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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敦煌研究》杂志于1981—1982年出试刊两期，1983年正式创刊，至今已整整三十年。回忆《敦煌研究》从试刊到创刊的过程，是敦煌研究院七十年奋斗里程中的一段插曲，是敦煌精神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敦煌研究；试刊；创刊；敦煌精神
中图分类号：G256.1；G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010-05
A Difficult Start-Memorializing the Founding of
Dunhuang Research
MA De
（Textual Research Institute，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Two issues of Dunhuang Research were tentatively published in 1981 and 1982， and the publication was formally founded in 1983. The year 2013 marks its thirtieth anniversary. The advance from those tentative issues to the full founding of Dunhuang Research is not only an episode in Dunhuang Academy’s 70-year history； it’s also the epitome of Dunhuang spirit.
Keywords： Dunhuang Research； Tentative issue； Inaugural issue； Dunhuang spirit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敦煌研究》创刊已经整整三十周年了。作为敦煌研究院的老工作人员，亲眼看着这本杂志一步步走到今天。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从一开始办刊，即从试刊到创刊的那些年月。
我是1978年10月到敦煌工作的，当时叫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来的时候分配到考古组，从事了一年多的考古发掘工作。1980年4月，省里帮助所里调整和加强了领导班子，我被调到所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那个时候所里有一位所长和四位副所长（其中一位由副书记兼），所长常书鸿先生从1979年10月起一直借调到外地工作，基本上不在所里上班了。所里的工作由第一副所长段文杰先生主持，还有一位业务副所长和两位行政副所长，而秘书就我一人，所以平常无论行政还是业务方面的工作都做，领导安排什么就做什么，没有行政业务之分。
敦煌文物研究所作为文物单位，主要任务是保护和管理好莫高窟及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的文物。多少年来，除了一些文物复制品的展览之外，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一直没有下达给所里任何研究任务。只是因为敦煌文物散落世界各地，敦煌学作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国外的学者及其成果形成一种咄咄逼人的形势，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就有了一种历史使命感，研究工作自然不能落后。1980年，新领导班子工作之初，所里就决定在保护好文物的基础上，全面积极地开展研究工作，具体工作即是创办一本学术期刊，及时发表所内外敦煌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并初步计划在1983年9月借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40周年之际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敦煌学术研讨会，以扩大敦煌研究的影响。这个决定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和积极响应。而我作为秘书，这些具体工作好多都经过我的手。
当时有一个特殊情况，从1979年开始，日本讲谈社集中了其国内卓有成就的敦煌专家，编写和陆续出版了大型系列研究丛书《敦煌讲座》。讲谈社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是老关系单位，出版的敦煌方面的书几乎都要赠送给敦煌。和以往收到敦煌方面的书不一样，大家看着那一册册厚厚的书，心里像这书一样沉甸甸的。因此所里便有了将前辈专家们多年来撰写的论文集中起来出书的决定，而且想办法于当年年底就出书。另外还有一个内部的原因：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研究论文零星发表在国内其他杂志上，当然发表最多的还是文物类杂志。因为之前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除了常书鸿所长以外，所里其他人很少有发表论文的机会。1978年12月，当年的《文物》第12期集中发表了一组的敦煌石窟研究的论文；1979年，兰州大学历史系征稿，第一批敦煌研究的稿件集中发表于《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2月号（即后来的《敦煌学辑刊》第1辑，是中国大陆第一份敦煌刊物，目前已经出版了80期）。尽管如此，但和大家几十年积累的研究成果相比，远不能满足要求。所以，新领导班子一开始工作便做出出版文集的决定，并即刻得到实施，定书名为《敦煌研究文集》。从1980年5月开始征稿，7月即收到论文13篇，约26万字；8月1日，段文杰先生书写了序言，对文集的内容作了介绍，同时说明以此文集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研究工作的新起点。书稿很快交到甘肃人民出版社，由美术编辑室负责编辑工作，马负书先生担任责任编辑。但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文集直到1982年3月才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比原来计划的出版时间晚了一年多。
