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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说要给我推荐一本书，李宝臣先生的《礼不远人》，说我一定会喜欢，尤其是里面的一些小道理，很有启发性。朋友说，李宝臣，嘴里的明清掌故一大堆，好像亲身经历似的。尤其是在礼仪研究方面，更是如数家珍。不知道李宝臣是怎么知道历史深处那些犄角旮旯的事情的。
朋友的推荐使我未见其书，便生出一份佩服，夹杂着模模糊糊、不知所云的味道。接下来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夹杂着别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阅读，更像把玩。
吉、凶、军、宾、嘉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普天之下，仓廪最充实的，莫过于皇家了，所以，李宝臣选择“京师”二字来限制自己的写作范围，实际也是一种极为高明的作法。“擒贼先擒王”，一下子就抓住了“礼制”这个主题的要害。
“凡是够得上民族象征的城市文化，一定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传播穿透力，人们普遍认同甘愿接受，构成社会意识的主流；二是张扬权威文化的物质载体；三是荟萃融合的文化传统。因此，选择明清两朝的首都北京作为代表性的研究对象，再合适不过了。”
“五礼”是全书的梗概。上至皇帝一年一度的冬至祭天，下至平民百姓的祭灶，都属于吉礼。在朝廷经常发生的诸如朝会、宴飨、上尊号徽号、册命、经筵、表笺、视学等等都属于嘉礼。宾礼是朝廷接待蕃国君长或其使节的仪式，也包括平时社会交往的礼仪规范，还有通常所说的礼仪或礼貌。军礼是朝廷有关军事行动的仪式，如皇帝亲征、任命出征将领、出师之际的祃祭、战争中的受降、战争结束的凯旋等等。凶礼是安葬与纪念死者的仪式，包括丧制丧服与忌辰纪念等内容。
礼仪从来都有其政治意义，这是李宝臣着墨颇多的地方。比如在吉礼部分，他举了雍正代父祭天的例子。民间传说中，雍正皇帝曾经篡改过康熙的遗诏，因为康熙的遗诏是“传位十四子”——要传位给十四子，雍正把“十”字改成“于”字，成了“传位于四子”，就传位雍正了。李宝臣针锋相对地说，其实康熙是有意传位给雍正的。因为康熙派十四子代父远征西北，有意把他支开，让他一时半会儿赶不回京城争夺皇位。但康熙却派第四子也就是雍正代替自己去祭天。在古代，祭天是最为重要的吉礼，一般由皇帝亲自前往天坛祭祀，除非年幼或生病。年老体弱的康熙通过祭天表达的特殊政治意义，传递出传位于雍正的政治信息。
小问号，却不仅仅是噱头
在这本书的封皮上，有这样几句话：
皇帝是怎样召见大臣的？大臣见皇帝都要山呼万岁吗？皇室婚仪与民间婚礼有哪些异同？他们又是如何接待来客的？
这几句话，想必是编者用以吸引读者的“噱头”了。如果要增加“雅俗共赏”性，本书还可以开出一大堆“小问号”——这不仅仅是“噱头”而已：
男旦的产生和皇帝有什么关系？有谁能做出刘姥姥吃的那茄鲞菜？秦可卿是废太子允礽的私生女吗？雍正是否篡改了康熙皇帝的遗诏？慈禧能派太监偷听光绪皇帝的话吗？黄马褂非要穿在身上招摇过市吗？古人为什么多选在秋天结婚？送嫁妆原来是婚前财产公证？“新婚三日”真的“无大小”吗？为什么王爷的婚礼反而静悄悄？为什么拉纤的女人不缠脚？“门当户对”为什么是合理的？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吃喝喝？为什么中国可食用动植物种类世界第一？到底有没有“满汉全席”？为什么现在的厨师活儿糙？妃嫔是否会脱光了送到皇帝床上？“格格”该读一声还是二声？“肃”是两跪三叩，还是肃立下蹲？马戛尔尼肯“下跪”，和珅给出了什么馊主意？孝庄皇后会自称为“我孝庄”吗？七品知县能被称为“大人”吗？李鸿章能摘邓世昌的顶戴吗？清代官员出行都坐轿子吗？瓮城能否把敌人引进来？贾珍为什么要为秦可卿办丧事？皇帝对重臣有哪些临终关怀？
……
这是咱老百姓乐于刨根究底的问题。在李宝臣的书里，这些问题都得到了一一的回答，让人耳目一新。难能可贵的是，李先生的回答也绝非就事论事，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而已。他的回答不过是以这些问题作引子，牵扯出更加深厚的历史文化问题来。
