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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的自觉选择，本文通过对改革过程中几个阶段的分析，证明改革是历史必然性与党的主动性创造性的完美结合：党能够在认识必然性基础上发挥主动性创造性，是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结果。
[关键词]改革；必然性；主动性；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4-0028-06
改革30年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经济从濒于崩溃边缘跃居全球经济第三：国家生命力从萎靡到勃发：公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空前高涨，开创了民族振兴、人才辈出的新时代。这场改变中国并深刻影响世界的变革是怎样发动和推进的?是被“逼”出来的，还是党主动进行的?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创造历史，但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中国的第三次革命，改革具备了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定条件下的情势所迫，又是党的自觉选择，是历史必然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完美结合。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世界形势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改革开放又是党的主动行为，改革中每个发展阶段的重大决策，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分析党怎样在不断认识必然性的基础上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对于把改革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总结“文革”教训，增强了改革的紧迫感和主动性，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进程
“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当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并放眼世界的时候，我国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让人深思。显然，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左”的错误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而且在于体制的缺陷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本身孕育着先进生产力的因素，应该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高更发达的生产力。然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大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的，必然经历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这样，通过不断变革来解放生产力就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共产党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果说，这个道理“文革”前人们还只是有所察觉，经过对“文革”的反思，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已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文革”结束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有三条路，走哪条路，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一条是老路，即坚持“左”的政策和过去的僵化体制，老路是走不通的：一条是邪路，即否定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领导，最终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邪路是一条死路；唯一正确的是走新路，即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走改革的路，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意识到改革为形势所逼，而且充分体现了党主动改革的巨大自觉性，标志着党在新时期的伟大觉醒。
改革的路径选择也充分体现了党在认识必然性基础上的主动性、创造性。正如毛泽东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革命道路一样，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其鲜明特点也在于依据中国国情，走出了一条新时期“从农村改革开始，逐步推广到城市”的改革路子。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农村问题、吃饭问题，发展的瓶颈自然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为温饱而奋斗的广大农民改变命运的愿望最为迫切，安徽小岗村的改革措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承包到户，这只是农民自发的“星星之火”。党中央顺应形势，尊重和支持群众的创造性，对这个大胆的措施进行完善。形成稳定、系统的政策加以推广，使小岗村的“星星之火”燎原到广大农村。农村的改善和吃饭问题的初步解决为下一步更艰巨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是兴办特区，为打开对外窗口、了解外部信息、积累引进外资经验，特区非办不可，而当时这样做，又是面临许多困难和风险的，在关键时刻，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这一创举，鼓励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石破天惊的话，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改革的紧迫性，又以极大的主动性、创造性从事这一事业。
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日程，因为经济与政治是相互影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因，既是为巩固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又是反思“文革”教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又取决于党和国家的体制机制改革。我们党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简单地归咎于个人责任，而是深刻反思体制缺陷这一导致悲剧的更根本的原因。其实，苏联的社会主义存在权力过于集中、民主法制不健全的弊端，中国的社会主义沿习了苏联的模式，当时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应当及时对此进行改革，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违背这个规律。就要受到惩罚。这一点，正是毛泽东最早认识到的。但是，主观和客观原因导致毛泽东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由此，邓小平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比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更重要。“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从纠正“文革”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到提出防止类似的错误重演，这是认识的巨大飞跃，不仅解决了实事求是评价领袖的问题。而且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 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这就是说，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这期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理论务虚会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来，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被概括为“两个基本点”，与经济建设的中心一起，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成为党的生命线，对促进和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
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共产党80年代的改革思想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很明显，这样的改革实质是创造性地走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这个思想，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作了明确的表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从来不能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段话，可以看成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改革的主题词。
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风云变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处于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党把压力变成深化改革的动力，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
在改革的关键阶段或者改革中间突然出现各种干扰时，党的主动抉择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更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面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西方敌对势力分化图谋和国外“制裁”等严峻考验，国内极少数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时，否定改革开放、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体制老路的“左”的思想抬头。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中国，再次面临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在关键时刻再次表现出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和其他谈话中指出：
第一，马克思主义没有失败，因为它揭示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人民可以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变化，有西方敌对势力影响的因素，但是“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经验教训证明，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生产力，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中国能保持稳定，关键是搞了改革开放。
