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曾经受到批判，但近年来经过美籍华人、著名汉学家夏志清的重新发掘，对他的评价日渐上升。他的代表作《边城》也越来越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本文认为，建国后对沈从文的批判并非全都错了，《边城》是在民族危亡的时代写成的一部不合时宜的作品，不应该得到过高的评价，更要警惕该作品脱离现实的倾向对年轻一代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不合时宜;不良影响
中篇小说《边城》是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的代表作。沈从文，男，（1902-1988），湖南凤凰人，原名沈岳焕，笔名有休芸芸，上官碧等。他出生于湘西一个旧式军官家庭，童少时代曾在湘军士著部队当过兵，到过湘、川、黔、鄂四省边境地区，看到过这些地方的秀美自然风光，也了解了这些地方旳不少人事和社会忧乐。五四运动以后，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由于没有文凭和学历，他最初在北京的生活过得相当困苦。升学无望以后，他决心靠写作谋生。这条路在开始的时候仍然走得相当艰难。由于没有名气，许多刊物都不接受他的作品，但他仍然始终不懈地坚持自己的梦想。1924年以后，北京的《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刊物才开始部分接受他的一些作品。沈从文继续坚持写作，后来终于渐渐地崭露头脚。从1930年起，他先后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他的中篇小说代表作《边城》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后来出版了单行本。《边城》为沈从文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使他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位著名作家。后来他还写了《长河》等长篇和众多的中短篇小说、散文等，成为现代中国创作量最丰厚的作家之一。此后，他历任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建国前后，他曾遭到左翼阵营的批判。解放后，他被迫放弃文学创作，转而从事古代服饰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者和专家在研究中发现了沈从文作品的某些独特之处。于是，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他的许多作品被重新评价。特别是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传入台湾和大陆以后，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夏志清称他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1]，并在《小说史》中用了比较大的篇幅分析和评价了他的《边城》、《长河》和另外几个他认为写得比较好的中短篇小说如《静》、《萧萧》等。夏志清的观点很快得到了中国大陆某些学者的赞同和效仿。大陆八九十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大多都恢复了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并设立专章专节评价他的创作。如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中，就在第十七章专门谈到沈从文，论述文字多达二十二页，观点也大多是肯定的，批评性的文字极少。各类期刊杂志上研究沈从文的文章更是数以百计，而且大多对沈从文的创作流露出欣赏和赞叹的观点。如袁传秀的《〈边城〉美的五个层次》等。近年来，很多硕士生、博士生也对沈从文发生了兴趣，他们的学位论文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和评价沈从文的作品的。如佘爱春的硕士论文《生态视野中的沈从文研究》等。
受学术界研究沈从文热的风气的影响，笔者也试图研究沈从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个奇特的、完全靠自学成才的作家，但读完他的一些作品后，得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印象和观点。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沈从文作品的过于热衷和赞扬，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是一种没有自己主张的盲目跟风行为，建国后对沈从文的批判也并非全都错了。下面笔者就对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
《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一部不合时宜的作品。
从沈从文的创作记载来看，《边城》大约构思和写作与1933年。这一年，沈从文与他的学生张兆和结婚了，并在北京西安门内达子营安了家。在达子营那个终日有秋阳从树枝间筛下细碎阳光的院子里，沈从文在一个十八世纪仿宋灯笼式红木小方桌上，一大早就开始写《边城》。他说：“从树影筛下的细碎阳光，布满小桌上，对我启发极大。”[2]《边城》正式完稿后，于1934年1月1日至21日，3月12日至4月23日，连载于《国闻周报》第11卷第1至4期，第10至10期。《题记》发表于1934年4月2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61期。这是该小说的初刊本。1943年9月，开明书店出版了《边城》的改订本。除此以外，《边城》在建国后还有两个版本，内容和文字都做了少量的修改。
