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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下午,5点下班时间已过,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 (以下简称转基因办)的电话铃却一声急过一声。
多家中外媒体不约而同地提出同一个问题:据绿色和平组织公布调查报告,在湖北发现未获批准种植的转基因水稻已经进行非法种植和销售,并很可能已经到湖北以外的省市,据估计湖北去年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人市场。
事实上,早在2004年12月2日,农业部已经接受了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评价申请,但相关官员当时强调:“启动安全评价程序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颁发安全证书,我们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目前尚无一例转基因水稻获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如果市场上出现转基因水稻种子,肯定是非法的。”4月13日,转基因办的魏先生肯定地回答。
刘海英是绿色和平的项目主任,自今年2月起,她4次到湖北省进行调查采样,发现武汉市、武汉周边地区和松滋市在销售和种植一种名为“抗虫汕优63”的转基因稻种,部分地区已长达两年之久。目前,至少有5种不同包装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在湖北的种子市场上流通。
据介绍,非法种植情况最严重的地区与华中农业大学在武汉周边地区进行转基因水稻的试验田区接近,多年来,华中农业大学的张启发院土等科学家—直在这里研究和试验含有Bt毒蛋白的转基因水稻,研究人员把Bt基因导入水稻植株后再得到抗虫的“汕优63”杂交组合。
绿色和平将调查过程中所采得的25份样本送到德国基因时代公司的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19个样本为转基因水稻,部分样本为植入了Bt基因的抗虫转基因水稻。
对于绿色和平组织公布的调查报告,农业部转基因办传真给《瞭望东方周刊》的答复说:“绿色和平组织委托欧洲基因时代公司对转基因水稻进行的检测,所采取的标准、方法、检测的基因、含量等相关数据及结果未见详细报告,也未提供给我主管部门,其结果无法认同。在中国境内进行转基因产品的调查和检测,必须遵照中国颁布的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并由农业部委托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不过,在采访中,多位科学家都表示了对于我国目前的种子管理体系安全隐患的担忧。
“我国目前的种子管理体系存在混乱的局面,而《种子法》规定种子自由进入流通领域,这可能是转基因稻种最大的隐患。”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科所研究员薛达元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于 1995年批准转基因棉花商业化。一开始仅批准在两个省份种植,但不到一年就散布到15个省,并出现了超过50种以上的假种子。
薛达元担忧,目前的农业管理体系根本无法管理转基因的应用,转基因棉的混乱状态就是前车之鉴。
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卢宝荣博士介绍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一般应当经过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三个阶段。“虽然生物安全委员会有抽查,但对于研究者来说,保证转基因种子不外流更多是自律性的。”
在整个事件中,华中农业大学的张启发院士是关键人物。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致电张启发院士办公室,其秘书告知:“院士出差去了。”记者询问院士研究的转基因稻种是否进入市场,秘书回复:不清楚。
真相到底如何,仍然是一团迷雾。
多家中外媒体不约而同地提出同一个问题:据绿色和平组织公布调查报告,在湖北发现未获批准种植的转基因水稻已经进行非法种植和销售,并很可能已经到湖北以外的省市,据估计湖北去年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人市场。
事实上,早在2004年12月2日,农业部已经接受了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评价申请,但相关官员当时强调:“启动安全评价程序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颁发安全证书,我们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目前尚无一例转基因水稻获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如果市场上出现转基因水稻种子,肯定是非法的。”4月13日,转基因办的魏先生肯定地回答。
刘海英是绿色和平的项目主任,自今年2月起,她4次到湖北省进行调查采样,发现武汉市、武汉周边地区和松滋市在销售和种植一种名为“抗虫汕优63”的转基因稻种,部分地区已长达两年之久。目前,至少有5种不同包装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在湖北的种子市场上流通。
据介绍,非法种植情况最严重的地区与华中农业大学在武汉周边地区进行转基因水稻的试验田区接近,多年来,华中农业大学的张启发院土等科学家—直在这里研究和试验含有Bt毒蛋白的转基因水稻,研究人员把Bt基因导入水稻植株后再得到抗虫的“汕优63”杂交组合。
绿色和平将调查过程中所采得的25份样本送到德国基因时代公司的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19个样本为转基因水稻,部分样本为植入了Bt基因的抗虫转基因水稻。
对于绿色和平组织公布的调查报告,农业部转基因办传真给《瞭望东方周刊》的答复说:“绿色和平组织委托欧洲基因时代公司对转基因水稻进行的检测,所采取的标准、方法、检测的基因、含量等相关数据及结果未见详细报告,也未提供给我主管部门,其结果无法认同。在中国境内进行转基因产品的调查和检测,必须遵照中国颁布的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并由农业部委托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不过,在采访中,多位科学家都表示了对于我国目前的种子管理体系安全隐患的担忧。
“我国目前的种子管理体系存在混乱的局面,而《种子法》规定种子自由进入流通领域,这可能是转基因稻种最大的隐患。”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科所研究员薛达元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于 1995年批准转基因棉花商业化。一开始仅批准在两个省份种植,但不到一年就散布到15个省,并出现了超过50种以上的假种子。
薛达元担忧,目前的农业管理体系根本无法管理转基因的应用,转基因棉的混乱状态就是前车之鉴。
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卢宝荣博士介绍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一般应当经过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三个阶段。“虽然生物安全委员会有抽查,但对于研究者来说,保证转基因种子不外流更多是自律性的。”
在整个事件中,华中农业大学的张启发院士是关键人物。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致电张启发院士办公室,其秘书告知:“院士出差去了。”记者询问院士研究的转基因稻种是否进入市场,秘书回复:不清楚。
真相到底如何,仍然是一团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