这两个认识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决心坚持社会主义，而且把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历史性地联系在一起。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不是搞了改革，是由于长期固守僵化的体制而致使社会主义丧失活力，在匆忙进行的改革中又走错了方向。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必须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改革不是“改向”，同时，只有改革开放才能真正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屈服于西方敌对势力，搞全盘西化，自然会葬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采取“对着干”的思维，放弃改革开放，集中力量搞反和平演变。同样会葬送社会主义。而后一种“左”的主张，以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面貌出现，影响和危害更大。中国共产党没有犯这两种错误，而是把压力变为改革的动力，从世界社会主义的挫折中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机遇，作出了关系现代化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正确抉择。
下一步的改革做什么?这是个关键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何种经济体制?是个长期探索而未能解决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唯一能借鉴的是苏联的计划体制。更重要的是，建国初期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与当时“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是紧密相连的。或者说，“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直接催生和助长了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如果说，社会主义建立之初，实行计划体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那么，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时代主题的转化，适时地从计划体制转为市场体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要求只是隐性地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缺乏活力、效率不高。人们没有认识到经济现象背后的体制原因，当认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吃了苦头。改革开放以来，不断采取各种措施克服弊端，但由于整个计划体制没有改变，局部的改革仍然难以收全局和长效之功，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缺乏活力。此时，邓小平顺应潮流、高瞻远瞩，对改革进行了更为主动的、创造性的设计，他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系列大胆、新颖而又科学的论述，突破了把社会主义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划等号的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式，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大潮。
三、世纪之交，形势逼人、不进则退，中国共产党以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党的自身改革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变革是当今世界唯一不变的因素。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在世纪之交，这种变化的剧烈和深刻，超出了前人的想象。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各国都在通过变革促进发展，增长实力，力图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从国内情况看，党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一方面，国内外各种新情况迫切要求党提高执政能力、领导能力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党自身存在着各种不符合执政要求和不适应领导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问题，党的自身建设改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和紧迫。这些都表明，执政的共产党必须与时俱进，否则也会落后于时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把党的先进性与完成时代提出的新任务联系起来，以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从而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价值标准。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党以改革精神推进自身建设，在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以及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观念、新举措。尤其是在党内民主方面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科学命题。无论从党内民主本身的重要性还是从它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看，发展党内民主都是改革的必然要求，贯穿于党的建设方方面面，是党的建设的“生命工程”。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上发生重大失误，实行多党制、允许党内派别存在，导致丧权亡党、千古遗恨，又说明发展民主是面临困难和风险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肯定党内 民主的必然性，而且主动地创造性地提出党内民主发展的新思路：“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这个思路，把发展党内民主与提高党的战斗力凝聚力结合起来，立足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映共产党先进性和政治优势的民主制度。沿着这个思路，党内民主建设扎实有序地推进，既扩大了党员的民主权利，加强了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又保证了党的各级领导权威；增强了党的活力的同时保持了党的团结统一，对人民民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起到了促进和保证作用。
四、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的矛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面临新的矛盾，如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粗放型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突出，人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面临诸多问题。与此同时，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改革采取何种态度，是回到以前的老路，还是停滞不前，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的改革又一次面临新的抉择。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此的回答是：
第一，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退却没有出路。这是因为，正如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从来没有一马平川、一路坦途一样，改革过程中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常常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改革的结果，而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也是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的表现。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要靠改革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改革正处于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攻坚阶段，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从长远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存在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在整个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借口出现问题而否定改革开放，不仅会否定党和人民艰辛探索30年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而且将造成发展的停滞，引起社会的混乱甚至动荡。这是人民决不允许的。
第二，要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并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需要提出来的。它把对发展的认识提到新高度：从重视经济指标、经济增长到强调社会全面进步；从重视一部分人先富、打破平均主义、兼顾效率与公平到强调注重公平，防止两极分化、改善民生；从重视发展在一个地区、方面的突破到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从注重发展的速度到强调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降低发展的代价和成本；从注重竞争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优胜劣汰到强调通过竞争达到共进双赢、促进社会和谐；从注重大力培养一些现代化急需的人才到强调全民成才、人尽其才，树立新的人才观：从注重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到强调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等。很明显，对发展的新认识也是对改革的新要求：从注重闯关、大胆试验、摸着石头过河到强调谋划改革的前瞻性和改革的理论指导；从注重出台一项项有力的改革措施到强调改革的系统性、从整体上形成促进科学发展的新的体制机制。这样，深化改革与科学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科学发展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深化改革则成为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可靠保证。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在向新的高度攀登。
五、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深刻认识历史必然性并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关键是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