《边城》这部小说写的是什么东西呢？对于《边城》的内容，可能有一部分读者已经很熟悉了，因为沈从文的名气太大了。而边城，即小说中写的沅水上游的茶垌及沈的家乡湖南凤凰，又是很多读者外出旅游的理想之地。想必许多读者是看了沈从文的《边城》后，才去湘西旅游的。但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仍觉得有必要复述一下它的大致内容。这部小说讲的是湘西酉水流域一个位于川、湘边境的风景优美的小镇——茶峒发生的一个带有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在边城茶峒附近住着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俩。祖父年逾古稀仍然摆渡送客，孙女翠翠伴着祖父，美丽乖巧，纯真无暇。在一次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偶遇被称为“岳云”的二老傩送，从此添了心事。傩送是当地掌水码头的船总顺顺的次子。巧合的是，傩送的兄弟天保也爱上了翠翠。于是，种种悲剧就由此发生。天保由于提亲不成便在失意中坐船远行，以致葬身于酉水下游的茨滩。傩送与翠翠祖父发生误会，也因失去兄长悲痛不已。他在与父亲争吵后，无心再恋儿女之情，终于负气出走。心疼翠翠的祖父思虑奔忙无果，在一个暴风雨夜溘然长逝。翠翠直到最后才明白中间的缘由。她一个人孤独地守着渡口，等候着“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的傩送”。在这个故事框架下面，作者还描绘了湘西酉水、沅水流域美丽的自然风光。如“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杏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头脑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船上，作三十天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3]边城茶峒除了景色优美，它的人际关系也很纯朴。如老船夫因为渡头是公家的产业，他从不或很少收人家过渡的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取，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4]而老船夫去街市上买肉时，那些屠户们都不愿意接他的钱。那屠户说，‘爷爷，你为人那么硬算什么？又不是要你去做犁口耕田！’[5]。另外，边城茶峒还保留着不少古老的民俗。如端午节划龙舟。作者写道“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6]。类似的还有月下对歌，过年时舞狮子龙灯等。茶峒镇街热闹的景象，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这样的一部如此优美的小说，本来是不应该作出什么批评的。老实说，如此优美而又略带忧伤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少有呢？欣赏都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忍心去批评？但是，稍有历史常识的读者就会发现，这部小说的内容和气氛与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环境是多么的不协调！它实在是一部不合时宜的作品！它代表着三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吗？非也。在《边城》的初刊本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民国八年左右，即公元1919年左右。如“民国八年左右，那原来执事的人死去了，顺顺做了这样一个代替者。”，“到十九年时，他的儿子大的已十六岁，小的已十四岁。”[7]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真如沈从文描写的那样安宁祥和吗？非也！中国社会正外在内忧外患的严重关头。在国内，蒋介石对中共领导下的江西苏区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围剿。这几次围剿造成的伤亡都不是个小数目。而长江、黄河流域的水灾，也造成了几十万人无家可归。这还不是我们民族致命的威胁。我们民族致命的威胁来自北方。1931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
动蓄谋已久的事变，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攻击沈阳。忙于打内战的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能抵抗。张学良被迫率领三十万东北军，不发一枪地撤退到山海关内。这样，日军不费多大的力气便占领了我国东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千里的锦绣山河。他们在占领区屠杀人民，强奸妇女，掠夺财物，甚至用活人做细菌实验……。他们还不以此为满足。1933年前后，日本关东军又逼近热河、察哈尔等长城沿线要地，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并提出“全面进攻中国”的狂妄口号。当时就有“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说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华北的大中学生联合起来，发动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要求当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沈从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写作《边城》的。他笔下的湘西即使是真实的，也是脱离了时代的，缺少民族的忧患的。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就要伸向全中国了，就要灭亡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了。而我们的作家竟然浑然不觉，还在兵临城下的北平城里沉浸在他那静谧安详的边城世界里，这难道不可悲吗？这难道不是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死活吗？当代作家张平说：“不关注时代的作家绝对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8]现在，众多的研究者、学者都争着做关于沈从文的论文，褒扬他的《边城》、《长河》如何写得好，而对他缺少应有的批判，这难道不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吗？