偷梁换柱与男旦普及
比如，为什么传统戏曲中，很多女性角色要由男性来扮演？一般的说法是，传统礼教歧视女子，不让女子抛头露面。李宝臣对这种说法当头棒喝，他的论据很简短：妓院里的女子比戏班子更歧视女性，更有伤风化，但妓院存在了几千年，没有哪个礼教来关闭它。那么男旦为何大行其道？
李宝臣告诉我们，明朝初年，太祖、成祖杀戮过重，曾纵容劫后余生的官员们酒色自愈，在歌舞升平中忘记血腥的政治屠戮。物极必反，短短三四十年间，官场奢靡，政事荒废。嗣位的宣德皇帝只得发布禁令，不允许官员招妓娱乐，犯者严惩，乃至罢官永不叙用。这一招够狠，宴饮招妓之风顿减。但多年积习难以改变，一种新的职业应运而生，这就是小唱。小唱用相貌体征酷似美女且歌喉优美的青少年男子来演唱。由于不是女性，朝廷禁令也无从谈起。小唱大受官员欢迎。清朝入关后，朝廷变本加厉地继承了前朝朝廷的禁令，而官员也变本加厉地继承了前朝同行的做法。旦角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反而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
李宝臣感叹道，“人类偷梁换柱、逃避制度制裁的智慧，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逃避制度制裁的过程中，竟然平添了一种享乐形式。”
吃的文化，伴随着血泪
在第五章，李宝臣由婚礼扯出酒席，再由酒席的丰盛，来反思中国人的吃喝传统。他用两句话勾勒了这种传统的深远。一句是“您吃了吗”，一句是“吃饱了撑的”——相信没有中国人没这样打过招呼，也很少有人没这样轻轻地被骂或骂过。
李宝臣分析了中国人喜欢胡吃海塞的根本原因：中国属于多灾荒国家，长期处于吃喝如愿比较艰难的状态。物极必反，这注定中国人必然在吃喝方面投入巨大的智慧和精力。
如果解释仅仅停留在这里，也就流于一般了。我国饮食文化蔚为大观，有人总结说，“天上飞的不吃飞机，地上跑的不吃汽车，水里游的不吃轮船，四条腿的不吃板凳，两条腿的不吃人。”李宝臣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他指出，中国人可食性物品种类的堆积与广博，可能就是在频繁发生的灾荒中用人的生命反复试验出来的。当灾荒来临的时候，人们什么东西不能吃？面对可以下咽的东西，会毫不犹豫地吞下。活下来的纯属侥幸，也是一次成功的试验：哪些东西能吃；活不下来的也为生者做出了警示：哪些东西不能吃。加上方块文字强大的记载能力，经过无数次灾荒、无数条生命为代价的“活体试验”，中国人记载下来的食谱终于越来越广。
李宝臣随后说：“讲吃的文化，实际上伴随着血泪过程”。这句话，怎么读着怎么都让人心酸。
思想者的轮廓
如果仅仅满足于对礼制细节的介绍，那么李宝臣只是一个“学究”。如果只是塞进某些“小道理”的阐析，那么李宝臣至多是一个“学者”。只有当他在文字背后透露出浓郁的人文关怀时，我们才看见了一位“思想 者”的轮廓。
这位“思想者”的人文关怀，首先指向古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祖先。李宝臣之所以不惜笔墨地对前面那些问号进行了一一的解答，只是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回到古人面临的“情景与情理”，来理解古人对于礼制的情感。他说：
“在穿越历史隧道，洞察古人生活方式、制度模式、价值观念时，要尽量摒弃当代的烟火气。”
“古今价值理念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往往今人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到了古人眼里，却那样迷恋珍重，让人不可思议。因此，绝对不能仅凭当代的感觉当代的场景当代的理念体会古人的事情。”
在这种立场下，在本书的行文过程中，李宝臣不遗余力地鞭挞当代影视剧尤其是清宫戏中那些“唐突古人”的情节，他的感情是如此强烈，以至有时候很难掩饰嘲讽的意味。