事非经过不知难。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新时期的每个关键时刻作出正确抉择，推动改革前进，得益于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者又是紧密相连的，构成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根本点。是探索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重要思想武器。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启示，中国共产党人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理解，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三条，并赋予它们新内涵，对于领导和推动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必然性往往隐藏在现象背后，它的暴露和被认识是不容易的。民主革命时期，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的错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文革”错误更是长达十年之久，证明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要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前提，才能克服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句名言：“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㈣实事求是，朴素而深刻、简单而伟大，极端重要而始终如一的贯彻到底又很困难。在新时期，通过对经验教训的思考和反复比较，中国共产党人对实事求是有了更深刻的自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被概括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有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趋向，认识改革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而认识必然性正是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基础，不遵守客观规律，主动性创造性就会变成盲目性，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另一方面，只有在认识必然性的基础上发挥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克服各种困难，把改革的要求变为改革实践，才能真正创造历史。
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基础是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是相依为命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正因为改革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改革的动力和基础在人民群众之中。改革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要党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去解决。邓小平在文革后恢复工作的第一次讲话中，就把两者联系起来，强调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重要。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新时期，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转化成科学的改革路线，又以群众路线去保证它的贯彻执行，从而党把增强主动性、创造性与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有机统一起来了。
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从中国的实际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依靠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和创造精神，必然表现为独立自主。实行改革开放，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外国经验和国外各种思潮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尤其是如此。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就表现为既以宽广的胸襟放眼世界，克服僵化封闭，大胆地借鉴吸收外国一切好的、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包括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决不照搬外国模式，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改革目标和战略举措，就是以我为主，吸收外国经验，结合国情进行创造的结果。所以中国的改革解决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能够解决的艰难课题：学习资本主义而不变成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创出了一条独特的、成功的发展道路，以“中国模式”赢得了世界的承认和尊重。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我们才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这是在历史必然性基础上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思想政治条件，也是今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根本保证。
注释：
[1][5][6]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50，333，333.
[2]邓小平年谱[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上)：510.
[3]邓小平年谱[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下)：1134.
[4][7][8][10]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64，344，373，382.
[9]江泽民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570.
作者简介：姚桓，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肖纯柏，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党史党建教研室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李翠玲
[关键词]改革；必然性；主动性；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4-0028-06
改革30年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经济从濒于崩溃边缘跃居全球经济第三：国家生命力从萎靡到勃发：公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空前高涨，开创了民族振兴、人才辈出的新时代。这场改变中国并深刻影响世界的变革是怎样发动和推进的?是被“逼”出来的，还是党主动进行的?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创造历史，但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中国的第三次革命，改革具备了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定条件下的情势所迫，又是党的自觉选择，是历史必然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完美结合。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世界形势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改革开放又是党的主动行为，改革中每个发展阶段的重大决策，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分析党怎样在不断认识必然性的基础上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对于把改革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总结“文革”教训，增强了改革的紧迫感和主动性，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进程
“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当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并放眼世界的时候，我国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让人深思。显然，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左”的错误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而且在于体制的缺陷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本身孕育着先进生产力的因素，应该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高更发达的生产力。然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大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的，必然经历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这样，通过不断变革来解放生产力就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共产党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果说，这个道理“文革”前人们还只是有所察觉，经过对“文革”的反思，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已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文革”结束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有三条路，走哪条路，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一条是老路，即坚持“左”的政策和过去的僵化体制，老路是走不通的：一条是邪路，即否定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领导，最终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邪路是一条死路；唯一正确的是走新路，即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走改革的路，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意识到改革为形势所逼，而且充分体现了党主动改革的巨大自觉性，标志着党在新时期的伟大觉醒。
改革的路径选择也充分体现了党在认识必然性基础上的主动性、创造性。正如毛泽东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革命道路一样，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其鲜明特点也在于依据中国国情，走出了一条新时期“从农村改革开始，逐步推广到城市”的改革路子。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农村问题、吃饭问题，发展的瓶颈自然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为温饱而奋斗的广大农民改变命运的愿望最为迫切，安徽小岗村的改革措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承包到户，这只是农民自发的“星星之火”。党中央顺应形势，尊重和支持群众的创造性，对这个大胆的措施进行完善。形成稳定、系统的政策加以推广，使小岗村的“星星之火”燎原到广大农村。农村的改善和吃饭问题的初步解决为下一步更艰巨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是兴办特区，为打开对外窗口、了解外部信息、积累引进外资经验，特区非办不可，而当时这样做，又是面临许多困难和风险的，在关键时刻，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这一创举，鼓励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石破天惊的话，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改革的紧迫性，又以极大的主动性、创造性从事这一事业。