沈从文固然可以脱离时代，但时代会放过沈从文吗？不，时代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沈从文只好从北平南下，到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教书。战争时期，他在西南联大写下了长篇小说《长河》。《长河》也是写湘西的，但境界还是跟《边城》一样，没有一点中日战争的影子，与时代仍然有着很深的隔膜。而抗日爆发以来，沈从文笔下所描写的湘西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呢？从笔者所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湘西遭受的战争灾难虽然较轻一点，但也没有逃脱这场民族的浩劫。在1938年，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曾在湘西训练新兵。武汉失守以后，古老而宁静的湘西也变成了抗日的前线。侵华日军在由东线进攻长沙遭到三次失败以后，便逐渐把侵略的矛头转向湘西。在1943年前后的常德会战中，侵华日军使用了大量的毒气和细菌，杀死杀伤很多中国军民。而他们强奸、抢劫、烧房的事件，更是不计其数。沈从文笔下沅水下游的桃源，就遭到过侵华日军的进攻和洗劫。日军的进攻矛头还一直深入到沅水中游，只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反攻，才没有达到沅水上游，即沈从文所写的酉水、茶峒等地，但古老宁静的湘西显然是不存在了。这里的人民遭受的战争浩劫也是空前严重的，也就是说翠翠他们不但等不到傩送，而且自身性命也处于难保或者被毁灭的状态。可是，我们的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呢？他却始终沉浸在他那牧歌般的边城世界里。在1943年版改订本的题记中，他写下了这样几行字：“他们的生活经验，却常常不许可他们在‘博学’之外，还知道一点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9]他还如此执迷不悟地强调湘西与抗战中国的不同。在修订本里，他干脆删去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而改成某年秋天、如今等字样，与时代的疏离感就更大了。试问，这样的一部小说，难道可以称得上是杰作吗？
《边城》对读者的不良影响
《边城》优美的自然景色，古老的风俗，美好的人性和人情，凄美而又忧伤的爱情故事，能够给人以美的陶冶，对某些读者仍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笔者认为，《边城》也会对读者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这些不良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边城》故事背景的模糊，时代感和历史意识的缺失，会使读者忘掉生活的现实和历史的真实。
对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读者来说，他们可能会对中国东北发生的民族灾难置之不顾，而一心想着去湘西旅游，看看那里的自然景色，了解一下那里不同的民族风情。殊不知，就在这不经意的陶醉之间，民族的灾难就悄悄地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头上。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他们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杀害我几千万同胞、强奸妇女、焚毁房屋无数就是明证！
对于抗战时期的读者来说，他们希望看到有激情有血泪的作品。而《边城》却不在这样的作品之列。于是，沈从文只好对初版本做了一些修改。如在《题记》里，作者写道：“《边城》只预备给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各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读者看的。[10]。在这里，作者关注的范围明显地扩大了，可是对抗战的现实却缺少关注。
对于如今的读者来说，他们看了《边城》后可能会对那里优美的自然景色、淳朴的民族风情感兴趣。他们也可能会到边城去旅游。但他们对于边城的真实历史，实际上是不知道的。他们可曾知道那里曾是三苗之地？他们可曾知道那里的沅水流域曾经发生过空前惨烈的常德会战？他们可曾知道那里解放前后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所以，这部小说是无法给读者提供这些具有人文历史教育意义的内容。这个世外桃源的边城，不是对读者的误导么？
2、《边城》中某些落后习俗实在不值得提倡。比如男女恋爱发生了未婚先孕的事情后，男女双双自杀的行为。翠翠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例子。“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垌军人，很秘密地背着那忠厚的爸爸发生了暧昧的关系。有了小孩后，这屯戍军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军人首先服了毒，女儿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吃了很多冷水死去。”[11]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翠翠，似乎没有上过学，一生下来就跟爷爷守渡船，直到十五六岁出嫁。她认不认得字呢？读者是不知道的。边城的人虽然讲义气、讲道德，但他们的文化水平怎么样呢？读者也是不知道的。笔者认为，愚昧落后不能作为一种古老淳朴的生活方式来提倡。翠翠如果有文化，她的前途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全民族都不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我们无疑又要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边城》对作者文学理想的反讽
沈从文一向标榜自己的文学观。他在文学观上坚持自由主义文人的观点，既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如他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又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如他的《文学运动的重造》等文），而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崇尚文学的永久价值。他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定，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12]他还相信文学和文化有力量帮助人们理解人性，向善向美，重建道德感和价值体系，进而探索“中国应当如何重新另造。”[13]。而他的代表作《边城》，是他自己“拟将过去和现在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14]是的，《边城》确实是一部充满美和爱的作品，既不是为政治而写作，也不是为金钱而写作，体现了作者纯正的文学趣味，具有较为恒久的文学价值。但是，作者这种纯正的文学趣味严重地脱离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并不能教导读者正确地认识时代和社会。沈从文认为表现人性的作品是伟大的。那么他的《边城》就是伟大的了。学者、专家、教授们、读者诸君们，你们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你们认为《边城》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么？