“现代清装影视剧表现皇帝召见大臣的镜头比较多，不是官员在御座前左右对立，就是群臣面对皇上站成几排，议事之前，群臣倒地叩头，同时称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召见个别大臣问话，同样如此，也是一进门便跪拜称颂。这与历史实际情形相差甚远。”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李宝臣的关怀其实是指向当下。在介绍銮仪卫送出嫁公主到公主府一节，李宝臣指出，由于迎娶在夜晚，銮仪卫以灯炬前引……后面跟着仪仗队与乐队。乐队设而不作，可能是为了避免吵闹而影响夜晚的安静。灯火明亮照着送亲队伍，安静有序地前进，显示出一种公共精神与人性化。
想想如今动辄数里、鸣锣开道的迎亲队伍，在皇家公主面前，我们许多人身上的暴发户气息，是不是藏不住了？
和那些动辄以“封建”、“落后”来对待传统的衮衮诸公相比，李宝臣对于逝去的礼制传统，充满着脉脉温情，这种温情温暖着我们。
比如，就上文谈到的男旦而言，李宝臣并没有因为其产生于皇朝禁令而加以轻蔑，相反，他主张继续保留男旦的事业，只不过要给献身男旦的演员予以适当的补助，弥补他们因为性别错位造成的个人损失，就像给特殊工种予以津贴一样。又比如，就吃喝而言，李宝臣并没有因为吃喝伴随着血泪而否定饮食文化，他反对铺张浪费，但主张培养真正继承传统厨艺的厨师，因为这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
“中华民族在礼制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厚经验，当然其中的禁锢与自由、舒缓与快捷、血泪与欢愉、战火与和平、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也让民族付出了代价。然而，对两千余年的礼制痴心不改，因此，形成了一种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回首历史，礼制精神清晰自然地展现于历朝政治制度、法律、伦理、风俗、艺术、文学之中。
“近代以来，礼制遭到了重创，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和现代化情结的冲动中，人们似乎曾想完全抛开礼制习惯，然而，融进民族血液的思维传统，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能立即洗去，转而全盘接受一种新的道德思维习惯。
“西方把中世纪的基督教成功地带入现代社会，难道中国就不能将拥有几千年传统的礼教经过改造，带进现代社会？”
朋友的推荐使我未见其书，便生出一份佩服，夹杂着模模糊糊、不知所云的味道。接下来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夹杂着别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阅读，更像把玩。
吉、凶、军、宾、嘉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普天之下，仓廪最充实的，莫过于皇家了，所以，李宝臣选择“京师”二字来限制自己的写作范围，实际也是一种极为高明的作法。“擒贼先擒王”，一下子就抓住了“礼制”这个主题的要害。
“凡是够得上民族象征的城市文化，一定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传播穿透力，人们普遍认同甘愿接受，构成社会意识的主流；二是张扬权威文化的物质载体；三是荟萃融合的文化传统。因此，选择明清两朝的首都北京作为代表性的研究对象，再合适不过了。”
“五礼”是全书的梗概。上至皇帝一年一度的冬至祭天，下至平民百姓的祭灶，都属于吉礼。在朝廷经常发生的诸如朝会、宴飨、上尊号徽号、册命、经筵、表笺、视学等等都属于嘉礼。宾礼是朝廷接待蕃国君长或其使节的仪式，也包括平时社会交往的礼仪规范，还有通常所说的礼仪或礼貌。军礼是朝廷有关军事行动的仪式，如皇帝亲征、任命出征将领、出师之际的祃祭、战争中的受降、战争结束的凯旋等等。凶礼是安葬与纪念死者的仪式，包括丧制丧服与忌辰纪念等内容。
礼仪从来都有其政治意义，这是李宝臣着墨颇多的地方。比如在吉礼部分，他举了雍正代父祭天的例子。民间传说中，雍正皇帝曾经篡改过康熙的遗诏，因为康熙的遗诏是“传位十四子”——要传位给十四子，雍正把“十”字改成“于”字，成了“传位于四子”，就传位雍正了。李宝臣针锋相对地说，其实康熙是有意传位给雍正的。因为康熙派十四子代父远征西北，有意把他支开，让他一时半会儿赶不回京城争夺皇位。但康熙却派第四子也就是雍正代替自己去祭天。在古代，祭天是最为重要的吉礼，一般由皇帝亲自前往天坛祭祀，除非年幼或生病。年老体弱的康熙通过祭天表达的特殊政治意义，传递出传位于雍正的政治信息。
