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社会教育被纳入战时教育体系,民众教育馆作为社会教育综合机关被政府列入抗战建国的主要力量。在教育部政策推动下,沦陷区民众教育馆随政府迁徙并结合现行行政监督专员区设置分区,逐渐恢复并开展各项活动,向基层社会渗透国民政府的社会控制。在当时国家权力采取"去本地化"下潜大趋势下,民众教育馆的职员籍贯分布却呈现出一种逆风而行态势,并与地方士绅、社会精英进行很大程度的本地化糅合,其利弊在1944年湖南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馆长与会计互控案中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抗战期间,该馆发生多起馆长与会计的内部纠纷,频繁且持续发生自有其经济因素,却也反映了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政治的复杂关系,在省立民教馆职员籍贯分布、到馆时间和任职经历中予以集中显现,挑战了学界关于抗战期间湘西政治明显"去本地化"趋势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