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甚至一位作家重要的艺术才能,往往表现在对乡村生活经验和地域文化哺育的书写、对土地的迷恋和对乡愁的难以割舍等,这几乎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都是“地之子”。高建群无疑也是这样的作家。评论界对于高建群的研究,也多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立论,把他视为地域文化的表现者。但事实上,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够的。高建群的文学已经形成了独具美学意义的“作家地理”,进而构成了一个自足的文学世界。
一、所谓“作家地理”
高建群曾提出“作家地理”的概念:“这几年,我在创作中的许多思考和归纳,用现成的文学理论都不能予以指导和解释,于是脑子里陡然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地理哲学意识。比如《白房子》中那个我生活过5年的白房子;我的长篇小说《穿越绝地》中的我呆了13天的‘死亡之海’罗布泊;我的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中的陕北高原。我觉得除了赋予这些地方以理论家所解释出的文学含义外,它还是地理的,而地理的哲学意识甚至是支撑思考、支撑一本书的主要框架……‘作家地理’是个有些奇怪的名词组合,我给它下的定义是:一本作家个人化了的地理图书。再展开来说,就是写作者独特视角中的地球一隅,写作者主观意识下的第二自然。再要打个比方,可以举出福克纳笔下的那一张邮票大的地方——井底之蛙县;哈代笔下的英国德比郡,等等。”(此处说法不尽准确,福克纳笔下的“井底之蛙县”,公认的说法为“约克纳帕塔法”。而哈代笔下的地理背景为“威塞克斯”,而非“德比郡”。但考虑到并不影响本文观点,下文仍以高建群的说法为准)
无论如何,这种“哲学意识”,这种“框架”,福克纳笔下的“井底之蛙县”和哈代笔下的“英国德比郡”,都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个“地理概念”,作为“作家地理”,它是“写作者主观意识下的第二自然”。它不能是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新疆白房子、陕北高原或渭河平原,它应该是在纯粹地理学意义基础之上的一种哲学的抽象、一种美学的创构。当把文学作品最终还原到地域文化层面时,韩伟认为,《最后一个匈奴》“以一种诗意的浪漫的方式,书写了四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沉浮,勾勒出陕北一个世纪的历史风貌。这为我们了解陕北,研究陕北历史文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写作的视角”(《高建群小说创作论》);王宝伟认为,《大平原》“描写了渭河平原上高村半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和高村人的生命走向,尤其是高氏家族三代人所经历的世事变幻和命运沉浮”(《地域文化视野下的高建群小说创作研究》);杨梅霞认为,《大平原》“通过高氏家族的典型经历写出了中国大地上农人的生存史,亦是对农耕文化百年历史的一次记录”(《多种文化背景下的高建群小说创作》)。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对于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对于“作家地理”的粗浅认识。文学毕竟不同于“地方志”,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地域文化的书写和再现。
二、“作家地理”的具体表现
在高建群的作品中,有一个属于“作家地理”的概念,超越了具体的地理所指,而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地理哲学意识”。这一概念就是在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北方”一词。作为意象的“北方”以事实上的地理方位为基础,但在哲学、美学的意义上又远超于此。正是借助这一概念,高建群就从一个地域文化的再现者,变身成为艺术世界的创造者——他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北方”,正如福克纳创造了“井底之蛙县”,哈代创造了“德比郡”。
高建群《大刈镰》的题词是:“挥动大刈镰,我在北方收割思想。我将这收割打包,慷慨地献给人类!”而“我在北方收割思想”这句话正是高建群一部散文集的名字。其早期作品《愁容骑士》中就出现了“北方忧郁”的概念:“谁的一生,如果到过北方,并且有幸与一匹马为伴,那么,自此以后,不论他居家哪里,工作如何,他的身体停止颠簸了,他的思想,将仍然颠簸不停。他会染上一种奇怪的病症,这种病叫北方忧郁……”《高建群诗选》中有一篇名为《关于北方的沉思》的诗歌,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他对于“北方”的感受和思考。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看见北斗七星,正君临我们头上/今天早晨,我凭栏远望/看见吉祥云彩,正偏集西北方向/于是,我偷偷地哭了/我感受到了我们居住的北方/它的神秘,它的奇异,它的魔幻/它的诗一般梦一般的力量”;“我的北方是古老的/从祖国最北方的那根界桩起/我走着,像读一部民族兴衰史/一直读到与南方的接壤”;“诗歌太贫乏了,应当用一曲交响乐/来表现北方的博大和雄壮/表现这大自然奇特的一隅/表现这可知的和不可知的北方”;“北方人的性格,正在这冷与热的交替中/象淬火的生铁,变得异样的刚强”;“北方啊,我亲爱的北方/我们在你怀里出生,又在你怀里死亡/假如有一天离你而出走/你会用北斗星夜夜为我导航”。散文集《你我皆有来历》更是用“向北方三叩首”这样的句子,作为第一辑的标题……相信不用再多举例了,在高建群的文学作品中,几十年如一日地强调着一个概念——北方。
三、北方的“忧郁”
总体而言,高建群笔下的“北方”是忧郁之地。这种“北方忧郁”在其作品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英雄的受难