小问号，却不仅仅是噱头
在这本书的封皮上，有这样几句话：
皇帝是怎样召见大臣的？大臣见皇帝都要山呼万岁吗？皇室婚仪与民间婚礼有哪些异同？他们又是如何接待来客的？
这几句话，想必是编者用以吸引读者的“噱头”了。如果要增加“雅俗共赏”性，本书还可以开出一大堆“小问号”——这不仅仅是“噱头”而已：
男旦的产生和皇帝有什么关系？有谁能做出刘姥姥吃的那茄鲞菜？秦可卿是废太子允礽的私生女吗？雍正是否篡改了康熙皇帝的遗诏？慈禧能派太监偷听光绪皇帝的话吗？黄马褂非要穿在身上招摇过市吗？古人为什么多选在秋天结婚？送嫁妆原来是婚前财产公证？“新婚三日”真的“无大小”吗？为什么王爷的婚礼反而静悄悄？为什么拉纤的女人不缠脚？“门当户对”为什么是合理的？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吃喝喝？为什么中国可食用动植物种类世界第一？到底有没有“满汉全席”？为什么现在的厨师活儿糙？妃嫔是否会脱光了送到皇帝床上？“格格”该读一声还是二声？“肃”是两跪三叩，还是肃立下蹲？马戛尔尼肯“下跪”，和珅给出了什么馊主意？孝庄皇后会自称为“我孝庄”吗？七品知县能被称为“大人”吗？李鸿章能摘邓世昌的顶戴吗？清代官员出行都坐轿子吗？瓮城能否把敌人引进来？贾珍为什么要为秦可卿办丧事？皇帝对重臣有哪些临终关怀？
……
这是咱老百姓乐于刨根究底的问题。在李宝臣的书里，这些问题都得到了一一的回答，让人耳目一新。难能可贵的是，李先生的回答也绝非就事论事，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而已。他的回答不过是以这些问题作引子，牵扯出更加深厚的历史文化问题来。
偷梁换柱与男旦普及
比如，为什么传统戏曲中，很多女性角色要由男性来扮演？一般的说法是，传统礼教歧视女子，不让女子抛头露面。李宝臣对这种说法当头棒喝，他的论据很简短：妓院里的女子比戏班子更歧视女性，更有伤风化，但妓院存在了几千年，没有哪个礼教来关闭它。那么男旦为何大行其道？
李宝臣告诉我们，明朝初年，太祖、成祖杀戮过重，曾纵容劫后余生的官员们酒色自愈，在歌舞升平中忘记血腥的政治屠戮。物极必反，短短三四十年间，官场奢靡，政事荒废。嗣位的宣德皇帝只得发布禁令，不允许官员招妓娱乐，犯者严惩，乃至罢官永不叙用。这一招够狠，宴饮招妓之风顿减。但多年积习难以改变，一种新的职业应运而生，这就是小唱。小唱用相貌体征酷似美女且歌喉优美的青少年男子来演唱。由于不是女性，朝廷禁令也无从谈起。小唱大受官员欢迎。清朝入关后，朝廷变本加厉地继承了前朝朝廷的禁令，而官员也变本加厉地继承了前朝同行的做法。旦角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反而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
李宝臣感叹道，“人类偷梁换柱、逃避制度制裁的智慧，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逃避制度制裁的过程中，竟然平添了一种享乐形式。”
吃的文化，伴随着血泪
在第五章，李宝臣由婚礼扯出酒席，再由酒席的丰盛，来反思中国人的吃喝传统。他用两句话勾勒了这种传统的深远。一句是“您吃了吗”，一句是“吃饱了撑的”——相信没有中国人没这样打过招呼，也很少有人没这样轻轻地被骂或骂过。
李宝臣分析了中国人喜欢胡吃海塞的根本原因：中国属于多灾荒国家，长期处于吃喝如愿比较艰难的状态。物极必反，这注定中国人必然在吃喝方面投入巨大的智慧和精力。
如果解释仅仅停留在这里，也就流于一般了。我国饮食文化蔚为大观，有人总结说，“天上飞的不吃飞机，地上跑的不吃汽车，水里游的不吃轮船，四条腿的不吃板凳，两条腿的不吃人。”李宝臣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他指出，中国人可食性物品种类的堆积与广博，可能就是在频繁发生的灾荒中用人的生命反复试验出来的。当灾荒来临的时候，人们什么东西不能吃？面对可以下咽的东西，会毫不犹豫地吞下。活下来的纯属侥幸，也是一次成功的试验：哪些东西能吃；活不下来的也为生者做出了警示：哪些东西不能吃。加上方块文字强大的记载能力，经过无数次灾荒、无数条生命为代价的“活体试验”，中国人记载下来的食谱终于越来越广。