笔者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笔者认为，一个对民族的忧患缺乏关注的作家绝对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尤其是在我们的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沈从文在《边城》中还认为文学应当探索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笔者认为，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民族的存在。如果我们的民族都不存在了，那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的民族会存在么？这句话今天来说当然不用怀疑。但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我们的民族能不能够生存下去就是很值得怀疑的。国内有连绵不断的内战，国外有日本侵略者的疯狂侵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的作家竟然还可以呆在自家院子的前面悠闲地写《边城》，探索民族品德的重造。这不是很荒唐吗？这不是误导读者吗？这不是叫后来的人们很难理解吗？
《边城》出版后对它的评价
《边城》出版后，立即获得了当时评论界比较高的评价。如罗曼认为“文字的玲珑简直像是一脉清水在心里流过似的。美丽的词句，固会陶醉了人的灵魂。”[15]。汪伟认为：“《边城》整个的调子类牧歌，可以说是近于风的，然而又觉得章法尚严，针线尚密，换言之，犹嫌雅多于风。”[16]这些评价显然是过誉的。在《边城》里，沈从文文字拖沓，不符合语法规范的句子仍然是存在的，只是比过略少一点而已。而所谓“美丽的词句”之类，笔者更没有印象，不知落实到何处。而在《边城》与时代的关系方面，批评家更是回避的。著名评论家李健吾认为“沈从文在画画，不在雕刻，他对于美的感觉叫他不忍分析。”，《边城》“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在大都市病了的男女，我保险这是一幅可口的良药。”[17]李健吾对沈从文也是缺少批评的，但他认为《边城》“不是一个大东西，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倒是相当准确的评价。
建国以后，沈从文在政治上受到批判。因此，五十年代以后出版的文学史，对他大多是否定的，有的甚至根本不提他。
如王瑶对他的评价就带有特定的时代色彩。他认为沈从文“多是以趣味为中心，鼓吹一种原始性的野蛮力量，写法是幻想的，文字是优美的，一方面固然表现他不满于现实，但不自觉地其实对过云的时代寄予了一些怀念”。[18]。夏志清的评价前面已经讲过，就不再重复了。九十年代以后出版的文学史，也大多对《边城》持肯定态度。如兰州大学2006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通史》认为《边城》是“一卷湘西的风情画，也是一首美好的抒情诗”（378页），但也同时指出了“它毕竟是从相对落后的地区认识世界的。此外，就文学创作本身来看，不从政治经济角度剖析社会不仅偏离了时代文艺主潮，就人性探索本身而言，也很难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第363页）。不过，也有少数文学史著作对《边城》持批评态度。如1984年出版的赵遐秋、曾庆瑞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认为《边城》“回避或者调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冲淡黑暗年代的灾难色彩，把过去的生活加以理想化、美化，差不多是有美皆备，无丽不臻，他毕竟写得离开了生活的真实了！可以肯定，他记忆中以往的湘西地区，也绝不是世外桃源的！难怪当时有人说，‘《边城》写的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下册，第360页）但这种批评意见显然也只是从阶级立场来看问题，并没有从民族立场来看问题，更没有联系作者写小说时的时代背景，因而仍然没有抨击到要害。
结语
笔者并不否认《边城》中的美与爱以及那淳朴宁静的生活，但笔者认为首先得认定边城是我们民族的边城。如果边城变成了侵略者杀人，放火，强奸的场所，边城再美对于我们也没有意义。正如鲁迅所说的：“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是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19]笔者再次重申，一个缺乏民族忧患意识的作家是决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因为我们的民族就是到现在也不能说就完全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只有具有真切的时代感的作品，只有与广大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品，才是最伟大的作品。笔者希望未来的读者们在接受《边城》的时候要有自己的主张和意见，，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认识，不能盲目跟风。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47
[2]刘洪涛、杨瑞·沈从文研究资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143
[3][4][5][6][9][10][11]沈从文·边城[M]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社，2002，7、3、29、12、2、3、4
[7]沈从文·边城[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17
[8]张平·抉择[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541
[1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2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10
[13]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4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29
[14]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5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37
[15]罗曼·读过了《边城》[]北辰报1934.12.16）
[16]汪伟·读《边城》[]北辰报1934.6.7）
