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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崛起于二十年代中叶的新月诗派，是我国现代诗史上一个有影响的艺术流派，一向为现代文学史家们所瞩目。为了探讨它在新诗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本文试图从这一诗派形成的历史原因，它的思想倾向，艺术倾向以及它的历史贡献等方向来探讨，从而给新月诗派在新诗发展中的地位以科学、合理的定位。总结我国新诗发展的历史经验，对繁荣今天的社会主义诗歌创作有所裨益。
【关键词】新月诗派;闻一多 ;徐志摩;新诗格律化
一
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文学流派的出现，虽然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结果，但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说，却有着它内在的历史根源。为了探讨新月诗派形成的历史原因，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二十年代前期，即新月诗派的形成时期，我国新诗坛上出现的一些文学现象。新事物的产生必需经过艰难的发展才能战胜旧事物。新诗是相对于传统的诗而言的，是对传统诗歌的一种挑战。我国新诗的发展走着艰辛曲折的路程。在二三十年代，诗歌的创作出现了一种混乱的局面，其主要表现在：低劣的新诗作品极大地冲淡了新诗派的声誉，这对当时的新月派来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当时，新诗的数量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中不下万首[1]，然而可读的作品却非常少。思想内容的“空洞”、艺术的“疏忽”，创作态度的“求速”，是当时新诗坛的流行病[2]。虽然在当时出不乏成功的作家、作品，新诗仍在曲折的向前发展，但新诗坛的混乱局面让人们堕入了疑雾：新诗到底有没有前途，新诗到底何去何从呢？在新诗混乱之时，就有读者发出了新格律化的呼声。有读者提议新诗“第一，要有格律。第二，要有韵脚。”[4]而一些初期白话诗人也已意识到新诗过于自由散漫的弊病，在新诗格律化方面做了努力。他们之中最突出的是刘半农和陆志伟。刘半农早就有意识地提过“重造新韵”与“自造或输入他种诗体”等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设想。[5]在二十年代中期，对诗歌格律化贡献最大的首推闻一多和徐志摩两人。闻一多对新诗格律化理论的贡献最为突出，他所提出的新诗“三美”的主张，奠定了新格律诗派的理论基础。闻一多通过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诗集《死水》正是他这一理论主张的全面实践的作品。徐志摩也是独立走上新诗格律化道路较早的一人。早在一九二三年发表的作品已显露格律化的端倪。一九二四年他在一封信中明确谈到“我个人深信不久我们就可以案定一种新的格律。”[6]
二
确定新月诗派在新诗发展中的地位，我们有必要对新诗派的思想倾向作出分析，揭示它内在的共同基本倾向。新月诗派是一个特殊而又复杂的诗歌流派，对于新月诗派的思想倾向，我们应该把它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分析。前期的新月诗派是指一九二七年前以北京《晨报副刊·诗镌》为基本阵地的诗人群体。前期新月派的领导人物是闻一多和徐志摩。闻一多在《诗镌》的青年诗人中最孚众望。他把诗人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在家中定期举行诗会，朗诵诗作探讨学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前期新月诗派。因此，闻一多自然也就成了前期新月诗派艺术的领导者。闻一多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反对军阀统治的鲜明战斗精神对《诗镌》的创作倾向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抨击黑暗社会现实的优秀诗作《死水》在《诗镌》上发表，深受当时诗人的喜爱。徐志摩在前期新月派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组织事务与创作影响上。他的诗对前期新月诗人影响较大。从总的方向看，徐志摩这一时期的诗作较多地显示出一个“民主革命的热烈的期望者”[7]的姿态。
三
确立新月派在新诗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我们不得不分析新月派的艺术倾向。从新月派主张个性的解放和强调一种叛逆精神来看，这一派的诗歌的浪漫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整个宇宙，只是不断的创造;所有的生命，只是个性的表现”[9]因此为了寻求个性的充分发展，他们把反抗精神作为一种浪漫的精神，求新的精神。《再别康桥》一诗，就出色的显示出了诗人的浪漫与个性。他把自己对母校的深情，溶进了悄别离时那些富有特色的形象和想象中，无怪乎诗人要“在康桥河的柔波里”，“甘做一条水草”了。这正是诗人真挚热烈的浪漫主义个性的最好显现。在我国现代诗歌中，在新月诗派之前，创造社也是一个以浪漫主义为主要表现手法的诗歌流派，但因为两者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成分不同，所以它们的浪漫思想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五四时代”的前期创造社的浪漫主义的运用始终“抓住了‘中国十年来向上青年的思想转变’”。[10]新月派的诗歌则较多的表现个人的追求与苦闷情绪，注重艺术形式的完整。