《敦煌研究文集》交稿后，从1980年8月开始，在段文杰第一副所长的领导下，我们开始筹办自己的刊物《敦煌研究》。在这之前有关敦煌的专门刊物有香港1974年创刊的《敦煌学》（年刊）和刚起步试刊的《敦煌学辑刊》（当时也是年刊）。敦煌文物研究所作为国内外唯一的敦煌学研究实体，早就应该创办一本专门的敦煌学研究杂志，而且顺理成章地用上了《敦煌研究》的刊名。
《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由院里资深研究人员李永宁先生担任责任编辑，出版社方面还是由马负书先生作责任编辑，进行一些编辑技术方面的指导。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征稿，1981年6月即收齐稿件，共计16篇论文，28万字；段文杰先生写了发刊词，阐明了办刊的宗旨和目的，对刊物的内容范围也做出了限定。原计划第一期于1981年内出版，后来也是拖到1982年6月才面世。 《敦煌研究文集》和《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的出版，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个只有四五十人的研究所，而且地处戈壁深山，能够在一年之内出版这样多的研究成果，这在当时整个国内的学术界也是屈指可数的。特别是国外，都知道在戈壁深处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有一批优秀的专家在辛苦地耕耘；他们掌握着敦煌的第一手资料，他们的成果出自一线，资料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是外界无法相比的。日本著名敦煌学者池田温先生专门写了书评，热情洋溢地介绍了这两本书的成果，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赞颂。
二
听到外面的反应，所里群情振奋，大家对进一步做好研究工作有了充足的信心。
1982年5月，我从所办公室抽调出来，专门筹备组建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辑室的工作，同时编辑《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当时虽然李永宁先生已经有了成功的编辑工作经验，但由于当时承担更重要的研究工作和组织工作，所以一直未到编辑部门上过班。这样，有一段时间，编辑室的工作基本上是由我一个人在张罗。这里顺便说明一下，这个编辑机构的名称叫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辑室，而没有称《敦煌研究》编辑部，是因为所里有深远打算，除了刊物以外，还要编辑出版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所以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按杂志社来叫。7月，酝酿了两年多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辑室正式设立，我被指定为临时负责人，加上所里从外面招聘的专业人员梁尉英和林家平二位先生，一共是三个人。我当时主要负责试刊第二期的编辑工作，林家平负责第三期即创刊号的准备工作，梁尉英负责其他图书的编辑；同时，我们还一起负责了1983年学术讨论会的工作。当时把《敦煌研究》创刊和举办学术讨论会的时间都定在1983年，是因为那年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前身敦煌艺术研究所）建所40周年。但后来把建所时间认定为1944年，那是正式得到批准成立的时间。实际上，常书鸿先生带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于1943年2月就到达莫高窟开展工作了。另外，纪念活动也是受了一些外界的影响，没能在1983年如期举行。
从1982年5月至年底，半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大部分精力主要集中在《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的编辑工作方面。相比第一期，第二期的编辑工作稍微有点难度。主要是关于出国展览说明的问题。按说，学术刊物应该刊登学术论文，展品说明一类的形式上不属于论文，应该另当别论。但当时段文杰先生力主要将1982年4月在日本展览的敦煌艺术作品的说明全文刊登，为此所里还专门有过几次讨论，最后还是登了。这里有关的背景也需要交代一下：敦煌文物研究所以往关于敦煌石窟内容的介绍，特别是包括一些没有发表过的内容的介绍，大多是口头形式，即通过在石窟上讲解和专门讲座等形式介绍给各类到敦煌考察的人，其中包括一些专家学者。但好多通过所里专业人员之口介绍给别人的内容，后来却以别人的研究成果形式发表出来，特别是有些以国外专家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令大家目瞪口呆！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样有版权意识。而1982年在日本展览的展品内容说明里，有很多是我所多年研究的新成果首次对外公布。当时就听到过有对方的“专家”说“你们的说明写得不错”。这就让大家感觉到我们的成果有再次被他人窃取的可能！因为说这话的专家就有过这方面的“业绩”。大家认识到形势紧迫，也就同意了刊登40条展品说明和图片，并在后记中专门就此作了说明。这样就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记录在我们自己的研究史册里。所以，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这个杂志，可能在内容和形式方面还有点遗憾，但也是一面历史的镜子。除此而外，还有壁画临摹技术与日本展览记行方面的文章也属于这一组；另外就是五篇论文和一份国内敦煌研究的论著目录。