[17][18]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6、359
[19]转引自汤龙发《美学新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164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不合时宜;不良影响
中篇小说《边城》是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的代表作。沈从文，男，（1902-1988），湖南凤凰人，原名沈岳焕，笔名有休芸芸，上官碧等。他出生于湘西一个旧式军官家庭，童少时代曾在湘军士著部队当过兵，到过湘、川、黔、鄂四省边境地区，看到过这些地方的秀美自然风光，也了解了这些地方旳不少人事和社会忧乐。五四运动以后，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由于没有文凭和学历，他最初在北京的生活过得相当困苦。升学无望以后，他决心靠写作谋生。这条路在开始的时候仍然走得相当艰难。由于没有名气，许多刊物都不接受他的作品，但他仍然始终不懈地坚持自己的梦想。1924年以后，北京的《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刊物才开始部分接受他的一些作品。沈从文继续坚持写作，后来终于渐渐地崭露头脚。从1930年起，他先后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他的中篇小说代表作《边城》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后来出版了单行本。《边城》为沈从文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使他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位著名作家。后来他还写了《长河》等长篇和众多的中短篇小说、散文等，成为现代中国创作量最丰厚的作家之一。此后，他历任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建国前后，他曾遭到左翼阵营的批判。解放后，他被迫放弃文学创作，转而从事古代服饰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者和专家在研究中发现了沈从文作品的某些独特之处。于是，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他的许多作品被重新评价。特别是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传入台湾和大陆以后，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夏志清称他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1]，并在《小说史》中用了比较大的篇幅分析和评价了他的《边城》、《长河》和另外几个他认为写得比较好的中短篇小说如《静》、《萧萧》等。夏志清的观点很快得到了中国大陆某些学者的赞同和效仿。大陆八九十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大多都恢复了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并设立专章专节评价他的创作。如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中，就在第十七章专门谈到沈从文，论述文字多达二十二页，观点也大多是肯定的，批评性的文字极少。各类期刊杂志上研究沈从文的文章更是数以百计，而且大多对沈从文的创作流露出欣赏和赞叹的观点。如袁传秀的《〈边城〉美的五个层次》等。近年来，很多硕士生、博士生也对沈从文发生了兴趣，他们的学位论文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和评价沈从文的作品的。如佘爱春的硕士论文《生态视野中的沈从文研究》等。
受学术界研究沈从文热的风气的影响，笔者也试图研究沈从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个奇特的、完全靠自学成才的作家，但读完他的一些作品后，得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印象和观点。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沈从文作品的过于热衷和赞扬，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是一种没有自己主张的盲目跟风行为，建国后对沈从文的批判也并非全都错了。下面笔者就对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
《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一部不合时宜的作品。
从沈从文的创作记载来看，《边城》大约构思和写作与1933年。这一年，沈从文与他的学生张兆和结婚了，并在北京西安门内达子营安了家。在达子营那个终日有秋阳从树枝间筛下细碎阳光的院子里，沈从文在一个十八世纪仿宋灯笼式红木小方桌上，一大早就开始写《边城》。他说：“从树影筛下的细碎阳光，布满小桌上，对我启发极大。”[2]《边城》正式完稿后，于1934年1月1日至21日，3月12日至4月23日，连载于《国闻周报》第11卷第1至4期，第10至10期。《题记》发表于1934年4月2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61期。这是该小说的初刊本。1943年9月，开明书店出版了《边城》的改订本。除此以外，《边城》在建国后还有两个版本，内容和文字都做了少量的修改。
《边城》这部小说写的是什么东西呢？对于《边城》的内容，可能有一部分读者已经很熟悉了，因为沈从文的名气太大了。而边城，即小说中写的沅水上游的茶垌及沈的家乡湖南凤凰，又是很多读者外出旅游的理想之地。想必许多读者是看了沈从文的《边城》后，才去湘西旅游的。但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仍觉得有必要复述一下它的大致内容。这部小说讲的是湘西酉水流域一个位于川、湘边境的风景优美的小镇——茶峒发生的一个带有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在边城茶峒附近住着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俩。祖父年逾古稀仍然摆渡送客，孙女翠翠伴着祖父，美丽乖巧，纯真无暇。在一次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偶遇被称为“岳云”的二老傩送，从此添了心事。傩送是当地掌水码头的船总顺顺的次子。巧合的是，傩送的兄弟天保也爱上了翠翠。于是，种种悲剧就由此发生。天保由于提亲不成便在失意中坐船远行，以致葬身于酉水下游的茨滩。傩送与翠翠祖父发生误会，也因失去兄长悲痛不已。