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日程，因为经济与政治是相互影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因，既是为巩固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又是反思“文革”教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又取决于党和国家的体制机制改革。我们党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简单地归咎于个人责任，而是深刻反思体制缺陷这一导致悲剧的更根本的原因。其实，苏联的社会主义存在权力过于集中、民主法制不健全的弊端，中国的社会主义沿习了苏联的模式，当时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应当及时对此进行改革，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违背这个规律。就要受到惩罚。这一点，正是毛泽东最早认识到的。但是，主观和客观原因导致毛泽东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由此，邓小平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比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更重要。“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从纠正“文革”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到提出防止类似的错误重演，这是认识的巨大飞跃，不仅解决了实事求是评价领袖的问题。而且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 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这就是说，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这期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理论务虚会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来，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被概括为“两个基本点”，与经济建设的中心一起，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成为党的生命线，对促进和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
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共产党80年代的改革思想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很明显，这样的改革实质是创造性地走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这个思想，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作了明确的表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从来不能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段话，可以看成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改革的主题词。
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风云变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处于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党把压力变成深化改革的动力，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
在改革的关键阶段或者改革中间突然出现各种干扰时，党的主动抉择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更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面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西方敌对势力分化图谋和国外“制裁”等严峻考验，国内极少数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时，否定改革开放、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体制老路的“左”的思想抬头。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中国，再次面临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在关键时刻再次表现出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和其他谈话中指出：
第一，马克思主义没有失败，因为它揭示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人民可以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变化，有西方敌对势力影响的因素，但是“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经验教训证明，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生产力，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中国能保持稳定，关键是搞了改革开放。
这两个认识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决心坚持社会主义，而且把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历史性地联系在一起。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不是搞了改革，是由于长期固守僵化的体制而致使社会主义丧失活力，在匆忙进行的改革中又走错了方向。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必须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改革不是“改向”，同时，只有改革开放才能真正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屈服于西方敌对势力，搞全盘西化，自然会葬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采取“对着干”的思维，放弃改革开放，集中力量搞反和平演变。同样会葬送社会主义。而后一种“左”的主张，以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面貌出现，影响和危害更大。中国共产党没有犯这两种错误，而是把压力变为改革的动力，从世界社会主义的挫折中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机遇，作出了关系现代化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正确抉择。
下一步的改革做什么?这是个关键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何种经济体制?是个长期探索而未能解决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唯一能借鉴的是苏联的计划体制。更重要的是，建国初期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与当时“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是紧密相连的。或者说，“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直接催生和助长了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如果说，社会主义建立之初，实行计划体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那么，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时代主题的转化，适时地从计划体制转为市场体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要求只是隐性地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缺乏活力、效率不高。人们没有认识到经济现象背后的体制原因，当认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吃了苦头。改革开放以来，不断采取各种措施克服弊端，但由于整个计划体制没有改变，局部的改革仍然难以收全局和长效之功，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缺乏活力。此时，邓小平顺应潮流、高瞻远瞩，对改革进行了更为主动的、创造性的设计，他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系列大胆、新颖而又科学的论述，突破了把社会主义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划等号的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式，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大潮。
三、世纪之交，形势逼人、不进则退，中国共产党以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党的自身改革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变革是当今世界唯一不变的因素。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在世纪之交，这种变化的剧烈和深刻，超出了前人的想象。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各国都在通过变革促进发展，增长实力，力图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从国内情况看，党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一方面，国内外各种新情况迫切要求党提高执政能力、领导能力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党自身存在着各种不符合执政要求和不适应领导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问题，党的自身建设改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和紧迫。这些都表明，执政的共产党必须与时俱进，否则也会落后于时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把党的先进性与完成时代提出的新任务联系起来，以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从而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价值标准。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党以改革精神推进自身建设，在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以及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观念、新举措。尤其是在党内民主方面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科学命题。无论从党内民主本身的重要性还是从它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看，发展党内民主都是改革的必然要求，贯穿于党的建设方方面面，是党的建设的“生命工程”。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上发生重大失误，实行多党制、允许党内派别存在，导致丧权亡党、千古遗恨，又说明发展民主是面临困难和风险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肯定党内 民主的必然性，而且主动地创造性地提出党内民主发展的新思路：“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这个思路，把发展党内民主与提高党的战斗力凝聚力结合起来，立足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映共产党先进性和政治优势的民主制度。沿着这个思路，党内民主建设扎实有序地推进，既扩大了党员的民主权利，加强了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又保证了党的各级领导权威；增强了党的活力的同时保持了党的团结统一，对人民民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起到了促进和保证作用。