按照试刊第一期的编辑程序，第二期仍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出版社方面需要指派一名责任编辑。令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担任责任编辑的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曹克己同志。他亲自担任一本书的责任编辑，这在他一生的工作中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出刊的时间是1983年2月，比原定的1982年内出版的时间又晚了一些。这里，我根据自己的编辑经历说明一下：《敦煌研究》从试刊第一期开始，一直是以书代刊。特别是两期试刊没有按期刊登记，而是用的统一书号。而作为普通书籍，出书时间没有像期刊或者是课本那样有严格的时间限定，所以无论出版社和印刷厂，都是在保证定期书刊近期出版的前提下，才安排普通书籍的印刷出版。有时候把定稿交到印刷厂里后还要压一段时间。我记得当年为了保证早日印出，在校对和修改校样时编者都是住在印刷厂里（天水），边校边盯着修改。那时候用的是铅字排版，最后一次改校样时，校改的师傅是利用晚上时间加班，而我一直和他在一起，改完后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多了。虽然晚了些，但想着最后完成了校改任务，马上就要印制成书了，心情也很愉快。但改后的定稿还是过了几个月才印出来。后来我又去印刷厂发书，并随书坐火车回敦煌，在柳园车站是自己取书，用人力车拉到汽车站，再坐汽车一起到敦煌。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孙儒僴老师的帮助下把书从火车站拉到汽车站又装上汽车的，我在前面拉，孙老师在后面推。孙老师当时已年近花甲。每想起这些事，对老一辈敦煌专家的无私奉献与吃苦耐劳的精神就产生无限的崇敬之情。
三
《敦煌研究》创刊号的征稿工作实际上从1982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原定于学术会议前出刊，但后来因为学术会议的筹备也是由编辑室负责具体工作，中间受到一些外界的影响，原定的学术会议时间提前，稿件定下来时已经到1983年的5月底。原想如果是9月份举办学术会议，争取在会议前能出版创刊号的。但出版社方面按部就班，作为普通书籍，像往常一样，层层把关审稿当然是应该的，但很多时间都是保证教材一类的书籍及定期出版的刊物。所以一晃又是半年多，这期间编辑室作为责任编辑的林家平先生也多次跑出版社，但进度丝毫没有加快。加之我们全力以赴筹备提前至8月的学术会议，所以直到会议结束后才集中力量编辑出版。好处是可以在正式开机印刷之前补充一些内容进来，这就是现在看到的创刊号上关于1983年8月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的简讯等内容。这中间还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折腾：那时候的论文原稿基本都是手写稿，也没有电子本，全是手工排版，用铅字，送到印刷厂后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排；有些论文有一定数量的敦煌遗书的原文录文，按原格式需要空格等，本来印刷厂排版是对的，出版社印制处在看清样时自作主张将原空格处划掉，再让印刷厂重新排齐。等我们的编辑发现后又费了好大劲才改过来，印刷厂又排了一遍。另外我们编辑单位在甘肃的最西头的敦煌，印刷厂在甘肃最东头的天水，相距近1500公里，交通工具是汽车加火车，也不一定随时有天天有，有时候买张票需要等上好几天，前后一折腾就是十天半月。好在单位里一直将《敦煌研究》的编辑出版当重点工作来抓，在各方面经费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保证《敦煌研究》的编辑出版及过程中的相关费用。尽管如此，《敦煌研究》创刊号到1984年春节之后才面世（因为特殊情况，在后面注明是出版时间为1983年12月）。与试刊不同的是，在版权页上注明了期刊登记号，尽管也是以书代刊，但展示了创刊的标志。与时同时，我们还编辑了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特刊（因为有兰州大学的两会特刊，学术会议特刊相对就简单一些）。特刊当时没有通过出版社，自己找了家小印刷厂印，所以很快就出来了。 《敦煌研究》创刊号首先登载了段文杰所长的创刊弁言，指出敦煌研究主要包括敦煌石窟和敦煌遗书两大方面，强调敦煌文物研究所是以石窟为中心开展敦煌遗书中与石窟有关的各个领域的研究，如敦煌史地、敦煌佛教、敦煌文学、敦煌经济以及乐舞、民俗、民族史料等，实际上是倡导敦煌遗书与敦煌石窟结合研究，这在当初实属远见卓识。而“创刊号”正是遵循这一宗旨，刊布论文17篇，其中石窟艺术与考古方面9篇，以遗书为论据研究敦煌史地、敦煌语言文学等方面7篇，文物保护方面1篇，另外还刊登了国内研究敦煌的论文和一篇翻译文章。19份文献中有15件的作者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符合当初办刊的内稿要占到百分之七十的规定。现在看来，这个不成文的规定有点不太现实，虽然第二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就扩建成了敦煌研究院，人员增加，机构壮大，但研究成果在《敦煌研究》不要说百分之七十了，就连一半也达不到，甚至有时候连三分之一，即百分之三十也没有。当然这样也不是没有好处，可以扩大学术视野，从丰富的稿源中挑选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发表。
《敦煌研究》从试刊第一期到正刊第三期，一共是五期，时间从1982年到1985年，基本上是年刊，形式上也是以书代刊。那时候出版周期长，本来应该是81年的试刊第1期，到82年才出；83年出的创刊号；84年没出刊；85年出了第2、3期。从1986年开始正式成为季刊，2002年改为双月刊。
四
《敦煌研究》从试刊到创刊后的十多年中，一直由段文杰先生担任主编。那些年中，段先生对每一期的稿件都是一篇篇亲自审定。从试刊到创刊共出三期，论文的作者大多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老一辈专家，如段文杰、史苇湘、李其琼、万庚育、贺世哲、施萍婷、孙纪元、关友惠、刘玉权、李永宁、潘玉闪、孙修身、李云鹤、樊锦诗以及后来离开敦煌的萧默、马世长等，他们分别在敦煌工作了三十几年、二十几年和十几年，他们的大作（包括展品说明）在这前三期中占了一半以上；青年专业人员中有蔡伟堂和段修业同志都是与前辈专家合作发表考古报告和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的论文；1979年学日语毕业回所的刘永增同志先后发表两篇译稿；还有刚到所里工作一年的梁尉英（后来长期担任敦煌研究院编辑部主任）、李正宇也在创刊号发表了论文。我自己的一篇小稿《〈敦煌廿詠〉写作年代初探》也忝列创刊号，虽然在今天看来，这篇文章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但无论如何，当初能参与创业性质的办刊工作，并和院里的老前辈们一起发表论文，也让我有了一种筚路蓝缕的成就感。