他在与父亲争吵后，无心再恋儿女之情，终于负气出走。心疼翠翠的祖父思虑奔忙无果，在一个暴风雨夜溘然长逝。翠翠直到最后才明白中间的缘由。她一个人孤独地守着渡口，等候着“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的傩送”。在这个故事框架下面，作者还描绘了湘西酉水、沅水流域美丽的自然风光。如“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杏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头脑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船上，作三十天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3]边城茶峒除了景色优美，它的人际关系也很纯朴。如老船夫因为渡头是公家的产业，他从不或很少收人家过渡的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取，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4]而老船夫去街市上买肉时，那些屠户们都不愿意接他的钱。那屠户说，‘爷爷，你为人那么硬算什么？又不是要你去做犁口耕田！’[5]。另外，边城茶峒还保留着不少古老的民俗。如端午节划龙舟。作者写道“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6]。类似的还有月下对歌，过年时舞狮子龙灯等。茶峒镇街热闹的景象，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这样的一部如此优美的小说，本来是不应该作出什么批评的。老实说，如此优美而又略带忧伤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少有呢？欣赏都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忍心去批评？但是，稍有历史常识的读者就会发现，这部小说的内容和气氛与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环境是多么的不协调！它实在是一部不合时宜的作品！它代表着三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吗？非也。在《边城》的初刊本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民国八年左右，即公元1919年左右。如“民国八年左右，那原来执事的人死去了，顺顺做了这样一个代替者。”，“到十九年时，他的儿子大的已十六岁，小的已十四岁。”[7]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真如沈从文描写的那样安宁祥和吗？非也！中国社会正外在内忧外患的严重关头。在国内，蒋介石对中共领导下的江西苏区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围剿。这几次围剿造成的伤亡都不是个小数目。而长江、黄河流域的水灾，也造成了几十万人无家可归。这还不是我们民族致命的威胁。我们民族致命的威胁来自北方。1931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
动蓄谋已久的事变，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攻击沈阳。忙于打内战的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能抵抗。张学良被迫率领三十万东北军，不发一枪地撤退到山海关内。这样，日军不费多大的力气便占领了我国东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千里的锦绣山河。他们在占领区屠杀人民，强奸妇女，掠夺财物，甚至用活人做细菌实验……。他们还不以此为满足。1933年前后，日本关东军又逼近热河、察哈尔等长城沿线要地，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并提出“全面进攻中国”的狂妄口号。当时就有“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说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华北的大中学生联合起来，发动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要求当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沈从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写作《边城》的。他笔下的湘西即使是真实的，也是脱离了时代的，缺少民族的忧患的。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就要伸向全中国了，就要灭亡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了。而我们的作家竟然浑然不觉，还在兵临城下的北平城里沉浸在他那静谧安详的边城世界里，这难道不可悲吗？这难道不是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死活吗？当代作家张平说：“不关注时代的作家绝对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8]现在，众多的研究者、学者都争着做关于沈从文的论文，褒扬他的《边城》、《长河》如何写得好，而对他缺少应有的批判，这难道不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吗？
沈从文固然可以脱离时代，但时代会放过沈从文吗？不，时代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沈从文只好从北平南下，到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教书。战争时期，他在西南联大写下了长篇小说《长河》。《长河》也是写湘西的，但境界还是跟《边城》一样，没有一点中日战争的影子，与时代仍然有着很深的隔膜。而抗日爆发以来，沈从文笔下所描写的湘西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呢？从笔者所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湘西遭受的战争灾难虽然较轻一点，但也没有逃脱这场民族的浩劫。在1938年，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曾在湘西训练新兵。武汉失守以后，古老而宁静的湘西也变成了抗日的前线。侵华日军在由东线进攻长沙遭到三次失败以后，便逐渐把侵略的矛头转向湘西。在1943年前后的常德会战中，侵华日军使用了大量的毒气和细菌，杀死杀伤很多中国军民。而他们强奸、抢劫、烧房的事件，更是不计其数。