四、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的矛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面临新的矛盾，如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粗放型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突出，人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面临诸多问题。与此同时，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改革采取何种态度，是回到以前的老路，还是停滞不前，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的改革又一次面临新的抉择。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此的回答是：
第一，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退却没有出路。这是因为，正如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从来没有一马平川、一路坦途一样，改革过程中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常常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改革的结果，而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也是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的表现。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要靠改革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改革正处于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攻坚阶段，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从长远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存在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在整个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借口出现问题而否定改革开放，不仅会否定党和人民艰辛探索30年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而且将造成发展的停滞，引起社会的混乱甚至动荡。这是人民决不允许的。
第二，要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并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需要提出来的。它把对发展的认识提到新高度：从重视经济指标、经济增长到强调社会全面进步；从重视一部分人先富、打破平均主义、兼顾效率与公平到强调注重公平，防止两极分化、改善民生；从重视发展在一个地区、方面的突破到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从注重发展的速度到强调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降低发展的代价和成本；从注重竞争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优胜劣汰到强调通过竞争达到共进双赢、促进社会和谐；从注重大力培养一些现代化急需的人才到强调全民成才、人尽其才，树立新的人才观：从注重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到强调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等。很明显，对发展的新认识也是对改革的新要求：从注重闯关、大胆试验、摸着石头过河到强调谋划改革的前瞻性和改革的理论指导；从注重出台一项项有力的改革措施到强调改革的系统性、从整体上形成促进科学发展的新的体制机制。这样，深化改革与科学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科学发展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深化改革则成为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可靠保证。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在向新的高度攀登。
五、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深刻认识历史必然性并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关键是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
事非经过不知难。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新时期的每个关键时刻作出正确抉择，推动改革前进，得益于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者又是紧密相连的，构成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根本点。是探索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重要思想武器。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启示，中国共产党人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理解，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三条，并赋予它们新内涵，对于领导和推动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必然性往往隐藏在现象背后，它的暴露和被认识是不容易的。民主革命时期，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的错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文革”错误更是长达十年之久，证明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要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前提，才能克服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句名言：“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㈣实事求是，朴素而深刻、简单而伟大，极端重要而始终如一的贯彻到底又很困难。在新时期，通过对经验教训的思考和反复比较，中国共产党人对实事求是有了更深刻的自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被概括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有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趋向，认识改革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而认识必然性正是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基础，不遵守客观规律，主动性创造性就会变成盲目性，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另一方面，只有在认识必然性的基础上发挥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克服各种困难，把改革的要求变为改革实践，才能真正创造历史。
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基础是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是相依为命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正因为改革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改革的动力和基础在人民群众之中。改革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要党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去解决。邓小平在文革后恢复工作的第一次讲话中，就把两者联系起来，强调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重要。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新时期，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转化成科学的改革路线，又以群众路线去保证它的贯彻执行，从而党把增强主动性、创造性与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有机统一起来了。
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从中国的实际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依靠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和创造精神，必然表现为独立自主。实行改革开放，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外国经验和国外各种思潮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尤其是如此。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就表现为既以宽广的胸襟放眼世界，克服僵化封闭，大胆地借鉴吸收外国一切好的、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包括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决不照搬外国模式，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改革目标和战略举措，就是以我为主，吸收外国经验，结合国情进行创造的结果。所以中国的改革解决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能够解决的艰难课题：学习资本主义而不变成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创出了一条独特的、成功的发展道路，以“中国模式”赢得了世界的承认和尊重。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我们才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这是在历史必然性基础上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思想政治条件，也是今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根本保证。
注释：
[1][5][6]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50，333，333.
[2]邓小平年谱[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上)：510.
[3]邓小平年谱[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下)：1134.
[4][7][8][10]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64，344，373，382.
[9]江泽民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570.
作者简介：姚桓，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肖纯柏，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党史党建教研室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李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