在试刊和创刊过程中，得到了国内老一辈敦煌专家阎文儒、姜伯勤、张鸿勋、耿昇、闫万钧、戚志芬等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当时也已经是蜚声国内外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翻译家，也是敦煌研究的专家。
甘肃人民出版社的曹克己先生以及马负书先生、李德奇先生、王葆华先生等先后为《敦煌研究》的试刊和创刊付出了巨大心血。
如今这些老辈专家中，敦煌研究的创办人段文杰先生和史苇湘先生、李其琼先生、贺世哲先生、潘玉闪先生、孙修身先生、萧默先生以及曹克己先生、马负书先生等已经先后离开人世。睹物思人，他们留下来的鸿篇大作及其对敦煌研究事业的贡献，也是留给我们后辈学人的精神财富。
我特别要写的，就是担任过《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责任编辑的曹克己社长。曹社长是老革命，先后在甘肃日报社和甘肃人民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当然他也很精通编辑业务，而且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极好相处。如今蜚声海内的国内第一大杂志《读者》就是由他倡导和主办的。《敦煌研究》从试刊到创刊，都是以书代刊，这一工作能够进行，就是因为有曹克己社长对敦煌的研究事业的全力支持。不仅如此，他身先士卒，不辞劳苦，精心编校，令我终生难忘的是他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激励我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投身到敦煌研究的崇高事业中。几十年繁重的领导工作和业务工作使曹社长积劳成疾，几年后，他累倒在工作岗位上，再也没有醒过来。此后，每当我看到《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时，眼前总是浮现出曹社长的音容笑貌。虽然这本杂志上没有关于他的只言片语（也没有我的，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在版权页上注明任何一位责任编辑的名字），但在我心里，这本杂志也是曹社长的另一座无言的丰碑！
在《敦煌研究》创刊30周年的时候，回忆当年办刊的艰难岁月，面对这本杂志，我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敦煌是一个地名，敦煌是一方热土，敦煌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独具特色；敦煌又是一座丰碑，敦煌又是一部史诗，敦煌文物又被看作人类古代文明的结晶。敦煌既是艺术的宫殿，又是学术的海洋。然而，对以敦煌为故乡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敦煌首先是一种精神。几千年来，敦煌历代的劳动人民，特别是从事各种手工业劳动的工匠们，用他们的聪明和智慧，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在创造光辉灿烂的敦煌历史文化的同时，把他们的精神一道留给了我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工匠作为手工业劳动者，生活极端贫困，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敦煌的工匠们也不例外。几千年来，工匠们在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的生活条件下，为我们创造了伟大的敦煌艺术和敦煌历史文化。而且在创造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体现出博大的胸怀和强劲的吸收融化能力。通过文献记载可以理解他们的奉献精神，而通过敦煌石窟艺术可领略他们的创造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聪明智慧和吃苦耐劳的创造与奉献精神。敦煌事业培养和造就了敦煌精神和民族精神，同敦煌宝库一样属于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无论社会发展和进步到什么程度，这种精神永远是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而且在发展中不断得到升华。
今天，这种奉献和创造精神在敦煌研究院的前辈们身上，在无数投身于敦煌事业和研究者们的身上，被集中地体现了出来。近七十年来，在敦煌十分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下，他们为敦煌事业默默无闻地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是他们让老祖宗留下的敦煌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并且让这种精神的境界得到升华。因此，保护、研究和宣传敦煌文化和敦煌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传给后人，这正是历史赋予《敦煌研究》的神圣使命！《敦煌研究》的创刊过程是这几十年历史中的一段小插曲。
关键词：敦煌研究；试刊；创刊；敦煌精神
中图分类号：G256.1；G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010-05
A Difficult Start-Memorializing the Founding of
Dunhuang Research
MA De
（Textual Research Institute，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Two issues of Dunhuang Research were tentatively published in 1981 and 1982， and the publication was formally founded in 1983. The year 2013 marks its thirtieth anniversary. The advance from those tentative issues to the full founding of Dunhuang Research is not only an episode in Dunhuang Academy’s 70-year history； it’s also the epitome of Dunhuang spirit.
