的要求不太一致。滕藤的导师是搞分析化学出身的俄罗斯科学院的有名院士，他给滕藤选的研究课题是偏重同位素分离和分析方面的。滕藤不愿意做这种选题，希望做的是核燃料后处理的工作选题。导师让他自己选题，他花了3个月时间，整天在列宁格勒谢德林图书馆查资料。当时美国解密了一批原子能的报告。图书馆的这些报告都是用缩微卡片做的，要用投影机看，看时很伤眼睛。他就在这个时候把眼睛搞坏了。所有的解密了的与我国将要建的原子能事业有关资料他都看了，发现美国使用的是萃取法。这是与他在课堂上听苏联导师讲的、从居里夫人开始有的传统的液固沉淀分离不一样的方法。萃取法是一种化工过程比较先进、效率比较高的新方法。苏联导师听他详细介绍了美国的方法，但当他提出按照美国的路子做萃取法模拟实验时，不同意，说：“学院没有条件，这种试验只能到苏联国家实验室做。我给你一个题目，做跟你的愿望比较接近的电化学分析方面的。你将来反正都要做分析化学工作的。”滕藤听了虽然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只有做。他验证了用一种聚焦离子交换法做放射性同位素分离，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导师一看很高兴，叫他写一篇论文，在苏联《分析化学》杂志上发表。导师对他说：“你就按这个方向做下去，一组一组元素地做。这样你可以发表五六篇论文。”滕藤认为自己来苏联学习是为建设我国原子能工业服务的，要分离钚和铀的。按导师这个思路搞下去，对个人成名成家有利，但对他自己回国后的教学和科研没有多少帮助。因此他写完第一篇论文后就没有再写了，而是按自己祖国迫切需要的目标去学习，并到杜布纳等地的国家实验室和有关人员交流。
1959年五六月间，滕藤从苏联回到了清华大学。1960年，清华大学正式恢复成立了院系调整时取消的化学系，汪家鼎任系主任，滕藤任党总支书记、系副主任。滕藤和汪家鼎积极组织核燃料后处理工业生产研究，布局全系力量来做这件事情。他们将负责放射化学课的朱永隽调过来担任人工放射性物质工艺教研室主任，将滕藤在列宁格勒看中的几个留学生也要了回来，组成了一个班子，主动承担了原子弹的核心技术之一的铀和钚的分离工作。经过3年的努力，他们把工艺打通了，设备设计了，整个分析方法也完成了。在实验室里不是很强放射性的条件下，他们模拟完成了铀、钚和裂变元素的分离工艺。他们向原子能工业部的领导和全国化工界的人士报告了研究成果。原子能工业部党组十分重视，确定上清华的萃取项目，而且上报给了周恩来总理。总理批准了，并由国务院机动经费中拨给他们230万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后来又追加到300万元，把强放射性试验室建起来了。在没有一个老专家指导的情况下，他们发扬敢于创造的精神，建起了与美国不完全一样的空气脉冲式混合沉清槽。滕藤利用在苏期间所学到的苏联和美国的辐照核燃料后处理流程知识，带领化工系师生从事萃取法核燃料钚的工艺和化学研究，生产出了钚产品。这一研究成果经原子能工业部审定后，于1966年建立我国第一座核燃料后处理厂，并于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滕藤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做得比较有价值的一件大事”。
为我国的科研事业耕耘不止
在“文化大革命”中，滕藤遭受到了巨大磨难，他所珍爱的科研事业不得不中断了。当时全国有名的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是滕藤所在的化工系的学生，化工系是蒯大富的大本营。滕藤被蒯大富的人关了8个月，从夏到冬，一顿两个窝头一壶冷水。滕藤利用这段时间系统地将《资本论》3卷和马恩选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滕藤被提升为正教授，并招收研究生；尤其重要的是，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们的核燃料后处理科研项目荣获国家级大奖——全国科技大会奖。这一年，他还被选为教育界的全国劳动模范。他和社会科学界的劳模许涤新、工业劳模王进喜、王崇伦等18人联合署名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各行各业积极行动起来，大力推进国家的全面建设。
随后不久，滕藤被提升到清华大学校领导岗位上，先担任校党委副书记，后又担任副校长，主管教学、科研、研究生等业务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期望，迅速恢复了4个理科研究班。这些研究班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出色的科研人员，像固体物理研究班，至今便培养出了包括清华大学现任校长顾秉林在内的5位中科院院士。滕藤兼任清华研究生院第一任院长时，花了很大精力在研究生院制度化、规范化的基础建设上，加强国际联络和合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清华大学在博士生、硕士生的培养方面也始终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他还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恢复了清华理学院。滕藤把自己业务工作的基点始终放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博士点也在化工系。
在科研领域，滕藤把比较大的精力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全国以至世界都有较好反应的萃取化学热力学和溶液理论与动力学，另一个是资源综合利用。
在此期间，滕藤随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研究多金属资源的综合利用，先后参与了攀枝花和包头铁矿、金川镍矿、江西的钨矿和铜矿、云南和广西的锡矿等的调研工作，并组织清华大学师生完成了金川镍矿的萃取湿法冶金研究工作。
1985年1月，滕藤调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6年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副部长，主管教育局和新闻局的工作。1987年调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1988年4月调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各个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他都作出了贡献。
1993年，滕藤被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旋即被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因曾长期从事自然科学、放射性废物处理、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工作，他选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部，以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在院内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1998年以后，他不再担任党政领导工作，专任研究员、院学术委员，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并兼任清华大学教授，培养博士生。1998年，又被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2000年至今担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滕藤发表了《反应堆加速器辐射源在辐射化学研究中的应用》、《萃取过程的热力学研究》、《浅谈“核废料”的处置与利用》、《溶剂萃取技术在重有色金属冶炼中的应用和进展》（有的与人合著）等研究文章。近一二十年来，他又发表了《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制度》、《逐步向公平优先的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展望》、《21世纪是我国生态经济学更大发展的世纪》等重要文章。
滕老虽然年近80岁了，但仍然热情地工作着，仍然在关注、研究我国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在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衷心地祝愿滕老健康长寿。（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责编/木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