四
前面我们从新月派产生的历史原因、思想、艺术倾向分析了新月派，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为确立新月派的历史地位服务。我们分析新月派的历史贡献也不例外。真正能体现新月派在新诗发展中的历史地位，还要看新月派对我国现代诗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新月派对我国诗歌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它的系统的新诗格律化主张。新月派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新诗格律化主张的。在初期的白话诗运动中，新格律运动的先驱刘半农、陆志伟都曾经在理论和实践上作了初步的探索。但这种探索终归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在当时，并未引起对人们的注意。直到新月派的出现，才系统的、大规模的提出了新诗格律化的主张。他们主张新诗最主要的审美特征就是“和谐”与“均齐”，新月诗人还在美学原则上把自然美与艺术美加以严格的区分，认为“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因此“选择是创造艺术的程序中最要紧的一层手续”。[11]他们因此十分重视诗歌形式的美，他们认为，要实现美，就要“从行列间、声调上装饰美的色彩”来从艺术形式上具体体现出诗的内在和谐与均齐的美感。[12]
五
分析了新月诗派的产生历史原因，它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以及历史贡献，我们可以断定，新月派在我国新诗史上产生的影响是不小的。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当时的文坛上，而且对后来的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月派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文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式结构，因此，新月诗派在我国新诗发展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纵观新月派的发展轨迹，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新月诗派对新诗艺术美与形式美的追求与实践创作精神引起了人们对新诗的重视，纠正了当时人们对新诗的不正确认识，并把新诗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二、新月诗派在诗歌史上开拓性地提出了新诗格律化的理论，在新诗艺术形式上开辟了一条新路。对在当时混乱的文坛来说，新月派能够摸索出一条新路来，本身已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三、新月诗派拓宽了对爱情题材诗的发展。新月诗派的爱情诗，摆脱了以往写爱情的真人真事，升华到神圣的理想境界，其大胆的想象抒情的优美直接影响到了后人。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诗派这种极度表现个性自由的浪漫主义手法与当时轰轰烈烈的现实主义诗歌运动是不合拍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闻一多曾指出：“在这新时代的文学运动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新诗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路程，但至今新诗的艺术发展的去向仍然是新诗发展所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新月诗派的成败得失，对为今后新诗的健康发展，是一分珍贵的教材。今天诗歌要健康发展，不但要坚持正确的创作方针，而且还要不断的创新和开拓。认真总结我国现代诗史上的点滴经验，立足于今，立足于用。
参考文献：
[1]谢婉莹《中国新诗的将来》，载《燕大周刊》第一期.
[2]P.C：《杂谭》，载《文学句刊》38期，《杂谈二则》，T：载《晨报副刊〈文学句刊〉》42期.
[3]转引自佩弦《新诗》（上），载《一般》月刊2卷2期.
[4]齐志仁《通信》，载《小说月报》13卷7号.
[5]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载《新青年》3卷3号.
[6]转引自欧阳兰：《文学的匀整》，载《晨报副刊·文学句刊》253号.
[7]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来看新文学的发展》，载《文艺战线》1卷2号.
[8]徐志摩《〈猛虎集〉自序》.