Keywords： Dunhuang Research； Tentative issue； Inaugural issue； Dunhuang spirit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敦煌研究》创刊已经整整三十周年了。作为敦煌研究院的老工作人员，亲眼看着这本杂志一步步走到今天。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从一开始办刊，即从试刊到创刊的那些年月。
我是1978年10月到敦煌工作的，当时叫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来的时候分配到考古组，从事了一年多的考古发掘工作。1980年4月，省里帮助所里调整和加强了领导班子，我被调到所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那个时候所里有一位所长和四位副所长（其中一位由副书记兼），所长常书鸿先生从1979年10月起一直借调到外地工作，基本上不在所里上班了。所里的工作由第一副所长段文杰先生主持，还有一位业务副所长和两位行政副所长，而秘书就我一人，所以平常无论行政还是业务方面的工作都做，领导安排什么就做什么，没有行政业务之分。
敦煌文物研究所作为文物单位，主要任务是保护和管理好莫高窟及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的文物。多少年来，除了一些文物复制品的展览之外，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一直没有下达给所里任何研究任务。只是因为敦煌文物散落世界各地，敦煌学作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国外的学者及其成果形成一种咄咄逼人的形势，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就有了一种历史使命感，研究工作自然不能落后。1980年，新领导班子工作之初，所里就决定在保护好文物的基础上，全面积极地开展研究工作，具体工作即是创办一本学术期刊，及时发表所内外敦煌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并初步计划在1983年9月借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40周年之际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敦煌学术研讨会，以扩大敦煌研究的影响。这个决定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和积极响应。而我作为秘书，这些具体工作好多都经过我的手。
当时有一个特殊情况，从1979年开始，日本讲谈社集中了其国内卓有成就的敦煌专家，编写和陆续出版了大型系列研究丛书《敦煌讲座》。讲谈社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是老关系单位，出版的敦煌方面的书几乎都要赠送给敦煌。和以往收到敦煌方面的书不一样，大家看着那一册册厚厚的书，心里像这书一样沉甸甸的。因此所里便有了将前辈专家们多年来撰写的论文集中起来出书的决定，而且想办法于当年年底就出书。另外还有一个内部的原因：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研究论文零星发表在国内其他杂志上，当然发表最多的还是文物类杂志。因为之前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除了常书鸿所长以外，所里其他人很少有发表论文的机会。1978年12月，当年的《文物》第12期集中发表了一组的敦煌石窟研究的论文；1979年，兰州大学历史系征稿，第一批敦煌研究的稿件集中发表于《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2月号（即后来的《敦煌学辑刊》第1辑，是中国大陆第一份敦煌刊物，目前已经出版了80期）。尽管如此，但和大家几十年积累的研究成果相比，远不能满足要求。所以，新领导班子一开始工作便做出出版文集的决定，并即刻得到实施，定书名为《敦煌研究文集》。从1980年5月开始征稿，7月即收到论文13篇，约26万字；8月1日，段文杰先生书写了序言，对文集的内容作了介绍，同时说明以此文集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研究工作的新起点。书稿很快交到甘肃人民出版社，由美术编辑室负责编辑工作，马负书先生担任责任编辑。但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文集直到1982年3月才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比原来计划的出版时间晚了一年多。
《敦煌研究文集》交稿后，从1980年8月开始，在段文杰第一副所长的领导下，我们开始筹办自己的刊物《敦煌研究》。在这之前有关敦煌的专门刊物有香港1974年创刊的《敦煌学》（年刊）和刚起步试刊的《敦煌学辑刊》（当时也是年刊）。敦煌文物研究所作为国内外唯一的敦煌学研究实体，早就应该创办一本专门的敦煌学研究杂志，而且顺理成章地用上了《敦煌研究》的刊名。
