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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边堡在大同市阳高县与新荣区的交界处。明万历年间的文献《三云筹俎考》记载，“镇边堡（嘉靖十八年更筑，万历十一年砖包）本堡原非官设，初名镇胡，后改此名，以守备驻之，内白涯沟、旧十墩俱当冲口，通大虏，边外海子东岸孤山腰大山一带，酋首毕兔恰首独恰等部落住牧，本堡当守口、得胜两市之中，声势联络，可恃无恐，然隆庆元年虏曾入践采药山，如有警，须于近堡深沟天桥梁等一带设伏邀堵，要不得狃应援而忘戒备也。”
有明一代，在大同地区大规模修筑长城，有大边、二边，有所谓的内五堡、外五堡、塞外五堡、云冈六堡等。其中镇边堡是“内五堡”之一，其它四个堡是镇川堡、宏赐堡、镇鲁堡、镇河堡。地方史料记载，镇边堡所在地从前是一个民间村落，后来因为国家边塞防卫的需要，把这里修筑成了一座兵营。明镇边堡东、西各有堡门，墙的四角上分别有瞭望楼，“城周三里八十步，高四丈一尺。内驻守备一员，官军六百九十九员、名，马、骡八十二匹、头。分边二十一里，边墩三十座，火路墩六座。东至靖虏十五里，西至镇川三十里，北至边墙三里，南至聚落城四十里”。
如今镇边堡门、台、角墩俱在，土夯墙体已经多段破损，但整个城池轮廓仍保存完整的四方形状。进村的水泥路在城堡外的西侧，顺着西墙延伸下去。墙体已经被开了一个十来米宽的口子，有砖墁大道直通堡内外，与水泥路垂直。豁口里仍然是老旧的土窑洞，水泥路之西已经是成排成片的崭新的砖瓦房，夯土墙隔开了旧堡与新村，看得出这里的人们生活水平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提高。
今天的镇边堡已经局部旧貌换新颜。东门摇摇欲坠亟待保护，通行需要从它的南面墙豁口里绕出去，门外有完整瓮城的痕迹。西门的拱券获得了很好的修复，恢复了登上城门顶的马道，门外修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停车场，堡内东、西门之间的主道两边修了簇新的门面房，有的已经投入了使用，这标志着镇边堡从停车到餐饮住宿，开始有了旅游接待设施。
簇新大街后面，是人们日复一日的生活，时光似乎在这里格外的粘稠，流逝的速度格外缓慢。古老的房子，镂刻着花纹的木头窗棂，用布头拼接起来的门帘窗帘，拙朴鲜艳的窗花，描花的炕边墙围，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堂镜，小小的泥窗台上有红的粉的绣球花绽放，牛犊不时地“哞”一声，和脚边刨食的鸡们友好嬉戏……生活在以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方式缓慢地继续着。
半个多世纪以前，镇边堡与其它长城军堡、其它古城一道，被剥掉了包砖和砖下面的巨大基础条石，人们用这些砖石砌了院墙，修了房子，甚至做了猪圈。包砖中间的巨大夯土暴露出来，一点点地残破下去。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有不同社会生活，认知扩展了，行动就有变化了，当时认为做得对的事情，过些年回头看会汗颜。《文物法》与《长城保护条例》的出台只是近些年的事。几十年前长城、古城的被拆掉包砖甚至拆掉整座古城，绝非一村一县一市一省的个别行为。如今人们保护长城、传承中华文明的热情逐渐被唤醒，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了。如果现在谁再去剥长城砖、毁损长城夯土，是要受到法律惩处的。