[9]蒲风《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载《诗歌季刊》1卷1期.
[10]于赓虞《诗之艺术》，载《华严月刊》1卷1期.
[11]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
[12]徐志摩《汤麦斯哈代的诗》，载《东方杂志》21卷2
【关键词】新月诗派;闻一多 ;徐志摩;新诗格律化
一
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文学流派的出现，虽然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结果，但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说，却有着它内在的历史根源。为了探讨新月诗派形成的历史原因，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二十年代前期，即新月诗派的形成时期，我国新诗坛上出现的一些文学现象。新事物的产生必需经过艰难的发展才能战胜旧事物。新诗是相对于传统的诗而言的，是对传统诗歌的一种挑战。我国新诗的发展走着艰辛曲折的路程。在二三十年代，诗歌的创作出现了一种混乱的局面，其主要表现在：低劣的新诗作品极大地冲淡了新诗派的声誉，这对当时的新月派来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当时，新诗的数量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中不下万首[1]，然而可读的作品却非常少。思想内容的“空洞”、艺术的“疏忽”，创作态度的“求速”，是当时新诗坛的流行病[2]。虽然在当时出不乏成功的作家、作品，新诗仍在曲折的向前发展，但新诗坛的混乱局面让人们堕入了疑雾：新诗到底有没有前途，新诗到底何去何从呢？在新诗混乱之时，就有读者发出了新格律化的呼声。有读者提议新诗“第一，要有格律。第二，要有韵脚。”[4]而一些初期白话诗人也已意识到新诗过于自由散漫的弊病，在新诗格律化方面做了努力。他们之中最突出的是刘半农和陆志伟。刘半农早就有意识地提过“重造新韵”与“自造或输入他种诗体”等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设想。[5]在二十年代中期，对诗歌格律化贡献最大的首推闻一多和徐志摩两人。闻一多对新诗格律化理论的贡献最为突出，他所提出的新诗“三美”的主张，奠定了新格律诗派的理论基础。闻一多通过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诗集《死水》正是他这一理论主张的全面实践的作品。徐志摩也是独立走上新诗格律化道路较早的一人。早在一九二三年发表的作品已显露格律化的端倪。一九二四年他在一封信中明确谈到“我个人深信不久我们就可以案定一种新的格律。”[6]
二
确定新月诗派在新诗发展中的地位，我们有必要对新诗派的思想倾向作出分析，揭示它内在的共同基本倾向。新月诗派是一个特殊而又复杂的诗歌流派，对于新月诗派的思想倾向，我们应该把它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分析。前期的新月诗派是指一九二七年前以北京《晨报副刊·诗镌》为基本阵地的诗人群体。前期新月派的领导人物是闻一多和徐志摩。闻一多在《诗镌》的青年诗人中最孚众望。他把诗人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在家中定期举行诗会，朗诵诗作探讨学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前期新月诗派。因此，闻一多自然也就成了前期新月诗派艺术的领导者。闻一多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反对军阀统治的鲜明战斗精神对《诗镌》的创作倾向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抨击黑暗社会现实的优秀诗作《死水》在《诗镌》上发表，深受当时诗人的喜爱。徐志摩在前期新月派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组织事务与创作影响上。他的诗对前期新月诗人影响较大。从总的方向看，徐志摩这一时期的诗作较多地显示出一个“民主革命的热烈的期望者”[7]的姿态。
三
确立新月派在新诗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我们不得不分析新月派的艺术倾向。从新月派主张个性的解放和强调一种叛逆精神来看，这一派的诗歌的浪漫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整个宇宙，只是不断的创造;所有的生命，只是个性的表现”[9]因此为了寻求个性的充分发展，他们把反抗精神作为一种浪漫的精神，求新的精神。《再别康桥》一诗，就出色的显示出了诗人的浪漫与个性。他把自己对母校的深情，溶进了悄别离时那些富有特色的形象和想象中，无怪乎诗人要“在康桥河的柔波里”，“甘做一条水草”了。这正是诗人真挚热烈的浪漫主义个性的最好显现。在我国现代诗歌中，在新月诗派之前，创造社也是一个以浪漫主义为主要表现手法的诗歌流派，但因为两者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成分不同，所以它们的浪漫思想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五四时代”的前期创造社的浪漫主义的运用始终“抓住了‘中国十年来向上青年的思想转变’”。[10]新月派的诗歌则较多的表现个人的追求与苦闷情绪，注重艺术形式的完整。