沈从文笔下沅水下游的桃源，就遭到过侵华日军的进攻和洗劫。日军的进攻矛头还一直深入到沅水中游，只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反攻，才没有达到沅水上游，即沈从文所写的酉水、茶峒等地，但古老宁静的湘西显然是不存在了。这里的人民遭受的战争浩劫也是空前严重的，也就是说翠翠他们不但等不到傩送，而且自身性命也处于难保或者被毁灭的状态。可是，我们的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呢？他却始终沉浸在他那牧歌般的边城世界里。在1943年版改订本的题记中，他写下了这样几行字：“他们的生活经验，却常常不许可他们在‘博学’之外，还知道一点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9]他还如此执迷不悟地强调湘西与抗战中国的不同。在修订本里，他干脆删去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而改成某年秋天、如今等字样，与时代的疏离感就更大了。试问，这样的一部小说，难道可以称得上是杰作吗？
《边城》对读者的不良影响
《边城》优美的自然景色，古老的风俗，美好的人性和人情，凄美而又忧伤的爱情故事，能够给人以美的陶冶，对某些读者仍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笔者认为，《边城》也会对读者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这些不良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边城》故事背景的模糊，时代感和历史意识的缺失，会使读者忘掉生活的现实和历史的真实。
对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读者来说，他们可能会对中国东北发生的民族灾难置之不顾，而一心想着去湘西旅游，看看那里的自然景色，了解一下那里不同的民族风情。殊不知，就在这不经意的陶醉之间，民族的灾难就悄悄地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头上。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他们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杀害我几千万同胞、强奸妇女、焚毁房屋无数就是明证！
对于抗战时期的读者来说，他们希望看到有激情有血泪的作品。而《边城》却不在这样的作品之列。于是，沈从文只好对初版本做了一些修改。如在《题记》里，作者写道：“《边城》只预备给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各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读者看的。[10]。在这里，作者关注的范围明显地扩大了，可是对抗战的现实却缺少关注。
对于如今的读者来说，他们看了《边城》后可能会对那里优美的自然景色、淳朴的民族风情感兴趣。他们也可能会到边城去旅游。但他们对于边城的真实历史，实际上是不知道的。他们可曾知道那里曾是三苗之地？他们可曾知道那里的沅水流域曾经发生过空前惨烈的常德会战？他们可曾知道那里解放前后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所以，这部小说是无法给读者提供这些具有人文历史教育意义的内容。这个世外桃源的边城，不是对读者的误导么？
2、《边城》中某些落后习俗实在不值得提倡。比如男女恋爱发生了未婚先孕的事情后，男女双双自杀的行为。翠翠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例子。“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垌军人，很秘密地背着那忠厚的爸爸发生了暧昧的关系。有了小孩后，这屯戍军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军人首先服了毒，女儿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吃了很多冷水死去。”[11]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翠翠，似乎没有上过学，一生下来就跟爷爷守渡船，直到十五六岁出嫁。她认不认得字呢？读者是不知道的。边城的人虽然讲义气、讲道德，但他们的文化水平怎么样呢？读者也是不知道的。笔者认为，愚昧落后不能作为一种古老淳朴的生活方式来提倡。翠翠如果有文化，她的前途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全民族都不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我们无疑又要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边城》对作者文学理想的反讽
沈从文一向标榜自己的文学观。他在文学观上坚持自由主义文人的观点，既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如他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又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如他的《文学运动的重造》等文），而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崇尚文学的永久价值。他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定，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12]他还相信文学和文化有力量帮助人们理解人性，向善向美，重建道德感和价值体系，进而探索“中国应当如何重新另造。”[13]。而他的代表作《边城》，是他自己“拟将过去和现在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14]是的，《边城》确实是一部充满美和爱的作品，既不是为政治而写作，也不是为金钱而写作，体现了作者纯正的文学趣味，具有较为恒久的文学价值。但是，作者这种纯正的文学趣味严重地脱离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并不能教导读者正确地认识时代和社会。沈从文认为表现人性的作品是伟大的。那么他的《边城》就是伟大的了。学者、专家、教授们、读者诸君们，你们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你们认为《边城》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么？