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哥向我走来。
　　他越来越像我当年的班主任了，一个作家，一个高中老师，每见到他我就想起那所高中，生出一股莫名的（学生特有的）惧怕感。可惜我不是他的学生，2000年，我读高一，涛哥来到这所高中任教，我们擦肩而过在同一座教学楼里。
　　所以，最初认识的几年叫他“乔老师”，后来感觉太生分，遂喊涛哥。
　　那已经是8年后的事了，我第一次以相识的身份走进他的办公室。此后，谈论文学成了我们交往最大的话题。比如此刻，涛哥向我走来，在汶河边的柏油路上，我回到老家，他来迎接。挺有意思，他从梁山上下来，到了我老家；我却逃走了，去了别人的老家。
　　一个梁山人，放着及时雨的宝座不坐，不远百里来到沂蒙山区，教书育人的同时孜孜不倦于文学，是什么精神？一些年，“蒙阴有个乔洪涛”成为许多作家第一次见我后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一个小城，因有了这样一个梁山好汉，文学气象焕然一新。当然，他自始至终都是超越小城的，对小说的不断摸索，对自我的不断剖析，对文本的不断打磨，把他从封闭的山区拔出来，投向文学的高地。
　　有几年我们陷于对过去中文系时光的追忆，在他的鼓励下，我写了一个长篇小说，他也写了一些短篇和中篇。高一阁——底层知识分子，不安又无奈，有骚气，无动力，是他一段时间里对小说形象的贡献。当文字不能抵达设定的高地，我们愤懑，酒徒萧索，共同热爱的一些作家也不能拯救我们。
　　我试图用虚拟的地理老师的眼睛来审视眼前这个语文老师，代表地理元素的梁山、沂蒙山、黄河，构成了一个不规则三角形：梁山是欲罢还休的野性或匪性，是生养他的故乡，小说中不时会跳跃而出的壮丽篇章；沂蒙山是寄居地，是幻想中的桃花源，却又满目疮痍，是他笔下的现实或更接近散文的部分；只有黄河，才是他最柔软的居所，童年和芦苇荡，因一条河而彻夜难眠。
　　三重身份的涛哥，和几个作家跨过汶河，开了一片“作家菜园”。他们用锄头做的笔，写下一畦畦文章。或许是对黄河畔童年记忆的深切怀念，或许是菜园激发了农耕想象，节气在他的菜园里复活，近20万字的长篇散文《大地笔记》结结实实摆在了他的案头。
　　《大地笔记》带来意想不到的赞誉，他开始转战下一个战场——到湖边去，不是瓦尔登湖，是云蒙湖。也不能说是真实的云蒙湖，现实存在的湖带来灵感，文学的湖脱颖而出。他将自己对文学的思索放诸湖边，将生活的愤懑和激越放诸湖边，将梭罗和陶渊明放诸湖边，更将自己单纯的身体，不掺杂任何因素的情绪放逐到水草深处。
　　插一个题外话，近20年来，能在乔老师麾下就读，是热爱文学的高中生的幸事。他将自己的文学经验倾囊授出，带领学生走进文学的海洋，与最真实的李杜、鲁郭茅对话。已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走上了文学道路——我为学弟学妹们庆幸。
　　小说家做了湖边隐士，但还是要回来的。回归的意义是什么？是对小说新的认识，对自我的重新約束，所以近一段时间涛哥深陷灵感的“风暴眼”，一篇又一篇短小而又精悍的小说流泻而出。我读之，颇快慰，新的改变和提升显而易见，关键是我又发现了那股蓬勃的生气。
　　比如《在山上捉鸡是一件危险的事》，两个心怀鬼胎的男人，大雪后上山捉野鸡。一个风雪交加又诡异莫测的故事，“我”和张朗捉的不是鸡，故事背后有另一个故事。“我”把张朗的妹妹杀害藏尸冰柜，对方此行是要谋杀“我”，却自己身死，“我”的抑郁症也好了……叙事紧凑，不着痕迹，生猛而又有艺术的节制。我不仅看到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小说，也看到了小说背后那个脱胎换骨的作者。
　　骚动、悲悯、欢快赴死——我用这几个词汇来形容所喜欢的优秀小说，也形容涛哥最近的短篇小说探索。一般的说法，小说首先是故事，现在某些程度也可以这么说，但小说也应该是一种艺术，或者首先是艺术，是艺术化的故事。
　　然而，他或者他的小说，依然还是那个敏锐的知识分子，是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枚叶子。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那个对天地满怀悲悯的自语者，那个消除了虚构和非虚构界限的写作者，所呈现的所有文字都是真实的，出走和自我解剖灌注在他或者作品中，构成了一个现代版的文学地图。
　　他依然是“在文字里持刀远行”的梁山好汉，用文字开拓疆域、替天行道。
　　乔洪涛，1980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炜工作室学员，山东省签约作家，现供职于蒙阴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