高建群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情结,是喜欢塑造英雄人物、又善于塑造英雄人物的作家,其作品塑造了大量英雄人物,如《遥远的白房子》中的马镰刀、《雕像》中的女英雄兰贞子、《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作新、《六六镇》中的张家山以及《统万城》中的赫连勃勃和鸠摩罗什等。但同时,这些光辉的英雄主角无一例外又都是受难者的形象,具有强烈的悲剧彩色甚至荒诞意味。这是典型的“北方的英雄”“北方的人物”。
(二)胡羯之血的没落
以早期的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为标志,直到后来的《统万城》以及《我的菩提树》等作品,高建群在书里书外形成了一种“匈奴情结”,甚至在生活中都以“长安匈奴”自称。曾经在北方不可一世的匈奴最后却神秘地消失在欧亚大陆的茫茫历史、滚滚黄沙之中。这让生活在现代城市文明中的作者和读者都有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和对于当下胡羯之血、匈奴精神没落的惆怅。
(三)故乡的消亡
从《最后一个匈奴》开始,高建群的作品似乎已经具备了某种挽歌的性质——“我把每一件作品都当作写给人类的遗嘱”。《最后的民间》《最后一次远行》,《大平原》《大刈镰》《我的菩提树》等都诉说着一个种族、一种精神、一个时代……总之,这是一种精神家园、一种“审美乌托邦”的消亡。高建群的大部分创作,都带有挽歌的性质,由此也具备了某些悲怆和忧郁的气质。
(四)饥饿和苦难书写
中国的北方是多灾多难的北方,这在高建群的作品中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描写。例如,《大平原》的叙事主要是饥饿叙事:从花园口像蝗虫一样蜂拥而来的逃难人群中,有一个饥饿的小姑娘叫顾兰子,她因为饥饿而抢夺高二馒头的事件也必将成为文学作品中描写“饥饿”的经典场景之一。在高建群大部分的作品中,北方之地都是“豪迈的、不安生的、富有牺牲精神的”,但同时也是“荒凉的、贫瘠的、苍白的”,北方就是一片忧郁之地。
四、结语
对于高建群来说,从新疆边陲到陕北高原,再到渭河平原,从诗歌到小说,再到散文,从作家的青年直到老年,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关于北方的书写。高建群以深广的悲悯情怀、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和充盈着诗意的笔调,为读者建构起一个关于中国北方的“作家地理”。這一“作家地理”立足于大西北的地理方位,但又成为一种美学和艺术建构,自足为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基金课题: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研专项“当代陕西文学中的乡村形象及其表征意义”(项目编号:17JK1175)、延安大学创新学院科研培育项目“陕西文学中城乡二元对立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17XJKY-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冠华(1980-),男,河南扶沟人,硕士,讲师,高建群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批评。
一、所谓“作家地理”
高建群曾提出“作家地理”的概念:“这几年,我在创作中的许多思考和归纳,用现成的文学理论都不能予以指导和解释,于是脑子里陡然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地理哲学意识。比如《白房子》中那个我生活过5年的白房子;我的长篇小说《穿越绝地》中的我呆了13天的‘死亡之海’罗布泊;我的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中的陕北高原。我觉得除了赋予这些地方以理论家所解释出的文学含义外,它还是地理的,而地理的哲学意识甚至是支撑思考、支撑一本书的主要框架……‘作家地理’是个有些奇怪的名词组合,我给它下的定义是:一本作家个人化了的地理图书。再展开来说,就是写作者独特视角中的地球一隅,写作者主观意识下的第二自然。再要打个比方,可以举出福克纳笔下的那一张邮票大的地方——井底之蛙县;哈代笔下的英国德比郡,等等。”(此处说法不尽准确,福克纳笔下的“井底之蛙县”,公认的说法为“约克纳帕塔法”。而哈代笔下的地理背景为“威塞克斯”,而非“德比郡”。但考虑到并不影响本文观点,下文仍以高建群的说法为准)
无论如何,这种“哲学意识”,这种“框架”,福克纳笔下的“井底之蛙县”和哈代笔下的“英国德比郡”,都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个“地理概念”,作为“作家地理”,它是“写作者主观意识下的第二自然”。它不能是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新疆白房子、陕北高原或渭河平原,它应该是在纯粹地理学意义基础之上的一种哲学的抽象、一种美学的创构。当把文学作品最终还原到地域文化层面时,韩伟认为,《最后一个匈奴》“以一种诗意的浪漫的方式,书写了四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沉浮,勾勒出陕北一个世纪的历史风貌。这为我们了解陕北,研究陕北历史文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写作的视角”(《高建群小说创作论》);王宝伟认为,《大平原》“描写了渭河平原上高村半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和高村人的生命走向,尤其是高氏家族三代人所经历的世事变幻和命运沉浮”(《地域文化视野下的高建群小说创作研究》);杨梅霞认为,《大平原》“通过高氏家族的典型经历写出了中国大地上农人的生存史,亦是对农耕文化百年历史的一次记录”(《多种文化背景下的高建群小说创作》)。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对于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对于“作家地理”的粗浅认识。文学毕竟不同于“地方志”,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地域文化的书写和再现。