笔者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笔者认为，一个对民族的忧患缺乏关注的作家绝对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尤其是在我们的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沈从文在《边城》中还认为文学应当探索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笔者认为，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民族的存在。如果我们的民族都不存在了，那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的民族会存在么？这句话今天来说当然不用怀疑。但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我们的民族能不能够生存下去就是很值得怀疑的。国内有连绵不断的内战，国外有日本侵略者的疯狂侵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的作家竟然还可以呆在自家院子的前面悠闲地写《边城》，探索民族品德的重造。这不是很荒唐吗？这不是误导读者吗？这不是叫后来的人们很难理解吗？
《边城》出版后对它的评价
《边城》出版后，立即获得了当时评论界比较高的评价。如罗曼认为“文字的玲珑简直像是一脉清水在心里流过似的。美丽的词句，固会陶醉了人的灵魂。”[15]。汪伟认为：“《边城》整个的调子类牧歌，可以说是近于风的，然而又觉得章法尚严，针线尚密，换言之，犹嫌雅多于风。”[16]这些评价显然是过誉的。在《边城》里，沈从文文字拖沓，不符合语法规范的句子仍然是存在的，只是比过略少一点而已。而所谓“美丽的词句”之类，笔者更没有印象，不知落实到何处。而在《边城》与时代的关系方面，批评家更是回避的。著名评论家李健吾认为“沈从文在画画，不在雕刻，他对于美的感觉叫他不忍分析。”，《边城》“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在大都市病了的男女，我保险这是一幅可口的良药。”[17]李健吾对沈从文也是缺少批评的，但他认为《边城》“不是一个大东西，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倒是相当准确的评价。
建国以后，沈从文在政治上受到批判。因此，五十年代以后出版的文学史，对他大多是否定的，有的甚至根本不提他。
如王瑶对他的评价就带有特定的时代色彩。他认为沈从文“多是以趣味为中心，鼓吹一种原始性的野蛮力量，写法是幻想的，文字是优美的，一方面固然表现他不满于现实，但不自觉地其实对过云的时代寄予了一些怀念”。[18]。夏志清的评价前面已经讲过，就不再重复了。九十年代以后出版的文学史，也大多对《边城》持肯定态度。如兰州大学2006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通史》认为《边城》是“一卷湘西的风情画，也是一首美好的抒情诗”（378页），但也同时指出了“它毕竟是从相对落后的地区认识世界的。此外，就文学创作本身来看，不从政治经济角度剖析社会不仅偏离了时代文艺主潮，就人性探索本身而言，也很难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第363页）。不过，也有少数文学史著作对《边城》持批评态度。如1984年出版的赵遐秋、曾庆瑞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认为《边城》“回避或者调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冲淡黑暗年代的灾难色彩，把过去的生活加以理想化、美化，差不多是有美皆备，无丽不臻，他毕竟写得离开了生活的真实了！可以肯定，他记忆中以往的湘西地区，也绝不是世外桃源的！难怪当时有人说，‘《边城》写的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下册，第360页）但这种批评意见显然也只是从阶级立场来看问题，并没有从民族立场来看问题，更没有联系作者写小说时的时代背景，因而仍然没有抨击到要害。
结语
笔者并不否认《边城》中的美与爱以及那淳朴宁静的生活，但笔者认为首先得认定边城是我们民族的边城。如果边城变成了侵略者杀人，放火，强奸的场所，边城再美对于我们也没有意义。正如鲁迅所说的：“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是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19]笔者再次重申，一个缺乏民族忧患意识的作家是决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因为我们的民族就是到现在也不能说就完全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只有具有真切的时代感的作品，只有与广大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品，才是最伟大的作品。笔者希望未来的读者们在接受《边城》的时候要有自己的主张和意见，，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认识，不能盲目跟风。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47
[2]刘洪涛、杨瑞·沈从文研究资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143
[3][4][5][6][9][10][11]沈从文·边城[M]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社，2002，7、3、29、12、2、3、4
[7]沈从文·边城[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17
[8]张平·抉择[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541
[1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2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10
[13]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4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29
[14]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5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37
[15]罗曼·读过了《边城》[]北辰报1934.12.16）
[16]汪伟·读《边城》[]北辰报1934.6.7）
[17][18]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6、359
[19]转引自汤龙发《美学新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