《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由院里资深研究人员李永宁先生担任责任编辑，出版社方面还是由马负书先生作责任编辑，进行一些编辑技术方面的指导。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征稿，1981年6月即收齐稿件，共计16篇论文，28万字；段文杰先生写了发刊词，阐明了办刊的宗旨和目的，对刊物的内容范围也做出了限定。原计划第一期于1981年内出版，后来也是拖到1982年6月才面世。 《敦煌研究文集》和《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的出版，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个只有四五十人的研究所，而且地处戈壁深山，能够在一年之内出版这样多的研究成果，这在当时整个国内的学术界也是屈指可数的。特别是国外，都知道在戈壁深处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有一批优秀的专家在辛苦地耕耘；他们掌握着敦煌的第一手资料，他们的成果出自一线，资料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是外界无法相比的。日本著名敦煌学者池田温先生专门写了书评，热情洋溢地介绍了这两本书的成果，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赞颂。
二
听到外面的反应，所里群情振奋，大家对进一步做好研究工作有了充足的信心。
1982年5月，我从所办公室抽调出来，专门筹备组建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辑室的工作，同时编辑《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当时虽然李永宁先生已经有了成功的编辑工作经验，但由于当时承担更重要的研究工作和组织工作，所以一直未到编辑部门上过班。这样，有一段时间，编辑室的工作基本上是由我一个人在张罗。这里顺便说明一下，这个编辑机构的名称叫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辑室，而没有称《敦煌研究》编辑部，是因为所里有深远打算，除了刊物以外，还要编辑出版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所以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按杂志社来叫。7月，酝酿了两年多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辑室正式设立，我被指定为临时负责人，加上所里从外面招聘的专业人员梁尉英和林家平二位先生，一共是三个人。我当时主要负责试刊第二期的编辑工作，林家平负责第三期即创刊号的准备工作，梁尉英负责其他图书的编辑；同时，我们还一起负责了1983年学术讨论会的工作。当时把《敦煌研究》创刊和举办学术讨论会的时间都定在1983年，是因为那年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前身敦煌艺术研究所）建所40周年。但后来把建所时间认定为1944年，那是正式得到批准成立的时间。实际上，常书鸿先生带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于1943年2月就到达莫高窟开展工作了。另外，纪念活动也是受了一些外界的影响，没能在1983年如期举行。
从1982年5月至年底，半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大部分精力主要集中在《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的编辑工作方面。相比第一期，第二期的编辑工作稍微有点难度。主要是关于出国展览说明的问题。按说，学术刊物应该刊登学术论文，展品说明一类的形式上不属于论文，应该另当别论。但当时段文杰先生力主要将1982年4月在日本展览的敦煌艺术作品的说明全文刊登，为此所里还专门有过几次讨论，最后还是登了。这里有关的背景也需要交代一下：敦煌文物研究所以往关于敦煌石窟内容的介绍，特别是包括一些没有发表过的内容的介绍，大多是口头形式，即通过在石窟上讲解和专门讲座等形式介绍给各类到敦煌考察的人，其中包括一些专家学者。但好多通过所里专业人员之口介绍给别人的内容，后来却以别人的研究成果形式发表出来，特别是有些以国外专家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令大家目瞪口呆！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样有版权意识。而1982年在日本展览的展品内容说明里，有很多是我所多年研究的新成果首次对外公布。当时就听到过有对方的“专家”说“你们的说明写得不错”。这就让大家感觉到我们的成果有再次被他人窃取的可能！因为说这话的专家就有过这方面的“业绩”。大家认识到形势紧迫，也就同意了刊登40条展品说明和图片，并在后记中专门就此作了说明。这样就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记录在我们自己的研究史册里。所以，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这个杂志，可能在内容和形式方面还有点遗憾，但也是一面历史的镜子。除此而外，还有壁画临摹技术与日本展览记行方面的文章也属于这一组；另外就是五篇论文和一份国内敦煌研究的论著目录。
按照试刊第一期的编辑程序，第二期仍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出版社方面需要指派一名责任编辑。令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担任责任编辑的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曹克己同志。他亲自担任一本书的责任编辑，这在他一生的工作中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出刊的时间是1983年2月，比原定的1982年内出版的时间又晚了一些。这里，我根据自己的编辑经历说明一下：《敦煌研究》从试刊第一期开始，一直是以书代刊。特别是两期试刊没有按期刊登记，而是用的统一书号。