二、“作家地理”的具体表现
在高建群的作品中,有一个属于“作家地理”的概念,超越了具体的地理所指,而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地理哲学意识”。这一概念就是在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北方”一词。作为意象的“北方”以事实上的地理方位为基础,但在哲学、美学的意义上又远超于此。正是借助这一概念,高建群就从一个地域文化的再现者,变身成为艺术世界的创造者——他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北方”,正如福克纳创造了“井底之蛙县”,哈代创造了“德比郡”。
高建群《大刈镰》的题词是:“挥动大刈镰,我在北方收割思想。我将这收割打包,慷慨地献给人类!”而“我在北方收割思想”这句话正是高建群一部散文集的名字。其早期作品《愁容骑士》中就出现了“北方忧郁”的概念:“谁的一生,如果到过北方,并且有幸与一匹马为伴,那么,自此以后,不论他居家哪里,工作如何,他的身体停止颠簸了,他的思想,将仍然颠簸不停。他会染上一种奇怪的病症,这种病叫北方忧郁……”《高建群诗选》中有一篇名为《关于北方的沉思》的诗歌,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他对于“北方”的感受和思考。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看见北斗七星,正君临我们头上/今天早晨,我凭栏远望/看见吉祥云彩,正偏集西北方向/于是,我偷偷地哭了/我感受到了我们居住的北方/它的神秘,它的奇异,它的魔幻/它的诗一般梦一般的力量”;“我的北方是古老的/从祖国最北方的那根界桩起/我走着,像读一部民族兴衰史/一直读到与南方的接壤”;“诗歌太贫乏了,应当用一曲交响乐/来表现北方的博大和雄壮/表现这大自然奇特的一隅/表现这可知的和不可知的北方”;“北方人的性格,正在这冷与热的交替中/象淬火的生铁,变得异样的刚强”;“北方啊,我亲爱的北方/我们在你怀里出生,又在你怀里死亡/假如有一天离你而出走/你会用北斗星夜夜为我导航”。散文集《你我皆有来历》更是用“向北方三叩首”这样的句子,作为第一辑的标题……相信不用再多举例了,在高建群的文学作品中,几十年如一日地强调着一个概念——北方。
三、北方的“忧郁”
总体而言,高建群笔下的“北方”是忧郁之地。这种“北方忧郁”在其作品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英雄的受难
高建群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情结,是喜欢塑造英雄人物、又善于塑造英雄人物的作家,其作品塑造了大量英雄人物,如《遥远的白房子》中的马镰刀、《雕像》中的女英雄兰贞子、《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作新、《六六镇》中的张家山以及《统万城》中的赫连勃勃和鸠摩罗什等。但同时,这些光辉的英雄主角无一例外又都是受难者的形象,具有强烈的悲剧彩色甚至荒诞意味。这是典型的“北方的英雄”“北方的人物”。
(二)胡羯之血的没落
以早期的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为标志,直到后来的《统万城》以及《我的菩提树》等作品,高建群在书里书外形成了一种“匈奴情结”,甚至在生活中都以“长安匈奴”自称。曾经在北方不可一世的匈奴最后却神秘地消失在欧亚大陆的茫茫历史、滚滚黄沙之中。这让生活在现代城市文明中的作者和读者都有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和对于当下胡羯之血、匈奴精神没落的惆怅。
(三)故乡的消亡
从《最后一个匈奴》开始,高建群的作品似乎已经具备了某种挽歌的性质——“我把每一件作品都当作写给人类的遗嘱”。《最后的民间》《最后一次远行》,《大平原》《大刈镰》《我的菩提树》等都诉说着一个种族、一种精神、一个时代……总之,这是一种精神家园、一种“审美乌托邦”的消亡。高建群的大部分创作,都带有挽歌的性质,由此也具备了某些悲怆和忧郁的气质。
(四)饥饿和苦难书写
中国的北方是多灾多难的北方,这在高建群的作品中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描写。例如,《大平原》的叙事主要是饥饿叙事:从花园口像蝗虫一样蜂拥而来的逃难人群中,有一个饥饿的小姑娘叫顾兰子,她因为饥饿而抢夺高二馒头的事件也必将成为文学作品中描写“饥饿”的经典场景之一。在高建群大部分的作品中,北方之地都是“豪迈的、不安生的、富有牺牲精神的”,但同时也是“荒凉的、贫瘠的、苍白的”,北方就是一片忧郁之地。
四、结语
对于高建群来说,从新疆边陲到陕北高原,再到渭河平原,从诗歌到小说,再到散文,从作家的青年直到老年,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关于北方的书写。高建群以深广的悲悯情怀、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和充盈着诗意的笔调,为读者建构起一个关于中国北方的“作家地理”。這一“作家地理”立足于大西北的地理方位,但又成为一种美学和艺术建构,自足为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基金课题: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研专项“当代陕西文学中的乡村形象及其表征意义”(项目编号:17JK1175)、延安大学创新学院科研培育项目“陕西文学中城乡二元对立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17XJKY-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冠华(1980-),男,河南扶沟人,硕士,讲师,高建群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批评。