镇边堡外面，有一株粗大的古树，三五个成年人才能合围得住树干，推测树龄至少200年以上。这么大的树在大同长城沿线是很少见的。人们在树枝上绑了祈福的红布条，还在树前放了香炉。由此可以看出这里存在着“古树崇拜”，是长城沿线古村落中“泛神崇拜”的体现之一。泛神崇拜广泛地存在于这一带古老的乡村，人们信奉万物皆有灵，甚至万事皆有灵，无论是草木还是山川，无论是大自然还是社会生活，都认为神灵无处不在。在长城沿线的众多村落中，很多庙宇并不一定是高大巍峨、富丽堂皇的，有的只是一个小土坑上覆盖了两块砖，简陋得甚至不如农舍里的鸡舍，但是在人们心目中它的地位却非常神圣，人们在有了相关需求的时候，在无助的时候，就去放上一点点酒菜等祭品，再虔诚地点上一柱香祷告一番，就这样将所有的悲苦和愿望释放到了无边无际的大自然中。
镇边堡附近还有一座“兄弟堡”，叫靖虏堡，同是明大同镇的组成部分，位置在今天的阳高县正宏堡村。“靖虏堡（嘉靖二十五年设，隆庆六年砖包）本堡一望平川，并无崇山峻岭，碾儿沟、子濠沟等处极冲，边外柳沟、大尖山等处，酋首把都儿舍金满骨素等部落驻牧，先年虏由沙沟入窥，近墙堑增修，高坚可守，时加葺补，亦可无虞。”
实际上，从今天的地图上是找不到靖虏堡这三个字的。同一个村庄，名字从“靖虏”改到“正宏”，中间经历了近500年。对于长城沿线各处名字的修改，集中发生在清早期。历史的车轮进入清代，山西长城沿线已经不是边疆，但清廷还是一边不断大修明长城，一边拿部分沿线军堡的名字做文章，有的同音互換，例如把“胡”改成“虎”，有的就彻底换名字了，例如这个“靖虏堡”改到了“正宏堡”。这是一种基于国家政治所需民族政策的良苦用心。
镇边堡和靖虏堡都坐落在山脚下，在这两个堡之间，是一片平展展的田野。这里地势平缓，不易防守，长城的长墙从这里经过时，骑墙的墩台筑得格外密集，而且长墙两边很近的地方也筑有独立的墩台，附近的山巅还有烽火台，因此这一带的长城景观格外壮阔，远远望去，田野里长城蜿蜒、烽燧密布，给人一种烽火连天的感觉，非常壮观。
关于这段长城，阳高县文史学者袁继德前辈提出，这一带最早是汉长城。我在他的指导下查阅了《后汉书》的“王霸传”“马援传”确实有史料可以支持这个观点。我在附近被水冲断的长城横截面，也看到过里外两层的夯土，“芯”里面的夯土颜色与外面包裹的部分明显不同，应该是明长城在早期长城的原址加以增高增厚了。镇边堡附近并无其他早期长城的遗迹，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里的长城最早修筑于汉朝，比北京的八达岭长城早了1500 年。历代长城所在的位置并非各自绝对独立，在很多地方是直接重叠着的。因为长城的修筑依赖大自然中地理位置的险峻，这个朝代认为重要的地方，那个朝代同样也很重视，于是就在前朝的长城基础上继续修自己的长城。因此，很多地方有可能同一段长城会有几段不同的历史渊源。
这段长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叫“明墙暗道”。这一带的长城出于防守的需要，在墩台和墙体之间修有暗道。外侧的墩台距城墙约50 米，墩台与墩台间的纵向距离大约为 500 米。墩就是前哨，是军事观望台，明代一墩驻兵 5 到 12 人，专门探望敌情，发送警报，或在敌人攀爬长城时放箭攻击，与城墙上的守军成犄角之势御敌。遇危险情况，墩上的将士会从墩台下的暗道转移到长城内。暗道是军事防御的必须措施之一，在长城沿线许多较大型的关口出现，墩在墙的内侧，墙与台之间有暗道，更多的是承担着军事人员短线交通的责任。而这段长城的墩台建筑在墙体外侧，长城暗道，推测其功能是工事掩体的一部分，更多体现了临阵作战的需要。
无论文物遗存还是风景人文，镇边堡在整个明大同镇里并不是最突出的。从旅游的角度看，交通也相对不便，但却有着极为独特的魅力。这是一个可以浓缩时间的地方，从汉唐到明清，在一小时就可以步行几个来回的空间里，各种文化层累积在一起，却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永传着。城堡本身就是个有记忆的地方，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安抚得住我们躁动不安的心灵。当习惯了关注宏大的东西，当经常沉浸在一种真实具体的雄伟之中，人本身会变得不大容易萎缩，会更加宽宏从容。当习惯了都市中同一高度上相同的景象，走到长城上来，穿行在那些高高低低的堡台墩堠之间，长城像河流一样弯弯曲曲，却在任何一点都能让我们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致，都能让我们体会到深深浅浅的生命体验，都能让我们继续完成对一个民族历史的理解。