李宝臣随后说：“讲吃的文化，实际上伴随着血泪过程”。这句话，怎么读着怎么都让人心酸。
思想者的轮廓
如果仅仅满足于对礼制细节的介绍，那么李宝臣只是一个“学究”。如果只是塞进某些“小道理”的阐析，那么李宝臣至多是一个“学者”。只有当他在文字背后透露出浓郁的人文关怀时，我们才看见了一位“思想 者”的轮廓。
这位“思想者”的人文关怀，首先指向古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祖先。李宝臣之所以不惜笔墨地对前面那些问号进行了一一的解答，只是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回到古人面临的“情景与情理”，来理解古人对于礼制的情感。他说：
“在穿越历史隧道，洞察古人生活方式、制度模式、价值观念时，要尽量摒弃当代的烟火气。”
“古今价值理念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往往今人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到了古人眼里，却那样迷恋珍重，让人不可思议。因此，绝对不能仅凭当代的感觉当代的场景当代的理念体会古人的事情。”
在这种立场下，在本书的行文过程中，李宝臣不遗余力地鞭挞当代影视剧尤其是清宫戏中那些“唐突古人”的情节，他的感情是如此强烈，以至有时候很难掩饰嘲讽的意味。
“现代清装影视剧表现皇帝召见大臣的镜头比较多，不是官员在御座前左右对立，就是群臣面对皇上站成几排，议事之前，群臣倒地叩头，同时称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召见个别大臣问话，同样如此，也是一进门便跪拜称颂。这与历史实际情形相差甚远。”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李宝臣的关怀其实是指向当下。在介绍銮仪卫送出嫁公主到公主府一节，李宝臣指出，由于迎娶在夜晚，銮仪卫以灯炬前引……后面跟着仪仗队与乐队。乐队设而不作，可能是为了避免吵闹而影响夜晚的安静。灯火明亮照着送亲队伍，安静有序地前进，显示出一种公共精神与人性化。
想想如今动辄数里、鸣锣开道的迎亲队伍，在皇家公主面前，我们许多人身上的暴发户气息，是不是藏不住了？
和那些动辄以“封建”、“落后”来对待传统的衮衮诸公相比，李宝臣对于逝去的礼制传统，充满着脉脉温情，这种温情温暖着我们。
比如，就上文谈到的男旦而言，李宝臣并没有因为其产生于皇朝禁令而加以轻蔑，相反，他主张继续保留男旦的事业，只不过要给献身男旦的演员予以适当的补助，弥补他们因为性别错位造成的个人损失，就像给特殊工种予以津贴一样。又比如，就吃喝而言，李宝臣并没有因为吃喝伴随着血泪而否定饮食文化，他反对铺张浪费，但主张培养真正继承传统厨艺的厨师，因为这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
“中华民族在礼制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厚经验，当然其中的禁锢与自由、舒缓与快捷、血泪与欢愉、战火与和平、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也让民族付出了代价。然而，对两千余年的礼制痴心不改，因此，形成了一种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回首历史，礼制精神清晰自然地展现于历朝政治制度、法律、伦理、风俗、艺术、文学之中。
“近代以来，礼制遭到了重创，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和现代化情结的冲动中，人们似乎曾想完全抛开礼制习惯，然而，融进民族血液的思维传统，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能立即洗去，转而全盘接受一种新的道德思维习惯。
“西方把中世纪的基督教成功地带入现代社会，难道中国就不能将拥有几千年传统的礼教经过改造，带进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