而作为普通书籍，出书时间没有像期刊或者是课本那样有严格的时间限定，所以无论出版社和印刷厂，都是在保证定期书刊近期出版的前提下，才安排普通书籍的印刷出版。有时候把定稿交到印刷厂里后还要压一段时间。我记得当年为了保证早日印出，在校对和修改校样时编者都是住在印刷厂里（天水），边校边盯着修改。那时候用的是铅字排版，最后一次改校样时，校改的师傅是利用晚上时间加班，而我一直和他在一起，改完后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多了。虽然晚了些，但想着最后完成了校改任务，马上就要印制成书了，心情也很愉快。但改后的定稿还是过了几个月才印出来。后来我又去印刷厂发书，并随书坐火车回敦煌，在柳园车站是自己取书，用人力车拉到汽车站，再坐汽车一起到敦煌。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孙儒僴老师的帮助下把书从火车站拉到汽车站又装上汽车的，我在前面拉，孙老师在后面推。孙老师当时已年近花甲。每想起这些事，对老一辈敦煌专家的无私奉献与吃苦耐劳的精神就产生无限的崇敬之情。
三
《敦煌研究》创刊号的征稿工作实际上从1982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原定于学术会议前出刊，但后来因为学术会议的筹备也是由编辑室负责具体工作，中间受到一些外界的影响，原定的学术会议时间提前，稿件定下来时已经到1983年的5月底。原想如果是9月份举办学术会议，争取在会议前能出版创刊号的。但出版社方面按部就班，作为普通书籍，像往常一样，层层把关审稿当然是应该的，但很多时间都是保证教材一类的书籍及定期出版的刊物。所以一晃又是半年多，这期间编辑室作为责任编辑的林家平先生也多次跑出版社，但进度丝毫没有加快。加之我们全力以赴筹备提前至8月的学术会议，所以直到会议结束后才集中力量编辑出版。好处是可以在正式开机印刷之前补充一些内容进来，这就是现在看到的创刊号上关于1983年8月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的简讯等内容。这中间还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折腾：那时候的论文原稿基本都是手写稿，也没有电子本，全是手工排版，用铅字，送到印刷厂后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排；有些论文有一定数量的敦煌遗书的原文录文，按原格式需要空格等，本来印刷厂排版是对的，出版社印制处在看清样时自作主张将原空格处划掉，再让印刷厂重新排齐。等我们的编辑发现后又费了好大劲才改过来，印刷厂又排了一遍。另外我们编辑单位在甘肃的最西头的敦煌，印刷厂在甘肃最东头的天水，相距近1500公里，交通工具是汽车加火车，也不一定随时有天天有，有时候买张票需要等上好几天，前后一折腾就是十天半月。好在单位里一直将《敦煌研究》的编辑出版当重点工作来抓，在各方面经费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保证《敦煌研究》的编辑出版及过程中的相关费用。尽管如此，《敦煌研究》创刊号到1984年春节之后才面世（因为特殊情况，在后面注明是出版时间为1983年12月）。与试刊不同的是，在版权页上注明了期刊登记号，尽管也是以书代刊，但展示了创刊的标志。与时同时，我们还编辑了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特刊（因为有兰州大学的两会特刊，学术会议特刊相对就简单一些）。特刊当时没有通过出版社，自己找了家小印刷厂印，所以很快就出来了。 《敦煌研究》创刊号首先登载了段文杰所长的创刊弁言，指出敦煌研究主要包括敦煌石窟和敦煌遗书两大方面，强调敦煌文物研究所是以石窟为中心开展敦煌遗书中与石窟有关的各个领域的研究，如敦煌史地、敦煌佛教、敦煌文学、敦煌经济以及乐舞、民俗、民族史料等，实际上是倡导敦煌遗书与敦煌石窟结合研究，这在当初实属远见卓识。而“创刊号”正是遵循这一宗旨，刊布论文17篇，其中石窟艺术与考古方面9篇，以遗书为论据研究敦煌史地、敦煌语言文学等方面7篇，文物保护方面1篇，另外还刊登了国内研究敦煌的论文和一篇翻译文章。19份文献中有15件的作者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符合当初办刊的内稿要占到百分之七十的规定。现在看来，这个不成文的规定有点不太现实，虽然第二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就扩建成了敦煌研究院，人员增加，机构壮大，但研究成果在《敦煌研究》不要说百分之七十了，就连一半也达不到，甚至有时候连三分之一，即百分之三十也没有。当然这样也不是没有好处，可以扩大学术视野，从丰富的稿源中挑选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发表。
《敦煌研究》从试刊第一期到正刊第三期，一共是五期，时间从1982年到1985年，基本上是年刊，形式上也是以书代刊。那时候出版周期长，本来应该是81年的试刊第1期，到82年才出；83年出的创刊号；84年没出刊；85年出了第2、3期。从1986年开始正式成为季刊，2002年改为双月刊。
四
《敦煌研究》从试刊到创刊后的十多年中，一直由段文杰先生担任主编。那些年中，段先生对每一期的稿件都是一篇篇亲自审定。从试刊到创刊共出三期，论文的作者大多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老一辈专家，如段文杰、史苇湘、李其琼、万庚育、贺世哲、施萍婷、孙纪元、关友惠、刘玉权、李永宁、潘玉闪、孙修身、李云鹤、樊锦诗以及后来离开敦煌的萧默、马世长等，他们分别在敦煌工作了三十几年、二十几年和十几年，他们的大作（包括展品说明）在这前三期中占了一半以上；青年专业人员中有蔡伟堂和段修业同志都是与前辈专家合作发表考古报告和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的论文；1979年学日语毕业回所的刘永增同志先后发表两篇译稿；还有刚到所里工作一年的梁尉英（后来长期担任敦煌研究院编辑部主任）、李正宇也在创刊号发表了论文。我自己的一篇小稿《〈敦煌廿詠〉写作年代初探》也忝列创刊号，虽然在今天看来，这篇文章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但无论如何，当初能参与创业性质的办刊工作，并和院里的老前辈们一起发表论文，也让我有了一种筚路蓝缕的成就感。