有明一代，在大同地区大规模修筑长城，有大边、二边，有所谓的内五堡、外五堡、塞外五堡、云冈六堡等。其中镇边堡是“内五堡”之一，其它四个堡是镇川堡、宏赐堡、镇鲁堡、镇河堡。地方史料记载，镇边堡所在地从前是一个民间村落，后来因为国家边塞防卫的需要，把这里修筑成了一座兵营。明镇边堡东、西各有堡门，墙的四角上分别有瞭望楼，“城周三里八十步，高四丈一尺。内驻守备一员，官军六百九十九员、名，马、骡八十二匹、头。分边二十一里，边墩三十座，火路墩六座。东至靖虏十五里，西至镇川三十里，北至边墙三里，南至聚落城四十里”。
如今镇边堡门、台、角墩俱在，土夯墙体已经多段破损，但整个城池轮廓仍保存完整的四方形状。进村的水泥路在城堡外的西侧，顺着西墙延伸下去。墙体已经被开了一个十来米宽的口子，有砖墁大道直通堡内外，与水泥路垂直。豁口里仍然是老旧的土窑洞，水泥路之西已经是成排成片的崭新的砖瓦房，夯土墙隔开了旧堡与新村，看得出这里的人们生活水平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提高。
今天的镇边堡已经局部旧貌换新颜。东门摇摇欲坠亟待保护，通行需要从它的南面墙豁口里绕出去，门外有完整瓮城的痕迹。西门的拱券获得了很好的修复，恢复了登上城门顶的马道，门外修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停车场，堡内东、西门之间的主道两边修了簇新的门面房，有的已经投入了使用，这标志着镇边堡从停车到餐饮住宿，开始有了旅游接待设施。
簇新大街后面，是人们日复一日的生活，时光似乎在这里格外的粘稠，流逝的速度格外缓慢。古老的房子，镂刻着花纹的木头窗棂，用布头拼接起来的门帘窗帘，拙朴鲜艳的窗花，描花的炕边墙围，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堂镜，小小的泥窗台上有红的粉的绣球花绽放，牛犊不时地“哞”一声，和脚边刨食的鸡们友好嬉戏……生活在以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方式缓慢地继续着。
半个多世纪以前，镇边堡与其它长城军堡、其它古城一道，被剥掉了包砖和砖下面的巨大基础条石，人们用这些砖石砌了院墙，修了房子，甚至做了猪圈。包砖中间的巨大夯土暴露出来，一点点地残破下去。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有不同社会生活，认知扩展了，行动就有变化了，当时认为做得对的事情，过些年回头看会汗颜。《文物法》与《长城保护条例》的出台只是近些年的事。几十年前长城、古城的被拆掉包砖甚至拆掉整座古城，绝非一村一县一市一省的个别行为。如今人们保护长城、传承中华文明的热情逐渐被唤醒，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了。如果现在谁再去剥长城砖、毁损长城夯土，是要受到法律惩处的。
镇边堡外面，有一株粗大的古树，三五个成年人才能合围得住树干，推测树龄至少200年以上。这么大的树在大同长城沿线是很少见的。人们在树枝上绑了祈福的红布条，还在树前放了香炉。由此可以看出这里存在着“古树崇拜”，是长城沿线古村落中“泛神崇拜”的体现之一。泛神崇拜广泛地存在于这一带古老的乡村，人们信奉万物皆有灵，甚至万事皆有灵，无论是草木还是山川，无论是大自然还是社会生活，都认为神灵无处不在。在长城沿线的众多村落中，很多庙宇并不一定是高大巍峨、富丽堂皇的，有的只是一个小土坑上覆盖了两块砖，简陋得甚至不如农舍里的鸡舍，但是在人们心目中它的地位却非常神圣，人们在有了相关需求的时候，在无助的时候，就去放上一点点酒菜等祭品，再虔诚地点上一柱香祷告一番，就这样将所有的悲苦和愿望释放到了无边无际的大自然中。