四
前面我们从新月派产生的历史原因、思想、艺术倾向分析了新月派，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为确立新月派的历史地位服务。我们分析新月派的历史贡献也不例外。真正能体现新月派在新诗发展中的历史地位，还要看新月派对我国现代诗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新月派对我国诗歌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它的系统的新诗格律化主张。新月派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新诗格律化主张的。在初期的白话诗运动中，新格律运动的先驱刘半农、陆志伟都曾经在理论和实践上作了初步的探索。但这种探索终归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在当时，并未引起对人们的注意。直到新月派的出现，才系统的、大规模的提出了新诗格律化的主张。他们主张新诗最主要的审美特征就是“和谐”与“均齐”，新月诗人还在美学原则上把自然美与艺术美加以严格的区分，认为“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因此“选择是创造艺术的程序中最要紧的一层手续”。[11]他们因此十分重视诗歌形式的美，他们认为，要实现美，就要“从行列间、声调上装饰美的色彩”来从艺术形式上具体体现出诗的内在和谐与均齐的美感。[12]
五
分析了新月诗派的产生历史原因，它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以及历史贡献，我们可以断定，新月派在我国新诗史上产生的影响是不小的。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当时的文坛上，而且对后来的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月派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文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式结构，因此，新月诗派在我国新诗发展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纵观新月派的发展轨迹，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新月诗派对新诗艺术美与形式美的追求与实践创作精神引起了人们对新诗的重视，纠正了当时人们对新诗的不正确认识，并把新诗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二、新月诗派在诗歌史上开拓性地提出了新诗格律化的理论，在新诗艺术形式上开辟了一条新路。对在当时混乱的文坛来说，新月派能够摸索出一条新路来，本身已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三、新月诗派拓宽了对爱情题材诗的发展。新月诗派的爱情诗，摆脱了以往写爱情的真人真事，升华到神圣的理想境界，其大胆的想象抒情的优美直接影响到了后人。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诗派这种极度表现个性自由的浪漫主义手法与当时轰轰烈烈的现实主义诗歌运动是不合拍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闻一多曾指出：“在这新时代的文学运动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新诗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路程，但至今新诗的艺术发展的去向仍然是新诗发展所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新月诗派的成败得失，对为今后新诗的健康发展，是一分珍贵的教材。今天诗歌要健康发展，不但要坚持正确的创作方针，而且还要不断的创新和开拓。认真总结我国现代诗史上的点滴经验，立足于今，立足于用。
参考文献：
[1]谢婉莹《中国新诗的将来》，载《燕大周刊》第一期.
[2]P.C：《杂谭》，载《文学句刊》38期，《杂谈二则》，T：载《晨报副刊〈文学句刊〉》42期.
[3]转引自佩弦《新诗》（上），载《一般》月刊2卷2期.
[4]齐志仁《通信》，载《小说月报》13卷7号.
[5]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载《新青年》3卷3号.
[6]转引自欧阳兰：《文学的匀整》，载《晨报副刊·文学句刊》253号.
[7]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来看新文学的发展》，载《文艺战线》1卷2号.
[8]徐志摩《〈猛虎集〉自序》.
[9]蒲风《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载《诗歌季刊》1卷1期.
[10]于赓虞《诗之艺术》，载《华严月刊》1卷1期.
[11]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
[12]徐志摩《汤麦斯哈代的诗》，载《东方杂志》21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