在试刊和创刊过程中，得到了国内老一辈敦煌专家阎文儒、姜伯勤、张鸿勋、耿昇、闫万钧、戚志芬等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当时也已经是蜚声国内外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翻译家，也是敦煌研究的专家。
甘肃人民出版社的曹克己先生以及马负书先生、李德奇先生、王葆华先生等先后为《敦煌研究》的试刊和创刊付出了巨大心血。
如今这些老辈专家中，敦煌研究的创办人段文杰先生和史苇湘先生、李其琼先生、贺世哲先生、潘玉闪先生、孙修身先生、萧默先生以及曹克己先生、马负书先生等已经先后离开人世。睹物思人，他们留下来的鸿篇大作及其对敦煌研究事业的贡献，也是留给我们后辈学人的精神财富。
我特别要写的，就是担任过《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责任编辑的曹克己社长。曹社长是老革命，先后在甘肃日报社和甘肃人民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当然他也很精通编辑业务，而且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极好相处。如今蜚声海内的国内第一大杂志《读者》就是由他倡导和主办的。《敦煌研究》从试刊到创刊，都是以书代刊，这一工作能够进行，就是因为有曹克己社长对敦煌的研究事业的全力支持。不仅如此，他身先士卒，不辞劳苦，精心编校，令我终生难忘的是他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激励我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投身到敦煌研究的崇高事业中。几十年繁重的领导工作和业务工作使曹社长积劳成疾，几年后，他累倒在工作岗位上，再也没有醒过来。此后，每当我看到《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时，眼前总是浮现出曹社长的音容笑貌。虽然这本杂志上没有关于他的只言片语（也没有我的，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在版权页上注明任何一位责任编辑的名字），但在我心里，这本杂志也是曹社长的另一座无言的丰碑！
在《敦煌研究》创刊30周年的时候，回忆当年办刊的艰难岁月，面对这本杂志，我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敦煌是一个地名，敦煌是一方热土，敦煌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独具特色；敦煌又是一座丰碑，敦煌又是一部史诗，敦煌文物又被看作人类古代文明的结晶。敦煌既是艺术的宫殿，又是学术的海洋。然而，对以敦煌为故乡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敦煌首先是一种精神。几千年来，敦煌历代的劳动人民，特别是从事各种手工业劳动的工匠们，用他们的聪明和智慧，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在创造光辉灿烂的敦煌历史文化的同时，把他们的精神一道留给了我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工匠作为手工业劳动者，生活极端贫困，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敦煌的工匠们也不例外。几千年来，工匠们在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的生活条件下，为我们创造了伟大的敦煌艺术和敦煌历史文化。而且在创造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体现出博大的胸怀和强劲的吸收融化能力。通过文献记载可以理解他们的奉献精神，而通过敦煌石窟艺术可领略他们的创造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聪明智慧和吃苦耐劳的创造与奉献精神。敦煌事业培养和造就了敦煌精神和民族精神，同敦煌宝库一样属于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无论社会发展和进步到什么程度，这种精神永远是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而且在发展中不断得到升华。
今天，这种奉献和创造精神在敦煌研究院的前辈们身上，在无数投身于敦煌事业和研究者们的身上，被集中地体现了出来。近七十年来，在敦煌十分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下，他们为敦煌事业默默无闻地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是他们让老祖宗留下的敦煌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并且让这种精神的境界得到升华。因此，保护、研究和宣传敦煌文化和敦煌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传给后人，这正是历史赋予《敦煌研究》的神圣使命！《敦煌研究》的创刊过程是这几十年历史中的一段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