镇边堡附近还有一座“兄弟堡”，叫靖虏堡，同是明大同镇的组成部分，位置在今天的阳高县正宏堡村。“靖虏堡（嘉靖二十五年设，隆庆六年砖包）本堡一望平川，并无崇山峻岭，碾儿沟、子濠沟等处极冲，边外柳沟、大尖山等处，酋首把都儿舍金满骨素等部落驻牧，先年虏由沙沟入窥，近墙堑增修，高坚可守，时加葺补，亦可无虞。”
实际上，从今天的地图上是找不到靖虏堡这三个字的。同一个村庄，名字从“靖虏”改到“正宏”，中间经历了近500年。对于长城沿线各处名字的修改，集中发生在清早期。历史的车轮进入清代，山西长城沿线已经不是边疆，但清廷还是一边不断大修明长城，一边拿部分沿线军堡的名字做文章，有的同音互換，例如把“胡”改成“虎”，有的就彻底换名字了，例如这个“靖虏堡”改到了“正宏堡”。这是一种基于国家政治所需民族政策的良苦用心。
镇边堡和靖虏堡都坐落在山脚下，在这两个堡之间，是一片平展展的田野。这里地势平缓，不易防守，长城的长墙从这里经过时，骑墙的墩台筑得格外密集，而且长墙两边很近的地方也筑有独立的墩台，附近的山巅还有烽火台，因此这一带的长城景观格外壮阔，远远望去，田野里长城蜿蜒、烽燧密布，给人一种烽火连天的感觉，非常壮观。
关于这段长城，阳高县文史学者袁继德前辈提出，这一带最早是汉长城。我在他的指导下查阅了《后汉书》的“王霸传”“马援传”确实有史料可以支持这个观点。我在附近被水冲断的长城横截面，也看到过里外两层的夯土，“芯”里面的夯土颜色与外面包裹的部分明显不同，应该是明长城在早期长城的原址加以增高增厚了。镇边堡附近并无其他早期长城的遗迹，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里的长城最早修筑于汉朝，比北京的八达岭长城早了1500 年。历代长城所在的位置并非各自绝对独立，在很多地方是直接重叠着的。因为长城的修筑依赖大自然中地理位置的险峻，这个朝代认为重要的地方，那个朝代同样也很重视，于是就在前朝的长城基础上继续修自己的长城。因此，很多地方有可能同一段长城会有几段不同的历史渊源。
这段长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叫“明墙暗道”。这一带的长城出于防守的需要，在墩台和墙体之间修有暗道。外侧的墩台距城墙约50 米，墩台与墩台间的纵向距离大约为 500 米。墩就是前哨，是军事观望台，明代一墩驻兵 5 到 12 人，专门探望敌情，发送警报，或在敌人攀爬长城时放箭攻击，与城墙上的守军成犄角之势御敌。遇危险情况，墩上的将士会从墩台下的暗道转移到长城内。暗道是军事防御的必须措施之一，在长城沿线许多较大型的关口出现，墩在墙的内侧，墙与台之间有暗道，更多的是承担着军事人员短线交通的责任。而这段长城的墩台建筑在墙体外侧，长城暗道，推测其功能是工事掩体的一部分，更多体现了临阵作战的需要。
无论文物遗存还是风景人文，镇边堡在整个明大同镇里并不是最突出的。从旅游的角度看，交通也相对不便，但却有着极为独特的魅力。这是一个可以浓缩时间的地方，从汉唐到明清，在一小时就可以步行几个来回的空间里，各种文化层累积在一起，却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永传着。城堡本身就是个有记忆的地方，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安抚得住我们躁动不安的心灵。当习惯了关注宏大的东西，当经常沉浸在一种真实具体的雄伟之中，人本身会变得不大容易萎缩，会更加宽宏从容。当习惯了都市中同一高度上相同的景象，走到长城上来，穿行在那些高高低低的堡台墩堠之间，长城像河流一样弯弯曲曲，却在任何一点都能让我们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致，都能让我们体会到深深浅浅的生命体验，都能让我们继续完成对一个民族历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